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上海这个引领中国房价飞涨的城市，又一名房地系统“要员”落马。自从曾在上海房地产市场呼风唤雨12载、被业界称作“土地爷”的前上海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第一副局长殷国元于2007年3月落马，跟他同为副局长且多有业务往来的陶校兴就变得低调起来。
2010年10月14日，新华社发布短讯称，陶校兴因为涉嫌严重违纪，接受上海市纪委部门调查。随后，进一步消息证实，陶校兴已经被“双规”。
一
据记者了解，陶校兴出事的原因，目前已经被定性为严重经济问题，但具体涉嫌范围，官方尚未披露案情。
陶校兴，上海市上海县梅陇乡桂林村人，在兄弟姐妹五人中排行老二。十几岁时，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他参军入伍，并在部队里人了党。从部队复员后，先后在桂林村党支部、上海县委组织部工作。1984年1月，被任命为梅陇乡党委副书记，并于同年4月起任梅陇乡乡长，这一年他才33岁。
陶校兴对自己的低学历很敏感。1988年，他主动申请到当时的上海农学院(后更名为上海交通大学农业与生物学院)进修，并于几年后如愿拿到了大专学历。这是其被“双规”之前的最高学历。
梅陇，作为陶校兴政治生涯的起点，对于其后来的仕途至关重要。1992年，梅陇撤乡建镇之际，陶校兴升职，出任松江县副县长。但在2000年，松江撤县设区后，因为不符合上海市副局级升为正局级至少要任期满4年的规定，他没能当上区长。随后，2000年7月，上海市房屋土地管理局与上海市地质矿产局合并，组建成立了上海市房屋土地资源管理局，陶被平级调任副局长。
在这次平调中，他和殷国元相识。比起不是土地系统出来的陶校兴，殷国元在1995年就担任原上海房屋土地管理局的副局长，在房地产行业扎根混迹多年。
当时，殷国元是房管局第一副局长，主管土地，陶校兴则排在其后。而原土地利用处处长、“上海一哥”陈良宇的连襟朱文锦，一直跟殷国元交情颇深。
2002年，殷国元因为某些原因转为分管拆迁。陶校兴顺理成章接替了他的工作。而朱文锦，也由此成了他的直属下级。
二
随着仕途节节高升，陶校兴的脾气也大了起来。他的一位老部下告诉记者：他抽烟很凶，而且都是“软中华”的档次。酒量也大，对“五粮液”更是情有独钟，一旦喝高了，话就很多，爱讲些见闻，也不知是真是假。他对外、对内两副面孔，对群众、上级还算比较低调、客气，对下属却很凶，甚至可以说有些张狂，动不动就摆出领导架子，稍有不满就当众呵斥，不给人留面子。有人认为，他是一个人前笑脸可掬、称兄道弟，而只要一分手，马上会翻脸不认人的两面人。虽然脾气不是判断一个官员是否合格的唯一标准，但私底下很多人对他的这种作风颇为不满。
之所以长期坐镇土地要害岗位，并能直接领导朱文锦，政界也有猜测，认为其与陈良宇的特殊交情有关。不少人知道，陶曾在松江区安排建设个隐秘的度假别墅，供陈专享。
2008年初，上海市房地局多名重要岗位处级官员一度涉嫌受贿进入司法程序。当时眼见同僚接连“进去”，陶校兴虽涉险过关，但土地大权旁落，并在此后这几年里，不时被找去谈话，犹如惊弓之鸟。事实上，房地系统只是其中的样板，从经济领域到司法领域，上海多个实权岗位的某些官员，长期以来大肆低价囤房乃至炒房的现象，已是公开的秘密，其中就包括陶校兴本人。
过去数年里，意欲插足上海滩房地产的某些政商力量，在土地招投标、土地出让、容积率改变等关键环节里，都是在陶校兴诸人的操作下完成的，这些力量背后的关系网，又反过来成了他们的护身符。
正因为上述利益关系，使得对房地系统腐败问题的调查牵一发而动全身，也只能点到为止。
作为上海市房管局副局长的陶校兴，在涉“房”中的多个环节都有巨大的话语权，甚至可以直接拍板。而作为主管拆迁的朱文锦，则在旧城改造上也大权在握。
一时间，上海的土地开发，几乎都游刃于三人股掌之间。那6年时间，是陶校兴最为张狂的时候，也最爱摆领导架子的时候。因为不仅开发商需要与他维持良好关系，就连各个区、县领导，也需要跟他搞好关系。毕竟，上海每年建设用地，是衡量政绩的一个重要方面，而建设用地的指标分配，也均通过其手一一下拨。
三
上海世博会结束后第三天，2010年11月2日，暌违已久的“帝景苑”民事纠纷案在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悄然开庭。
在寸土寸金的上海市徐家汇，有六幢灰色高楼在繁华的肇嘉浜路一侧排开，名为“帝景苑”。其高层住户，可与对面上海“权力中枢”——康平路的市委高干办公(住宅)区相望。楼盘附近除了繁华的商圈、便利的地铁，还分布有上海市纪委，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市人民检察院、市司法局、市财政局、市工商局等多个重要机关单位。
帝景苑一期位于肇嘉浜路1001号地块，原为上海无线电四厂所有，最早由印尼商人黄进益以旗下的香港荣福置业有限公司与上海无线电四厂在1993年合作开发，后因亚洲金融危机搁置。直至1999年后，引入台商蔡青峰操盘重启。最后的股权格局是，蔡旗下公司持53％股份，黄下属公司持46％股份，剩下1％归最初始的股东上海广电房地产有限公司持有。
灰色高楼中的另一道“景观”——约400户业主中，50余户曾获得一成以上的购房折扣，其中22名买家获得三到五成的大幅价格优惠，多为政界要员、国企与银行高管。
这些灰幕原本不为人所知，却因两股东黄进益、蔡青峰的利益纠纷，而被不断披露出来，直至闹上法庭。其中，除了朱文锦等几个社保案获刑的官员或其家属的名字赫然在列，更多涉及的官员还是岿然不动，曾担任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某外资处处长，以其妻名义在帝景苑购得168平方米住房一套、单价为6450元/平方米，即使与内部认购价相比，折扣也达31.2％，上海荣福房产公司正是其当时的监管对象。原任上海市一公安分局的一名领导人以其尚在大学读书儿子的名义购得帝景苑154平方米住房一套，单价为7000元／平方米，而这套房子当年的销售底价已是10290元/平方米，折扣达31.975％。
在“低价购房者”名单上，还包括一个投资公司首席执行官，在2005年1月购买帝景苑一套168.58平方米的住房，当时销售价格为23000元/平方米，其仅出价5000元/平方米，系时价的21.76％，总差价达300余万元，是享受折扣最大的买家之一。
还有上海一银行的党委副书记，2004年11月购房时，市价10300元/平方米，其购价6800元/平方米，折扣33.98％，差价59万元。 截至目前，被诉诸名买家中，只有陆天明(因社保案正在服刑)和妻子向法院提交了答辩状和相关证据。陆天明此前担任总经理的上海广电房地产有限公司，是这块土地最初的所有方。
陆天明夫妇2003年10月末的购房单价是6400元，平方米——这套房子2002年的开发商内定销售底价已达9540元/平方米。而且，预售合同上的付款方式栏里，只显示说“分两笔支付40％的房款”，至于其他房款如何支付以及是否到位则不得而知。
一个有趣的细节是，陆天明在一份2003年8月提交给其上级、上海广电房地产有限公司董事长钱佩勇的报告上写道，为了方便照顾老人，打算购买帝景苑住房一套，“但本人经济条件有限，希望董事长在我购房价格上请上海荣福蔡总给予一定优惠。”这份报告上有钱佩勇的手写签字表示认可。不过，2004年钱已因病去世，记者无法考证。
但正是“经济条件有限”的陆天明，三年后在上海社保案中被控共同贪污三亿元，最终获刑15年，而其低价购房、受贿的事实从此也便没有了下文。
2005年时，房地产行业的毛利率约在35％左右，超过70％的折扣率，房子等于是开发商“倒贴”。这些低价折扣房，到底由谁埋单?实属谜团。
其实，要想查证这些购房者是否获利及获利多少并不难。一位房地产业内人士指出，这种已经完成销售的楼盘，有关部门调出其他买家的购房合同，并以他们的购房价格为参照，就能一目了然。
仅作者了解的局部信息显示，虹桥地区、徐家汇周边、黄浦区中心地段、浦东滨江地段以及陆家嘴核心地段，多个楼盘都是不少在本地新闻媒体上出现过的官员低价购房“重灾区”，这些全都是上海滩的高档区域。现在，最保守的估算也在4万元／平方米左右。
四
陈良宇案发后，低价购房一下成为了悬在这些官员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上海市纪委书记的沈德咏(2008年4月起，任最高人民祛院正部长级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院长)一度掀起查处官员低价购房的风暴，原上海市浦东新区副区长康慧军就是这时被“拿下”的。
2009年2月3日，领刑的康慧军在庭审中被揭露疯狂炒房24套。而这已经是一个种种原因之下、大大缩水了的数据。实查表明，他的过手房产数量已经超过40套。康被认定受贿599万余元，另有1211余万元财产来源不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两罪并罚判处其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康也因此得名“炒房区长”。他的那些房产，均购自仁恒滨江园、陆家嘴花园、涵合园、地杰国际城，国际丽都城、虹桥华庭等沪上知名高档楼盘。
就在康慧军“领衔”“炒房冠军”后的2009年10月23日，同样因受贿罪受到法律制裁的原浦东新区外高桥保税区管理委员会规划建设处处长、外高桥功能区域管理委员会规划建设和环境管理处处长陶建国，又以受贿住房和商铺29处打破了康慧军的腐败记录，一跃成为炒房贪官的新冠，令人瞠目。
一时间，上海的一些官员人心惶惶，相熟者见面赶紧低声打听，彼此单位是否又有人被查。
他们不是没来由地害怕。由于上海房价近年来上涨迅速，官员若是获得超常幅度的优惠购房，动辄“节约”资金上百万。如果那些已被查处的官员被认定为受贿，意味着很多人都将面临牢狱之灾。
不仅如此，为了彻底解决这块集体心病，在请示了上级之后，去年，上海针对涉及人数超过2000名市管干部低调推行了一次房产专项申报活动。
市管干部主要包括局级、副局级的党政机关干部、同等级别的国企负责人以及事业单位负责人，退休干部亦在要求申报范围之列。
这是在每年例行的领导干部重大事项申报制度之外，针对官员和配偶、子女购买商品房情况的专项申报。 在一次专项会议上，一些官员被告知如实上报家庭购房和优惠情况，即便有违纪违法者也会获得宽大处理。这次主动申报通过的房产，以后绝不会翻查旧事，但如有隐瞒，将被从重处理。
显然，这次房产专项申报的意图，并不是要把官员低价购房的潜规则行为推向司法，而是在党纪范围内“化解”。
有关领导还表示，这个做法是为了让大家“放下包袱，轻装上阵”，但也是“最后一次机会”。
为壮声势，上海市纪委曾事先向黄浦区一楼盘住户打招呼，要求数十名多为处级以下的干部带头到纪委“说清楚”。知情人士对记者称，他们开了个“业主会”，最后决定集体抗拒，因为有更高的领导及家属“炒房、炒地”并未带头“说清楚”。
中纪委在2007年6月发布的《中共中央纪委关于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若干规定》中，严格禁止国家工作人员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向请托人购买房屋、汽车等物品。“两高”在《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司法解释中，亦认为国家工作人员“向请托人‘低买高卖’房屋、汽车属受贿行为”。
陶校兴当时也是这次房产申报对象之一。2010年10月11日，在世博会渐近尾声时，上海市房地反腐“热启动”后，其已被查出涉嫌受贿600余万元。此外陶名下还拥有29套高级公寓及别墅，仅是原松江区区长助理钱智春，就涉嫌向其“赠送”数十万元人民币现金及别墅一套，按照该地二手房价格，均价就达20000元／平方米，刷新了殷国元亿元身价的纪录。
与梅陇镇的风声鹤唳不同，帝景苑所涉及的官员，虽一再被查，但至少在陶校兴被“双规”前，他们却得到了“违纪”不“违法”的定性。
其实，上海有关部门之所以显得如此软弱无力，也有难言之隐：这仅是上海庞大而隐蔽的“低价买房”“在职炒房”官员群体的冰山一角。自2006年的社保案以来，上海高层领导频繁调动，加之世博会的建设与召开，如此敏感而棘手的问题自然被束之高阁。
无论陶个人还是帝景苑项目，均可视为上海10多年房地产畸形发展的全息标本：公权力深度持续的介入，上海房地产腐败已不限于潜规则层面，一个与法治对抗的“潜体制”显形。据悉，更高级别调查已介入陶校兴案。或许，还有着很多类似帝景苑故事的“黑匣子”会因陶被查而彻底破译。
2010年10月14日，新华社发布短讯称，陶校兴因为涉嫌严重违纪，接受上海市纪委部门调查。随后，进一步消息证实，陶校兴已经被“双规”。
一
据记者了解，陶校兴出事的原因，目前已经被定性为严重经济问题，但具体涉嫌范围，官方尚未披露案情。
陶校兴，上海市上海县梅陇乡桂林村人，在兄弟姐妹五人中排行老二。十几岁时，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他参军入伍，并在部队里人了党。从部队复员后，先后在桂林村党支部、上海县委组织部工作。1984年1月，被任命为梅陇乡党委副书记，并于同年4月起任梅陇乡乡长，这一年他才33岁。
陶校兴对自己的低学历很敏感。1988年，他主动申请到当时的上海农学院(后更名为上海交通大学农业与生物学院)进修，并于几年后如愿拿到了大专学历。这是其被“双规”之前的最高学历。
梅陇，作为陶校兴政治生涯的起点，对于其后来的仕途至关重要。1992年，梅陇撤乡建镇之际，陶校兴升职，出任松江县副县长。但在2000年，松江撤县设区后，因为不符合上海市副局级升为正局级至少要任期满4年的规定，他没能当上区长。随后，2000年7月，上海市房屋土地管理局与上海市地质矿产局合并，组建成立了上海市房屋土地资源管理局，陶被平级调任副局长。
在这次平调中，他和殷国元相识。比起不是土地系统出来的陶校兴，殷国元在1995年就担任原上海房屋土地管理局的副局长，在房地产行业扎根混迹多年。
当时，殷国元是房管局第一副局长，主管土地，陶校兴则排在其后。而原土地利用处处长、“上海一哥”陈良宇的连襟朱文锦，一直跟殷国元交情颇深。
2002年，殷国元因为某些原因转为分管拆迁。陶校兴顺理成章接替了他的工作。而朱文锦，也由此成了他的直属下级。
二
随着仕途节节高升，陶校兴的脾气也大了起来。他的一位老部下告诉记者：他抽烟很凶，而且都是“软中华”的档次。酒量也大，对“五粮液”更是情有独钟，一旦喝高了，话就很多，爱讲些见闻，也不知是真是假。他对外、对内两副面孔，对群众、上级还算比较低调、客气，对下属却很凶，甚至可以说有些张狂，动不动就摆出领导架子，稍有不满就当众呵斥，不给人留面子。有人认为，他是一个人前笑脸可掬、称兄道弟，而只要一分手，马上会翻脸不认人的两面人。虽然脾气不是判断一个官员是否合格的唯一标准，但私底下很多人对他的这种作风颇为不满。
之所以长期坐镇土地要害岗位，并能直接领导朱文锦，政界也有猜测，认为其与陈良宇的特殊交情有关。不少人知道，陶曾在松江区安排建设个隐秘的度假别墅，供陈专享。
2008年初，上海市房地局多名重要岗位处级官员一度涉嫌受贿进入司法程序。当时眼见同僚接连“进去”，陶校兴虽涉险过关，但土地大权旁落，并在此后这几年里，不时被找去谈话，犹如惊弓之鸟。事实上，房地系统只是其中的样板，从经济领域到司法领域，上海多个实权岗位的某些官员，长期以来大肆低价囤房乃至炒房的现象，已是公开的秘密，其中就包括陶校兴本人。
过去数年里，意欲插足上海滩房地产的某些政商力量，在土地招投标、土地出让、容积率改变等关键环节里，都是在陶校兴诸人的操作下完成的，这些力量背后的关系网，又反过来成了他们的护身符。
正因为上述利益关系，使得对房地系统腐败问题的调查牵一发而动全身，也只能点到为止。
作为上海市房管局副局长的陶校兴，在涉“房”中的多个环节都有巨大的话语权，甚至可以直接拍板。而作为主管拆迁的朱文锦，则在旧城改造上也大权在握。
一时间，上海的土地开发，几乎都游刃于三人股掌之间。那6年时间，是陶校兴最为张狂的时候，也最爱摆领导架子的时候。因为不仅开发商需要与他维持良好关系，就连各个区、县领导，也需要跟他搞好关系。毕竟，上海每年建设用地，是衡量政绩的一个重要方面，而建设用地的指标分配，也均通过其手一一下拨。
三
上海世博会结束后第三天，2010年11月2日，暌违已久的“帝景苑”民事纠纷案在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悄然开庭。
在寸土寸金的上海市徐家汇，有六幢灰色高楼在繁华的肇嘉浜路一侧排开，名为“帝景苑”。其高层住户，可与对面上海“权力中枢”——康平路的市委高干办公(住宅)区相望。楼盘附近除了繁华的商圈、便利的地铁，还分布有上海市纪委，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市人民检察院、市司法局、市财政局、市工商局等多个重要机关单位。
帝景苑一期位于肇嘉浜路1001号地块，原为上海无线电四厂所有，最早由印尼商人黄进益以旗下的香港荣福置业有限公司与上海无线电四厂在1993年合作开发，后因亚洲金融危机搁置。直至1999年后，引入台商蔡青峰操盘重启。最后的股权格局是，蔡旗下公司持53％股份，黄下属公司持46％股份，剩下1％归最初始的股东上海广电房地产有限公司持有。
灰色高楼中的另一道“景观”——约400户业主中，50余户曾获得一成以上的购房折扣，其中22名买家获得三到五成的大幅价格优惠，多为政界要员、国企与银行高管。
这些灰幕原本不为人所知，却因两股东黄进益、蔡青峰的利益纠纷，而被不断披露出来，直至闹上法庭。其中，除了朱文锦等几个社保案获刑的官员或其家属的名字赫然在列，更多涉及的官员还是岿然不动，曾担任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某外资处处长，以其妻名义在帝景苑购得168平方米住房一套、单价为6450元/平方米，即使与内部认购价相比，折扣也达31.2％，上海荣福房产公司正是其当时的监管对象。原任上海市一公安分局的一名领导人以其尚在大学读书儿子的名义购得帝景苑154平方米住房一套，单价为7000元／平方米，而这套房子当年的销售底价已是10290元/平方米，折扣达31.975％。
在“低价购房者”名单上，还包括一个投资公司首席执行官，在2005年1月购买帝景苑一套168.58平方米的住房，当时销售价格为23000元/平方米，其仅出价5000元/平方米，系时价的21.76％，总差价达300余万元，是享受折扣最大的买家之一。
还有上海一银行的党委副书记，2004年11月购房时，市价10300元/平方米，其购价6800元/平方米，折扣33.98％，差价59万元。 截至目前，被诉诸名买家中，只有陆天明(因社保案正在服刑)和妻子向法院提交了答辩状和相关证据。陆天明此前担任总经理的上海广电房地产有限公司，是这块土地最初的所有方。
陆天明夫妇2003年10月末的购房单价是6400元，平方米——这套房子2002年的开发商内定销售底价已达9540元/平方米。而且，预售合同上的付款方式栏里，只显示说“分两笔支付40％的房款”，至于其他房款如何支付以及是否到位则不得而知。
一个有趣的细节是，陆天明在一份2003年8月提交给其上级、上海广电房地产有限公司董事长钱佩勇的报告上写道，为了方便照顾老人，打算购买帝景苑住房一套，“但本人经济条件有限，希望董事长在我购房价格上请上海荣福蔡总给予一定优惠。”这份报告上有钱佩勇的手写签字表示认可。不过，2004年钱已因病去世，记者无法考证。
但正是“经济条件有限”的陆天明，三年后在上海社保案中被控共同贪污三亿元，最终获刑15年，而其低价购房、受贿的事实从此也便没有了下文。
2005年时，房地产行业的毛利率约在35％左右，超过70％的折扣率，房子等于是开发商“倒贴”。这些低价折扣房，到底由谁埋单?实属谜团。
其实，要想查证这些购房者是否获利及获利多少并不难。一位房地产业内人士指出，这种已经完成销售的楼盘，有关部门调出其他买家的购房合同，并以他们的购房价格为参照，就能一目了然。
仅作者了解的局部信息显示，虹桥地区、徐家汇周边、黄浦区中心地段、浦东滨江地段以及陆家嘴核心地段，多个楼盘都是不少在本地新闻媒体上出现过的官员低价购房“重灾区”，这些全都是上海滩的高档区域。现在，最保守的估算也在4万元／平方米左右。
四
陈良宇案发后，低价购房一下成为了悬在这些官员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上海市纪委书记的沈德咏(2008年4月起，任最高人民祛院正部长级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院长)一度掀起查处官员低价购房的风暴，原上海市浦东新区副区长康慧军就是这时被“拿下”的。
2009年2月3日，领刑的康慧军在庭审中被揭露疯狂炒房24套。而这已经是一个种种原因之下、大大缩水了的数据。实查表明，他的过手房产数量已经超过40套。康被认定受贿599万余元，另有1211余万元财产来源不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两罪并罚判处其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康也因此得名“炒房区长”。他的那些房产，均购自仁恒滨江园、陆家嘴花园、涵合园、地杰国际城，国际丽都城、虹桥华庭等沪上知名高档楼盘。
就在康慧军“领衔”“炒房冠军”后的2009年10月23日，同样因受贿罪受到法律制裁的原浦东新区外高桥保税区管理委员会规划建设处处长、外高桥功能区域管理委员会规划建设和环境管理处处长陶建国，又以受贿住房和商铺29处打破了康慧军的腐败记录，一跃成为炒房贪官的新冠，令人瞠目。
一时间，上海的一些官员人心惶惶，相熟者见面赶紧低声打听，彼此单位是否又有人被查。
他们不是没来由地害怕。由于上海房价近年来上涨迅速，官员若是获得超常幅度的优惠购房，动辄“节约”资金上百万。如果那些已被查处的官员被认定为受贿，意味着很多人都将面临牢狱之灾。
不仅如此，为了彻底解决这块集体心病，在请示了上级之后，去年，上海针对涉及人数超过2000名市管干部低调推行了一次房产专项申报活动。
市管干部主要包括局级、副局级的党政机关干部、同等级别的国企负责人以及事业单位负责人，退休干部亦在要求申报范围之列。
这是在每年例行的领导干部重大事项申报制度之外，针对官员和配偶、子女购买商品房情况的专项申报。 在一次专项会议上，一些官员被告知如实上报家庭购房和优惠情况，即便有违纪违法者也会获得宽大处理。这次主动申报通过的房产，以后绝不会翻查旧事，但如有隐瞒，将被从重处理。
显然，这次房产专项申报的意图，并不是要把官员低价购房的潜规则行为推向司法，而是在党纪范围内“化解”。
有关领导还表示，这个做法是为了让大家“放下包袱，轻装上阵”，但也是“最后一次机会”。
为壮声势，上海市纪委曾事先向黄浦区一楼盘住户打招呼，要求数十名多为处级以下的干部带头到纪委“说清楚”。知情人士对记者称，他们开了个“业主会”，最后决定集体抗拒，因为有更高的领导及家属“炒房、炒地”并未带头“说清楚”。
中纪委在2007年6月发布的《中共中央纪委关于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若干规定》中，严格禁止国家工作人员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向请托人购买房屋、汽车等物品。“两高”在《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司法解释中，亦认为国家工作人员“向请托人‘低买高卖’房屋、汽车属受贿行为”。
陶校兴当时也是这次房产申报对象之一。2010年10月11日，在世博会渐近尾声时，上海市房地反腐“热启动”后，其已被查出涉嫌受贿600余万元。此外陶名下还拥有29套高级公寓及别墅，仅是原松江区区长助理钱智春，就涉嫌向其“赠送”数十万元人民币现金及别墅一套，按照该地二手房价格，均价就达20000元／平方米，刷新了殷国元亿元身价的纪录。
与梅陇镇的风声鹤唳不同，帝景苑所涉及的官员，虽一再被查，但至少在陶校兴被“双规”前，他们却得到了“违纪”不“违法”的定性。
其实，上海有关部门之所以显得如此软弱无力，也有难言之隐：这仅是上海庞大而隐蔽的“低价买房”“在职炒房”官员群体的冰山一角。自2006年的社保案以来，上海高层领导频繁调动，加之世博会的建设与召开，如此敏感而棘手的问题自然被束之高阁。
无论陶个人还是帝景苑项目，均可视为上海10多年房地产畸形发展的全息标本：公权力深度持续的介入，上海房地产腐败已不限于潜规则层面，一个与法治对抗的“潜体制”显形。据悉，更高级别调查已介入陶校兴案。或许，还有着很多类似帝景苑故事的“黑匣子”会因陶被查而彻底破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