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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每个人、每个学派都尊亚当·斯密为“现代经济学之父”的。比如，约瑟夫·熊彼特曾言，《国富论》一书虽然伟大，但它“所包含的分析思想、分析原则和分析方法，没有一个在1776年前是全新的”，“抽掉先驱者的思想，是否还能剩下斯密的思想，是很值得怀疑的”。
有意思的是，如果用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来评价斯密，会得出一个结论，就算斯密并非思想市场的原创“发明家”，但却是不折不扣的创新者、企业家。而且，毋庸置疑，他是思想市场中的顶级企业家，无愧于“大师”二字。那么，他的创新之道是什么？对当今中国思想市场的积极进取者，又有什么启发？
任何一个在市场上觅求开天辟地的人，都要判断“范式革命”是否真的发生了。如果既有范式的根基的确被破坏掉了，就像马德堡半球实验让亚里士多德的真空观——“大自然厌恶真空”在公众面前彻底破产一样，那么，选择一条破坏性创新、建立新的价值网的策略才有可能奏效。反之，如果一种范式刚刚建立自己的统治地位，就试图另起炉灶，通常只会自取其辱。
亚当·斯密很幸运地就处在这样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启蒙运动的火焰从法国烧到了英伦半岛，也烧到了苏格兰。当时，教会的势力和掌控力虽然仍有较大的影响，但已大不如前。例如，弗兰西斯·哈奇森是斯密的恩师。哈奇森的老师——约翰·西姆森，在18世纪20年代想要证明新教徒信仰的基础在于人类的理性，而非上帝的启发或恩典，结果遭遇一场骚乱和两次由教会召集的审判大会，最终被迫停止教授神学。自1730年担任道德哲学教授的哈奇森，也因为宗教观点被长老会起诉，却没有成功。
在启蒙运动的大背景下，斯密的大学——格拉斯哥大学在1726年开始了快速的现代化进程，对组织架构、课程设置、教学方式等都进行了改革。例如，由一个学监管理一个班级四年学期的体系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专业教授体系，逻辑学、形而上学、道德哲学、自然哲学都分别设置了专科教授。斯密后来也担任了两个学科的专任教授。
此外，与亚当·斯密紧密相关的大事件，还应该包括三件大事：（一）1707年强大的英格兰和弱小的苏格兰组建联合王国，但反对联合的人在后续三十多年里进行了多次斗争，让联合对苏格兰的红利直到1746年发生残暴的卡洛登战役之后才开始显现出来；（二）英法自1756年开始七年战争，这场战争的结果是英国战胜法国，成为日不落帝国，但另一方面，“如果法国人在北美获胜，可能就不会有美国的革命战争，也就没有美国的出现”；（三）美国的独立战争。美国《独立宣言》的发表与《国富论》的出版均在1776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斯密看来，美国独立，是英国在重商主义指引下实施一系列错误政策导致的。虽然亚当·斯密没有赶上“经世济用”的好时机，但正是英国肉食者们的错谬，为他提供了极佳的素材，可谓“国家不幸思想家幸”。
实际上，正是因为身处新范式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好时代，哈奇森、大卫·休谟等人才野心勃勃地想建立“人的科学”，取得像牛顿一样的成就，“如果成功的话，可以与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相提并论并与其相洽”。例如，哈奇森试图将自己独特的道德心理学、自然法理论的政府概念以及当时经典的辉格派政治诉求融合在一起。“这种理论的独特气质、具体想法、远大的雄心，都对亚当·斯密产生了深远影响。”
将亚当·斯密称为“经济学之父”，其实有些不公平。因为受“永远不会被遗忘的”哈奇森的影响，斯密思考的问题远远超出了经济学。或者说，如果说经济学有帝国主义式的霸道，那么这个问题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
亚当·斯密的兴趣非常广泛。他最早感兴趣的是自然哲学，尤其是物理学和数学。授业者是约翰·西姆森的侄子罗伯特·西姆森，格拉斯哥的数学教授，牛顿的粉丝，也是欧几里得几何学的专家。而哈奇森在美学、伦理学发表了大量文章，研究逻辑学、思维和知识，创新性地用英语而非拉丁语教学。
1748年，斯密受邀在爱丁堡举办讲座，邀请者是苏格兰启蒙运动中的重要人物亨利·霍尔，后获任凯姆斯勋爵，一直致力于将苏格兰建设成为世界级的文学国家和商业国家。尽管他很傲慢，但非常擅长人际关系和建立组织，是年轻人才的绝佳赞助人。斯密的讲座首秀题目是“如何在写作和演讲中有效沟通”，之后增加了法理学主题的讲座。
在修辞学讲座中，斯密表示，有效的交流需要具备简明和恰当两种特质。所谓恰当是指对语言的正确使用，既符合言者的本质特征和交际意图，又符合听者的期望。斯密提到了“共情”，预演了他在《道德情操论》中的核心观点。
后来，《道德情操论》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斯密写道，“我将在另一场讨论中尽力讲述法律和政府的一般原则，以及它们在人类社会的不同时代和不同时期经历的不同革命，不仅涉及什么是正义，还涉及警察、税收和军队，以及任何其他与法律相关的对象”。
如果拘泥于专家的角色，那是在玩詹姆斯·卡斯所说的“界限内的游戏”，是在既定的进化轨道上做改进、完善的工作；相反，在范式变革面前，必须大胆地把他人设定或默认的边界踩在脚下，是“和界限游戏”。如果斯密的兴趣不是足够广泛，那么，即便他提出了新的框架，也不足以将它真正建立起来，他的理论就会像透风漏雨的茅屋，经不起风吹雨打。正如一个产品，就算设计得很好，但缺乏良好的体验，恐怕很难成功。
美国作家菲茨杰拉德有一句妙语：“检验一流智力的标准，就是看你能不能在头脑中同时存在两种相反的想法，还维持正常行事的能力。”但是，如何才能做到呢？
其中一个办法是，跨越相互竞争、对立的想法，走第三条路，把它们容纳其中。这第三条路一旦走通了，就是极大的创新。
例如，蒸汽机的发明是连接两大知识体系的结果。一是人造真空，最终的结果是萨弗里的“矿工之友”——利用真空抽水的真空泵；另一体系是大气压驱动的活塞运动，代表人物是发明了高压锅的法国人帕潘，他的思路是利用膨胀蒸汽操控活塞。纽可门没有在两个对立的方法中选边站队，而是添加了一个横梁，解决了萨弗里和帕潘的矛盾，实现了伟大的突破。
任何一个试图在“人的科学”中自成一派的人，都必須对人的本性问题给予明确的回答。当时，斯密就面对两种对立且颇为显赫的学术思想。
一面是悲观派，代表人物是霍布斯、卢梭、曼德维尔等。霍布斯认为，人生“孤独、贫穷、污秽、野蛮而又短暂”，人们的自然状态是“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唯有社会契约足以拯救众生；在卢梭和曼德维尔看来，正义不过是强者压迫弱者的工具而已，“公平正义的法则，最初都是由狡猾和拥有强权的人发明的，原本是为了让他们获得维护自己、压倒别人的不公正的优势”。
另一面则是斯密的老师哈奇森的乐观主义。他认为，人的关键属性是社交性，核心是“道德感”，一种源自本能但受神启发的道德感受能力。
简言之，悲观派过度理性化，认为道德不过是理性算计的结果，是典型的性恶论；而乐观主义者认为道德是一种本能，与利益无关，是性善论。
斯密既不站霍布斯一边，也拒绝了哈奇森的核心概念。他选择了“共情”（compassion或sympathy）作为自己的立论之基。正因为人们能感受到他人的快乐或悲伤，喜欢或反感，所以，“我们必须用我们看待他人的眼光来看待自己”，将自己反对或赞同的情绪同他人对比，同时也让自己被人看见。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用斯密的观念，大概是“知人不欲，勿施于人”。最终，共情带来了互惠、付出和责任的交换，促进了商业和贸易双方的安全，从而塑造了社会道德。由此，《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就这样一脉相承，构建起宏大的理论体系。
在现实生活中，非此即彼、非黑即白是常态，人们常常争论不休甚至势不两立，但对于创新者来说，这是一个创新的机会。斯密也许有意为之，也许是无意为之，抓住了机会，跳出了性善性恶的窠臼，并大肆吸收其中可为自己所用之处。例如，曼德维尔关于“私人的恶德，公众的利益”的寓言，就与“我们的晚餐并不是来自屠夫、啤酒酿造者或点心师傅的善心，而是源于他们对自身利益的考虑”异曲同工，尽管考虑自身利益并不等于恶德。而这一点，创新者——要素的新组合者，比发明家更容易做到。
无论是否愿意，竞争都不可避免。而且，思想市场的竞争还具有一个近乎残酷的特点——赢家通吃、恒吃。
阿美利哥·韦斯普奇（Amerigo Vespucci）发现美洲的时间，比哥伦布晚五年，但是，美洲大陆叫America，而不是Colombo，为什么？因为阿美利哥把新大陆定位为独立的大陆，与亚洲分开，引发了地理学上的革命，同时，他卖力地宣讲自己的发现与理论，其中一篇文章在25年内被翻译成40种文字。而哥伦布则志在寻找黄金，所以对发现缄默不语。同样，斯密率先提出了“看不见的手”，这个词就永远属于他了。
无惧竞争，有两个面向：第一，要敢于应对竞争者的挑战，守土有方；第二，要敢于批评错误的思想，进攻有力。
18世纪50年代，斯密二三十岁时，是他高产的年代。他“总是敏感地保护自己思想的优先地位，常对其他人可能的抄袭发出警告”。1755年，他向当地一个学会提交了一篇文章，“那是一份很长的清单……关于政治和文学的一些主要原则，他急于建立对这些理论的专属权利”。这篇文章的一些表述让他青史留名，例如，“让一个国家达到最高程度的富裕和最低程度的野蛮的前提条件，除了和平、宽松的税收、宽容的司法行政外，没有其他，其余的都是由自然过程带来的”。
而《国富论》本身，是建立在对法国重农学派和英国重商主义的批判之上的。例如，斯密认为，重农学派对农业过度重视，会导致资本被投入到无利可图的地方。重商主义是英国当时的主流政策理念，《国富论》则是“对英国整个商业体系的猛烈攻击”。例如，重商主义助长了制造商和商人的垄断精神，使他们学会了利用政府，促成了游说集团和特殊利益团体的形成，损害了消费者和劳工的利益，这些人是“为了自身利益促成欺骗甚至压迫公众的人”——这哪里是什么通常意义上的学术著作，分明就是战斗檄文。
任何创新者都不应该轻视、忽视“关系”或“社会资本”。关系可以为社会资本的所有人带来信息利益和控制利益，前者包括通路、先机和举荐；后者则帮助关系人成为“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第三方。用结构洞理论的提出者罗纳德·伯特的话说，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只关乎生产等式，而社会资本涉及生产等式中的回报率，“社会资本是在竞争中获胜的最后仲裁者”。这条原则，对思想市场的创新者尤其重要，而斯密很好地践行了它。
人的科学，也就是今天的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它所需要的信息分布严重不均，噪声繁杂，且价值迅速衰减。因此，要想在思想市场上大获成功，你必须：（1）离信源越近越好；（2）获得信息的速度越快越好；（3）受到信源的信任越多越好。
《国富论》讨论的议题如此广泛、宏大，如果没有高质量的“数据”、切实的经验分享、一流头脑之间的碰撞，绝不可能如此精彩。
斯密当然很聪明，也受过良好的教育，读万卷书，因此，他的人力资本存量很充足，但斯密的成功——他不仅身后名满天下、不见来者，生前即大获成功，与他拥有的关系网络和恰当的关系策略是密不可分的。斯密虽是一个遗腹子，但他的父亲在“托孤”时，把他托付给了一个相当有实力的关系网络，让他没有输在起跑线上，“他周围的长辈人脉丰富、乐于助人，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并且富有远见”。斯密上学进的是当地一所不寻常的学校，那是一位教育家治下的学校。因此，他在《国富论》中对苏格兰的教区体系不吝褒扬。后来，他成为巴克勒公爵的游学导师，陪伴他在欧洲大陆访学。
众所周知，我们有一个“钱学森之问”。其实，想让钱学森之问变成伪问题的人比比皆是，想成为当今中国大师级人物的雄心勃勃者并不鲜见。遗憾的是，在我看来，他们至少在关系网络的打造上不够明智，或者还有极大的提升空间。其中一个问题是，他们在接近信源时所选择的角色和姿势不足以赢得对方足够的尊重，所以未必获得了真实的信息。有的教授声称要创建东方学派，但实质上仅仅是充当一个媒体人，为人提供媒体的价值；还有人致力于“诠释”信源当下的行为，充当一种类似高级文字秘书、助理的角色；还有人日日笔耕不辍，粉丝众多，著作等身，但那不过是远离信源的芸芸众生制造的虚假繁荣罢了……这都在触犯高质量关系的大忌——“轻易向食物链下游移动”。
有意思的是，如果用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来评价斯密，会得出一个结论，就算斯密并非思想市场的原创“发明家”，但却是不折不扣的创新者、企业家。而且，毋庸置疑，他是思想市场中的顶级企业家，无愧于“大师”二字。那么，他的创新之道是什么？对当今中国思想市场的积极进取者，又有什么启发？
確认身处大变革的时代
任何一个在市场上觅求开天辟地的人，都要判断“范式革命”是否真的发生了。如果既有范式的根基的确被破坏掉了，就像马德堡半球实验让亚里士多德的真空观——“大自然厌恶真空”在公众面前彻底破产一样，那么，选择一条破坏性创新、建立新的价值网的策略才有可能奏效。反之，如果一种范式刚刚建立自己的统治地位，就试图另起炉灶，通常只会自取其辱。
亚当·斯密很幸运地就处在这样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启蒙运动的火焰从法国烧到了英伦半岛，也烧到了苏格兰。当时，教会的势力和掌控力虽然仍有较大的影响，但已大不如前。例如，弗兰西斯·哈奇森是斯密的恩师。哈奇森的老师——约翰·西姆森，在18世纪20年代想要证明新教徒信仰的基础在于人类的理性，而非上帝的启发或恩典，结果遭遇一场骚乱和两次由教会召集的审判大会，最终被迫停止教授神学。自1730年担任道德哲学教授的哈奇森，也因为宗教观点被长老会起诉，却没有成功。
如果斯密的兴趣不是足够广泛，那么，即便他提出了新的框架，也不足以将它真正建立起来，他的理论就会像透风漏雨的茅屋，经不起风吹雨打。
在启蒙运动的大背景下，斯密的大学——格拉斯哥大学在1726年开始了快速的现代化进程，对组织架构、课程设置、教学方式等都进行了改革。例如，由一个学监管理一个班级四年学期的体系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专业教授体系，逻辑学、形而上学、道德哲学、自然哲学都分别设置了专科教授。斯密后来也担任了两个学科的专任教授。
此外，与亚当·斯密紧密相关的大事件，还应该包括三件大事：（一）1707年强大的英格兰和弱小的苏格兰组建联合王国，但反对联合的人在后续三十多年里进行了多次斗争，让联合对苏格兰的红利直到1746年发生残暴的卡洛登战役之后才开始显现出来；（二）英法自1756年开始七年战争，这场战争的结果是英国战胜法国，成为日不落帝国，但另一方面，“如果法国人在北美获胜，可能就不会有美国的革命战争，也就没有美国的出现”；（三）美国的独立战争。美国《独立宣言》的发表与《国富论》的出版均在1776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斯密看来，美国独立，是英国在重商主义指引下实施一系列错误政策导致的。虽然亚当·斯密没有赶上“经世济用”的好时机，但正是英国肉食者们的错谬，为他提供了极佳的素材，可谓“国家不幸思想家幸”。
实际上，正是因为身处新范式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好时代，哈奇森、大卫·休谟等人才野心勃勃地想建立“人的科学”，取得像牛顿一样的成就，“如果成功的话，可以与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相提并论并与其相洽”。例如，哈奇森试图将自己独特的道德心理学、自然法理论的政府概念以及当时经典的辉格派政治诉求融合在一起。“这种理论的独特气质、具体想法、远大的雄心，都对亚当·斯密产生了深远影响。”
避免专家思维
将亚当·斯密称为“经济学之父”，其实有些不公平。因为受“永远不会被遗忘的”哈奇森的影响，斯密思考的问题远远超出了经济学。或者说，如果说经济学有帝国主义式的霸道，那么这个问题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
亚当·斯密的兴趣非常广泛。他最早感兴趣的是自然哲学，尤其是物理学和数学。授业者是约翰·西姆森的侄子罗伯特·西姆森，格拉斯哥的数学教授，牛顿的粉丝，也是欧几里得几何学的专家。而哈奇森在美学、伦理学发表了大量文章，研究逻辑学、思维和知识，创新性地用英语而非拉丁语教学。
1748年，斯密受邀在爱丁堡举办讲座，邀请者是苏格兰启蒙运动中的重要人物亨利·霍尔，后获任凯姆斯勋爵，一直致力于将苏格兰建设成为世界级的文学国家和商业国家。尽管他很傲慢，但非常擅长人际关系和建立组织，是年轻人才的绝佳赞助人。斯密的讲座首秀题目是“如何在写作和演讲中有效沟通”，之后增加了法理学主题的讲座。
在现实生活中，非此即彼、非黑即白是常态，人们常常争论不休甚至势不两立，但对于创新者来说，这是一个创新的机会。
在修辞学讲座中，斯密表示，有效的交流需要具备简明和恰当两种特质。所谓恰当是指对语言的正确使用，既符合言者的本质特征和交际意图，又符合听者的期望。斯密提到了“共情”，预演了他在《道德情操论》中的核心观点。
后来，《道德情操论》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斯密写道，“我将在另一场讨论中尽力讲述法律和政府的一般原则，以及它们在人类社会的不同时代和不同时期经历的不同革命，不仅涉及什么是正义，还涉及警察、税收和军队，以及任何其他与法律相关的对象”。
如果拘泥于专家的角色，那是在玩詹姆斯·卡斯所说的“界限内的游戏”，是在既定的进化轨道上做改进、完善的工作；相反，在范式变革面前，必须大胆地把他人设定或默认的边界踩在脚下，是“和界限游戏”。如果斯密的兴趣不是足够广泛，那么，即便他提出了新的框架，也不足以将它真正建立起来，他的理论就会像透风漏雨的茅屋，经不起风吹雨打。正如一个产品，就算设计得很好，但缺乏良好的体验，恐怕很难成功。
跨越非此即彼的藩篱
美国作家菲茨杰拉德有一句妙语：“检验一流智力的标准，就是看你能不能在头脑中同时存在两种相反的想法，还维持正常行事的能力。”但是，如何才能做到呢？
其中一个办法是，跨越相互竞争、对立的想法，走第三条路，把它们容纳其中。这第三条路一旦走通了，就是极大的创新。
例如，蒸汽机的发明是连接两大知识体系的结果。一是人造真空，最终的结果是萨弗里的“矿工之友”——利用真空抽水的真空泵；另一体系是大气压驱动的活塞运动，代表人物是发明了高压锅的法国人帕潘，他的思路是利用膨胀蒸汽操控活塞。纽可门没有在两个对立的方法中选边站队，而是添加了一个横梁，解决了萨弗里和帕潘的矛盾，实现了伟大的突破。
任何一个试图在“人的科学”中自成一派的人，都必須对人的本性问题给予明确的回答。当时，斯密就面对两种对立且颇为显赫的学术思想。
一面是悲观派，代表人物是霍布斯、卢梭、曼德维尔等。霍布斯认为，人生“孤独、贫穷、污秽、野蛮而又短暂”，人们的自然状态是“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唯有社会契约足以拯救众生；在卢梭和曼德维尔看来，正义不过是强者压迫弱者的工具而已，“公平正义的法则，最初都是由狡猾和拥有强权的人发明的，原本是为了让他们获得维护自己、压倒别人的不公正的优势”。
另一面则是斯密的老师哈奇森的乐观主义。他认为，人的关键属性是社交性，核心是“道德感”，一种源自本能但受神启发的道德感受能力。
简言之，悲观派过度理性化，认为道德不过是理性算计的结果，是典型的性恶论；而乐观主义者认为道德是一种本能，与利益无关，是性善论。
斯密既不站霍布斯一边，也拒绝了哈奇森的核心概念。他选择了“共情”（compassion或sympathy）作为自己的立论之基。正因为人们能感受到他人的快乐或悲伤，喜欢或反感，所以，“我们必须用我们看待他人的眼光来看待自己”，将自己反对或赞同的情绪同他人对比，同时也让自己被人看见。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用斯密的观念，大概是“知人不欲，勿施于人”。最终，共情带来了互惠、付出和责任的交换，促进了商业和贸易双方的安全，从而塑造了社会道德。由此，《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就这样一脉相承，构建起宏大的理论体系。
在现实生活中，非此即彼、非黑即白是常态，人们常常争论不休甚至势不两立，但对于创新者来说，这是一个创新的机会。斯密也许有意为之，也许是无意为之，抓住了机会，跳出了性善性恶的窠臼，并大肆吸收其中可为自己所用之处。例如，曼德维尔关于“私人的恶德，公众的利益”的寓言，就与“我们的晚餐并不是来自屠夫、啤酒酿造者或点心师傅的善心，而是源于他们对自身利益的考虑”异曲同工，尽管考虑自身利益并不等于恶德。而这一点，创新者——要素的新组合者，比发明家更容易做到。
无惧竞争
无论是否愿意，竞争都不可避免。而且，思想市场的竞争还具有一个近乎残酷的特点——赢家通吃、恒吃。
阿美利哥·韦斯普奇（Amerigo Vespucci）发现美洲的时间，比哥伦布晚五年，但是，美洲大陆叫America，而不是Colombo，为什么？因为阿美利哥把新大陆定位为独立的大陆，与亚洲分开，引发了地理学上的革命，同时，他卖力地宣讲自己的发现与理论，其中一篇文章在25年内被翻译成40种文字。而哥伦布则志在寻找黄金，所以对发现缄默不语。同样，斯密率先提出了“看不见的手”，这个词就永远属于他了。
无惧竞争，有两个面向：第一，要敢于应对竞争者的挑战，守土有方；第二，要敢于批评错误的思想，进攻有力。
18世纪50年代，斯密二三十岁时，是他高产的年代。他“总是敏感地保护自己思想的优先地位，常对其他人可能的抄袭发出警告”。1755年，他向当地一个学会提交了一篇文章，“那是一份很长的清单……关于政治和文学的一些主要原则，他急于建立对这些理论的专属权利”。这篇文章的一些表述让他青史留名，例如，“让一个国家达到最高程度的富裕和最低程度的野蛮的前提条件，除了和平、宽松的税收、宽容的司法行政外，没有其他，其余的都是由自然过程带来的”。
而《国富论》本身，是建立在对法国重农学派和英国重商主义的批判之上的。例如，斯密认为，重农学派对农业过度重视，会导致资本被投入到无利可图的地方。重商主义是英国当时的主流政策理念，《国富论》则是“对英国整个商业体系的猛烈攻击”。例如，重商主义助长了制造商和商人的垄断精神，使他们学会了利用政府，促成了游说集团和特殊利益团体的形成，损害了消费者和劳工的利益，这些人是“为了自身利益促成欺骗甚至压迫公众的人”——这哪里是什么通常意义上的学术著作，分明就是战斗檄文。
选择正确的关系策略
任何创新者都不应该轻视、忽视“关系”或“社会资本”。关系可以为社会资本的所有人带来信息利益和控制利益，前者包括通路、先机和举荐；后者则帮助关系人成为“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第三方。用结构洞理论的提出者罗纳德·伯特的话说，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只关乎生产等式，而社会资本涉及生产等式中的回报率，“社会资本是在竞争中获胜的最后仲裁者”。这条原则，对思想市场的创新者尤其重要，而斯密很好地践行了它。
人的科学，也就是今天的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它所需要的信息分布严重不均，噪声繁杂，且价值迅速衰减。因此，要想在思想市场上大获成功，你必须：（1）离信源越近越好；（2）获得信息的速度越快越好；（3）受到信源的信任越多越好。
《国富论》讨论的议题如此广泛、宏大，如果没有高质量的“数据”、切实的经验分享、一流头脑之间的碰撞，绝不可能如此精彩。
斯密当然很聪明，也受过良好的教育，读万卷书，因此，他的人力资本存量很充足，但斯密的成功——他不仅身后名满天下、不见来者，生前即大获成功，与他拥有的关系网络和恰当的关系策略是密不可分的。斯密虽是一个遗腹子，但他的父亲在“托孤”时，把他托付给了一个相当有实力的关系网络，让他没有输在起跑线上，“他周围的长辈人脉丰富、乐于助人，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并且富有远见”。斯密上学进的是当地一所不寻常的学校，那是一位教育家治下的学校。因此，他在《国富论》中对苏格兰的教区体系不吝褒扬。后来，他成为巴克勒公爵的游学导师，陪伴他在欧洲大陆访学。
众所周知，我们有一个“钱学森之问”。其实，想让钱学森之问变成伪问题的人比比皆是，想成为当今中国大师级人物的雄心勃勃者并不鲜见。遗憾的是，在我看来，他们至少在关系网络的打造上不够明智，或者还有极大的提升空间。其中一个问题是，他们在接近信源时所选择的角色和姿势不足以赢得对方足够的尊重，所以未必获得了真实的信息。有的教授声称要创建东方学派，但实质上仅仅是充当一个媒体人，为人提供媒体的价值；还有人致力于“诠释”信源当下的行为，充当一种类似高级文字秘书、助理的角色；还有人日日笔耕不辍，粉丝众多，著作等身，但那不过是远离信源的芸芸众生制造的虚假繁荣罢了……这都在触犯高质量关系的大忌——“轻易向食物链下游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