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内容提要：进入新世纪以来，有的当代都市小说创作主体聚焦各级公务员形象的塑造。公务员形象的塑造一定程度上旨在表现“为政以德”的都市小说的叙事主题以及创作主体对德之内涵的思考。周梅森的长篇小说《我主沉浮》与蒋子龙的长篇小说《人气》等新世纪都市小说，无不具有浓重的批判现实主义底色，反映出当代都市小说创作主体深厚的民本思想与人文主义情怀。
关键词：新世纪 都市小说 为政以德 叙事主题
清官与好官一直是传统民间社会对官员的一种期盼与赞美，而普通民众的期盼与愿望，往往在传统文艺里得以直接或间接地呈现，如《灰阑记》《陈州粜米》《施公案》等等，其间民间社会蕴涵着对官德的美好希冀与内在要求。现代社会亦然，黎民百姓普罗大众依然具有极为朴素的愿望即能够有清官好官关心照拂他们的现实生存，纾解他们的困厄;与普通民众相比具有现代思想意识的都市小说作家更为关注官员的德性与德行，因为这不仅关乎社会的发展进步，也关乎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即使就其理性判断而言，法治应是更为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方式。因此，中国社会进入新世纪以来，当代都市小说作家较为关注为政者形象的塑造。如在周梅森的《我主沉浮》、蒋子龙的《人气》等所谓的官场小说作品中，既塑造了封疆大吏、地市主官，又刻画了部门机关公务员形象。众所周知，官员也是社会诸阶层之一分子。如果不带偏见的话，官场小说也属于社会小说之一种。作品并不以其题材作为判断其深刻与否的唯一条件。优秀的官场小说，虽然聚焦官场;但又不仅仅写官场，创作主体还是能够将笔触辐射到整个社会。虽然塑造的主要人物形象是“官人”——各级官吏或曰公务员，但这类形象亦可塑造得很深刻很有意味。因为官（职）场也是透视人性的重要平台，各类各级官员或曰公务员身上亦具备极其复杂而深刻的人性。当然，塑造这类形象，往往离不开对其德行与德性的表现与观照。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在中国现代社会语境下，所有的公务员都应该自觉具备公仆意识，由衷地体认并践行人民的勤务员的理念;要清醒地意识到无论权力大小，都是由人民所赋予，必须为人民服务。纵观进入新千年的所谓官场小说，其所塑造的“官人”可以笼统地分为三类：位高权重者，主政一省的封疆大吏;握有实权，影响一方的地市级主官;有位无权，效力于各类各级职能部门的机关公务员。这三类公务员在包括都市小说作家在内的广大民众的价值序列和系统中，通常会有如下的要求：第一类，须有胸怀、格局大、有境界，须知发展是硬道理;第二类，须有站位，有良知、知责任、有担当;第三类，具有奉献精神、服务意识、兢兢业业恪尽职守。总体而言，无论是哪一类，都应该明德修身、敬业爱岗、克己奉公、知荣辱、明进退。“为政以德”，是中国传统社会对各级官员的要求，这一准则在现代社会同样适用。
“为政以德”之中“德”之内涵不仅仅是伦理道德之谓，还应该有更为丰富的内涵意蕴。宋代的吕本中曾经提醒着意仕进之人：“惟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明辨是非，实事求是，清正廉洁大公无私，慎独自省。须时刻以清人张伯行所言：“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宽一分，民受赐不止一分;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谁云交际之常，廉耻实伤;倘非不义之财，此物何来？”而自警;民本情怀，视民众疾苦为自身的痛苦，具有同情心同理心，“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間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郑燮）凡此种种，均为有德之表现。中国自古对为政者有所谓德才兼备的要求，积极进取奋发有为，所谓“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或曰德因才而显。在现代社会中，德才兼备同样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都市小说创作主体当然希望各级公务员能够德才兼备，但现实生活中，作为个体主体的人面临的社会的、文化的处境比较复杂，加之自身人性的复杂，就造成了才德失衡问题。有的人有才未必有德，有的人有德未必有才;人们对公务员事功与德行的评价也存在不一致的问题，居功至伟的卓越者贡献巨大，未必有口皆碑;尸位素餐的平庸者毫无建树，也可能好评如潮。都市小说创作主体充分意识到了问题的复杂性，因此，在他们的笔下既有真正德才兼备的公务员，也不乏有才无德的腐败者。
周梅森的长篇小说《我主沉浮》聚焦公务员职场特定社会群落，旨在反思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都市社会由“而立之年”向“不惑之年”行进过程中所产生的困惑与存在的问题以及由此带来的深层矛盾，其间涉及对省部级封疆大吏和地市主官为政之德的深层拷问。这一主题通过小说中所塑造的两类领导干部形象得以呈现。小说中的省委书记与省长均为从基层打拼走向高阶领导地位的省部级领导者。他们都曾做过乡党委书记，都是因为成就卓著表现卓越而从地级市干部队伍中提拔擢升起来，堪称韩非子所谓“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行伍”精神的当代显现。两人共同担忧一个突出问题：全省经济发展不平衡。由此，两人酝酿如何整合全省经济布局以及与之紧密相联系的人事布局。改革开放对于当代中国社会而言，由于缺乏经验，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这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与必然性;与此同时，也应该看到所导致的历史理性与道德伦理二律悖反的诸多深层矛盾。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之中，为官者，尤其是封疆大吏——执掌一省之政治经济的省部级官员，为官做事者当然有之，但亦存在不思进取为官谋人者。面对汹涌澎湃波诡云谲的商海、面对日趋活跃的金融市场，股市中的“K线”“要约”、资本的运作，省地市各级行政主官又有多少人能够谙熟不爽？其实，与其说投机者钻了制度的漏洞与法律的空子，不如说，制度与法律的制定者应该更高明，监管者应该比被监管者更聪明睿智、更有策略与办法，而不是等到问题成堆，简单地归咎于“摸着石头过河”。一次可以找到“替罪羊”，两次可以找到代为受过者，第三次就不好再推诿，或者说第三次板子应该打在监管者身上了。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经济发展需要既懂宏观经济学，又了解微观经济运作，同时还需要具备国际化视野，尤其是了解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及资本运作的省部级高级公务员作为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执行者。小说中由基层乡镇和地市逐级提升上来的省长赵安邦颇具实干家本色。在发展地方经济方面，他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能够创新思维，敢闯敢干;而且做事为先，大刀阔斧、大步跨越。主政一省之后，虽然在情感方面他或许偏向自己曾经工作过的地区，但他还颇具大局观，因为毕竟是一省之长。他深知全省“一盘棋”，更希望能够把“跛足巨人”改造成南北均衡发展的货真价实的真巨人。既然实干家出身，他当然欣赏富有开拓精神和实干精神的干部。小说中省委书记和省长面临着选人用人的问题，这既是对下属的考验，亦是对两位省部级领导干部的考验。老部下、老同事、老熟人，是干部提拔重用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人际关系，搁置争议带病提拔还是看主流看主要方面，是任人唯贤还是任人唯亲，是五湖四海还是小圈子，是看重事功还是着眼人情;下属在面临提拔重用的关键时刻也常常会跑官要官，如何区别辨析能者与庸者，……凡此种种，均为对领导干部的重大考验。用好干部，带好干部队伍，对领导者和事业的发展极其重要。用好干部的前提，是先要选好干部。选好干部，才能够做到用好干部。选好用好干部，会令一潭死水顿时变得波翻浪涌，会使万马齐喑变得万马奔腾。用谁不用谁，可谓至为关键，因为这关系着一个地级市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因此，要选对人，用好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但同时也要考虑到德才兼备，有才无德，不知敬畏，胡作乱为，将酿大祸;有德无才，束手无策，停滞不前，工作会毫无起色，事业难以获得发展。小说中赵安邦曾经的爱将钱惠人，本身是个干才，他最初还能够做到廉洁奉公;但当他发现仕途受阻之后，想法却发生了变化。或者说他没有能够压制住内心的贪欲，成为贪欲的俘虏。这一点他身边的人崔小柔对他的认识是准确的，即钱惠人下水是迟早的事情。因此，小说中的钱惠人是个有才无德的典型。 蒋子龙的长篇小说《人气》乍一看似乎表现的是暴力拆迁问题，但读完之后却发现，此“拆迁”却并非彼“拆迁”。现实生活中，暴力拆迁往往是大多数房地产企业的商业行为的一个必然的关联行为，但《人气》中的拆迁却是梨城市政府主导的行为——不仅仅单纯以盈利为目的，而是为使曾经为国民经济建设出过力、流过汗，奉献了青春和子孙的产业工人改善极其简陋而且恶劣的生活条件。小说集中笔墨表现了梨城市的前世今生，梨城官场、商场各色人等围绕城市拆建过程中的“倾情出演”，其间折射出良知与狡诈、廉明与贪腐、矜持与生猛、单纯与无赖、崇高与卑下、天真与恶滥的人性，痴恋与滥情的情场。官场中人，有的虽然出身并不高贵，但为官有德;有的虽然出身不俗，但既无为人之德，又无无干事之才。而短于做事的后者偏偏长于算计，独擅权术的他们，不但人格低下，而且利欲熏心。这更令希望有所作为的前者之处境更加艰困。
公平正义既是建构人类理想社会的重要伦理原则，又是衡量一个社会的运转是否符合人类美好理想的社会预期的重要标尺。公平正义，对社会共同体和谐关系的建构和个体主体健全健康人格的形成，均会产生良性的促进作用。就社会共同体角度而言，社会中能够看到公平正义的身影，才能够令民众心生安全感;换言之，公平正义的社会，安定和谐，尤其是如果确实能够做到社会发展文明进步的成果共享，那么会令民众感到整个社会有希望有奔头。因为，当他们自身权利和幸福如果受到非法侵犯，他们是有望得到纠正或补偿。从个体主体的角度来看，公平正义是社会普罗大众保持生活勇气和希望的重要依凭。公平正义机制如果能够完备并做到高效运转，则有利于保障个体主主体的权利自由和幸福的获致。社会大众其实并不恐惧或排斥社会竞争，只是担心竞争有可能在不公平的状态下进行。同时，如果正义得不到伸张，民众就会感到无望，就会对社会产生隔膜甚至仇视和反社会情绪。因此，对于一个社会来说，需要公平正义如同一个人需要空气和水一样。有了公平正义，社会才会稳定和谐，才有可能充满希望与祥和。公平是对不公而言，正义是对不义而论。不公往往是由于社会及其权力机构或握有权力的集团（个体）不能平等地一视同仁地对待与处理群体主体或每个个体主体的合理诉求。之所以不能如此，或者因为客观上保障公平正义有效实施的机制不健全，或者因整个社会或某些个体把人分为三六九等，不同等级的人拥有不同的权利，享受不同的待遇。总之，不公不义就体现在社会或拥有权力的集团（个体）在处理关涉个体主体或某些社会阶层（群体）的权利、自由与幸福或利益时不能予以公平地对待或公正地解决。不公不义是造成社会动荡、法治腐败、道德沦丧、人性异化的重要诱因，不公不义小则伤及个体主体的权利、自由、幸福乃至生命;大则对整个社会产生不良影响。更为令人忧惧的深刻影响，便是整个社会诚信体系的崩溃和价值体系的崩盘。作为现代公务员，尤其是高级公务员，当然了解公平正义的重要。因此，他们也主张公平正义，反对不公不义。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些说辞每每腾跃于某些未能履职尽责公务员之口，常常是口惠而实难至。因此，会出现极具讽刺性的尴尬结果，挂在嘴上、写在纸上，贴在墙上，就是不会记在心上，落到实处就更加有难度。不仅如此，而且还可能会找到各种的理由和藉口为自己开脱;社会大众已经司空见惯，不以为怪了;但社会大众往往都是善良的，既然能够将本属他们的东西完璧归赵悉数返还，那么，他们会记住归还者的好，凤毛麟角因其稀见而备受人们的珍视;多行不义必自毙，既是人们对不义者为非作歹言行的规律性的总结，亦系民间社会对不公者不义者的无可如何的诅咒。
20世纪50—80年代中国产业工人曾经是国家经济建设的主力军，也曾经为国家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不仅将宝贵的青春献给了建国初期火热的经济建设，有的甚至还因公致残。他们曾是时代的骄子，有的人还被选为劳模。他们接受的是劳动者最光荣，以厂为家、先公后私舍小家顾大家的集体主义思想教育。大部分产业工人具备牺牲个人利益顾全大局的观念，为国家分忧为社会纾困的高尚的道德情操。当年国家也未曾忽视产业工人的福利，彼时遍地开花的“工人新村”的出现也曾是时代进步、产业工人社会地位提升的重要标志。产业工人有了国家所提供的栖身之所，也是他们主人翁地位的体现。这些产业工人大部分出生于1930年40年代，可以說是为中国的经济社会建设奉献热血和青春的两代人，到他们退休的年龄本应该安度晚年，但却遭遇了企业的改制。优化组合效益优先的现代化企业改制，令他们茫然失措。由于年龄、学历与能力已经很难适应企业转型的要求，他们不得不转岗、下岗、待岗与内退，这令其感到了空前的失落;当被视为包袱与负担从企业中推向了社会，他们的内心更是产生了极大的心理落差。另外，由于当时“工人新村”的建筑选址，缺乏统一整体的规划，应急之举而非长远之计，大多考虑就近的原则;同时，消防等基础设施建设并不具备，一定程度上属于过渡时代的产物，这都为后来埋下了隐患。加之当时建设的匆忙仓促，有些工人新村往往选址在地势的低洼之地，带来的后果就是，“旱了是蒸笼，下雨就泡汤”。随着时代的演进，人口的增加，人口密度加大，原本的“新村”越发变得拥挤狭仄。当年产业工人引以为傲的工人新村，成了脏乱差治安问题突出的棚户区。特别是随着当代都市房地产业的迅猛发展，大多数市民阶层的居住条件获得了极大的改善，棚户区糟糕的居住条件与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愈发显得不堪。
小说中的卢定安是具有朴素的民本情怀和公平正义之心的平民市长。在一定时期内，退休产业工人聚居地“工人新村”成为被遗忘的角落。面对产业工人的生存窘状，他本来完全可以像同样工人出身的区长袁辉一样采取选择性失明，甚至采取自欺欺人的虚无主义。但他对生活在棚户区的产业工人充满了同情，即使他位居市长高位，但他还依然十分敬重师傅简玉朴。他本来可以当个太平市长，无事官身轻，但他依然葆有做人的良知。他觉得应该让普通民众也能够共享社会进步的成果，只有如此才能够实现公平正义。因此，他排除一切艰难困苦，要让有功于社会的退休的产业工人能够改善居住条件，颐养天年。为此，他不管不顾拼上一切，即使在决定是否能够升迁的关键时刻。面对诬陷其清白的所谓“十问市长”“让卢定安下来，使梨城市上去”的这样峻急时刻，他依然毫不退缩。他对简业修说：“‘也许他们还不了解我这个人的脾气，像这样的大事我下决心不容易，一旦决定了想让我打退堂鼓也不容易’”。他是个真正心中装着百姓黎民的平民市长，当袁辉搞集资筹得的1亿元人民币被所谓的“港商”席卷而去之后，袁辉主张宣布破产自保，不愿承担应当承担的责任;但卢定安还是决定先归还小额资金的本金，这说明他内心尚能顾念底层市民的利益。他希望普通工人，尤其是曾经为国家经济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的老工人的居住条件能够获得改善。其内心深处除了做人的良知之外，还有就是对正义公平的追求。“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①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人送外号“欢喜佛”官场蹭蹬大半生的来明远，谋人不谋事;区长杜华正虽然人在住院，但除却“色疾”之外，他异常健康;他之所以选择住院，只是图个方便与享受，输高级营养液与年轻貌美的保健医生何月琴胡调滥情。 出身产业工人家庭的简业修是一个性格比较复杂的人。在他心中的女神夏尊秋眼里的简业修：“这个举止犷悍的小官儿出身平民，……他非常能干，在自己的领域纵横捭阖，顶天立地，却又不失下层人的朴厚和忠诚”。他亦是不忘本之人，他赞同卢定安改造梨城市棚户区的宏伟蓝图，即使明知其困难重重，而且极有可能会波折不断，麻烦缠身。在区城建局工作的他对市政建设尤其是梨城市的建筑比较感兴趣，但他又不单单是一般的兴趣或工作的原因，而是真的喜欢建筑，虽然有爱屋及乌之嫌——他崇拜喜爱甚至内心深深地爱上了他的导师梨城大学建筑系的博士生导师夏尊秋。简业修被算计身陷囹圄，遭受非人的折磨，但他坚信自己的清白，没有伸手，就绝不能低头;而且他还深知他的被人陷害，背后还可能有其他不可告人的目的。简业修是个只想做事又有着一定的情调的青年才俊，想成事又想葆有一份浪漫。他没有多大的官瘾，这也正是他跟妻子之间对很多问题看法迥異产生的重要原因。其实，是两人价值观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因此，观点很难达成一致。他只想着做事，升迁应该是顺带而做的事情;绝不强求，更不会买官要官。当然，他也绝不是所谓的“清流”做派，需要利用时势和关系之时，他也知道不能错失良机;但在他看来，这应该是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的事情;但即使如此，也绝不丧失良知，做有违良心之事。他跟市长卢定安之间的交往主要源于市长是自己父亲的徒弟，而且两人一直关系良好;并非是卢定安做了市长之后，他千方百计不计廉耻地主动贴上去，拍马溜须，希图加官进爵。简业修的为人处世之道，深为妻子不满。当然，他也不满妻子的官迷思想。“理是这个理，话也是几句好话，但是从妻子嘴里说出来就让简业修打心里不自在，女人过于看重丈夫的升迁，处处算计得太精，任何一个男人都受不了！”简业修摆脱厄运之后，决定放弃公职下海创业，但遭到了于敏真的强烈反对，“‘绝对不行，咱们家有我一个人下海就足够了，我负责挣钱，你好好地走你的仕途’”，而且还谈出了自己的理由，“‘男人一下海就容易学坏，这个家就保不住了。’”结果遭到了简业修的反对与抵制，他认为，“‘正因为我下海了，才知道海水的肮脏，海里的男人们都是什么德行。’”简业修的身上有着正与邪两个方面的特质，德行方面，总体而言是正多于邪。
以“为政以德”为叙事主题的新世纪都市小说创作主体多为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和社会担当的作家，每每不由自主地会发出谔谔之声，可谓“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他们颇具民本思想意识或者秉持民本主义情怀，其都市小说作品中蕴涵着创作主体强烈的介入社会生活的欲望。他们直面现实不回避现实社会中的种种矛盾和问题，并且勇于试图探究矛盾和问题所产生的深层动因。因此，他们会将批判的矛头直指导致矛盾与问题产生的人或事。他们面对社会的不公不义及种种弊端，绝不会选择沉默。他们不会像其他“聪明”的作家那样，选择性失明或者假装睡着。其实“聪明”的作家们亦像蒋子龙和周梅森一样富有超乎常人的敏锐的洞察力，不可能对种种社会问题无动于衷，他们甚至怒火中烧激愤难抑;但是基于理性的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他们宁愿将心头的怒气压制下去，甚至王顾左右而言他，最后成为“沉默的大多数”。以蒋子龙和周梅森为代表的新世纪都市小说创作主体不愿选择沉默，更不愿选择遇到问题“绕着走”或者闭起眼睛，或者关注风花雪月小情调小摆设;面对社会问题，他们以舍我其谁的姿态，秉笔直书，将现实社会中的丑陋肮脏与人性的卑鄙龌龊，摊开在阳光下，将蒙在假恶丑上的伪装统统撤掉，褫其华衮，露其败絮。他们之所以能够如此，主要源于其内心深厚的民本思想或民本主义情怀。
注释：
①[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上），包尔钢、何怀宏、廖申白译，京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17页。
（作者单位：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
[基金项目：本文系山东省社科规划研究重点项目“新世纪中国都市小说伦理叙事研究”（项目编号：21BZWJ01）阶段性成果。]
关键词：新世纪 都市小说 为政以德 叙事主题
清官与好官一直是传统民间社会对官员的一种期盼与赞美，而普通民众的期盼与愿望，往往在传统文艺里得以直接或间接地呈现，如《灰阑记》《陈州粜米》《施公案》等等，其间民间社会蕴涵着对官德的美好希冀与内在要求。现代社会亦然，黎民百姓普罗大众依然具有极为朴素的愿望即能够有清官好官关心照拂他们的现实生存，纾解他们的困厄;与普通民众相比具有现代思想意识的都市小说作家更为关注官员的德性与德行，因为这不仅关乎社会的发展进步，也关乎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即使就其理性判断而言，法治应是更为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方式。因此，中国社会进入新世纪以来，当代都市小说作家较为关注为政者形象的塑造。如在周梅森的《我主沉浮》、蒋子龙的《人气》等所谓的官场小说作品中，既塑造了封疆大吏、地市主官，又刻画了部门机关公务员形象。众所周知，官员也是社会诸阶层之一分子。如果不带偏见的话，官场小说也属于社会小说之一种。作品并不以其题材作为判断其深刻与否的唯一条件。优秀的官场小说，虽然聚焦官场;但又不仅仅写官场，创作主体还是能够将笔触辐射到整个社会。虽然塑造的主要人物形象是“官人”——各级官吏或曰公务员，但这类形象亦可塑造得很深刻很有意味。因为官（职）场也是透视人性的重要平台，各类各级官员或曰公务员身上亦具备极其复杂而深刻的人性。当然，塑造这类形象，往往离不开对其德行与德性的表现与观照。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在中国现代社会语境下，所有的公务员都应该自觉具备公仆意识，由衷地体认并践行人民的勤务员的理念;要清醒地意识到无论权力大小，都是由人民所赋予，必须为人民服务。纵观进入新千年的所谓官场小说，其所塑造的“官人”可以笼统地分为三类：位高权重者，主政一省的封疆大吏;握有实权，影响一方的地市级主官;有位无权，效力于各类各级职能部门的机关公务员。这三类公务员在包括都市小说作家在内的广大民众的价值序列和系统中，通常会有如下的要求：第一类，须有胸怀、格局大、有境界，须知发展是硬道理;第二类，须有站位，有良知、知责任、有担当;第三类，具有奉献精神、服务意识、兢兢业业恪尽职守。总体而言，无论是哪一类，都应该明德修身、敬业爱岗、克己奉公、知荣辱、明进退。“为政以德”，是中国传统社会对各级官员的要求，这一准则在现代社会同样适用。
“为政以德”之中“德”之内涵不仅仅是伦理道德之谓，还应该有更为丰富的内涵意蕴。宋代的吕本中曾经提醒着意仕进之人：“惟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明辨是非，实事求是，清正廉洁大公无私，慎独自省。须时刻以清人张伯行所言：“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宽一分，民受赐不止一分;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谁云交际之常，廉耻实伤;倘非不义之财，此物何来？”而自警;民本情怀，视民众疾苦为自身的痛苦，具有同情心同理心，“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間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郑燮）凡此种种，均为有德之表现。中国自古对为政者有所谓德才兼备的要求，积极进取奋发有为，所谓“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或曰德因才而显。在现代社会中，德才兼备同样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都市小说创作主体当然希望各级公务员能够德才兼备，但现实生活中，作为个体主体的人面临的社会的、文化的处境比较复杂，加之自身人性的复杂，就造成了才德失衡问题。有的人有才未必有德，有的人有德未必有才;人们对公务员事功与德行的评价也存在不一致的问题，居功至伟的卓越者贡献巨大，未必有口皆碑;尸位素餐的平庸者毫无建树，也可能好评如潮。都市小说创作主体充分意识到了问题的复杂性，因此，在他们的笔下既有真正德才兼备的公务员，也不乏有才无德的腐败者。
周梅森的长篇小说《我主沉浮》聚焦公务员职场特定社会群落，旨在反思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都市社会由“而立之年”向“不惑之年”行进过程中所产生的困惑与存在的问题以及由此带来的深层矛盾，其间涉及对省部级封疆大吏和地市主官为政之德的深层拷问。这一主题通过小说中所塑造的两类领导干部形象得以呈现。小说中的省委书记与省长均为从基层打拼走向高阶领导地位的省部级领导者。他们都曾做过乡党委书记，都是因为成就卓著表现卓越而从地级市干部队伍中提拔擢升起来，堪称韩非子所谓“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行伍”精神的当代显现。两人共同担忧一个突出问题：全省经济发展不平衡。由此，两人酝酿如何整合全省经济布局以及与之紧密相联系的人事布局。改革开放对于当代中国社会而言，由于缺乏经验，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这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与必然性;与此同时，也应该看到所导致的历史理性与道德伦理二律悖反的诸多深层矛盾。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之中，为官者，尤其是封疆大吏——执掌一省之政治经济的省部级官员，为官做事者当然有之，但亦存在不思进取为官谋人者。面对汹涌澎湃波诡云谲的商海、面对日趋活跃的金融市场，股市中的“K线”“要约”、资本的运作，省地市各级行政主官又有多少人能够谙熟不爽？其实，与其说投机者钻了制度的漏洞与法律的空子，不如说，制度与法律的制定者应该更高明，监管者应该比被监管者更聪明睿智、更有策略与办法，而不是等到问题成堆，简单地归咎于“摸着石头过河”。一次可以找到“替罪羊”，两次可以找到代为受过者，第三次就不好再推诿，或者说第三次板子应该打在监管者身上了。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经济发展需要既懂宏观经济学，又了解微观经济运作，同时还需要具备国际化视野，尤其是了解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及资本运作的省部级高级公务员作为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执行者。小说中由基层乡镇和地市逐级提升上来的省长赵安邦颇具实干家本色。在发展地方经济方面，他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能够创新思维，敢闯敢干;而且做事为先，大刀阔斧、大步跨越。主政一省之后，虽然在情感方面他或许偏向自己曾经工作过的地区，但他还颇具大局观，因为毕竟是一省之长。他深知全省“一盘棋”，更希望能够把“跛足巨人”改造成南北均衡发展的货真价实的真巨人。既然实干家出身，他当然欣赏富有开拓精神和实干精神的干部。小说中省委书记和省长面临着选人用人的问题，这既是对下属的考验，亦是对两位省部级领导干部的考验。老部下、老同事、老熟人，是干部提拔重用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人际关系，搁置争议带病提拔还是看主流看主要方面，是任人唯贤还是任人唯亲，是五湖四海还是小圈子，是看重事功还是着眼人情;下属在面临提拔重用的关键时刻也常常会跑官要官，如何区别辨析能者与庸者，……凡此种种，均为对领导干部的重大考验。用好干部，带好干部队伍，对领导者和事业的发展极其重要。用好干部的前提，是先要选好干部。选好干部，才能够做到用好干部。选好用好干部，会令一潭死水顿时变得波翻浪涌，会使万马齐喑变得万马奔腾。用谁不用谁，可谓至为关键，因为这关系着一个地级市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因此，要选对人，用好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但同时也要考虑到德才兼备，有才无德，不知敬畏，胡作乱为，将酿大祸;有德无才，束手无策，停滞不前，工作会毫无起色，事业难以获得发展。小说中赵安邦曾经的爱将钱惠人，本身是个干才，他最初还能够做到廉洁奉公;但当他发现仕途受阻之后，想法却发生了变化。或者说他没有能够压制住内心的贪欲，成为贪欲的俘虏。这一点他身边的人崔小柔对他的认识是准确的，即钱惠人下水是迟早的事情。因此，小说中的钱惠人是个有才无德的典型。 蒋子龙的长篇小说《人气》乍一看似乎表现的是暴力拆迁问题，但读完之后却发现，此“拆迁”却并非彼“拆迁”。现实生活中，暴力拆迁往往是大多数房地产企业的商业行为的一个必然的关联行为，但《人气》中的拆迁却是梨城市政府主导的行为——不仅仅单纯以盈利为目的，而是为使曾经为国民经济建设出过力、流过汗，奉献了青春和子孙的产业工人改善极其简陋而且恶劣的生活条件。小说集中笔墨表现了梨城市的前世今生，梨城官场、商场各色人等围绕城市拆建过程中的“倾情出演”，其间折射出良知与狡诈、廉明与贪腐、矜持与生猛、单纯与无赖、崇高与卑下、天真与恶滥的人性，痴恋与滥情的情场。官场中人，有的虽然出身并不高贵，但为官有德;有的虽然出身不俗，但既无为人之德，又无无干事之才。而短于做事的后者偏偏长于算计，独擅权术的他们，不但人格低下，而且利欲熏心。这更令希望有所作为的前者之处境更加艰困。
公平正义既是建构人类理想社会的重要伦理原则，又是衡量一个社会的运转是否符合人类美好理想的社会预期的重要标尺。公平正义，对社会共同体和谐关系的建构和个体主体健全健康人格的形成，均会产生良性的促进作用。就社会共同体角度而言，社会中能够看到公平正义的身影，才能够令民众心生安全感;换言之，公平正义的社会，安定和谐，尤其是如果确实能够做到社会发展文明进步的成果共享，那么会令民众感到整个社会有希望有奔头。因为，当他们自身权利和幸福如果受到非法侵犯，他们是有望得到纠正或补偿。从个体主体的角度来看，公平正义是社会普罗大众保持生活勇气和希望的重要依凭。公平正义机制如果能够完备并做到高效运转，则有利于保障个体主主体的权利自由和幸福的获致。社会大众其实并不恐惧或排斥社会竞争，只是担心竞争有可能在不公平的状态下进行。同时，如果正义得不到伸张，民众就会感到无望，就会对社会产生隔膜甚至仇视和反社会情绪。因此，对于一个社会来说，需要公平正义如同一个人需要空气和水一样。有了公平正义，社会才会稳定和谐，才有可能充满希望与祥和。公平是对不公而言，正义是对不义而论。不公往往是由于社会及其权力机构或握有权力的集团（个体）不能平等地一视同仁地对待与处理群体主体或每个个体主体的合理诉求。之所以不能如此，或者因为客观上保障公平正义有效实施的机制不健全，或者因整个社会或某些个体把人分为三六九等，不同等级的人拥有不同的权利，享受不同的待遇。总之，不公不义就体现在社会或拥有权力的集团（个体）在处理关涉个体主体或某些社会阶层（群体）的权利、自由与幸福或利益时不能予以公平地对待或公正地解决。不公不义是造成社会动荡、法治腐败、道德沦丧、人性异化的重要诱因，不公不义小则伤及个体主体的权利、自由、幸福乃至生命;大则对整个社会产生不良影响。更为令人忧惧的深刻影响，便是整个社会诚信体系的崩溃和价值体系的崩盘。作为现代公务员，尤其是高级公务员，当然了解公平正义的重要。因此，他们也主张公平正义，反对不公不义。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些说辞每每腾跃于某些未能履职尽责公务员之口，常常是口惠而实难至。因此，会出现极具讽刺性的尴尬结果，挂在嘴上、写在纸上，贴在墙上，就是不会记在心上，落到实处就更加有难度。不仅如此，而且还可能会找到各种的理由和藉口为自己开脱;社会大众已经司空见惯，不以为怪了;但社会大众往往都是善良的，既然能够将本属他们的东西完璧归赵悉数返还，那么，他们会记住归还者的好，凤毛麟角因其稀见而备受人们的珍视;多行不义必自毙，既是人们对不义者为非作歹言行的规律性的总结，亦系民间社会对不公者不义者的无可如何的诅咒。
20世纪50—80年代中国产业工人曾经是国家经济建设的主力军，也曾经为国家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不仅将宝贵的青春献给了建国初期火热的经济建设，有的甚至还因公致残。他们曾是时代的骄子，有的人还被选为劳模。他们接受的是劳动者最光荣，以厂为家、先公后私舍小家顾大家的集体主义思想教育。大部分产业工人具备牺牲个人利益顾全大局的观念，为国家分忧为社会纾困的高尚的道德情操。当年国家也未曾忽视产业工人的福利，彼时遍地开花的“工人新村”的出现也曾是时代进步、产业工人社会地位提升的重要标志。产业工人有了国家所提供的栖身之所，也是他们主人翁地位的体现。这些产业工人大部分出生于1930年40年代，可以說是为中国的经济社会建设奉献热血和青春的两代人，到他们退休的年龄本应该安度晚年，但却遭遇了企业的改制。优化组合效益优先的现代化企业改制，令他们茫然失措。由于年龄、学历与能力已经很难适应企业转型的要求，他们不得不转岗、下岗、待岗与内退，这令其感到了空前的失落;当被视为包袱与负担从企业中推向了社会，他们的内心更是产生了极大的心理落差。另外，由于当时“工人新村”的建筑选址，缺乏统一整体的规划，应急之举而非长远之计，大多考虑就近的原则;同时，消防等基础设施建设并不具备，一定程度上属于过渡时代的产物，这都为后来埋下了隐患。加之当时建设的匆忙仓促，有些工人新村往往选址在地势的低洼之地，带来的后果就是，“旱了是蒸笼，下雨就泡汤”。随着时代的演进，人口的增加，人口密度加大，原本的“新村”越发变得拥挤狭仄。当年产业工人引以为傲的工人新村，成了脏乱差治安问题突出的棚户区。特别是随着当代都市房地产业的迅猛发展，大多数市民阶层的居住条件获得了极大的改善，棚户区糟糕的居住条件与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愈发显得不堪。
小说中的卢定安是具有朴素的民本情怀和公平正义之心的平民市长。在一定时期内，退休产业工人聚居地“工人新村”成为被遗忘的角落。面对产业工人的生存窘状，他本来完全可以像同样工人出身的区长袁辉一样采取选择性失明，甚至采取自欺欺人的虚无主义。但他对生活在棚户区的产业工人充满了同情，即使他位居市长高位，但他还依然十分敬重师傅简玉朴。他本来可以当个太平市长，无事官身轻，但他依然葆有做人的良知。他觉得应该让普通民众也能够共享社会进步的成果，只有如此才能够实现公平正义。因此，他排除一切艰难困苦，要让有功于社会的退休的产业工人能够改善居住条件，颐养天年。为此，他不管不顾拼上一切，即使在决定是否能够升迁的关键时刻。面对诬陷其清白的所谓“十问市长”“让卢定安下来，使梨城市上去”的这样峻急时刻，他依然毫不退缩。他对简业修说：“‘也许他们还不了解我这个人的脾气，像这样的大事我下决心不容易，一旦决定了想让我打退堂鼓也不容易’”。他是个真正心中装着百姓黎民的平民市长，当袁辉搞集资筹得的1亿元人民币被所谓的“港商”席卷而去之后，袁辉主张宣布破产自保，不愿承担应当承担的责任;但卢定安还是决定先归还小额资金的本金，这说明他内心尚能顾念底层市民的利益。他希望普通工人，尤其是曾经为国家经济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的老工人的居住条件能够获得改善。其内心深处除了做人的良知之外，还有就是对正义公平的追求。“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①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人送外号“欢喜佛”官场蹭蹬大半生的来明远，谋人不谋事;区长杜华正虽然人在住院，但除却“色疾”之外，他异常健康;他之所以选择住院，只是图个方便与享受，输高级营养液与年轻貌美的保健医生何月琴胡调滥情。 出身产业工人家庭的简业修是一个性格比较复杂的人。在他心中的女神夏尊秋眼里的简业修：“这个举止犷悍的小官儿出身平民，……他非常能干，在自己的领域纵横捭阖，顶天立地，却又不失下层人的朴厚和忠诚”。他亦是不忘本之人，他赞同卢定安改造梨城市棚户区的宏伟蓝图，即使明知其困难重重，而且极有可能会波折不断，麻烦缠身。在区城建局工作的他对市政建设尤其是梨城市的建筑比较感兴趣，但他又不单单是一般的兴趣或工作的原因，而是真的喜欢建筑，虽然有爱屋及乌之嫌——他崇拜喜爱甚至内心深深地爱上了他的导师梨城大学建筑系的博士生导师夏尊秋。简业修被算计身陷囹圄，遭受非人的折磨，但他坚信自己的清白，没有伸手，就绝不能低头;而且他还深知他的被人陷害，背后还可能有其他不可告人的目的。简业修是个只想做事又有着一定的情调的青年才俊，想成事又想葆有一份浪漫。他没有多大的官瘾，这也正是他跟妻子之间对很多问题看法迥異产生的重要原因。其实，是两人价值观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因此，观点很难达成一致。他只想着做事，升迁应该是顺带而做的事情;绝不强求，更不会买官要官。当然，他也绝不是所谓的“清流”做派，需要利用时势和关系之时，他也知道不能错失良机;但在他看来，这应该是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的事情;但即使如此，也绝不丧失良知，做有违良心之事。他跟市长卢定安之间的交往主要源于市长是自己父亲的徒弟，而且两人一直关系良好;并非是卢定安做了市长之后，他千方百计不计廉耻地主动贴上去，拍马溜须，希图加官进爵。简业修的为人处世之道，深为妻子不满。当然，他也不满妻子的官迷思想。“理是这个理，话也是几句好话，但是从妻子嘴里说出来就让简业修打心里不自在，女人过于看重丈夫的升迁，处处算计得太精，任何一个男人都受不了！”简业修摆脱厄运之后，决定放弃公职下海创业，但遭到了于敏真的强烈反对，“‘绝对不行，咱们家有我一个人下海就足够了，我负责挣钱，你好好地走你的仕途’”，而且还谈出了自己的理由，“‘男人一下海就容易学坏，这个家就保不住了。’”结果遭到了简业修的反对与抵制，他认为，“‘正因为我下海了，才知道海水的肮脏，海里的男人们都是什么德行。’”简业修的身上有着正与邪两个方面的特质，德行方面，总体而言是正多于邪。
以“为政以德”为叙事主题的新世纪都市小说创作主体多为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和社会担当的作家，每每不由自主地会发出谔谔之声，可谓“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他们颇具民本思想意识或者秉持民本主义情怀，其都市小说作品中蕴涵着创作主体强烈的介入社会生活的欲望。他们直面现实不回避现实社会中的种种矛盾和问题，并且勇于试图探究矛盾和问题所产生的深层动因。因此，他们会将批判的矛头直指导致矛盾与问题产生的人或事。他们面对社会的不公不义及种种弊端，绝不会选择沉默。他们不会像其他“聪明”的作家那样，选择性失明或者假装睡着。其实“聪明”的作家们亦像蒋子龙和周梅森一样富有超乎常人的敏锐的洞察力，不可能对种种社会问题无动于衷，他们甚至怒火中烧激愤难抑;但是基于理性的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他们宁愿将心头的怒气压制下去，甚至王顾左右而言他，最后成为“沉默的大多数”。以蒋子龙和周梅森为代表的新世纪都市小说创作主体不愿选择沉默，更不愿选择遇到问题“绕着走”或者闭起眼睛，或者关注风花雪月小情调小摆设;面对社会问题，他们以舍我其谁的姿态，秉笔直书，将现实社会中的丑陋肮脏与人性的卑鄙龌龊，摊开在阳光下，将蒙在假恶丑上的伪装统统撤掉，褫其华衮，露其败絮。他们之所以能够如此，主要源于其内心深厚的民本思想或民本主义情怀。
注释：
①[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上），包尔钢、何怀宏、廖申白译，京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17页。
（作者单位：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
[基金项目：本文系山东省社科规划研究重点项目“新世纪中国都市小说伦理叙事研究”（项目编号：21BZWJ01）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