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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05年修订的公司法在具体操作和保护债权人方面有了很大突破，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任然存在一些执法依据不足，本次解释针对发起阶段债务的承担、实物出资、股东出资责任、抽逃资本金、名义股东的权益等方面进行了补充和完善，以更好地解决实际问题。
关键词：发起阶段债务、实物出资、抽逃资本、出资义务
2011年1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法释[2011]3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以下简称解释(三))，2005年修订后的公司法在可诉性方面大大增强，但仍然存在概括性、原则性、宣示性等特点，导致公司纠纷事件很多无据可依，为了解决公司资本的形成与维持、股权投资者之间利益的平衡、公司债权人利益的保护、公司设立过程中债务的承担等方面涉及的问题，解释(三)对以上方面进行了明确。解释(三)具体在以下六个方面进行明确：公司成立前债务的责任主体；典型非货币出资到位与否的判断标准及救济方式；非自有财产出资行为的效力；未尽出资义务(包括未履行出资义务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和抽逃出资的认定、诉讼救济的方式以及民事责任；规范限制股东权利的条件和方式；妥善平衡名义股东、股权权属的实际享有者以及公司债权人间的利益。通过这些规定，制约公司参与者的不诚信行为，促进公司依法规范设立及运营，促使公司资本的稳定与维持，为与公司交易的第三人的利益提供保障。
一、对非货币财产出资进行了规范
公司法允许股东可以用非货币财产出资，但没有明确规定非货币财产出资的相关标准及程序。为保障公司资本的充实和维护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对非货币财产出资进行了如下补充。首先，未评估作价的非货币财产由于其实际价值是否与章程所规定的出资额相符并不明确，如果当事人请求认定其他出资人未履行出资义务时，法院应委托合法的评估机构进行评估，然后将评估所得的金额与章程所定出资额相比较，以确定出资人是否完全履行了出资义务。这种由法院委托评估的方式既可以便捷地解决纠纷，也可以尽快落实公司资本是否充实。
其次，设定了非货币财产出资到位与否的司法判断标准，尤其是对于权属变更需经登记的非货币财产，坚持权属变更与财产实际交付并重的标准。即：该财产已实际交付公司使用但未办理权属变更登记的，在诉讼中法院应责令当事人在指定的合理期间内办理权属变更手续，办理完前述手续后，才能认定其已履行出资义务。同时，出资人对非货币财产已办理权属变更手续，但未实际交付公司使用的，法院可以判令其向公司实际交付该财产、在交付前不享有股东权利。这些规定旨在敦促出资人尽快完全履行出资义务，保证公司资本的确定。
再次，明确了出资人用自己并不享有处分权的财产进行出资的效力问题。因为无权处分人处分自己不享有所有权(处分权)的财产时，只要第三人符合物权法第106条规定的条件，其可以构成善意取得，该财产可以终局地为该第三人所有。而出资行为在性质上属于处分行为，出资人用非自有财产出资，也属于无权处分，那么在公司等第三人构成善意的情形下，其也应当适用善意取得制度。这有利于维持公司资本，从而保障交易相对人的利益。而对出资人用贪污、挪用等犯罪所获的货币用于出资的，应防止将出资的财产直接从公司抽出的做法，应当采取将出资财产所形成的股权折价补偿受害人损失的方式，以保障公司资本之维持、维护公司债权人利益，此时法院应当采取拍卖或变卖的方式处置该股权。
最后，明确了以股权出资的，出资人已履行出资义务的认定标准：出资股权的所有权明确；出资股权的权利无瑕疵；股权转让的法定手续已变更；股权价值已做价值评估。不符合上述条件且在合理期间内逾期未补正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未依法全面履行出资义务。
二、督促股东全面履行出资义务、保障公司资本的充实
出资义务是股东对公司最基本的义务，股东未尽出资义务既损害公司利益，也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应该督促股东全面履行出资义务。通过以下规定促使股东履行出资义务。
其一，拓宽了出资民事责任的主体范围。第一，将公司法第94条第1款对股份公司中其他发起人的连带出资义务也适用到有限责任公司，即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如果未按章程规定缴纳出资的，发起人股东与该股东承担连带责任；第二，规定增资过程中股东未尽出资义务的，违反勤勉义务的董事、高管人员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第三，由于协助股东抽逃出资行为的非法性更甚于未尽勤勉义务催收资本的行为，所以规定抽逃出资时协助股东抽逃的其他股东、董事、高管人员或者实际控制人应承担连带责任；第四，规定在第三人代垫资金协助出资人设立公司、双方约定验资成立后出资人抽回资金偿还该第三人的情形下，在出资人不能补足出资时，该第三人应与出资人承担连带责任；第五，未尽出资义务的股东转让股权时，知道该未尽出资义务事由仍受让股权的受让人应当与该股东承担连带责任。
其二，明确并拓宽了请求股东履行出资义务的主体范围。股东未尽出资义务时，公司法没有明确谁可以请求股东履行义务。本解释(三)则明确并拓宽了原告的范围。第一，明确了公司可以提出请求；第二，规定了其他股东可以行使诉权，可以要求该股东或其他发起人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或者要求抽逃出资的股东或协助人员返还出资；第三，很多情形下也规定了债权人可以提出请求，要求未尽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责任，也可以要求公司发起人与该股东一起承担连带责任。债权人还可以要求抽逃出资的股东承担同样的责任。
其三，明确了股东未尽出资义务时的责任包括利息责任。即股东未尽出资义务或抽逃出资时，该笔出资所产生的利息损失也属于股东等责任人的赔偿范围。也明确规定了股东等责任人对公司、对公司债权人的此种责任是一次性的责任，而不是重复责任，股东等责任人向公司或债权人已经承担前述责任后，公司或公司其他债权人不得再次请求其承担同样的责任。既不能免除责任人的责任，也不能加大责任人的责任。
其四，限制了股东在出资民事责任中的抗辩。首先是诉讼时效抗辩的限制，明确规定股东的出资义务不受诉讼时效期间的限制。未尽出资义务或抽逃出资的股东，不得以该义务已经过诉讼时效为由进行抗辩；其次是身份抗辩的限制，即股东不得以自己仅为名义股东来抗辩出资义务的履行，即使其为名义股东，也应履行出资义务。
其五、除了以上以诉讼的方式促使股东履行出资义务外，还规定了其他的方式。股东未尽出资义务，利害关系人可以以诉讼的方式维护相应的利益。但诉讼毕竟不是一种经济便捷的方式，并在实质上确认了公司的一些更直接的救济方式。主要体现在：
1，为保障股份公司资本尽快充实，实质上授予了发起人的另行募集权。股份公司认股人到期未缴纳出资，经发起人催缴后逾期仍不缴纳，发起人向他人另行募集该股份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募集行为有效。 2，从司法上认可了公司对未尽出资义务或抽逃出资的股东所设定的权利限制。明确规定公司通过公司章程或股东会决议，对前述股东的利润分配请求权、新股优先认购权、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等进行相应合理限制的，人民法院不得否认该限制的效力。
3，总体上确认了股东资格解除规则、并设定了相应的程序规范。实践中有的公司虽采取前述手段但股东仍不履行出资义务，为了保障公司及其债权人的利益，在股份公司的场合规定了发起人的另行募集权，相应地，在有限责任公司的场合，规定公司通过股东会决议解除未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出资的股东资格的，人民法院不得否定该解除行为的效力。这实际上认可了公司对该股东资格的解除。由于这种解除股东资格的方式相较于其他救济方式更为严厉，也更具有终局性，所以将其限定在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全部出资的场合。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部分出资的股东不适用该种规则。股东资格解除后，由于该股东所认缴的出资依旧处于空洞状态，为向公司债权人传达更真实的资本信息、保证债权人利益，要么将资本中该股东未出资部分的“空洞”数额减下来、即减资，要么将该“空洞”补起来、即由其他股东或者第三人缴纳，这些是公司后续的义务。
三、明确了实际出资人、名义股东和相关第三人的利益关系
商事实践中，由于各种原因公司相关文件中记名的人(名义股东)与真正投资人(实际出资人)相分离的情形并不鲜见，双方有时就股权投资收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如果名义股东与实际出资人约定由名义股东出面行使股权，但由实际出资人享受投资权益时，这属于双方间的自由约定，根据缔约自由的精神，如无其他违法情形，该约定应有效，实际出资人可依照合同约定向名义股东主张相关权益。另一方面，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规定股东名册中的记名，是名义股东(即记名人)用来向公司主张权利或向公司提出抗辩的身份依据，而不是名义股东对抗实际出资人的依据，所以名义股东不能据其抗辩实际出资人。同样，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第三款虽然规定未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但认为在名义股东与实际出资人就股东资格发生争议时，名义股东并不属于此处的“第三人”，所以名义股东不得以该登记否认实际出资人的合同权利。
在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间，实际出资人的投资权益应当依双方合同确定并依法保护。但如果实际出资人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等，此时实际出资人的要求就已经突破了前述双方合同的范围，实际出资人将从公司外部进入公司内部、成为公司的成员。此种情况下，参照公司法第七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因此规定此时应当经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
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第三款规定股东姓名或名称未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所以第三人凭借对登记内容的信赖，一般可以合理地相信登记的股东(即名义股东)就是真实的股权人，可以接受该名义股东对股权的处分，实际出资人不能主张处分行为无效。但是实践中，有的情况下名义股东虽然是登记记载的股东，但第三人明知该股东不是真实的股权人，股权应归属于实际出资人，在名义股东向第三人处分股权后如果仍认定该处分行为有效，实际上就助长了第三人及名义股东的不诚信行为，这是应当避免的。所以规定实际出资人主张处分股权行为无效的，应按照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的善意取得制度处理，即登记的内容构成第三人的一般信赖，第三人可以以登记的内容来主张其不知道股权归属于实际出资人、并进而终局地取得该股权；但实际出资人可以举证证明第三人知道或应当知道该股权归属于实际出资人。一旦证明，该第三人就不构成善意取得，处分股权行为的效力就应当被否定，其也就不能终局地取得该股权。
当然，在第三人取得该股权后，实际出资人基于股权形成的利益就不复存在，其可以要求作出处分行为的名义股东承担赔偿责任。
关键词：发起阶段债务、实物出资、抽逃资本、出资义务
2011年1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法释[2011]3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以下简称解释(三))，2005年修订后的公司法在可诉性方面大大增强，但仍然存在概括性、原则性、宣示性等特点，导致公司纠纷事件很多无据可依，为了解决公司资本的形成与维持、股权投资者之间利益的平衡、公司债权人利益的保护、公司设立过程中债务的承担等方面涉及的问题，解释(三)对以上方面进行了明确。解释(三)具体在以下六个方面进行明确：公司成立前债务的责任主体；典型非货币出资到位与否的判断标准及救济方式；非自有财产出资行为的效力；未尽出资义务(包括未履行出资义务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和抽逃出资的认定、诉讼救济的方式以及民事责任；规范限制股东权利的条件和方式；妥善平衡名义股东、股权权属的实际享有者以及公司债权人间的利益。通过这些规定，制约公司参与者的不诚信行为，促进公司依法规范设立及运营，促使公司资本的稳定与维持，为与公司交易的第三人的利益提供保障。
一、对非货币财产出资进行了规范
公司法允许股东可以用非货币财产出资，但没有明确规定非货币财产出资的相关标准及程序。为保障公司资本的充实和维护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对非货币财产出资进行了如下补充。首先，未评估作价的非货币财产由于其实际价值是否与章程所规定的出资额相符并不明确，如果当事人请求认定其他出资人未履行出资义务时，法院应委托合法的评估机构进行评估，然后将评估所得的金额与章程所定出资额相比较，以确定出资人是否完全履行了出资义务。这种由法院委托评估的方式既可以便捷地解决纠纷，也可以尽快落实公司资本是否充实。
其次，设定了非货币财产出资到位与否的司法判断标准，尤其是对于权属变更需经登记的非货币财产，坚持权属变更与财产实际交付并重的标准。即：该财产已实际交付公司使用但未办理权属变更登记的，在诉讼中法院应责令当事人在指定的合理期间内办理权属变更手续，办理完前述手续后，才能认定其已履行出资义务。同时，出资人对非货币财产已办理权属变更手续，但未实际交付公司使用的，法院可以判令其向公司实际交付该财产、在交付前不享有股东权利。这些规定旨在敦促出资人尽快完全履行出资义务，保证公司资本的确定。
再次，明确了出资人用自己并不享有处分权的财产进行出资的效力问题。因为无权处分人处分自己不享有所有权(处分权)的财产时，只要第三人符合物权法第106条规定的条件，其可以构成善意取得，该财产可以终局地为该第三人所有。而出资行为在性质上属于处分行为，出资人用非自有财产出资，也属于无权处分，那么在公司等第三人构成善意的情形下，其也应当适用善意取得制度。这有利于维持公司资本，从而保障交易相对人的利益。而对出资人用贪污、挪用等犯罪所获的货币用于出资的，应防止将出资的财产直接从公司抽出的做法，应当采取将出资财产所形成的股权折价补偿受害人损失的方式，以保障公司资本之维持、维护公司债权人利益，此时法院应当采取拍卖或变卖的方式处置该股权。
最后，明确了以股权出资的，出资人已履行出资义务的认定标准：出资股权的所有权明确；出资股权的权利无瑕疵；股权转让的法定手续已变更；股权价值已做价值评估。不符合上述条件且在合理期间内逾期未补正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未依法全面履行出资义务。
二、督促股东全面履行出资义务、保障公司资本的充实
出资义务是股东对公司最基本的义务，股东未尽出资义务既损害公司利益，也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应该督促股东全面履行出资义务。通过以下规定促使股东履行出资义务。
其一，拓宽了出资民事责任的主体范围。第一，将公司法第94条第1款对股份公司中其他发起人的连带出资义务也适用到有限责任公司，即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如果未按章程规定缴纳出资的，发起人股东与该股东承担连带责任；第二，规定增资过程中股东未尽出资义务的，违反勤勉义务的董事、高管人员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第三，由于协助股东抽逃出资行为的非法性更甚于未尽勤勉义务催收资本的行为，所以规定抽逃出资时协助股东抽逃的其他股东、董事、高管人员或者实际控制人应承担连带责任；第四，规定在第三人代垫资金协助出资人设立公司、双方约定验资成立后出资人抽回资金偿还该第三人的情形下，在出资人不能补足出资时，该第三人应与出资人承担连带责任；第五，未尽出资义务的股东转让股权时，知道该未尽出资义务事由仍受让股权的受让人应当与该股东承担连带责任。
其二，明确并拓宽了请求股东履行出资义务的主体范围。股东未尽出资义务时，公司法没有明确谁可以请求股东履行义务。本解释(三)则明确并拓宽了原告的范围。第一，明确了公司可以提出请求；第二，规定了其他股东可以行使诉权，可以要求该股东或其他发起人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或者要求抽逃出资的股东或协助人员返还出资；第三，很多情形下也规定了债权人可以提出请求，要求未尽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责任，也可以要求公司发起人与该股东一起承担连带责任。债权人还可以要求抽逃出资的股东承担同样的责任。
其三，明确了股东未尽出资义务时的责任包括利息责任。即股东未尽出资义务或抽逃出资时，该笔出资所产生的利息损失也属于股东等责任人的赔偿范围。也明确规定了股东等责任人对公司、对公司债权人的此种责任是一次性的责任，而不是重复责任，股东等责任人向公司或债权人已经承担前述责任后，公司或公司其他债权人不得再次请求其承担同样的责任。既不能免除责任人的责任，也不能加大责任人的责任。
其四，限制了股东在出资民事责任中的抗辩。首先是诉讼时效抗辩的限制，明确规定股东的出资义务不受诉讼时效期间的限制。未尽出资义务或抽逃出资的股东，不得以该义务已经过诉讼时效为由进行抗辩；其次是身份抗辩的限制，即股东不得以自己仅为名义股东来抗辩出资义务的履行，即使其为名义股东，也应履行出资义务。
其五、除了以上以诉讼的方式促使股东履行出资义务外，还规定了其他的方式。股东未尽出资义务，利害关系人可以以诉讼的方式维护相应的利益。但诉讼毕竟不是一种经济便捷的方式，并在实质上确认了公司的一些更直接的救济方式。主要体现在：
1，为保障股份公司资本尽快充实，实质上授予了发起人的另行募集权。股份公司认股人到期未缴纳出资，经发起人催缴后逾期仍不缴纳，发起人向他人另行募集该股份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募集行为有效。 2，从司法上认可了公司对未尽出资义务或抽逃出资的股东所设定的权利限制。明确规定公司通过公司章程或股东会决议，对前述股东的利润分配请求权、新股优先认购权、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等进行相应合理限制的，人民法院不得否认该限制的效力。
3，总体上确认了股东资格解除规则、并设定了相应的程序规范。实践中有的公司虽采取前述手段但股东仍不履行出资义务，为了保障公司及其债权人的利益，在股份公司的场合规定了发起人的另行募集权，相应地，在有限责任公司的场合，规定公司通过股东会决议解除未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出资的股东资格的，人民法院不得否定该解除行为的效力。这实际上认可了公司对该股东资格的解除。由于这种解除股东资格的方式相较于其他救济方式更为严厉，也更具有终局性，所以将其限定在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全部出资的场合。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部分出资的股东不适用该种规则。股东资格解除后，由于该股东所认缴的出资依旧处于空洞状态，为向公司债权人传达更真实的资本信息、保证债权人利益，要么将资本中该股东未出资部分的“空洞”数额减下来、即减资，要么将该“空洞”补起来、即由其他股东或者第三人缴纳，这些是公司后续的义务。
三、明确了实际出资人、名义股东和相关第三人的利益关系
商事实践中，由于各种原因公司相关文件中记名的人(名义股东)与真正投资人(实际出资人)相分离的情形并不鲜见，双方有时就股权投资收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如果名义股东与实际出资人约定由名义股东出面行使股权，但由实际出资人享受投资权益时，这属于双方间的自由约定，根据缔约自由的精神，如无其他违法情形，该约定应有效，实际出资人可依照合同约定向名义股东主张相关权益。另一方面，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规定股东名册中的记名，是名义股东(即记名人)用来向公司主张权利或向公司提出抗辩的身份依据，而不是名义股东对抗实际出资人的依据，所以名义股东不能据其抗辩实际出资人。同样，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第三款虽然规定未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但认为在名义股东与实际出资人就股东资格发生争议时，名义股东并不属于此处的“第三人”，所以名义股东不得以该登记否认实际出资人的合同权利。
在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间，实际出资人的投资权益应当依双方合同确定并依法保护。但如果实际出资人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等，此时实际出资人的要求就已经突破了前述双方合同的范围，实际出资人将从公司外部进入公司内部、成为公司的成员。此种情况下，参照公司法第七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因此规定此时应当经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
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第三款规定股东姓名或名称未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所以第三人凭借对登记内容的信赖，一般可以合理地相信登记的股东(即名义股东)就是真实的股权人，可以接受该名义股东对股权的处分，实际出资人不能主张处分行为无效。但是实践中，有的情况下名义股东虽然是登记记载的股东，但第三人明知该股东不是真实的股权人，股权应归属于实际出资人，在名义股东向第三人处分股权后如果仍认定该处分行为有效，实际上就助长了第三人及名义股东的不诚信行为，这是应当避免的。所以规定实际出资人主张处分股权行为无效的，应按照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的善意取得制度处理，即登记的内容构成第三人的一般信赖，第三人可以以登记的内容来主张其不知道股权归属于实际出资人、并进而终局地取得该股权；但实际出资人可以举证证明第三人知道或应当知道该股权归属于实际出资人。一旦证明，该第三人就不构成善意取得，处分股权行为的效力就应当被否定，其也就不能终局地取得该股权。
当然，在第三人取得该股权后，实际出资人基于股权形成的利益就不复存在，其可以要求作出处分行为的名义股东承担赔偿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