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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策三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教育理论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学论学科重要奠基人，他长期在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教育学部前身）从事教育学的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工作，学术研究成就斐然，人才培养桃李满天下。1953年，王策三先生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他一直主讲教育学、教学论等本科课程，聆听过先生教诲的学生可谓成百上千。1981年我国恢复学位制度，先生在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领衔培养教学论专业硕士研究生，1987年开始在教育学原理专业招收教学论方向博士生，1999年退休，前后培养研究生约30人。我1985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学习过先生主讲的本科生课程“教学论专题”；1989—1995年，我在先生门下攻读教育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在为学、为人方面得到先生的全面教导，受益终身。回想30多年来追随先生求学的点点滴滴，千言万语，不知如何诉说，想来想去，还是借用《学记》“亲其师而信其道”这句话，来表达我对先生的追忆之心。
先生是一位深受学生爱戴的好老师。在我的印象中，先生所带的研究生都很尊重他，感恩他，毕业后一直与先生来往较多，即使在中央或部委机关工作的同门，也很高兴能抽空探望先生，向先生问安和请教。研究生的培养模式是师父带徒弟式的，大家与先生的感情都很深厚。众多本科同学在毕业后也一直与先生往来密切，比如20世纪50年代毕业的刘硕老师，长期以来与先生谈学论道，情真意切，还合作出版了《基础教育改革论》，堪称一段师生交往的佳话。
众多教育界同行专家同样对先生身怀感激敬佩之情，这是我们平常生活中的一种深切感受。记得一次与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的耿申老师一起下校闲聊时，耿老师问我：“本陆，你的导师是哪位先生？”我回答说：“是王策三老师。”耿老师立马兴奋地说：“是王先生啊！他是真正令人敬佩的学者。”多年来，我在全国各地讲学交流，经常会沾先生的光，同行朋友会因我是先生的弟子而增进彼此的信任与亲近，在介绍我的身份时，大家也会特别强调我是“德高望重的王策三先生的弟子”。可以说，同行朋友对先生怀有一份真诚的敬重敬仰之情，我们作为先生的弟子，也因此分享了一份光环和情谊。
会增师兄说先生爱生如子，这道出同门兄弟姐妹的共同心声。先生对学生的关爱，较少嘘寒问暖式的关心，更多的是高瞻远瞩的理性大爱，即在内心深处牵挂着每个学生成家立业的大事，善于抓住学生发展的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促进学生身心健康成长。这种爱主要表现为对每个学生学业一丝不苟的严格要求，对作业、论文不厌其烦、字斟句酌地推敲修改。大至文章结构、观点，小至注释、标点，先生都会很细致地批注改进。记得有一次，先生感叹地说：“我一半的工作是做语文老师的事情。”先生很喜欢热心好学的学生，愿意为后学提供求学的机会。我报考研究生之前，曾到先生家里拜访，他很热情地接待了我。在了解了我的学业情况后，先生很和善地说：“我很乐意招收你，不过这要靠考试成绩来说话。”得到先生的肯定、鼓励后，我信心大增，经过精心的复习准备，在研究生入学考试中考出理想成绩，顺理成章地成为先生的弟子。不少同门兄弟姐妹在考研时也曾向先生请教了解有关信息，均得到先生的热情回应。
先生对学生的关爱，还体现在对学生为人处世的严格要求和言传身教上。先生凡事严谨细密，洁身自爱，是不图虚名、不谋私利的真君子。先生的这种做人风范，对师门兄弟姐妹影响至深。在读研究生期间，我们可以随时去先生家里请教聊天，但绝不能带礼物。先生为人处世的原则性极强，对不正之风深恶痛绝。多年前，先生曾与我聊起过一件往事：1992年，一位外地考生与我同时报名攻读先生的博士研究生，她的学业水平相对差些，但考虑到两地分居的实际困难，先生本也有意录取她，谁知此人心术不正，竟然建议先生不要录取我，结果自然是她自己落选了，浪费了当年一个博士生招生名额。由此可见，先生对触犯底线、原则的人和事，绝不姑息。
我们的心目中，先生是一位严师和名师，更是一位亲人。尤其是随着时光流逝，学生时代那种对先生的敬畏之心逐渐让位于彼此牵挂的亲近之情。是时间让我们慢慢体味到先生对学生藏而不露的深切关爱，也是时间让亲情不断积累和日益厚重。的确，师生情谊的真假深浅，时间是最好的试金石。走上工作岗位后，先生家成了我们这些弟子最喜欢相聚的地方，有喜事想先和先生分享，有困扰也首先想到向先生请教。在精神上，大家俨然成了相亲相爱的一家人，而先生是名副其实的大家长。先生常说，中国的师生关系和西方的师生关系是不一样的。到底哪里不一样？或许，这就是师生亲情。学生永远是教师的牵挂，学生的学业、事业、家庭、生活，都装在教师的心中；而教师永远是学生感恩的贵人和亲人，“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确，在先生和我们这些弟子之间，浓浓的亲情牵连着彼此。生前，我们是先生无尽的牵挂；身后，先生是我们永远的思念。
先生一生以传道授业为乐，很喜欢与学生、同道谈学论道。以我的经历来说，1989—1995年，我作为先生的在读研究生，利用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经常周末去先生家里请教聊天，度过了一段难忘的个性化教学经历。那时，我一般也不预约，到了周六晚上七点半左右就去先生家，先生便放下手头的各种事情，和我一起高兴地谈天说地。我不善察言观色，不知当时经常去先生家聊天请教是否影响了先生的工作和休息。不过，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先生对我的主动登门请教，每次都给予热情接待。聊天常从时事入手，很快便转入学术问题，点评各种人物、学派、逸事、文献，也会就一些理论或实践问题进行交流。聊天自然以先生讲为主，我会顺着先生的思路说些感想认识，每次都能聊得尽兴。对我的一些肤浅见解，先生多会细心地指教并给予纠正。一次又一次的聊天，对先生来说，就是为我量身定做的一种个别化教学；对我来说，这是最有效的学习活动。这种教学活动去除固化程序和表面形式，直指要害问题、思想方法和学理主张，是高含金量的智力活动。在长期的聊天问学中，我逐渐领会了先生思想的要旨，日益服膺先生的學问之道。 先生的思想博大精深，自成体系。先生的思想方法和学术观点，窃以为可概括为24个字：社会历史实践、全面辩证发展；全面发展、教学认识、多样综合。其中，前12个字是先生的思想方法，后12个字是先生的核心主张。
先生把做学问理解为探讨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如何探究和解决问题？答案在社会历史实践中。先生总是从社会发展的现实与趋势中提出问题，注重把握问题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尊重实践探索并努力从中提炼理论、探寻对策。例如，先生在诸多论文中反复强调我国基础教育要加强科学知识教学，而支撑这种主张的是对中国现代化大格局的整体把握，是对基础教育历史发展经验教训的深刻体察，是对中小学实践状态的深切观照和殷殷期盼。先生的论述从不以某一家一派的理论主张为依据，而是直面社会历史实践，从中寻求依据和出路，强调理论要符合事实、真有道理。曾经有位青年学者说先生是“缺乏教育基本理论素养的人”，如果把有理论素养理解为经常引用某家某派的名言警句或术语堆砌的话，那先生的确没有表现出高超的理论素养。先生喜欢说大白话，很少堆砌华丽的辞藻和晦涩的术语。不过，当一个人习惯于站在社会历史实践的高度来观察思考问题的时候，还需要名言警句为其论述增光添彩吗？还需要刻意用晦涩术语来显示自己的学问高深吗？基于社会历史实践探讨问题、发展理论，并通过自己的努力提高学科的科学水准，这是先生的追求，更是先生做学问的标准。
先生特别看重学问的深刻性，各种论述充满辩证法思想。先生反复教导我们，看问题要用全面观点、辩证观点、发展观点。全面观点就是注意事物间复杂多样的具体联系，努力把握事物间的整体关系；辩证观点就是一分為二地看待事物，正反两方面都要讲，联系具体条件分析利弊得失；发展观点就是相信社会和事业是向前发展的，努力研究具体事物发展变化的矛盾关系，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去探寻问题解决的逻辑和策略。在先生的每一篇文章中，辩证法的思想精髓都会跃然纸上。例如，先生关于我国基础教育改革的论述，一直强调一个核心观点，就是促进我国基础教育健康发展，努力提高教育水平和质量，其主要措施是加强教育科学研究，提高教师队伍水平，实施全面发展教育，加强优良学风建设，坚持走多样综合的改革道路。这一系列主张，是基于对现代社会、现代教育、现代人三者间规律性联系的科学把握而提出的，是用全面、辩证、发展的观点分析我国基础教育实践而得出的科学结论。在轰动全国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大论战中，先生对论辩主题的讨论，始终坚持运用全面、辩证、发展的思想方法，从来没有简单否定或片面分析的论断，表现出了学者坚持真理、客观理性和独立思考的高贵品质。这场论战作为21世纪初期我国课程教学领域重大的学术事件，其意义和影响非常深远。我的一点粗浅体会是，这场论战本身是一场深刻的方法论探讨，而先生所坚持和倡导的是实践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是先生一以贯之的学问之道。我们深信先生的学问之道，虽力不能及，然心向往之。
先生长期从事教育学理论研究，注重学术创新。他总是从问题出发，立足于在理论层面真正解决问题，从不刻意构造理论体系，却自然而然地形成具有内在逻辑的系统理论。先生对马克思个人全面发展理论、现代教育的概念与特征、教育主体哲学、教学论学科发展、教学的概念与本质、现代教学理论、教学认识论、教学实验论、基础教育改革论等教育基本理论和学校教学基本理论问题均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诸多原创性观点。其中，有些观点已经成为学界耳熟能详的主张，有些观点还没有广为人知，甚至还有不少误解和曲解。例如，1983年1月2日和14日，《光明日报》曾分上、下篇发表先生《关于教学应教学生“学”的问题》一文，文章明确提出“在教学中，学是主体，教是为学服务的”“教为主导和学为主体应该真正统一起来”“学，是在教之下的学；教，是为学而教”等鲜明主张。由此可见，先生是我国教育界较早明确主张学生是主体、教学即教学生学的人，但后来不少学者却批评先生倡导的教学认识论是不重视学生学习、压抑学生主体性的罪魁祸首，其对先生思想曲解之大，真是无法评说。平心而论，众多高举学生中心大旗的学者，有谁用心读过先生35年前发表的这篇文章？先生的论著似陈年老酒，值得慢慢用心品味，历久弥香。真正的有缘人，认真品读先生作品，自然会有感悟、有收获、有提升，慢慢体会到中国特色教育理论的魅力和神采。
先生之学问，可谓“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先生所具师之大道、学之大道，是永恒的精神瑰宝。我们相信，这份中国特色教育学的独特财富，必将世代相传，发扬光大。最后，谨以丛立新老师与我共撰的挽联，深切追忆恩师王策三先生：
叹一代宗师已逝，信永世薪火相传！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院院长、教授）
责任编辑：孙建辉
一
先生是一位深受学生爱戴的好老师。在我的印象中，先生所带的研究生都很尊重他，感恩他，毕业后一直与先生来往较多，即使在中央或部委机关工作的同门，也很高兴能抽空探望先生，向先生问安和请教。研究生的培养模式是师父带徒弟式的，大家与先生的感情都很深厚。众多本科同学在毕业后也一直与先生往来密切，比如20世纪50年代毕业的刘硕老师，长期以来与先生谈学论道，情真意切，还合作出版了《基础教育改革论》，堪称一段师生交往的佳话。
众多教育界同行专家同样对先生身怀感激敬佩之情，这是我们平常生活中的一种深切感受。记得一次与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的耿申老师一起下校闲聊时，耿老师问我：“本陆，你的导师是哪位先生？”我回答说：“是王策三老师。”耿老师立马兴奋地说：“是王先生啊！他是真正令人敬佩的学者。”多年来，我在全国各地讲学交流，经常会沾先生的光，同行朋友会因我是先生的弟子而增进彼此的信任与亲近，在介绍我的身份时，大家也会特别强调我是“德高望重的王策三先生的弟子”。可以说，同行朋友对先生怀有一份真诚的敬重敬仰之情，我们作为先生的弟子，也因此分享了一份光环和情谊。
会增师兄说先生爱生如子，这道出同门兄弟姐妹的共同心声。先生对学生的关爱，较少嘘寒问暖式的关心，更多的是高瞻远瞩的理性大爱，即在内心深处牵挂着每个学生成家立业的大事，善于抓住学生发展的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促进学生身心健康成长。这种爱主要表现为对每个学生学业一丝不苟的严格要求，对作业、论文不厌其烦、字斟句酌地推敲修改。大至文章结构、观点，小至注释、标点，先生都会很细致地批注改进。记得有一次，先生感叹地说：“我一半的工作是做语文老师的事情。”先生很喜欢热心好学的学生，愿意为后学提供求学的机会。我报考研究生之前，曾到先生家里拜访，他很热情地接待了我。在了解了我的学业情况后，先生很和善地说：“我很乐意招收你，不过这要靠考试成绩来说话。”得到先生的肯定、鼓励后，我信心大增，经过精心的复习准备，在研究生入学考试中考出理想成绩，顺理成章地成为先生的弟子。不少同门兄弟姐妹在考研时也曾向先生请教了解有关信息，均得到先生的热情回应。
先生对学生的关爱，还体现在对学生为人处世的严格要求和言传身教上。先生凡事严谨细密，洁身自爱，是不图虚名、不谋私利的真君子。先生的这种做人风范，对师门兄弟姐妹影响至深。在读研究生期间，我们可以随时去先生家里请教聊天，但绝不能带礼物。先生为人处世的原则性极强，对不正之风深恶痛绝。多年前，先生曾与我聊起过一件往事：1992年，一位外地考生与我同时报名攻读先生的博士研究生，她的学业水平相对差些，但考虑到两地分居的实际困难，先生本也有意录取她，谁知此人心术不正，竟然建议先生不要录取我，结果自然是她自己落选了，浪费了当年一个博士生招生名额。由此可见，先生对触犯底线、原则的人和事，绝不姑息。
我们的心目中，先生是一位严师和名师，更是一位亲人。尤其是随着时光流逝，学生时代那种对先生的敬畏之心逐渐让位于彼此牵挂的亲近之情。是时间让我们慢慢体味到先生对学生藏而不露的深切关爱，也是时间让亲情不断积累和日益厚重。的确，师生情谊的真假深浅，时间是最好的试金石。走上工作岗位后，先生家成了我们这些弟子最喜欢相聚的地方，有喜事想先和先生分享，有困扰也首先想到向先生请教。在精神上，大家俨然成了相亲相爱的一家人，而先生是名副其实的大家长。先生常说，中国的师生关系和西方的师生关系是不一样的。到底哪里不一样？或许，这就是师生亲情。学生永远是教师的牵挂，学生的学业、事业、家庭、生活，都装在教师的心中；而教师永远是学生感恩的贵人和亲人，“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确，在先生和我们这些弟子之间，浓浓的亲情牵连着彼此。生前，我们是先生无尽的牵挂；身后，先生是我们永远的思念。
二
先生一生以传道授业为乐，很喜欢与学生、同道谈学论道。以我的经历来说，1989—1995年，我作为先生的在读研究生，利用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经常周末去先生家里请教聊天，度过了一段难忘的个性化教学经历。那时，我一般也不预约，到了周六晚上七点半左右就去先生家，先生便放下手头的各种事情，和我一起高兴地谈天说地。我不善察言观色，不知当时经常去先生家聊天请教是否影响了先生的工作和休息。不过，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先生对我的主动登门请教，每次都给予热情接待。聊天常从时事入手，很快便转入学术问题，点评各种人物、学派、逸事、文献，也会就一些理论或实践问题进行交流。聊天自然以先生讲为主，我会顺着先生的思路说些感想认识，每次都能聊得尽兴。对我的一些肤浅见解，先生多会细心地指教并给予纠正。一次又一次的聊天，对先生来说，就是为我量身定做的一种个别化教学；对我来说，这是最有效的学习活动。这种教学活动去除固化程序和表面形式，直指要害问题、思想方法和学理主张，是高含金量的智力活动。在长期的聊天问学中，我逐渐领会了先生思想的要旨，日益服膺先生的學问之道。 先生的思想博大精深，自成体系。先生的思想方法和学术观点，窃以为可概括为24个字：社会历史实践、全面辩证发展；全面发展、教学认识、多样综合。其中，前12个字是先生的思想方法，后12个字是先生的核心主张。
先生把做学问理解为探讨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如何探究和解决问题？答案在社会历史实践中。先生总是从社会发展的现实与趋势中提出问题，注重把握问题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尊重实践探索并努力从中提炼理论、探寻对策。例如，先生在诸多论文中反复强调我国基础教育要加强科学知识教学，而支撑这种主张的是对中国现代化大格局的整体把握，是对基础教育历史发展经验教训的深刻体察，是对中小学实践状态的深切观照和殷殷期盼。先生的论述从不以某一家一派的理论主张为依据，而是直面社会历史实践，从中寻求依据和出路，强调理论要符合事实、真有道理。曾经有位青年学者说先生是“缺乏教育基本理论素养的人”，如果把有理论素养理解为经常引用某家某派的名言警句或术语堆砌的话，那先生的确没有表现出高超的理论素养。先生喜欢说大白话，很少堆砌华丽的辞藻和晦涩的术语。不过，当一个人习惯于站在社会历史实践的高度来观察思考问题的时候，还需要名言警句为其论述增光添彩吗？还需要刻意用晦涩术语来显示自己的学问高深吗？基于社会历史实践探讨问题、发展理论，并通过自己的努力提高学科的科学水准，这是先生的追求，更是先生做学问的标准。
先生特别看重学问的深刻性，各种论述充满辩证法思想。先生反复教导我们，看问题要用全面观点、辩证观点、发展观点。全面观点就是注意事物间复杂多样的具体联系，努力把握事物间的整体关系；辩证观点就是一分為二地看待事物，正反两方面都要讲，联系具体条件分析利弊得失；发展观点就是相信社会和事业是向前发展的，努力研究具体事物发展变化的矛盾关系，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去探寻问题解决的逻辑和策略。在先生的每一篇文章中，辩证法的思想精髓都会跃然纸上。例如，先生关于我国基础教育改革的论述，一直强调一个核心观点，就是促进我国基础教育健康发展，努力提高教育水平和质量，其主要措施是加强教育科学研究，提高教师队伍水平，实施全面发展教育，加强优良学风建设，坚持走多样综合的改革道路。这一系列主张，是基于对现代社会、现代教育、现代人三者间规律性联系的科学把握而提出的，是用全面、辩证、发展的观点分析我国基础教育实践而得出的科学结论。在轰动全国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大论战中，先生对论辩主题的讨论，始终坚持运用全面、辩证、发展的思想方法，从来没有简单否定或片面分析的论断，表现出了学者坚持真理、客观理性和独立思考的高贵品质。这场论战作为21世纪初期我国课程教学领域重大的学术事件，其意义和影响非常深远。我的一点粗浅体会是，这场论战本身是一场深刻的方法论探讨，而先生所坚持和倡导的是实践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是先生一以贯之的学问之道。我们深信先生的学问之道，虽力不能及，然心向往之。
先生长期从事教育学理论研究，注重学术创新。他总是从问题出发，立足于在理论层面真正解决问题，从不刻意构造理论体系，却自然而然地形成具有内在逻辑的系统理论。先生对马克思个人全面发展理论、现代教育的概念与特征、教育主体哲学、教学论学科发展、教学的概念与本质、现代教学理论、教学认识论、教学实验论、基础教育改革论等教育基本理论和学校教学基本理论问题均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诸多原创性观点。其中，有些观点已经成为学界耳熟能详的主张，有些观点还没有广为人知，甚至还有不少误解和曲解。例如，1983年1月2日和14日，《光明日报》曾分上、下篇发表先生《关于教学应教学生“学”的问题》一文，文章明确提出“在教学中，学是主体，教是为学服务的”“教为主导和学为主体应该真正统一起来”“学，是在教之下的学；教，是为学而教”等鲜明主张。由此可见，先生是我国教育界较早明确主张学生是主体、教学即教学生学的人，但后来不少学者却批评先生倡导的教学认识论是不重视学生学习、压抑学生主体性的罪魁祸首，其对先生思想曲解之大，真是无法评说。平心而论，众多高举学生中心大旗的学者，有谁用心读过先生35年前发表的这篇文章？先生的论著似陈年老酒，值得慢慢用心品味，历久弥香。真正的有缘人，认真品读先生作品，自然会有感悟、有收获、有提升，慢慢体会到中国特色教育理论的魅力和神采。
先生之学问，可谓“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先生所具师之大道、学之大道，是永恒的精神瑰宝。我们相信，这份中国特色教育学的独特财富，必将世代相传，发扬光大。最后，谨以丛立新老师与我共撰的挽联，深切追忆恩师王策三先生：
叹一代宗师已逝，信永世薪火相传！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院院长、教授）
责任编辑：孙建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