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你来中国之前，客户让你帮忙带的合同来不及寄到你手上的话，麻烦你请其他同事直接寄到上海来吧。”詹纳在电话里和在加州总部的同事麦克说道。
　　“应该可以赶上我周日下午的飞机，现在邮局周六和周日都会送货。我直接给的是我家的地址，应该可以寄到。”麦克乐观地回答。
　　“啊？现在美国的邮局周日也都送货了啊？”詹纳吃惊地问，“什么时候改的？”
　　“这个具体我也不太清楚，也没什么新闻明确发布这个消息。”麦克回答得有些犹豫，“今年年初我们就发现会在周日接到邮局的包裹。而且不止邮局，连以前只在工作日送货的UPS现在周六也送货了。”
　　“真的呀？”詹纳追问，“那些工会能同意？”
　　“不知道，”麦克笑著说，“反正没听说工会有什么行动，也没看到有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貌似也是劳资双方都同意的改变。”
　　整个周末，詹纳在上海小区里看到来去匆匆的快递小哥身影时，都会想起麦克说的美国邮局和快递增加周末送货时间的消息。她原本以为的千年铁律，居然也在悄悄地发生着改变。
　　由于16个小时的时差关系，周日从美国起飞的航班要周二才能到上海。詹纳提前在机场网站查看航班时刻表，发现可能比预计的抵达时间会晚两三个小时。詹纳按更改的时间去机场准备接机，发现居然又要再延误两个小时。她心里嘀咕：一般来说国际航班不能晚这么久啊，这两个小时在机场，还真是有点儿尴尬。詹纳只能捺着性子，在咖啡厅里边喝咖啡边看杂志，享受一下难得的休闲时光。
　　听到广播说延误的航班已经着陆的时候，詹纳都有点儿昏昏欲睡了，只得晃晃脑袋抖擞一下精神，走向接机的到达大厅。
　　因为没有托运行李，麦克拎着两个手提包出来，一副神采奕奕的样子。
　　“嗨，麦克！”詹纳迎上去一边走一边说，“我在机场等了挺长时间，没想到飞机延误了这么久，是旧金山那边的天气原因吗？”
　　“没有啊！”麦克脸上写满第一次来中国的兴奋，“就是机组人员吵架，造成起飞延误，后来换了一组工作人员才正常起飞。”
　　“又有中国旅客不守规则跟空姐吵架啦？”詹纳半开玩笑地说。
　　“没有啊！”麦克一脸轻松，“说出来估计你都不相信，刚听说的时候，我自己都不相信。两个空姐中有一个人迟到了，她的准备工作便由其他人分担，另一个就不愿意了，说大家都是周日工作，凭什么有人就可以翘班，有人就要无偿多干，吧啦吧啦说了一堆。不久，迟到的那个来了，两个人就大打出手，后来都被机场警察拉走了。机组人员不够不能起飞，只能临时抽调下一航班的人手，所以我们在飞机上干等了四五个小时。”

　　詹纳生平第一次听说这么荒诞的消息：“真的假的？乘客之间谣传的吧？”
　　“不是！”麦克回答，“我刚好坐在靠窗的座位，亲眼看到停机坪上，两个披头散发的空姐戴着手铐被警察带上了警车，然后闪着警灯呼啸而去。”
　　“太不可思议了！”两人到了停车场，詹纳开车离开，不禁惊叹。
　　麦克貌似终于感到了时差的影响，打了个哈欠回答道，“其实也没啥不可思议的。你想想，听说现在迫于来自中国的成本压力，航空公司员工们每天都在超负荷劳动。加上周末还要上班不能陪伴家人，任何微小的意外都会演变为压倒骆驼的最后那一根稻草。”
　　“那这代价也太大了吧。如果飞行员也这样，不是用一飞机的人命在冒险吗？”
　　“这都有可能啊。”麦克揉揉眼睛，把脸转过来看着詹纳说，“我不是跟你说过，你的客户委托我带过来的文件周日直接送到我家吗？这个周日除了我自己的包裹，还有两三个都不是我的，也被扔在了我门口。听邻居说，有时候邮递员送不完，怕被批评所以也不敢带回去。于是就故意丢在某个人家门口，制造出一种无意送错的假象，等第二天有空的时候再找回来继续送。”
　　詹纳给麦克订的酒店就在浦东的中心，从浦东机场出来，她很快就把麦克送到酒店休息。拿上客户捎来的文件，詹纳一路上反复在想麦克跟她讲述的故事。
　　面对来自亚洲低收入国家的成本竞争压力，过惯了自由生活的美国工薪阶层，只能用消极怠工甚至互相抱怨发泄情绪来对抗这种不如意，但这并不能让现实情况产生任何好转。反而在社会的各种薄弱环节上造成更多误差和事故，拖慢了原有的工作节奏。
　　停在一个红灯前的詹纳，下意识地望向窗外。她看到旁边一辆出租车里，司机师傅趁着短暂的红灯时间，拿起手边的面包狼吞虎咽。詹纳不禁感到有些心酸。
　　当西方世界抱怨我们低成本竞争的时候，似乎从来没有意识到，这种低成本来自于中国各个阶层默默无闻的付出。看着川流不息的车河，詹纳想，其实中国职场人士在高压下还能保持平和忍耐的工作心态，也许这才是低收入年代给我们留下的最宝贵财富。虽然我们以前一直倡导的为了事业牺牲家庭的精神已经有些不合时宜，但美国人民奉行的家庭至上和享乐主义，显然也是无法继续主导职场生态的。学习转变心态，是适应各种变化的前提条件。除此之外，似乎别无更好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