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的地盘我做主”到“我的身体我做主”，人类经历了一个私人财产权与人身权确立、丰富的过程。以前，尚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旧观念，如今个人的权利意识已经相当饱满。前不久，单身女性徐女士将北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告上法庭，原因是，该院拒绝向其提供冷冻卵子服务。
　　这是我国首例因“冷冻卵子”而引发的一般人格权纠纷案。徐女士的底气，其实和近些年，冷冻卵子的技术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普及不无关系。尤其是2012年，在玻璃冷冻技术成熟后，美国取消了冷冻卵子技术的“实验性”，将其完全向临床放开，女性选择冷冻卵子的数量明显上升。
　　据美国辅助生殖技术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2009年美国冻卵女性的数量仅为475人，2015年已经达到6207人，到2017年已经超过1万人。英国人类受精和胚胎学管理局发布的数据也显示，该国的冻卵案例已从2010年的234个上升到了2017年的1463个。
　　而在亚洲，日本政府甚至推出了鼓励女性冻卵的政策，给予公费补助。不仅是政府层面，一些企业甚至已经将冷冻卵子发展成为一种公司福利。如苹果公司和Facebook早在2014年就宣布，其公司女性员工如果冻卵，公司最高可以为其报销2万美元的费用。
　　具体到我国，早在2013年，女演员徐静蕾就曾宣布自己冻了9枚卵子。只不过，她是特意前往美国进行了手术。在国内，像她这样的单身女性，医院一般会明确拒绝，依据是原国家卫计委2003年发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规定，“禁止给单身妇女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
　　虽然规定很明确，但并不能上升到一般意义上的法律。这也是为什么，在近期接受媒体采访时，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表示，我国现行有关法律并未禁止单身女性生育。
　　2002年，吉林省第九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的《吉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中便规定，“达到法定婚龄决定不再结婚并无子女的妇女，可以采取合法的医学辅助生育技术手段生育一个子女”。此规定相当明确的点出了单身女性的生育权，并直言可以借助医学辅助生育技术。
　　一个是国家部委发布的“规范”，一个是省级人大表决通过的“条例”，二者相互冲突，显现出法律与观念层面尚待提升。早在2016年，原国家卫计委就曾回应“冷冻卵子热”，表示中国技术成熟无需去国外。而社会的进步发展，需要技术、法律、观念各方面齐头并进。
　　近年来，无论是在医学上，还是法律上，都不乏对“单身女性冻卵”困境的探讨及建议。如2019年，《医学与哲学》刊出《单身女性卵子冷冻的医疗、伦理与法律问题探讨》一文，主治医师胡瑜凌建议，不断加强、优化卵子冷冻的管理法律法规，使单身女性卵子冷冻成为辅助生殖技术中保留生育力的可发展之路。
　　如果说，徐静蕾的案例在当年是一次“原来可以这样”的警醒，那么经过几年的技术发展和观念普及，这次的徐女士状告医院事件，就应看作是“我们应该这样”的提醒。用个案推动法制进程，一直以来都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一个特征。我们期待，这次社会各界对“单身女性冻卵”的关注和讨论，持续散发出它的助推作用。
　　其实，在探讨“单身女性冷冻卵子”前，2014年在南京市还曾发生过全国第一起冷冻胚胎纠纷案。起因是江蘇夫妻遇车祸身亡，父母向医院讨要冷冻胚胎被拒。后来历经法院驳回和当事人上诉，无锡中院二审最终支持双方老人共同处置4枚冷冻胚胎。当时的判例，被视为法制的一大进步。
　　2018年7月，国家卫健委曾“单身女性使用人工辅助生殖技术”表态称，将加强调查研究，逐步凝聚共识，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切实保障女性生育、就业和职业发展权益。希望在徐女士的案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来自法律上的进步和完善，正视单身女性的生育权，以法制为基，为其撑起一片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