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把《21世纪资本论》与100多年前马克思的《资本论》进行类比，但我不认为这本书与马克思《资本论》有任何联系。我的书是一本历史书，而马克思的书更加注重理论和思辨。另外，马克思的书很难读，我的书却非常好读，虽然有点长，但因涉及20多个国家的两个多世纪，有很多历史的内容。我的这本书任何人都可以读，不需要任何技术知识和专业背景。
　　通过对长达300年的历史数据分析，我发现两次世界大战打断了财富积累的过程，本质上整个社会在向世袭资本主义回归，贫富差距正越来越大，资本主义仿佛回到了19世纪。而富人只用极少的财富消费，其余用于投资，财富将会累增。这种贫富差距将导致下一代面临物质和教育机会的双重不平等，富人子女只需“拼爹”，便能在未来竞争中轻易获得有利地位。
　　我一直认为中国是个非常“特别”的国家，中国财富收入透明度的缺乏让我很震惊，在世界范围内都很少见。中国是我所知道的国家中，唯一一个在征税，却找不到税收数据的。你根本不知道随着年份的变化，不同收入梯队里的人数是否在变化，不同收入群体里的纳税者是否在变化。所以想要精确地研究中国财富的分配，真的很困难。
　　我认为，经济学有时候太过于封闭在“象牙塔”里，封闭在一个独立的学科中。我自认为是一个社会学研究者。有时候经济学、历史学和社会学之间的界限并不像经济学家认为的那么清晰。比如，收入和财富资料的收集工作，如果说从前没有人做过，那是因为经济学家认为这些都太过于接近历史学，而对历史学家来说又太过于接近经济学，结果谁都没有做，这很遗憾。
　　税收是解决财富分配不公平最好的方式，我在书中从头到尾都这样说。税收的存在，可以为我们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服务，可以确保不同阶层的人所付出的和他们为社会做贡献的能力是相对等的。这需要我们将财富收入更加公开化、透明化。
　　我不只喜欢古典文学，还喜欢现代文学。文学作品具有很大的震撼力，它反映的一些现实，是用其他渠道无法表达的。很多时候，文学著作和学术作品探讨的都是现实问题，两者是互补的，只是方式不同。学术研究是另一种语言模式，学术作品反映的是社会现实，是用构建的方法或数据的形式来表达。
　　我并不是“工作狂”，喜欢过有张有弛的生活。平时度假时，也会随身携带诸如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这样的小说来看。工作之余，我最喜欢和三个女儿聊天。我出书的目的就是为了推动舆论，大家对我的论断有争议、有批评，这些都是好的现象。
　　社会学的研究者中没有天才，我所作的研究，都是技术含量很低的东西，只不过是以前没人系统地做过罢了。其实它就是收集历史上不同时期的家庭收入，然后汇总而已。理论上说，这种研究每个时代都能做，我只是把这些数据汇集起来，然后试着从政治、文化、社会的角度，来分析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平等。
　　不可否认，巴尔扎克的小说确实给了我不少灵感。比如《高老头》中拉斯蒂涅提出的论断“你仅靠工作和学习无法成功，应该设法去捞个遗产”。这就是我要研究的对象，我想弄清楚 19 世纪劳动收入和资本收益的关系，是否真的像《高老头》中描述的那样。我在写《21世纪资本论》时，也一直提醒自己，要注意整体的故事性。
　　 Q&A
　　Q：《21世纪资本论》这本书你写了多少年？
　　A：书本身只写了一年左右，或者更少一点，九个月吧。但是，它集合了全球30多位研究人员十多年的历史研究工作，是国际化资料集结而成的结晶，它产生于从未有过的、全球最庞大的收入和财富分配的数据库。我写这书的目的就是要让尽可能多的人接触到这些历史资料。
　　Q：该怎么读你的书？可以像看小说那样看吗？
　　A：可以啊。可惜，我对自己的文学造诣深深质疑，就当成历史书来读吧。我讲的是财富衍变的历史，当然，财富的历史中不乏传奇故事。我的目的不是让人停止讨论财富的问题，而是让人们在这场讨论中，更加言之有物，有据可寻。
　　Q：你当时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教书，后来又回到法国，为什么那时会离开美国？
　　A：当时已经打算要孩子了，所以我希望他们在巴黎长大。虽然我很喜欢美国，这些年来，我每年都会定期多次重返美国，但回到巴黎，我的经济学研究更加接近社会科学，因为法国有研究社会经济史、社会学和人类学的传统，这使我的研究与其他社会科学拉近了距离。如果我留在MIT经济系，我可能也就会更加封闭在经济学的圈子里。
　　Q：很多学者认为你有获得诺贝尔奖的机会，你是不是有这样的期望？
　　A：我觉得自己还很年轻，现在更多的是一个社会科学研究者，而不是简单的经济学家。对于我来说，重要的不是获得什么奖，而是能够促进经济和历史知识的普及，作品的成功就是对我最大的嘉奖，它的成功表明大家需要获得关于经济学的知识。因为，收入、财富和不平等的问题太重要了，不仅仅关系到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而且确实有另外一种需求，而我的作品恰恰回应了这种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