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前言
随着金融危机的继续深化和工业化国家并购活动的放缓，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流量出现大幅下降。跨国公司的投资不仅要考虑传统的要素成本、市场需求格局以及集聚经济效益，同时也更重视政府干预、经济稳定性以及法律是否完善等制度性因素。然而，纵观已有文献，却鲜有文献系统地从制度角度出发，采用面板数据的方法对吸引FDI的因素进行分析。本文试选取世界上吸引FDI较多的国家，采用面板数据的方法对影响FDI的因素进行分析，以丰富现有文献。
二、影响FDI的制度因素模型
借鉴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斯托鲍夫提出的国际投资经济环境评价方法中的因素划分方法，我们把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制度因素大体上分为六个方面：一是政府干预情况，主要包括国有企业数量、政府投资、外资限制和价格控制等；二是东道国的法律制度，主要包括东道国的法律系统完善程度和知识产权保护情况等；三是东道国的商业环境，主要包括经济稳定性以及劳动市场限制等制度性因素；四是东道国的贸易自由化水平，主要包括关税水平、关税变动幅度以及国际自由化贸易程度等；五是资本控制情况，主要包括国际资本控制和是否自由拥有外汇银行账号两个方面；六是政府的效率，主要包括政府的清廉程度和办事效率等。
本文设定的计量模型为：FDI=F(CV，HV)。
其中，FDI表示外商直接投资，CV是控制变量，HV是待检验的变量矩阵。
三、影响FDI的制度性因素实证检验：面板方法
(一)数据选取
在样本的选取上，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和代表性，本文选取的样本国家既有发达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其中，世界各国历年FDI来源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数据库，历年GDP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已换算成2000年不变价格指数的实际GDP。制度变量均来源于The Heritage Foundation的出版物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
(二)实证方法及结果分析
根据已有文献，在本文中我们采用豪斯曼检验来确定采用随机还是固定效应，根据检验结果来对各影响因素进行解释。
1.政府干预
首先，从所有模型的回归结果来看，市场规模(LNGDP)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市场规模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因素。另外，从模型1的回归结果来看，国有企业数量、政府投资(GEI)以及政府对外资的态度(FOR)也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而且符号与预期一致，说明国有企业数量和政府投资比重较大的国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而政府对外资的态度(FOR)的系数远远大于国有企业数量和政府投资(GEI)的系数，说明该指标对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如果想加大吸引外资的力度无疑要增加对外资的欢迎度。价格控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价格控制并不是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时重点考虑的因素。
2.法律环境
从模型2的回归结果来看，知识产权的保护程度(PPR)和法律系统是否完备(ILS)都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而且符号与我们的预期也不一致。这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解释：首先，跨国公司的研发创新往往都是在总部进行，东道国知识产权保护程度的强弱并不从根本上影响FDI的进入；其次，说明外商直接投资在区位选择的时候可能存在“制度无效率式的进入”。法律系统的不完善说明对私人财产保护的不完善，也就从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内私人企业的发展，从而造成了对国际FDI的依赖，造成法律系统不完善的国家反而吸引了较多的FDI。
3.商业环境
从模型3的回归结果来看，经济稳定性(SDI)与劳动市场限制(HFR)的系数估计值为负值，符号与预期一致，而且都通过了10％的显著性检验。这表明经济稳定性是影响外资流人的一个重要因素，经济运行越稳定越利于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而我国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保持稳定的增长速度，这从一个方面说明了我国FDI流入逐年加大的原因。另外，政府对劳动市场的限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企业运行的成本，限制了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
4.贸易自由化水平
从模型4的回归结果来看，关税因素(MTR)对FDI流入的影响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FDI在考虑区位选择的时候，关税相比于其他因素则稍显次要。关税差异(DTR)对FDI的影响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外商直接投资倾向于流向关税差异较大的国家。贸易自由化因素(FTI)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而且系数远远大于其他因素的系数，说明国家的自由化程度对吸引外资的影响远远大于其他因素。
5.资本控制
从模型5的回归结果来看，国际资本控制(ICC)和拥有外币银行账户的自由度(OFA)都将显著影响FDI的流人。其中，资本控制不严重国家更利于吸引更多外商直接投资。而拥有外汇银行账户的自由度高的国家意味着跨国公司可以较自由地在东道国进行投资，同时也意味着国内企业主可以较自由地对外进行投资，所以，外汇银行账户的限制对FDI的净影响取决于这两个因素的比较。
6.政府效率
从模型6的回归结果来看，外商直接投资倾向于官僚成本(BC)较低的国家，系数为0.168，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这与我们的预期一致。政府官僚化程度低，企业只需花费较少的时间和金钱处理与政府之间的事务，因此也就更容易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政府清廉程度(EP)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一方面说明外商直接投资在考虑区位选择时更多考虑的是东道国的经济环境和政府效率；另一方面也说明，政府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可能存在“制度性缺陷”，外商直接投资为了抢占更有利的市场，腐败很严重的国家可能更容易通过“灰色交易”方式来达到其目的。
四、结论
笔者通过28个国家2000—2006年的FDI面板数据，从东道国政府干预、法律环境、商业环境、贸易环境、资本控制和政府效率六个方面系统地分析了制度因素对FDI流向的影响。第一，从政府干预的角度来看，国有企业数量和政府投资对FDI有负的影响，而对外资的态度则具有很强的正向影响；第二，东道国的法律环境并不是影响FDI流入的关键因素；第三，经济稳定、对劳动市场限制较少的国家更容易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第四，从贸易环境来看，关税差异和自由化程度对FDI具有显著的影响，其中尤以自由化对FDI的影响最大；第五，国际资本控制和拥有外汇银行账户的自由度都将显著影响FDI的流向；最后政府官僚成本越低的国家越容易吸引外商直接投资。
随着金融危机的继续深化和工业化国家并购活动的放缓，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流量出现大幅下降。跨国公司的投资不仅要考虑传统的要素成本、市场需求格局以及集聚经济效益，同时也更重视政府干预、经济稳定性以及法律是否完善等制度性因素。然而，纵观已有文献，却鲜有文献系统地从制度角度出发，采用面板数据的方法对吸引FDI的因素进行分析。本文试选取世界上吸引FDI较多的国家，采用面板数据的方法对影响FDI的因素进行分析，以丰富现有文献。
二、影响FDI的制度因素模型
借鉴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斯托鲍夫提出的国际投资经济环境评价方法中的因素划分方法，我们把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制度因素大体上分为六个方面：一是政府干预情况，主要包括国有企业数量、政府投资、外资限制和价格控制等；二是东道国的法律制度，主要包括东道国的法律系统完善程度和知识产权保护情况等；三是东道国的商业环境，主要包括经济稳定性以及劳动市场限制等制度性因素；四是东道国的贸易自由化水平，主要包括关税水平、关税变动幅度以及国际自由化贸易程度等；五是资本控制情况，主要包括国际资本控制和是否自由拥有外汇银行账号两个方面；六是政府的效率，主要包括政府的清廉程度和办事效率等。
本文设定的计量模型为：FDI=F(CV，HV)。
其中，FDI表示外商直接投资，CV是控制变量，HV是待检验的变量矩阵。
三、影响FDI的制度性因素实证检验：面板方法
(一)数据选取
在样本的选取上，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和代表性，本文选取的样本国家既有发达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其中，世界各国历年FDI来源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数据库，历年GDP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已换算成2000年不变价格指数的实际GDP。制度变量均来源于The Heritage Foundation的出版物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
(二)实证方法及结果分析
根据已有文献，在本文中我们采用豪斯曼检验来确定采用随机还是固定效应，根据检验结果来对各影响因素进行解释。
1.政府干预
首先，从所有模型的回归结果来看，市场规模(LNGDP)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市场规模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因素。另外，从模型1的回归结果来看，国有企业数量、政府投资(GEI)以及政府对外资的态度(FOR)也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而且符号与预期一致，说明国有企业数量和政府投资比重较大的国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而政府对外资的态度(FOR)的系数远远大于国有企业数量和政府投资(GEI)的系数，说明该指标对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如果想加大吸引外资的力度无疑要增加对外资的欢迎度。价格控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价格控制并不是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时重点考虑的因素。
2.法律环境
从模型2的回归结果来看，知识产权的保护程度(PPR)和法律系统是否完备(ILS)都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而且符号与我们的预期也不一致。这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解释：首先，跨国公司的研发创新往往都是在总部进行，东道国知识产权保护程度的强弱并不从根本上影响FDI的进入；其次，说明外商直接投资在区位选择的时候可能存在“制度无效率式的进入”。法律系统的不完善说明对私人财产保护的不完善，也就从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内私人企业的发展，从而造成了对国际FDI的依赖，造成法律系统不完善的国家反而吸引了较多的FDI。
3.商业环境
从模型3的回归结果来看，经济稳定性(SDI)与劳动市场限制(HFR)的系数估计值为负值，符号与预期一致，而且都通过了10％的显著性检验。这表明经济稳定性是影响外资流人的一个重要因素，经济运行越稳定越利于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而我国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保持稳定的增长速度，这从一个方面说明了我国FDI流入逐年加大的原因。另外，政府对劳动市场的限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企业运行的成本，限制了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
4.贸易自由化水平
从模型4的回归结果来看，关税因素(MTR)对FDI流入的影响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FDI在考虑区位选择的时候，关税相比于其他因素则稍显次要。关税差异(DTR)对FDI的影响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外商直接投资倾向于流向关税差异较大的国家。贸易自由化因素(FTI)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而且系数远远大于其他因素的系数，说明国家的自由化程度对吸引外资的影响远远大于其他因素。
5.资本控制
从模型5的回归结果来看，国际资本控制(ICC)和拥有外币银行账户的自由度(OFA)都将显著影响FDI的流人。其中，资本控制不严重国家更利于吸引更多外商直接投资。而拥有外汇银行账户的自由度高的国家意味着跨国公司可以较自由地在东道国进行投资，同时也意味着国内企业主可以较自由地对外进行投资，所以，外汇银行账户的限制对FDI的净影响取决于这两个因素的比较。
6.政府效率
从模型6的回归结果来看，外商直接投资倾向于官僚成本(BC)较低的国家，系数为0.168，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这与我们的预期一致。政府官僚化程度低，企业只需花费较少的时间和金钱处理与政府之间的事务，因此也就更容易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政府清廉程度(EP)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一方面说明外商直接投资在考虑区位选择时更多考虑的是东道国的经济环境和政府效率；另一方面也说明，政府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可能存在“制度性缺陷”，外商直接投资为了抢占更有利的市场，腐败很严重的国家可能更容易通过“灰色交易”方式来达到其目的。
四、结论
笔者通过28个国家2000—2006年的FDI面板数据，从东道国政府干预、法律环境、商业环境、贸易环境、资本控制和政府效率六个方面系统地分析了制度因素对FDI流向的影响。第一，从政府干预的角度来看，国有企业数量和政府投资对FDI有负的影响，而对外资的态度则具有很强的正向影响；第二，东道国的法律环境并不是影响FDI流入的关键因素；第三，经济稳定、对劳动市场限制较少的国家更容易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第四，从贸易环境来看，关税差异和自由化程度对FDI具有显著的影响，其中尤以自由化对FDI的影响最大；第五，国际资本控制和拥有外汇银行账户的自由度都将显著影响FDI的流向；最后政府官僚成本越低的国家越容易吸引外商直接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