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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５年３月，时任区财政局局长的李某与某科研所职工王某商定，成立Ａ公司，注册资本１００万元，其中区财政局下属集体企业Ｂ公司出资８０万元、占８０％股份，王某出资２０万元、占２０％股份。
１９９５年５—１１月，经李某同意，区财政局所属国有企业投资公司以内部往来形式划入Ａ公司１１０万元，用于公司经营，同时李某安排投资公司工作人员将上述款项转为Ａ公司与Ｂ公司往来款。
Ａ公司成立后，由李某、王某等人负责管理，投资公司、Ｂ公司均无其他人员参与经营管理工作，Ｂ公司和王某也没有出资。
１９９５年１２月，李某在未对Ａ公司资产进行评估，也未与区财政局其他领导研究的情况下，与王某等人多次商定，采取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方式将Ｂ公司在Ａ公司的全部股权转让给他们私人所有，并用Ａ公司的经营利润支付转股金，同时李某亲自拟定了Ｂ公司以４０万元转股金将其在Ａ公司４０％股权转让给王某的协议。随后，李某、王某筹资４０万元作为王某应付的转股金支付给了Ｂ公司。１９９６年１月，李某决定并安排王某等人在投资公司办理约４１万元的借款手续，用于归还其筹资款本息。１９９６年４月，Ａ公司股东变更为王某占６０％股份，Ｂ公司占４０％股份。１９９７年至１９９８年初，经李某同意，王某以个人名义支付给Ｂ公司的４０万元转股金全部由Ａ公司账外利润冲销。
１９９７年４月，李某再次亲自拟定了Ｂ公司以８０万元转股金将其在Ａ公司余下的４０％股权转让给挂名股东Ｗ公司的协议。随后，李某安排王某等人从Ａ公司账上和账外利润划款共计８０万元（其中１９９８年５月支付７０万元?雪，作为Ｗ公司所付的转股金。
１９９７年７月，李某安排王某办理股东变更登记手续，Ａ公司股东变更为王某占４０％股份，Ｗ公司占４０％股份，其他人占２０％股份（内部实际股份占有分配情况为李某占４０％，王某占２４％，其他人占３６％）。此时，Ａ公司实有净资产２０２万元。
１９９８年至２００２年，李某等人商定多次分配股东红利７０万元，李某分得３０万元。至２００３年７月，Ａ公司资产总额为２１４０万元，净资产为１６００万元。
对本案如何定性处理有三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Ａ公司是集体企业Ｂ公司与自然人王某投资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投资公司与Ａ公司只存在借贷关系，Ａ公司由股东王某等人具体经营管理，公司业绩是他们的劳动所得，李某未参与公司的具体经营活动，其行为不属违纪行为。
第二种意见认为，李某利用担任区财政局局长的职务便利，借用Ｂ公司名义，用投资公司的国有资金成立并经营Ａ公司，并采取股权转让形式非法侵占Ａ公司所拥有的国有财产，扣除１９９８年５月支付的７０万元转股金，实际贪污国有股权１３２万元，属于贪污行为。
第三种意见认为，李某利用职务之便，伙同他人，非法占有国有股权，属于贪污行为，但应按其占有的４０％股份比例认定其贪污数额为５２．８万元。
Ａ公司的性质以及李某违纪的总额，是本案定性处理的关键。
结合李某利用职权，用国有资金注册成立、经营管理Ａ公司的全过程来看，我们同意第二种意见。理由是：从工商注册登记看，Ａ公司是Ｂ公司和自然人王某共同出资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但是实际上Ｂ公司和王某并未出资，而是由投资公司先后注入国有资金１１０万元用于Ａ公司的经营活动，并由李某、王某等负责管理，投资公司、Ｂ公司均无其他人员参与该公司经营管理活动，按照“谁出资，谁拥有”的原则，Ａ公司属于国有独资公司，其经营所得为国有资产。
李某利用职务便利，采取弄虚作假手段，将国有股权转至私人名下。一是李某安排有关人员将投资公司向Ａ公司的投资款１１０万元转为Ａ公司与Ｂ公司往来款。二是李某多次与王某等商量办法，并亲自拟定虚假股权转让协议，找Ｗ公司作挂名股东，安排有关人员陆续用Ａ公司的账外利润支付王某等人的转股金，将国有股权全部转让给他们私人所有。
李某主观上是直接故意，具有非法占有国有股权的目的。李某明知用投资公司的国有资金１１０万元成立的Ａ公司系国有公司，经营所得属于国有财产，仍多次与王某等人商定，采取借用Ｂ公司名义、改变账目、亲自拟订虚假的股权转让协议、用Ａ公司账外利润支付转股金、进行虚假工商变更登记等一系列弄虚作假手段，意图隐瞒、掩盖Ａ公司属于国有公司以及他们占有国有股权１３２万元的事实真相，同时李某决定多次分配股东红利且其个人按股份获得３０万元，进一步证实其非法占有公共财产的主观故意。
本案属于共同违纪案件。李某作为区财政局局长，伙同他人，亲自参与、指挥将国有股权据为己有，属于违纪集团的首要分子。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试行）》第２２条“对于违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集团违纪的总数额处分”的规定，应认定其贪污公款１３２万元，并移交司法机关严肃追究其刑事责任，若按股份比例认定李某贪污５２．８万元，极大地减轻了李某应负的法律责任，达不到严惩腐败分子的目的，这是我们在处理本案时应注意的问题。此外，对李某等人利用国有财产经营管理的Ａ公司２１４０万元资产也应予收缴。
１９９５年５—１１月，经李某同意，区财政局所属国有企业投资公司以内部往来形式划入Ａ公司１１０万元，用于公司经营，同时李某安排投资公司工作人员将上述款项转为Ａ公司与Ｂ公司往来款。
Ａ公司成立后，由李某、王某等人负责管理，投资公司、Ｂ公司均无其他人员参与经营管理工作，Ｂ公司和王某也没有出资。
１９９５年１２月，李某在未对Ａ公司资产进行评估，也未与区财政局其他领导研究的情况下，与王某等人多次商定，采取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方式将Ｂ公司在Ａ公司的全部股权转让给他们私人所有，并用Ａ公司的经营利润支付转股金，同时李某亲自拟定了Ｂ公司以４０万元转股金将其在Ａ公司４０％股权转让给王某的协议。随后，李某、王某筹资４０万元作为王某应付的转股金支付给了Ｂ公司。１９９６年１月，李某决定并安排王某等人在投资公司办理约４１万元的借款手续，用于归还其筹资款本息。１９９６年４月，Ａ公司股东变更为王某占６０％股份，Ｂ公司占４０％股份。１９９７年至１９９８年初，经李某同意，王某以个人名义支付给Ｂ公司的４０万元转股金全部由Ａ公司账外利润冲销。
１９９７年４月，李某再次亲自拟定了Ｂ公司以８０万元转股金将其在Ａ公司余下的４０％股权转让给挂名股东Ｗ公司的协议。随后，李某安排王某等人从Ａ公司账上和账外利润划款共计８０万元（其中１９９８年５月支付７０万元?雪，作为Ｗ公司所付的转股金。
１９９７年７月，李某安排王某办理股东变更登记手续，Ａ公司股东变更为王某占４０％股份，Ｗ公司占４０％股份，其他人占２０％股份（内部实际股份占有分配情况为李某占４０％，王某占２４％，其他人占３６％）。此时，Ａ公司实有净资产２０２万元。
１９９８年至２００２年，李某等人商定多次分配股东红利７０万元，李某分得３０万元。至２００３年７月，Ａ公司资产总额为２１４０万元，净资产为１６００万元。
对本案如何定性处理有三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Ａ公司是集体企业Ｂ公司与自然人王某投资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投资公司与Ａ公司只存在借贷关系，Ａ公司由股东王某等人具体经营管理，公司业绩是他们的劳动所得，李某未参与公司的具体经营活动，其行为不属违纪行为。
第二种意见认为，李某利用担任区财政局局长的职务便利，借用Ｂ公司名义，用投资公司的国有资金成立并经营Ａ公司，并采取股权转让形式非法侵占Ａ公司所拥有的国有财产，扣除１９９８年５月支付的７０万元转股金，实际贪污国有股权１３２万元，属于贪污行为。
第三种意见认为，李某利用职务之便，伙同他人，非法占有国有股权，属于贪污行为，但应按其占有的４０％股份比例认定其贪污数额为５２．８万元。
Ａ公司的性质以及李某违纪的总额，是本案定性处理的关键。
结合李某利用职权，用国有资金注册成立、经营管理Ａ公司的全过程来看，我们同意第二种意见。理由是：从工商注册登记看，Ａ公司是Ｂ公司和自然人王某共同出资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但是实际上Ｂ公司和王某并未出资，而是由投资公司先后注入国有资金１１０万元用于Ａ公司的经营活动，并由李某、王某等负责管理，投资公司、Ｂ公司均无其他人员参与该公司经营管理活动，按照“谁出资，谁拥有”的原则，Ａ公司属于国有独资公司，其经营所得为国有资产。
李某利用职务便利，采取弄虚作假手段，将国有股权转至私人名下。一是李某安排有关人员将投资公司向Ａ公司的投资款１１０万元转为Ａ公司与Ｂ公司往来款。二是李某多次与王某等商量办法，并亲自拟定虚假股权转让协议，找Ｗ公司作挂名股东，安排有关人员陆续用Ａ公司的账外利润支付王某等人的转股金，将国有股权全部转让给他们私人所有。
李某主观上是直接故意，具有非法占有国有股权的目的。李某明知用投资公司的国有资金１１０万元成立的Ａ公司系国有公司，经营所得属于国有财产，仍多次与王某等人商定，采取借用Ｂ公司名义、改变账目、亲自拟订虚假的股权转让协议、用Ａ公司账外利润支付转股金、进行虚假工商变更登记等一系列弄虚作假手段，意图隐瞒、掩盖Ａ公司属于国有公司以及他们占有国有股权１３２万元的事实真相，同时李某决定多次分配股东红利且其个人按股份获得３０万元，进一步证实其非法占有公共财产的主观故意。
本案属于共同违纪案件。李某作为区财政局局长，伙同他人，亲自参与、指挥将国有股权据为己有，属于违纪集团的首要分子。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试行）》第２２条“对于违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集团违纪的总数额处分”的规定，应认定其贪污公款１３２万元，并移交司法机关严肃追究其刑事责任，若按股份比例认定李某贪污５２．８万元，极大地减轻了李某应负的法律责任，达不到严惩腐败分子的目的，这是我们在处理本案时应注意的问题。此外，对李某等人利用国有财产经营管理的Ａ公司２１４０万元资产也应予收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