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1月20日的就职演说中，特朗普总统对他所倡导的“美国优先”做了原则性解释，即他的贸易、税收、移民、气候等重大政策，都将以美国是否获利为逻辑起点。“购买美国货”、“雇佣美国人”这样的口号，正是这个逻辑的演绎。
　　“美国优先”是否会导致美国逐渐“内向化”，甚至走向孤立主义，亦或不再扮演自由、民主灯塔角色，不再承担超级大国的国际义务？这是外界普遍的疑惑。
　　事实上，“美国优先”在历史上一直是美国政治精英们所信奉的一条原则。这个口号并非共和党总统特朗普首创，而是由伍德罗·威尔逊这位民主党总统首次提出来的。众所周知，威尔逊是首位在国际舞台上宣扬国际主义精神的美国政要。
　　那么“美国优先”的思想源头在哪里？有学者将此归因于根深蒂固的“美国例外论”，称“美国的力量和道德权威源于其异质性”。
　　这种带有“玄妙”色彩的解释，充其量只适用于政治宣传，在学理上是经不起推敲的。首先，因为“异质”所以“优先”，这两者之间逻辑是含糊不清的。其次，世界上哪个民族、文明不带有“异质性”呢？如果都标榜自我优先，国际合作何从谈起？
　　“美国优先”思想源头没有那么玄妙，在美国崛起的历史路径上就能找到蛛丝马迹。
　　1865年南北战争结束后，美国经济迎来了一段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这个过程正好与第二次工业革命重叠，美国工业制造能力出现井喷式发展。结果就是19世纪末期，美国超过英国成为头号工业强国。也是从那时起，美国开始走向海外扩张的道路。
　　问题的关键在于，美国的海外扩张主要着眼于贸易扩张，本质上与欧洲列强的军事、殖民扩张是不同的。被誉为美国海外扩张战略大师、海权论的创立者马汉，就强烈反对美国将菲律宾殖民地化，而主张只获得两个军事据点。
　　海权论是一部军事学说，但马汉论述的逻辑起点，却是美国当时强大的工業制造业能力，以及由其所催生的海外贸易需求。原因不难理解，当时美国的国内市场，已经无法消化过剩的产能。海外贸易扩张，就是为了给过剩产能寻找出路。
　　那段时期，是美国崛起的历史起点。从源头上说，美国的崛起属于“内生性”崛起，其对外行为的源动力，从根本上说来自国内因素。“美国优先”等同于“美国国内优先”，原因也在于此。
　　这一点与当时另一崛起大国德国，存在明显的不同。19世纪德国著名历史学家利奥波德·兰克提出“外交优先”理念，他认为，成功的外交政策可以使一个国家独立于他国的干预，发展和完善自己的民族特性和宪法体系，因而对国家来说尤为重要。与他同一时代的外交天才俾斯麦，也为德国的崛起做了外交战略的“顶层设计”。
　　但严格地说，美国是没有所谓“顶层设计”的，也就是说没有先验性的崛起外交战略。美国崛起之初，面临的不是德国那种周边强国林立的外部战略环境，经营好国内就是最大的战略。历史与地缘因素，共同孕育了“美国优先”的基因。
　　某种程度上说，特朗普的“美国优先”、“让美国再次强大”，是对美国“内生性”崛起的回归。把他的外交理解为走向孤立主义，是对美国历史和现实的误读。如何与特朗普时代的美国打交道，理解“美国优先”的这个源头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