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的审美可能性是多样的，既可以是深邃玄奥的复杂意象修辞，也可以是舒放开阔的叙事化表达，张合的《乌蒙壮歌》明显属于后者。在大多数人选择开凿幽深的意象世界来营构诗意空间时，张合却选择了以简练的事项叙述来散发心中的浓郁情绪，读来令人十分振奋。《乌蒙壮歌》巧妙铺展的波澜壮阔图景中，饱含的是诗人掩藏不住的深情，就我有限的阅读视野，张合的这首长诗是我近些年读到的质量不俗的长篇叙事诗，读完此诗，我不由自主地产生了阐释和评价它的某种冲动。当然，长篇叙事诗写作是存在一定难度的，如果处理不好，往往会流于平面的铺陈式写作，未免显得寡淡无味，不过，诗人张合则拿捏有度，铺写自如，他的长篇叙事诗写作有着凝练且统一的书写纲领，文本虽然容量巨大，但风格稳定而统一，是一篇面向大地的深情歌吟的成功之作，具有史诗气质。
　　既然是史诗，那么总得与史紧密相联。古希腊史诗《伊利亚特》家喻户晓，该诗以希腊人与特洛伊人之间的战争作为大背景，而切入点则是阿喀琉斯不可遏制的憤怒。张合的《乌蒙壮歌》则以乌蒙地区的贫困境况作为基础，诗人叙事的策略不同于《伊利亚特》那样以战争的进行和将领的冲突作为诗歌的脊柱，而是选择了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形象，以及他们各不相同的奋斗故事为诗情散逸的节点，并最终回到乌蒙脱贫攻坚战这一大主题上去。似乎可以说，《乌蒙壮歌》并非扣人心弦的戎马传奇，而是诚挚感人的当代英雄群像塑造，是对在各自岗位上发光发热、在脱贫大潮中各自倾尽心血的人们所作的最高礼赞。
　　《乌蒙壮歌》的人物群像书写，占据了文本的大部分空间。在这首长诗里，张合以叙事代抒情，借对他们奋斗事迹的精要叙述，表达对这些可爱之人的无限敬意。在诗人所刻画的人物群像中，有三类是最为突出、最值得关注的：一类是驻村工作的机关干部，一类是奋发的乌蒙劳动人民，一类是以科技推动脱贫的技术人员。这三类人物之所以值得关注，是因为诗人着力从不同的心理视角和个体经历对他们加以描述，既刻画了不同个体的鲜活性格，又处处暗合诗歌的整体主题。张合看似粗放的笔触中，不乏细腻的笔墨，不仅有气力十足的远景描写，还有对生活细微处的刻画；不仅有奋进的颂赞，还有些微的遗憾与感喟。比如描述驻村工作的干部陈永会，诗人交代他在忙碌中没能顾上心爱的女儿，于是自然地生发出这样的遗憾：“女儿这样写道/妈妈妈妈你好吗/你知道不知道我马上高考/人家的孩子父母天天陪宝宝/你倒好/一天两头不见人影”。这样的叙述很能抓住读者的心，在集体事业与个人生活的两难选择中，一个人如果选择了集体事业，将必然牺牲一部分家庭的美好，这是遗憾却高尚的。这样的价值选择，在张合塑造的人物群像中并不是个例。这些干部为了集体事业做出的家庭牺牲，是在向一个光荣的传统致敬，并昭示着值得期待的未来。此外，勤劳且要强的劳动者，求真务实的科技人员，也都闪耀着动人的光彩。人物群像是《乌蒙壮歌》的诗意血肉，诗人将这些鲜明的个例组合成当代社会行进的真实画卷，从而建构出雄浑而动人的当代史诗。
　　在艺术处理上，张合的诗歌展示了独具特色的开阔性。西方经典叙事长诗如《神曲》，有着瑰丽的想象和奇绝的景致，而《伊利亚特》则有宏大的战争场面。但张合的诗歌写作，是基于一种现实主义的深刻观察和冷静思考的，并没有宏大战场的血火冲突，更多的是在平凡岗位上闪光的一个个普通人的生活素描。那么张合如何将《乌蒙壮歌》写得开阔？张合的人物故事里，没有硝烟和神迹，但却有面向历史和现实的真诚，谁能说这不是一种开阔？历史源流上，书写劳作本就是一个佳作频出的题材。李绅《悯农》、白居易《观刈麦》都是一千多年来被称颂的名篇，从古而今，中国诗人的血液里始终流淌着对劳动的亲近之情。张合所承接的，不只是古代诗人歌吟农事的抒情传统，还有现代诗人如艾青、臧克家等开辟的诗歌写作途径，《老马》、《雪落在北方的土地上》等诗歌中那样深切的悲悯，在张合诗歌中也能寻到。如写到残疾人士吴向文时，诗人这样表达：“一任残损的手掌磨出骨头/叠加血痕/切进嘴唇/关闭身体里接近撕裂的轰鸣”，诗人的笔触连接上了历史的脉络，他的底层书写有着与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一脉相承的气质，读《乌蒙壮歌》，我们无时不感受到其文本的开放性。当然张合的写作不止承接了源远流长的文艺传统， 还承接了克己奉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传统。面向文学的和艺术历史的同时，张合没有忘记诗歌立足的现实条件，整首长诗以“脱贫”作为叙述主线，实际上是出于对现实条件的密切关照。应该说，当我们希望书写革命情感，致敬伟大精神时，有许多经典的话题可以选择，比如抵抗外侮的战斗等历史话题，但诗人选择的是写当代人眼前事，如何在当代人眼前事的表述中鉴照出历史感来，这是有相当的写作难度的，于是我们不难想见，在诗人丰富的群像描写背后，是辛劳的素材搜集和反复的斟酌造句，一个个站在我们面前的人物，由此构成了诗歌现实视野下值得信赖的美学元素。在具体的书写中，诗人并非一味地保持严肃的普通话叙述，而是善于庄谐并重地采用了一些方言词语，加入地方性文化元素，由此更凸显出诗歌的现场感和当下性来。原本“脱贫”是一个很阔大的话题，但诗人选择从细节和近处着手，从真实可感的元素着手，增加了诗歌叙事抒情的现实性和可感度。《乌蒙壮歌》既有历史的血统，又有现实的光泽，其独特的开阔气质可见一斑。
　　诗歌有时候需要追逐太阳和星星，但有时候也需攥紧带着汗水的泥土。在绵软无力的抒情诗近乎泛滥的当代诗学语境下，张合《乌蒙壮歌》的独特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这不仅在于它描绘了乌蒙地区脱贫工作的艰难与壮阔，展现着恢宏的历史厚度，还在于它及时弥补了当代诗坛现实主义创作的某种不足，其激越而高昂的现实书写和历史咏赞，如强心针般极大触动了读者的神经。在情感演绎上，《乌蒙壮歌》无疑是植根于泥土，倾心于大地的。阅读全诗不难发现，诗人始终关心着广阔土地上劳作着的人们，关心着他们的生活、生存与发展，他们的一颦一笑都让诗人牵挂，都被演绎为动人的诗行，诗人这种关注民生、心忧天下的情怀是最能打动人的。也许在张合的审美理念中，大地就是最高的浪漫主义，倾心于大地就是倾心于诗神。因此，诗人将对现实生活的聚焦当作最可靠的诗意表达，以现实生活缺憾的发现和补救来推动自己的诗歌写作，就像乌蒙的贫困召唤一场脱贫的甘霖一样，诗人的叙说唤起了人们对这些平凡英雄的崇高敬意。在价值多元的当下语境下，怎么样的诗歌才值得写呢？也许不同的人都有各自不同的回答，也许更多人愿意纵容想象的特权，去建造精致的词语宫殿，创制出所谓的“纯诗”来。但张合不然，他并不乐意以天马行空的想象来虚拟出某种纯粹抒情的诗意天堂，而是愿意深情凝视双脚穿着长筒胶靴、双手沾满泥水的人们，不管是干部、农民还是技术人员，都被诗人纳入笔下，精彩地书写出来，劳动者群像的展演，奏响的是现实主义的雄奇乐章。司马迁的《史记》为出身各不相同的人立传，不过到最后，王侯将相还是主角，《乌蒙壮歌》则不然，诗中呈现的每一个可敬的形象，都是大地的孩子，都是脱贫攻坚战中的弄潮儿。换句话说，《乌蒙壮歌》写现实问题写现实故事，写在不同岗位上发光发热的人们，这是诗人献给乌蒙大地的颂歌。在这里我想到一个词，情怀。书写大地，写出《乌蒙壮歌》这样的诗歌，是需要情怀的。这样的情怀，也许来自于对经典革命文学的欣赏，也许来自于日常生活中对平凡英雄们的观察和赞许，但最终来自一种朴素但坚定的人民本位的价值观。“脱贫”是一个很现实的话题，对于诗人它是许多可供选择的话题中十分不起眼的一个，带着泥土和草叶的味道，但对于乌蒙贫困县区的人民，它是生活最大的阴云，战胜贫困，就是当代的革命任务。而诗人敏感地意识到这些，他深知大地的故事更需要被书写。在我看来，只有拥有了这种可贵的情怀和敏感的意识，才可能催化出《乌蒙壮歌》的降生。
　　就诗人所关注的脱贫写作而言，《乌蒙壮歌》的出现同样可以看作一个壮举。脱贫工程浩大而繁琐，其间涉及到的社会学问题芸芸总总，异常繁杂，很难想像，诗人在构建这个以“脱贫”为主题的长篇诗章时，做了多少前期的功课，写作背后巨大的工作量无疑是惊人的，好在诗人历尽了甘苦，排除了万难，最终完成了这首长诗。某个角度来看，这首长篇叙事诗的写作何尝不是一场脱贫攻坚战，诗人在漫长而艰苦的写作中，完成了质量较高的动人诗章，他以这不可多得的长篇巨制，向他的写作对象深深地致敬，向乌蒙大地投去礼赞与祝福。可以肯定地说，《乌蒙壮歌》是属于深广的大地和无垠的历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