奥威尔在《巴黎伦敦落魄记》中记录了他在巴黎和伦敦这两个城市体验贫民生活的场景。20世纪30年代初，这两个城市都是世界上最有魅力的首都。
　　在巴黎，奥威尔是一家涉外酒店的洗碗工。那個宾馆专门接待美国人，是当时巴黎最好的宾馆之一。宾馆雇佣了100多名员工，这些工人都是底层人，每天工作13小时，几乎把人的体力榨得干干净净。作为洗碗工，奥威尔看到的场景很糟糕，老鼠横行，卫生状况堪忧，在那些外宾享受服务的背后，是一个悲惨的世界。
　　这种劳动他无法坚持太久，于是就回到了伦敦。在伦敦，他成了一个流浪汉，在伦敦不同的收容所体验生活。这种生活当然更糟糕，政府虽然提供了基本的饮食和住宿的地方，却毫无尊严感可言，只能算勉强维持生命。当然，收容所也有很多黑幕，比如管理人员的贪污和对流浪汉的虐待。
　　这就是那时巴黎和伦敦这两个城市底层的状况。在巴黎，奥威尔发现的是底层的苦难和活力，而在伦敦，则是政府在救济方面的不足。这其实正好是一个城市的两个方面：如何保持城市的活力，同时又兼顾到基本的公平？在当时，这两个城市已经代表了世界的最佳水平，但是很显然这还是不够的。
　　巴黎和伦敦是两个成长方式不同的城市。伦敦的城市发展有点像摊大饼，新涌入的居民不断在外围扩散，构建了一个广大的城乡结合部，而巴黎则是通过内部的重构，不断叠加人口，不同阶层的人口居住在不同的区域。但是，这两个城市有一点倒是共同的，大体上来说，它们都是自然生长的，城市的调整非常缓慢，但是却体现了某种包容性。
　　奥威尔记录的只是二战前的状况，那时的城市还非常糟糕。比如，那时英国的工人阶级还比较苦，挖煤的工人挣得钱很少，但是已经开始有了自己的闲暇，能看足球比赛。如果我们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到了21世纪初，这两个城市都取得了很大进步。伦敦和巴黎的本地人，都不用再自己去从事那些最低层最艰苦的工作了。
　　这部分活路，由那些来自东欧和全球各地的新移民来代劳。英国还需要农民工，但是摘草莓的，是来自乌克兰的女孩。这些外来务工人员的生活水平，也比30年代的英国本土农民要高很多，但是，他们依然是底层。在机器人技术取得突飞猛进之前，一个城市恐怕还是离不开那些底层工人的付出。
　　不过，对巴黎和伦敦的本地人来说，他们的福利已经大大改观，拥有了更多的闲暇，即使失业，也比世界上很多地区的人们生活得要好。这就是大历史的视角，尽管短期来看非常缓慢，但是放在一个较长的时间段来考察，却也是一种巨变。城市就是这样。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巴黎和伦敦也不是。那些伟大的城市，都是在自己的传统中慢慢演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