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戰争时期，真相是如此可贵，需要用谎言来护卫。
　　——温斯顿·丘吉尔

第一章 格雷丝

　　1946年，纽约
　　要不是犯了人生中第二个严重错误，格雷丝·希利永远不会发现那个手提箱。
　　周二上午9点20分，格雷丝原本应该乘坐开往市中心的早班巴士，从“地狱厨房”街区的出租屋前往她工作的下东区办公室。她是在去上班的路上，但不是从那个称为“家”的方向过来，而是匆匆穿行在麦迪逊大街，边走边将头发绾成发髻。尽管天气寒冷，她还是迅速脱掉外套，扯下里面的薄荷绿开衫。她不想让弗朗基注意到她穿着和昨天一样的衣服，从而怀疑她昨晚根本没有回家。
　　格雷丝在一家商店的橱窗前停住脚步，仔细打量自己印在玻璃上的影像。她真希望商店已经开门，可以进去买些脂粉掩盖脖子上的吻痕，再喷点样品香水，遮住昨夜的白兰地和马克的须后水的混合味道。此时此刻，每一次呼吸都让她感到眩晕而又羞愧。一个酒鬼坐在角落里睡着了，不时发出梦呓声。格雷丝看着他那毫无生气的苍白面庞，心里泛起一种同病相怜的感觉。邻近的巷子里传来敲打垃圾桶的声音，竟然与她脑袋里的砰砰声遥相呼应。整个纽约似乎都处在宿醉之中，或者不过是她自己搞糊涂了。
　　2月的狂风穿过麦迪逊大街，摩天大楼上的旗帜猎猎飘扬，一张皱巴巴的旧报纸沿着排水沟飞舞。听到圣阿格尼斯教堂9点半的钟声，格雷丝加快步伐，几乎小跑起来，衣领下的皮肤浸出了汗珠。中央车站赫然耸立在前方，再往前走一点，她就可以在42街左转，在市中心的莱克星顿大街搭乘特快巴士。
　　但是，当她接近43街十字路口时，前面的路被堵住了。三辆警车并排停在那里，封锁了麦迪逊大街，不准任何人再往南走。一开始，格雷丝怀疑发生了车祸，因为她注意到那辆黑色斯蒂庞克汽车斜停在街对面，引擎盖下冒出滚滚蒸汽。如今，市中心街道上的汽车越来越多，巴士、出租车和运送货物的卡车总是争道抢行。不过，事故似乎并没有涉及其他车辆。一辆救护车孤零零地停在拐角处，医护人员没有匆匆地跑来跑去，而是靠在车上抽着烟。
　　格雷丝走向一位身穿蓝色制服的警察，“请问，这条街会关闭很长时间吗？我上班迟到了。”
　　肥头大耳的警察从帽檐下轻蔑地看着她，仿佛女人有工作是很可笑的事，尽管在战争期间，所有女人都代替应征入伍的男人，在工厂尽职尽责地工作。“你不能走这条路，”他冷冰冰地回答，“短时间内不能通行。”
　　“发生了什么事？”她问，但警察转身走了。格雷丝向前迈了一步，伸长脖子望了一眼。
　　“一个女人被车撞死了。”旁边一名戴鸭舌帽的男子说。
　　看到破碎的挡风玻璃，格雷丝突然感到很不舒服。“真让人惋惜。”她叹息道。
　　“我没亲眼看见，”男子又道，“有人说她当场死亡，至少没有遭受痛苦。”
　　“至少”，这是汤姆死后格雷丝经常听到的一个词。至少她还年轻，至少他们没有孩子——好像这样就能减轻她的痛苦。有时候她想，孩子并不会成为负担，而是把汤姆的一部分生命留在了世上。
　　“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旁边的男子若有所思地说。格雷丝没有答话。汤姆的死也出乎意料。他计划出征前去纽约看望她，在从军事基地驶往佐治亚火车站的路上，他乘坐的吉普车翻车了。军方说他阵亡了，事实上，他只是遭遇了一场车祸。
　　一名记者按下照相机的快门，闪光灯闪了一下，格雷丝不由得眨了眨眼。她用手遮住眼睛，从人群中摸索着退出来，呼吸着充满香烟、汗水和香水气味的空气。
　　离开警方设的路障，格雷丝回头看了看，43街的西面也被封锁了，无法穿过马路。如果回到麦迪逊大街，绕到车站的另一边，至少要花半个小时，那会让她迟到更长时间。她又咒骂起昨晚。要不是马克，她不会站在这里，别无选择，只能抄近路穿过中央车站——她发誓永远不会再去的地方。
　　格雷丝转过身，中央车站赫然耸现在眼前，巨大的阴影笼罩着下面的人行道，通勤族络绎不绝地涌向各个入口。她想象着车站内的情景，阳光透过彩色玻璃窗射进大厅，接到了朋友或情侣的人们在大钟下热切地交谈着。让她不堪的不是这个地方，而是里面的人。女孩们涂着鲜红的口红，舌尖舔着牙齿，确保没有沾上颜色。她们握着手袋，心里充满期待。打扮得干干净净的孩子看到陌生的父亲显得有些紧张，这位父亲在孩子们还在蹒跚学步时就离开了家。身穿皱巴巴军装的士兵手里拿着枯萎的雏菊，从月台上一蹦一跳地走过来。这样的重逢永远不属于她了。
　　她应该停下，干脆回家。格雷丝渴望好好洗个澡，或者睡个午觉。但她必须去上班，弗朗基10点要和一家法国人面谈，需要她做笔录。之后，罗森伯格夫妇要来找房子。通常，这正是她喜欢这份工作的原因，将自己置身于别人的问题之中，但今天，她感受到了肩上沉甸甸的责任。
　　不，她必须往前走，别无选择。格雷丝挺起胸膛，朝中央车站走去。
　　她穿过车站大门。自从汤姆出事后，这是她第一次来中央车站。那天下午她从康涅狄格州来到这里，穿着她最漂亮的抽褶连衣裙，头发做成维多利亚公主卷，戴着平顶小圆帽。汤姆没有像预期的那样从费城抵达纽约，他应该在那里转车。她以为他错过了联运列车。当他也没有从下一班火车上下来时，她变得有些不安。她查看了车站中央问讯处旁边的留言板，以防汤姆来早了，或不知何故错过了他。她无法联系到他，也无法查问，除了等待，没有别的办法。她吃了一个热狗，弄脏了口红，嘴里变得发酸。她又站在报摊前看了第二遍报纸头条，然后是第三遍。一趟趟火车来了，又空了，士兵们从月台上潮水般涌过来，但始终不见汤姆的影子。当晚上8点半最后一列火车到达时，她已经急得快发疯了。汤姆绝不会让她这样苦等，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最后，一个赤褐色头发的中尉，她在汤姆的入伍典礼上见过他，带着恐惧的表情朝她走来，她一切都明白了。至今她仍记得，就在她即将瘫软下去时，那双陌生的手一把将她扶住。 　　车站现在看起来和那天晚上没什么两样，通勤族和旅客川流不息，井然有序，几个月前她在这儿遭受的心灵创伤没有留下一丝痕迹。“只管穿过去。”她对自己说，车站那头宽阔的出口像灯塔一样召唤着她，她不必停下来回忆一切。
　　有什么东西拽了一下她的腿，像是小孩的抓扯。格雷丝停下来，扭头看了看，发现尼龙长筒袜脱线了。是昨晚马克不小心弄的吗？脱线的地方越来越大，整个小腿像是划了一道口子，她急需把长筒袜脱下来。
　　格雷丝朝低处的公共卫生间跑去。在经过一条长椅时，她被绊了一下，虽然没有摔倒，但脚还是扭到了，脚踝一阵剧痛。她一瘸一拐地回到长椅前，抬起脚，以为之前鞋跟没修好，又掉下来了。但鞋子完好无损，不，是长椅下面伸出来的东西绊到她了。一个棕色手提箱，随意地塞在长椅下面。她恼怒地环顾四周，心想谁这么不负责任，把它搁在这里。但是附近没有一个人，其他人从她身边走过时，丝毫没有留意地上的箱子。也许它的主人去了卫生间，或者去买报纸了。她把箱子整个推到长椅下面，免得再绊到别人，然后继续向前走去。
　　在女卫生间外面，格雷丝注意到一个身穿破烂军装的士兵坐在地上。刹那间，她庆幸汤姆生前没有去打仗，没有受到战争的摧残。她将永远拥有他最美好的形象，不会像现在看到的这个士兵，伤痕累累地回到家，努力装出一副勇敢的面孔。格雷丝从口袋里掏出最后一枚硬币，她本打算用它买杯咖啡，现在不得不放弃了。她把钱塞进士兵干裂的手掌里，不忍直视他。
　　格雷丝走进女卫生间，在隔间里脱下长筒袜，然后出来走到镜子前，抚平乌黑的秀发，重新涂上科蒂口红，双唇抿了抿，在丝滑的柔顺中品味着昨晚发生的一切。在旁边的水槽前，一个年轻女人用大衣盖住圆滚滚的肚子。现在到处都是孕妇，显然是她们与那些从战场上归来的士兵欢聚的结果。格雷丝感觉到，那个女人在打量她凌乱的外表，会心一笑。
　　意识到上班已经迟到太久了，格雷丝匆匆离开卫生间。当她再次穿过车站时，发现刚才差点绊倒她的手提箱还在长椅下面。她放慢脚步，走到手提箱前，四处张望。
　　见没人来领取，格雷丝跪下来查看手提箱。它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与每天在车站出现的成千上万的手提箱别无二致，除了那个磨旧了的珍珠母把手甚是漂亮。只不过这个箱子没有被带出车站，而是孤零零地躺在長椅下。是丢弃还是遗落？她谨慎地思虑了片刻，想起战争期间定时炸弹装在旅行袋里的故事。但是一切都结束了，过去潜伏在每个角落的风险已经慢慢消退。
　　格雷丝仔细看了看手提箱，想弄清楚它的主人是谁。箱子侧面写着一个名字，她不安地回忆起弗朗基的一些客户，那些战争幸存者，德国人让他们在手提箱上写下自己的名字，谎称将来他们会找回自己的财物。这个箱子上只写着一个词：特里格。
　　格雷丝盘算着自己的选择：要么告诉行李员，要么干脆走开。上班已经迟到了，但好奇心驱使着她，也许里面会有标签。她拨弄着箱子的搭扣，突然啪的一声，搭扣似乎自己弹开了。她不由自主地把盖子抬起一点，回头瞥了瞥，觉得随时可能被人抓住。然后，她往箱子里看了看，里面收拾得整整齐齐，一把银质梳子和一块雅德莱薰衣草香皂塞在一角的上方，几件女人的衣服有棱有角地叠在一起。箱底还塞了一双婴儿鞋，但没有看到其他儿童衣物。
　　突然，格雷丝感到这是不可原谅的侵犯隐私的行为，于是迅速把手缩回来。就在这时，什么东西划破了她的食指，“哎哟！”她不禁叫了一声，手指上出现了一条口子，鲜血汩汩地流出来。她把手指放在嘴里，吮着伤口止血。然后，她伸出另一只手去够箱子，看看是什么割伤了她。剃刀还是小刀？原来，衣服下面有一个厚厚的信封，纸的锋利边缘划破了她的手指。“别动它！”一个声音似乎在说，但她还是忍不住打开了信封。
　　里面是一沓照片，用一块蕾丝巾仔细包裹着。格雷丝把它们抽出来时，手指上渗出的一滴血滴在蕾丝巾上，浸染开去。总共有12张照片，每张都是一个年轻女子的半身照，模样各不相同，不会是一家人。她们有的穿着军装，有的穿着挺括的衬衫或夹克，年龄都不超过25岁。
　　看着这些陌生人的照片，格雷丝觉得自己太随意了，甚至很不道德。她想把它们放回去，忘掉看到的一切。但最上面一张照片上的女孩吸引了她。这个女孩有一双摄人心魄的黑色眼眸。她是谁？
　　就在这时，车站外响起了警笛声。格雷丝感觉警察是冲她而来的，因为她擅自打开了别人的私人物品。她慌忙用蕾丝巾重新包住照片，想将它们放回手提箱，但是蕾丝巾窝成了一团，她没法将这沓照片装进信封。警笛声越来越响，没有时间了，她偷偷把照片塞进自己的背包，用脚把手提箱踢回长椅下面，直到看不见为止。
　　然后，她向出口走去，手指上的伤口阵阵作痛。“我早该知道，”她自言自语地说，“进车站不会有什么好事。”

第二章 埃莉诺

　　1943年，伦敦
　　处长勃然大怒。
　　他的大手重重地拍在长条会议桌上，震得茶杯哗啦哗啦直响，茶水溢出杯沿，一直流到桌子的另一端。往常开会时的说笑和闲聊都消失了。他的脸涨得通红。
　　“又有两名特工被俘了。”他吼道，顾不得放低声音。一个打字员经过走廊时停了下来，瞪大眼睛注视着这一幕，然后又匆匆走开了。埃莉诺急忙站起来关上门，用手挥挥头顶上的烟雾。
　　“是的，长官，”皇家空军上尉迈克尔斯结结巴巴地说，“这两名特工空降马赛几小时后就被捕了。目前没有任何消息，估计已经被杀了。”
　　“哪两个？”处长问道。格雷戈里·温斯洛，特别行动处处长，曾是一名陆军上校，在一战中享有盛誉，虽然年近六旬，依然威风凛凛，总部的人都称他“处长”。
　　迈克尔斯上尉似乎被这个问题弄糊涂了。对于那些在后方指挥任务的人来说，战地特工都是无名棋子。
　　但是，对于坐在他旁边的埃莉诺却不是这样。“哈里·詹姆斯，加拿大人，毕业于牛津大学莫德林学院。尤恩·彼得森，前皇家空军飞行员。”她对于进入战地的每个人都了如指掌。 　　“这是德军本月的第二起逮捕行动。”处长叼着烟斗，却没有点燃。
　　“第三起。”埃莉诺轻声纠正，不想再激怒他，但又不愿说谎。自从丘吉尔授权成立特别行动处，下令通过破坏和颠覆活动“点燃欧洲”，已经过去了近三年时间。从那时起，他们在欧洲部署了近300名特工，大多数人作为F区成员进入法国，目的是在盟军横跨英吉利海峡大进攻前，破坏德军的基础设施，武装法国游击队。
　　但是，在贝克街总部大楼之外，特别行动处并不被视为辉煌的成功。军情六处和其他一些传统政府机构颇为不满，认为其破坏活动是外行行为，对他们自己的秘密行动造成了损害。特别行动处的成功也很难量化，要么因为那些行动属于机密，要么因为它们的影响在大进攻前不会充分显现。最近情况变得不妙，越来越多的特工被逮捕。问题出在行动的规模上，陷入作茧自缚的困境？还是另有原因？
　　埃莉诺引起了处长的注意，他转过身来，问道：“到底怎么回事，特里格？是准备不足，还是出了差错？”
　　埃莉诺吃了一惊。在特别行动处成立后不久，她就以秘书的身份来到这里。获得这份工作绝非易事：她不仅是个女人，还是波兰籍犹太人，没有人认为她属于这里。她时常纳闷，自己怎么会从平斯克附近的小村庄来到伦敦的权力殿堂。但她说服处长给了她一个机会，凭借出色的工作能力，对细节一丝不苟和超常的记忆力，赢得了处长的信任。尽管她的头衔和薪水没有变，但她现在更像是一名顾问，处长从不让她和其他秘书坐在一起，而是坐在会议桌旁紧挨着他的右边。她怀疑这样做是因为他那边的耳朵有点聋，虽然他本人并不承认这一点。她总是在会后私下向他汇报情况，确保他没有遗漏任何信息。
　　不过，这是处长第一次当着众人的面征求她的意见。“恕我直言，长官，不是训练不足，也不是行动有误。”埃莉诺突然意识到每个人都在盯着她。她在特别行动处一向低调行事，尽量不引人注意，并对此颇感得意，但是此刻，可以说她的身份暴露了，人们带着怀疑的眼光看着她。
　　“那是因为什么？”处长问道，似乎比平时更加没有耐心。
　　“因为他们是男人。”埃莉诺字斟句酌地说，尽量稳住自己，希望处长明白她的意思，但又不会引起冒犯，“大多数法国年轻男子都不在城里了，被维希伪政府军抓了壮丁，或因不肯去而进了监狱。我们的特工现在不可能混进去。”
　　“那怎么办？我们应该让他们都躲起来吗？”
　　埃莉诺摇摇头。特工不能躲藏起来，他们只有与当地人交往才能获得信息。譬如，酒吧女侍者听到的警察喝醉后的闲聊，农妇注意到的经过田野的火车出现变化，等等，正是普通百姓的观察提供了这些真实的信息。特工需要与当地抵抗组织取得联系，加大打击德军的力度。不，F区特工不能躲在地窖或洞穴里行动。
　　“那么怎么办？”处长追问道。
　　“还有另一个选择……”她结结巴巴地说。他不耐烦地看着她。埃莉诺不是一个笨嘴拙舌的人，但她的想法太大胆，简直说不出口。她深吸了一口气，“派女人去。”
　　“女人？我不明白。”
　　幾周前，当看到发报室的一个女孩快速破译了一条来自法国战地特工的电报时，她突然萌生了这个想法。她的才能被浪费了，埃莉诺想，这个女孩应该从战地发送电报。这个想法如此离奇，过了很长时间才在她的脑海中明晰起来。她并不想现在提出来，也许以后也不会提，然而，这个尚未成熟的想法还是说出来了。
　　“是的。”埃莉诺听说过女特工的故事。她们在欧洲东部独自行动，传送信息，帮助战俘逃跑。这样的事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也发生过，涉及的范围之广超出大多数人的想象。但是，制订正式计划训练和部署女特工完全是另一码事。
　　“她们能做什么？”处长问。
　　“和男人一样的工作，”埃莉诺答道，对于必须解释那些显而易见的事情感到恼火，“送信，发报，武装游击队，炸毁桥梁。”女人已经发动起来，在国内战线上承担各种角色，除了护理伤员、站岗放哨，她们还会操纵高射炮、驾驶飞机。难道女人也能做这些事就这么难以理解？
　　“女子特工组？”迈克尔斯插了一句，毫不掩饰自己的怀疑。
　　埃莉诺没有理睬他，转过身面对着处长。“想想吧，长官，”她说，随着这个想法在脑海中越来越坚定，她变得激动起来，“在法国，年轻男人很少，但到处都有女人，她们可以混迹街头、商店和咖啡馆里。”
　　“至于已经在这里工作的其他女人……”她迟疑了一下，想起那些不知疲倦地为特别行动处工作的报务员。从某种程度上说，她们无可挑剔：技术娴熟，训练有素，全身心地投入这项事业。但是，这些完美品质也使她们在战地变得毫无用处，她们的思维已经固化，无法训练成特工，而且她们知道的东西太多，难以进行部署。“她们也不合适，需要重新招募。”
　　“可是我们到哪儿去找呢？”处长似乎对这个主意很感兴趣。
　　“和挑选男特工一样，”的确，他们没有可以征召女特工的军官队伍，“从陆军妇女队和急救护士队，大学和职业学校，或者工厂和街道去找。”挑选理想的特工不是靠一份简历或特殊的学位，更多的是凭感觉去物色合适的人选，“和男特工同样类型的人——聪明，适应力强，精通法语。”她补充道。
　　“她们得接受训练。”迈克尔斯指出，仿佛这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
　　“就像男特工一样，”埃莉诺反驳道，“没有人生来就知道怎么做。”
　　“然后呢？”处长问。
　　“然后部署她们。”
　　“长官，”迈克尔斯插嘴道，“《日内瓦公约》明确禁止妇女参战。”围坐在桌旁的人纷纷点头，似乎抓住了要点。
　　“公约禁止很多事情，”埃莉诺回敬道，她知道特别行动处的所有黑暗角落，该机构迫于战争压力，采取过种种投机取巧、绕开法律的做法，“可以让她们以急救护士队成员的身份作掩护。”
　　“我们是拿那些女人的生命冒险。”迈克尔斯指出。
　　“我不喜欢这个主意。”桌子另一端的一个人说。埃莉诺的心揪了起来，处长不是刚愎自用的领导，如果其他人都支持迈克尔斯，他可能会放弃这个想法。 　　“你喜欢每两周就有六个人落在德国人手里吗？”埃莉诺反唇相讥，被自己的大胆吓了一跳。
　　“我们可以试试，”处长异常果断地说，避免继续争论下去，然后转向埃莉诺，“在这条街上的诺格比大厦设立一个办公室，告诉我需要什么。”
　　“我？”她惊讶地问。
　　“你想的主意，特里格，就由你负责这该死的事。”回想起几分钟前讨论的伤亡情况，埃莉诺对处长的用词不禁感到一阵畏缩。
　　“长官，”迈克尔斯插话道，“我认为特里格小姐不够资格。无意冒犯。”他补充了一句，侧头看了她一眼。所有人都用怀疑的目光看着她。
　　“我不介意。”埃莉诺对周围男人的蔑视态度早已变得麻木。
　　“长官，”坐在桌子另一头的一位军官插嘴道，“我也觉得特里格小姐很不合适，她的背景……”桌子周围的人频频点头，一个个满脸狐疑，窃窃私语。埃莉诺能感觉到所有人都在打量她，怀疑她的忠诚。他们的表情似乎在说：这个女人不是我们中的一员，不可信赖。尽管她为特别行动处做了那么多事，他们仍对她充满敌意，视她为一个局外人，一个异类。这并不是因为缺乏努力，她挖空心思想要融入环境，消除自己的所有口音。她曾申请加入英国国籍，但被拒绝过一次，到底是什么原因，就连处长这样位高权重的人也无法确定。几个月前，她带着处长的推荐信，第二次提交了申请，希望能有所改变。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收到回复。
　　埃莉诺清了清嗓子，想要打退堂鼓，但处长先开口了。“埃莉诺，设立一个办公室，”他命令道，“尽快开始招募和训练那些女孩。”他抬起手，避免继续争论下去。
　　“是，长官！”她抬起头，紧紧注视着那双盯着她的眼睛。
　　会议结束后，埃莉诺等其他人都离开了，才走近处长，“长官，我不认为……”
　　“少说废话，特里格，我们都知道你是这项工作的最佳人选，包括那些军方人士，他们只是不愿承认，或是觉得匪夷所思。”
　　“但是，长官，就算这是真的，我是个局外人，没有任何影响力。”
　　“你是局外人，这正是你成为这个职位完美人选的原因之一。”他压低了声音，“我厌倦了整日钩心斗角。你不会让个人忠诚或其他顾虑影响你的判断。”她点点头，知道这是真的。她没有丈夫和孩子，没有外界的干扰，工作是唯一重要的事情，一直如此。
　　“你确定我不能去战地？”她问道，其实心里已经有了答案。尽管他希望由她负责这项行动让她受宠若惊，但这远远比不上成为一名战地特工。
　　“没有完整的身份材料，你去不了。”当然，他说得对。在倫敦，她也许可以隐藏自己的背景，但要拿到全部材料送她过去，尤其是现在，她的入籍申请还在等待审批，那完全是另一回事。“不管怎样，这个更重要。你现在是部门负责人，我们需要你招募、训练女特工。这个负责人必须是她们信任的人。”
　　“我？”埃莉诺知道，在特别行动处工作的其他女人认为她孤僻冷漠，她们不会请她吃午饭或喝茶，更不会向她吐露心事。
　　“埃莉诺，”处长继续说道，声音低沉而严肃，目光锐利，“很少有人在战争一开始就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处长说得太对了，她想，开始思索他要她做的事。这是一个掌舵的机会，可以纠正她目睹的所有错误。几个月来，她被迫坐在旁观席上，无力做任何事情。虽然比不上去战地，但是，这将是她大显身手的好机会。
　　“我们需要你弄清楚女孩们该去哪里，然后把她们派遣过去。”处长继续说道，好像一切都解决了，她已经答应了。埃莉诺内心感到矛盾，接受这一任务的前景很诱人，与此同时，她也十分清楚任务的艰巨性。目前男特工处境危险，在内心深处，她知道女特工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但要做好这方面的准备，需要付出巨大努力。她感到压力很大——那种参与和曝光——简直难以承受。
　　她抬起头，看着墙上阵亡特工的照片，这些年轻人为正义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她想象着德国情报机构，帝国保安部，在巴黎福煦大街法国总部的情景。帝国保安部由臭名昭著的党卫军少校汉斯·克里格勒领导，他曾是集中营的指挥官，埃莉诺从文件中了解到，此人极其狡猾残忍。有报道称，他利用当地人的孩子逼供，还把犯人吊起来，获得情报后，则任其吊死在那里。毫无疑问，就在他们说话的时候，他还在计划着让更多盟军特工落网。
　　埃莉诺知道，她别无选择，只能从命。“好吧。我要拥有绝对控制权。”她说。在订立条款时，先发制人很重要。
　　“没问题。”
　　“我只向你汇报。”在其他情况下，特别小组会通过处长的一名副手汇报。埃莉诺从眼角瞟了一眼在走廊徘徊的迈克尔斯，他和其他人显然很不满意她对处长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会变得越来越大。“只向你汇报。”为了强调起见，她又重复了一遍，让她的话真正被听进去。
　　“没有其他人插手，”处长保证说，“只向我汇报。”她听得出，他已横下一条心，迫切地需要她来做这项工作。

第三章 玛丽

　　1944年，伦敦
　　玛丽怎么也没想到，她竟在卫生间被招募为特工了。
　　一小时前，玛丽坐在“城镇之家”一张靠窗的桌子旁，那是约克街上一家安静的咖啡馆，她经常光顾那里，在一天无休止的叮当声之后，享受片刻的安静。她在陆军部昏暗的附属楼里做打字员，一想到即将到来的周末，她嘴角露出微笑，想象着5岁苔丝的可爱模样，小家伙的那颗小歪牙肯定又长出一些了。玛丽只有周末才能见到女儿，在中间的这段日子里，思念之情难以排遣。她想和苔丝一起去乡下，在小溪边玩耍，捡石头。但是，得有人待在这里挣钱，以防她们在迈达谷的老房子丧失抵押品赎回权或年久失修。当然，前提是它没有被炮弹炸毁。
　　远处传来一阵轰隆隆的响声，震得桌上的盘子哗啦直响。玛丽吃了一惊，本能地伸手去拿防毒面具，自从伦敦大轰炸结束后，再也没有人携带它了。她抬头望向窗外，在被雨水浸透的街道上，一个八九岁的小男孩正在人行道上捡煤屑。她的心揪了一下。他妈妈在哪儿？ 　　两年前的一天，她决定把苔丝送走。起初，和女儿分开的想法简直不可想象。后来，一枚炸弹击中了街对面的出租屋，炸死了七个孩子。要不是老天眷顾，那里面就可能包含苔丝。第二天早上，玛丽开始着手安排。
　　至少，苔丝和黑兹尔在一起，那个女人是玛丽的姨母，虽然性情有些阴郁，但很爱这个孩子。苔丝喜欢东安格利亚那座古老的牧师住宅，那里有一眼望不到头的橱柜和发霉的地下爬行空间。天气好的时候，她可以在湿地上疯跑，不好的时候就去邮局帮黑兹尔干活。玛丽无法想象把女儿放在火车上，送到乡下寒冷的修道院，或者别的什么鬼地方，投入陌生人的怀抱。去年每个星期五她去看望苔丝时，都会在国王十字车站看到这样的场面——妈妈一边为孩子整理衣服和围巾，一边强忍着泪水，弟弟妹妹紧紧地抱着哥哥姐姐，孩子们带着大大的手提箱，毫不顾忌地大声哭喊，试图从车窗里逃出去。这让两个小时的旅程痛苦难熬，直到她见到苔丝，将她搂在怀里。每个星期日她都待在那里，直到黑兹尔提醒她，最好赶上最后一班火车，否则就要错过宵禁时间了。尽管女儿平安无恙，和家人在一起，但今天才星期三，这让她觉得难以忍受。
　　她应该把苔丝带回来吗？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她看到越来越多的孩子返回城市，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她。伦敦大轰炸早已结束，一切又恢复了正常，他们晚上不必在地铁站睡觉了。但战争远未取得胜利，玛丽感觉更糟糕的事情还在后头。
　　玛丽抛开疑虑，从包里掏出一本书。这是波德莱尔的诗集，她很喜欢他的诗，那些优美的诗句能把她带回小时候和妈妈在法国布列塔尼海边度夏的快乐时光。
　　“对不起。”一个男人突然说。她抬起头，有些恼火被人打扰。这个人40多岁，身材瘦削，相貌平平，穿一件粗花呢短外套，戴着眼镜。他站起身，盘子里的司康饼还一口没吃，“我很好奇你在读什么。”她不知道他是否想要挑逗她。现在，这种打扰司空见惯，因为城里到处是美国兵，中午从酒吧里涌出来，三三两两地走在街上，刺耳的笑声打破了寂静。
　　但这个男人操着英国口音，表情温和，没有丝毫不得体。玛丽举起书给他看。“你能给我读一下吗？”他问道，“我不会说法语。”
　　“真的，我不认为……”她开始拒绝，被这个奇怪的要求吓了一跳。
　　“拜托，”他打断她的话，语气几乎是在哀求，“帮我个忙吧。”她纳闷为什么这对他如此重要，也许他失去了一个法国朋友，或者是一个在那里打过仗的老兵。
　　“好吧。”她让步了，读几行也无妨。她开始读“N’importe où hors du monde”（《这世界以外的任何地方》）这首诗。一开始，她的声音有些不自然，但慢慢地，她觉得自己获得了自信。
　　读了几句后，玛丽停下来，“怎么样？”她以为他会让她读下去。
　　但他没有，而是说：“你学过法语吗？”
　　她摇摇头，“没有，但我会说。我妈妈是法国人，小时候，我们每年在那里过夏天。”事实上，那些夏天是她对父亲的逃避。父亲是个酒鬼，性情暴烈，无法找到工作或保住工作，对母亲的教养和富贵出身极为憎恨，对玛丽不是男孩感到失望。这就是玛丽和母亲远赴法国度夏的原因，也是玛丽18岁时从赫里福德郡庄园逃到伦敦，然后改随母姓的原因。随着父亲的脾气越来越坏，她知道，如果她一直待在家里，整个童年担惊受怕，她可能会活不下去。
　　“你的口音很特别，”那人说，“近乎完美。”如果他不会说法语，怎么会知道呢？她感到纳闷。“你有工作吗？”他问。
　　“有。”她脱口而出。话题转得太突然，这个问题过于私密。她急忙站起来，在手袋里摸索着找硬币，“对不起，我真的得走了。”
　　那个人伸出手，她转过头，看到他拿着一张名片，“我不是故意无礼，但是，不知道你是否想要一份工作。”她接过名片，上面只写着：贝克街64号。“去找埃莉诺·特里格。”
　　“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她困惑地问，“我有工作。”
　　他轻轻地摇了摇头，“不一样。这是很重要的工作，非常适合你，而且报酬丰厚。恐怕我不能再多说了。”
　　“我什么时候去？”她问，尽管确信自己不会去。
　　“现在。”
　　玛丽愣了一下，她本以为会约个时间。
　　“那么你答应了？”那人追问。
　　玛丽把几枚硬币放在桌子上，没有回答就离开了咖啡馆，迫不及待地想要远离那个人。走到门外，她打开伞，裹好紫红色印花围巾以抵御寒冷。她转过拐角，停住脚步，回头看了看，确定那人没有跟过来。然后，她低头看了看名片，简单的黑白两色，官方风格。
　　玛丽意识到，她本可以一口回绝那个人。即使现在，她也可以扔掉名片，转身走开。但她感到好奇，这是什么工作？为谁效力？也许比没完没了的打字有趣。那个人还说，报酬很丰厚，这才是她最在意的。
　　10分钟后，玛丽发现自己站在贝克街的尽头。在拐角处的一个红色邮筒旁，她停了下来，突然想起夏洛克·福尔摩斯的故居就在贝克街。她一直认为那里神秘莫测，笼罩在迷雾中，但这栋楼房和其他底层为商铺的单调办公楼没什么两样，再往前是砖砌的联排房屋，已经改造成商业用途。她走到64号，迟疑了一下，门口的牌子上写着：三军联合研究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她还没来得及敲门，门猛地开了，一只似乎不依附于任何人的手指向左边。“波特曼广场，果园公寓大楼。转过拐角，沿街直走。”
　　“对不起，”玛丽举起那张名片，尽管似乎没有人会看到，“我叫玛丽·鲁克斯，有人让我来找埃莉诺·特里格。”門关上了。
　　“真是越来越奇怪。”她嘟囔着，想起了苔丝最喜欢的那本插图版《爱丽丝梦游仙境》。玛丽去看她时，经常读给她听。转过街角，眼前出现一排排房屋，她沿着这条街一直走到波特曼广场，看到了标着“果园公寓”的大楼。玛丽敲了敲门，没有人应答，整件事开始让人觉得是个奇怪的恶作剧。她转过身，准备回家，忘掉这桩蠢事。
　　在她身后，门嘎吱一声开了。她转过身，一个银发管家出现在面前。“什么事？”他冷冷地盯着她，好像她是个推销员，在挨家挨户兜售商品。她紧张得说不出话来，把名片递了过去。 　　“进来吧。”他招了招手，语气很不耐烦，好像她来得太晚了。他领着她穿过门厅，门厅的天花板很高，挂着枝形吊灯，给人感觉这里曾是豪宅的入口。他打开右边的一扇门，吩咐道：“在这儿等着。”然后迅速关上门。
　　玛丽局促不安地站在门厅里，觉得自己完全不属于这里。听到楼上有脚步声，她转过身，看见一个英俊的年轻人，长着一头浓密的金发，从弧形楼梯上缓步下来。他注意到她，停下来问道：“这么说，你也加入了这个非法勾当？”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他笑了笑，“那么是误闯进来的？”不等她回答，接着说道，“非法勾当——我们这样称这里的一切。”他指了指门厅。
　　管家又出现了，清了清嗓子。他严厉的表情让玛丽强烈感觉到，他们不应该交谈。金发年轻人一句话也没说，转过拐角，消失在似乎无穷无尽的门里。
　　管家领着她穿过走廊，打开一间铺着白色缟玛瑙瓷砖的卫生间门。她转过身，感到纳闷，她没有要求上厕所。“在这里等着。”管家说。
　　玛丽还没来得及抗议，管家就关上了门，留下她一个人。她局促不安地站着，呼吸着清洁剂留下的发霉味道。让她在卫生间等着！她需要离开，但不确定该怎么做。她坐在爪足浴缸的邊沿，脚踝交叉着，5分钟过去了，10分钟过去了。
　　最后，门咔嗒一声开了，一个女人走了进来。她至少比玛丽大10岁，也可能大20岁，表情严肃。乍一看，她留着黑色短发，细看才发现，她的头发在脑后绾成一个紧密的发髻。她没有化妆，也没戴首饰，浆过的白衬衫熨得十分平整，几乎就像军装。
　　“我叫埃莉诺·特里格，主管招募工作。抱歉，这里条件太差了。”她的声音干脆利落，“我们的地方不够用。”考虑到这幢房子的大小和玛丽看到的门的数量，这个解释似乎有些奇怪。这时，她想起那个因为和她说话而遭管家责备的年轻男子，也许来到这里的人根本不能见面。
　　埃莉诺像评估花瓶或珠宝似的打量着玛丽，目光冷冰冰的，“那么，你已经决定了？”仿佛她们刚刚结束一次长谈，而不是30秒前才见面。
　　“决定了？”玛丽迷惑不解地重复道。
　　“没错。你得决定是否要冒生命危险，我也得决定是否可以让你冒这个险。”
　　玛丽的头脑一片混乱，“对不起……恐怕我不明白。”
　　“你不知道我们是谁吗？”
　　玛丽摇摇头。
　　“那你来这里干什么？”
　　“咖啡馆里的一个男人给了我一张名片，然后……”玛丽结结巴巴地说，觉得自己很荒唐，连那个人的名字都不知道，“我该走了。”她站了起来。
　　女人用手按住她的肩膀，“这倒不必。你不知道为什么来，不代表你不应该来，我们常常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找到目标。”她说话生硬，非常严厉，没有一点女人味，“不要责怪送你来的人，他无权多说。我们的工作属于高度机密，许多在白厅工作的高层人士都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
　　“到底是什么？”玛丽壮起胆子问道。
　　“我们是特别行动处的一个分部。”
　　“噢。”玛丽说，尽管这个答案并没有让她完全明白。
　　“从事秘密行动。”
　　“就像布莱切利的电码译员？”她认识一个女孩，离开了打字小组去做那项工作。
　　“差不多吧。不过，我们的工作更实际，身处战地。”
　　“在法国？”
　　埃莉诺点点头。
　　“你想让我当间谍？”玛丽明白了，他们打算送她去参战。
　　“在这里不要问问题。”埃莉诺厉声说。
　　玛丽心想，这地方不适合她。她妈妈常说，她总是很好奇，过于好奇，随着玛丽进入青春期，那些没完没了的问题让父亲的脾气变得越来越坏。
　　“我们不是间谍，”埃莉诺接着说，似乎这个说法很无礼，“间谍活动是军情六处的事。确切地说，特别行动处的任务就是搞破坏，摧毁铁路、电报线路、工厂设备等，目的在于阻碍德军。此外，我们还帮助当地游击队进行武装抵抗。”
　　“我从没听说过这种事。”
　　“没错。”埃莉诺听起来很高兴。
　　“但是，你凭什么认为我能参与这种事？我根本不够条件。”
　　“胡扯。你很聪明，很能干。”这个刚刚认识她的女人怎么可能知道呢？这是她一生中第一次有人这样形容她。父亲让她确信自己很无能。而理查德，弃她而去的丈夫，也不过在短暂的时间里让她觉得自己挺有魅力，这就是她一直以来的自我感觉。玛丽从来没想过自己是这么棒的人，此刻，她发现自己渐渐挺起了腰板。“你会说法语，正是我们要找的人。你学过乐器吗？”埃莉诺问道。
　　尽管没有什么会再让玛丽吃惊了，但她还是觉得这个问题很奇怪，“我小时候学过钢琴，在学校学过竖琴。”
　　“这可能有用。张开嘴。”埃莉诺毫不客气地命令道。玛丽确信自己听错了，但埃莉诺表情严肃。“你的嘴。”她再次说道，显得有点不耐烦。尽管很不情愿，玛丽还是张开嘴。埃莉诺像牙医一样仔细看向她的口腔。玛丽十分气恼，对一个刚认识的女人的侵扰感到愤怒。埃莉诺往后退了一步，果断地说：“必须去掉后牙的填充物。”
　　“去掉？”玛丽惊慌地提高了嗓门，“那是一种很好的填充物，才过了一年，而且非常昂贵。”
　　“没错，太昂贵了，你马上就会被认出是英国人。我们要把它换成陶瓷的，法国人都用这种填充物。”
　　这时，所有事情都浮现在玛丽的脑海中：那个男人对她的语言能力感兴趣，埃莉诺担心她补的牙太英国化。“你想让我假扮法国女人。”
　　“是的，不过不仅仅如此。你将接受行动技能训练，然后才会被部署——如果你能通过训练的话。”听她的口气，就好像玛丽已经同意去了。“目前我只能说这么多。保密对我们的行动至关重要。”
　　部署。行动。玛丽感到头晕目眩，在这幢离繁华的牛津街只有几步之遥的优雅建筑里，正在筹划和发动针对德军的秘密战争，这似乎令人难以置信。 　　“一小时后有车来接你，送你去训练中心。”埃莉诺说，仿佛一切都谈妥了。
　　“现在？这么快！我得把事情安排一下，还要收拾行李。”
　　“永远都是这样。”埃莉诺答道。玛丽想，也许，他们是不想给人们回家重新考虑的机会。“我们会提供你所需要的一切，并通知陆军部。”玛丽惊讶地盯着埃莉诺，她并没有说过在哪里工作。她意识到这些人，不管他们是谁，对她了如指掌，咖啡馆的会面并非偶然。
　　“我要去多久？”玛丽问道。
　　“这取决于任务的性质和其他各种情况。你可以随时辞职。”
　　“离开。”似乎有一个声音在说。眼前所面临的一切显然超出了她的想象，但玛丽没有挪动脚步，好奇心被激起来了，“我有一个女儿，5岁了，和我姨母住在伊利镇附近。”
　　“你丈夫呢？”
　　“阵亡了。”她撒了个谎。事实上，苔丝的爸爸理查德是个失业演员，靠着在伦敦西区做临时演员勉强度日。苔丝出生后不久，他就消失了。玛丽18岁时，为了逃离父亲，来到伦敦，一开始就遇人不淑，坠入情网，爱上了一个坏男人。“他在敦刻尔克失踪了。”这个解释，一个病态的谎言，总比事情的真相好：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花着她妈妈留下的遗产。玛丽在他们刚结婚时，天真地把钱转到一个共同账户上，用来支付家庭开支。
　　“你女儿有人照顾吧？”
　　玛丽点点头。
　　“很好。如果你担心这些事，就无法集中精力训练。”
　　玛丽暗念，女儿可是我心中永久的牵挂。在那一刻，她确信埃莉诺没有孩子。
　　玛丽想起乡下的苔丝，如果她接受埃莉诺的建议，周末的探望就无法成行。什么样的妈妈会做这种事？负责任的选择是留在伦敦，婉言谢绝埃莉诺，回到战争期间的普通生活中去。苔丝只有她这个妈妈，如果她不回去，苔丝就只有年老的黑兹尔了，而老人肯定照顾不了苔丝太长时间。
　　“这份工作周薪10英镑。”见玛丽犹豫不决，埃莉诺补充了一句。
　　这是玛丽打字工资的五倍。她在伦敦找到了她能找到的最好工作，但这根本不够。即使再兼一份工作，那会让她无法在周末去见苔丝，她也挣不了埃莉诺给的这么多钱。她计算了一下，即使每周给黑兹尔寄钱支付苔丝的抚养费和其他开支，她也有足够的钱用于房子的还款，而眼下这是不可能的事。她想象着给女儿买一件新衣服，甚至在圣诞节买几件玩具。苔丝很懂事，从不抱怨，但玛丽常常希望能多给她一些自己小时候享有的东西。反正她现在也不能和苔丝在一起，因为她得在伦敦工作。事实上，玛丽对摆在她面前的神秘工作很是好奇。坐在那里没完没了地打字，让她觉得自己很没用。如果像埃莉诺说的那样，她确实具备条件，不妨做些好事，在战争中发挥真正的作用。
　　“好吧，我准备好了。但我得打个电话，告诉我女儿的监护人我周末不去见她们了。”
　　埃莉诺坚定地摇摇头，“不行。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你的去向，或者你要离开。我们会给你的家人发一封电报，告诉他们，你被派到别处工作。”
　　“我不能不辞而别。”
　　“你必须这么做。”埃莉诺冷冷地盯着她。尽管她的表情没有变化，但玛丽看到她眼中闪过一丝疑虑。“如果你不准备这么做，可以离开。”
　　“我得和女儿说说话，听不到她的声音，我是不会走的。”
　　“好吧，”埃莉诺终于让步了，“但你不能告诉她你要走。你可以用隔壁房间的电话，话要简短，别超过五分钟。”埃莉诺说话的口气就好像她现在是玛丽的上司。玛丽寻思，接受这项工作是不是个错误。“别提你要离开。”埃莉诺重申。玛丽意识到这是某种测试，也许还会有更多。
　　埃莉诺向门口走去，示意玛丽跟在后面。“等等，”玛丽说，“还有一件事。”埃莉诺转过身，脸上流露出愠怒的神色。“我应该告诉你，我父亲是德国后裔。”玛丽注视着埃莉诺的脸，希望这个消息能让埃莉诺改变主意，不再让她做这份工作。
　　但埃莉诺只是点点头，“我知道。”
　　“你怎么会知道？”
　　“你每天都坐在同一家咖啡馆里，是吗？”
　　玛丽点点头。
　　“顺便说一下，你应该停止这个坏习惯。改变日常规律极为重要。不管怎样，你坐在那里看法语书，被我们的人注意到了，觉得可能是一个很好的人选。我们跟踪你，知道了你的身份。经过一番筛选，我们认为你符合条件，至少初步考虑是这样。”玛丽惊呆了，对于所发生的一切毫不知情。“我们有猎头和招募人员，在英国各地寻找合适的女孩。但最终，我决定她们的去留，每一个女孩都要经过我这一关。”她的声音里有一种保护的意味。
　　“你认为我行？”
　　“也许吧，”埃莉诺谨慎地说，“你的条件不错。但在训练中，你要接受测试，看看是否能够真正运用。如果你没有勇气坚持到底，那些技能毫无用处。你有自己的政治倾向吗？”
　　“没有。我妈妈不相信……”
　　“行了，”埃莉诺厉声说，“回答问题时，不要说得太多。”又一个测试。“绝不能谈论你自己或你的过去。你会在训练中得到一个新身份。”在这之前，好像她根本不存在似的，玛丽想。
　　埃莉诺打开卫生间的门。玛丽走进一间书房，里面摆着高高的书架，一部黑色电话放在红木书桌上。“你可以在这儿打电话。”埃莉诺站在门口，甚至没有假装给她留点隐私。玛丽拨打了接线员的电话，要求接通黑茲尔工作的邮局，希望她还没有回家。她告诉接电话的女人要找黑兹尔。
　　随后，一个颤巍巍的声音从话筒里传来：“玛丽！出什么事了吗？”
　　“没事，”玛丽急忙安慰道，恨不得告诉她打电话的原因，“只是问问苔丝的情况。”
　　“我去叫她。”一分钟过去了，又一分钟过去了。快点，玛丽想，不知道五分钟后，埃莉诺是否会从她手里夺走电话。
　　“喂！”苔丝奶声奶气地说。
　　“宝贝儿，你好吗？”
　　“妈咪，我在帮黑兹尔姨姥整理邮件。” 　　玛丽笑了，想象着她在分类架周围玩耍，“好孩子。”
　　“再过两天，我就能见到你了。”苔丝年龄虽小，却有很强的时间观念，知道妈妈总是在星期五来。但这次她不会来了，玛丽心如刀绞。
　　“让我和你姨姥说话。还有，苔丝，我爱你。”她补充说。
　　但苔丝已经走了。黑兹尔又接起电话。“她还好吗？”玛丽问。
　　“她棒极了，能从1数到100，还会做加法，太聪明了。对了，那天她……”黑兹尔停了下来，似乎觉得向玛丽隐瞒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玛丽忍不住有点嫉妒，当理查德抛弃她，把她一个人留在婴儿身边时，她吓坏了。然而，在哺育孩子的漫漫长夜里，她和苔丝已经融为一体。之后，她被迫把苔丝送走。随着战争的继续，她错过了苔丝的许多童年时光。“周末你自己会看到的。”黑兹尔体贴地说。
　　玛丽感觉腹部像被击了一拳，“我得走了。”
　　“周末见。”黑兹尔答道。
　　担心说得太多，玛丽挂断了电话。

第四章 格雷丝

　　1946年，纽约
　　格雷丝离开中央车站，45分钟后，在德兰西街下了巴士。她从手提箱里拿出来的照片，似乎透过手袋烫到了她的皮肤。她几乎希望警察或别的什么人跟着她，命令她把照片还回去。
　　此刻，她穿过熙熙攘攘的下东区，这个上午看起来一切正常。过去的几个月，她一直在这里工作。在拐角处，卖热狗的莫蒂向她招了招手。窗户清洁工一边大声谈论着他们的周末，一边不时地向下面的女人吹着口哨。苏塞尔熟食店飘出诱人的香味，刺激着她的鼻子。
　　格雷丝很快到了果园街由排屋改建的办公室，开始气喘吁吁地爬楼梯。“布勒克尔父子”是一家为移民提供法律服务的公司，位于一栋楼房的四层，楼下是一个女帽店和一家独占两层楼的会计师事务所。在楼梯口的玻璃门上刻着公司的名字，名字起得不太恰当，因为老板叫弗朗基，而且据她判断一直如此。十几个难民沿着楼梯弯弯曲曲地排成长队，厚重的外套上露着凹陷的颧骨，衣服层层叠叠套在身上，好像害怕被人抢走似的。他们面带愁容，疲惫不堪，没有眼神交流。格雷丝走过时，闻到他们身上散发出一股难闻的气味。
　　“劳驾。”格雷丝说，小心翼翼地绕过坐在地上的女人，她的腿上放着一个熟睡的婴儿，溜进办公室。在房间对面，弗朗基坐在破旧的办公桌后面，电话听筒夹在耳朵和肩膀之间。他咧嘴一笑，招手示意她过去。
　　“对不起，我迟到了。”他一挂断电话，格雷丝连忙说，“车站那边出了车祸，我只得绕道而行。”
　　“我把梅茨一家改到11点了。”他的声音里并没有责备的意思。
　　她走近一点，看到他脸颊上的纸张压痕。“你又在这儿待了一夜，是吗？”她嗔怪道，“你没换衣服，所以别不承认。”话一出口她就后悔了，希望他没注意到她也没换衣服。
　　他举起双手表示承认，随即揉了揉太阳穴，黑发中夹杂着些许白发，“惭愧。我只能这样，韦斯曼夫妇需要申请居住权和住房的文件。”弗朗基帮助别人总是不知疲倦，无暇顾及自己的健康。
　　“现在已经完成了，”她尽量不去想他整夜工作时自己在做什么，“你应该去睡一会儿。”
　　“别教训我了，小姐。”他责备道，布鲁克林口音似乎更重了。
　　“你需要休息，回家吧。”她坚持道。
　　“那怎么跟他们说？”他朝走廊里等候的人群摆了一下头。
　　格雷丝回过头，看了看楼梯间源源不断涌来的求助者，心头掠过一丝伤感。弗朗基的工作主要是帮助欧洲的犹太人，他们来到拥挤不堪的下东区，和亲戚们住在一起。他接了所有案子，努力帮他们找到亲属或资产，拿到公民证书，而得到的常常只是一个付款承诺。但他从来没有克扣她的薪水，真不知道他怎么维持公司的日常运转。
　　还有，他如何保持旺盛的精力。他的白衬衫领口有点发黄了，脸上蒙着一层细细的汗珠，看上去似乎容光焕发。他是一个老光棍（谁会嫁给我？他经常这样开玩笑），年近50岁，总是一副邋里邋遢的样子，上午10点就长出胡子茬儿，头发也很少梳理。不过，他的棕色眼睛透着温暖的神情，让她不忍责备。而他脸上挂着的微笑也会时常感染她。
　　“至少你要吃早餐，”她說，“我可以去给你买块百吉饼。”
　　他摆摆手谢绝了。“你就帮我找找皇后区社会福利部门的电话号码，好吗？”他问，“我想在见客户前梳洗一下。”
　　“如果你把自己弄病了，对我们的客户没好处。”她责备道。
　　弗朗基只是笑了笑，出门去洗手间。走过楼梯口时，他抚弄着坐在那里的一个小男孩的头发，说：“等一下，好吗，萨米？”
　　格雷丝从桌角拿起烟灰缸，倒空，然后擦去桌面上的灰尘。总的来说，她和弗朗基在公司相处得很默契。初到纽约时，她在靠近西河的54街租了一个小单间，很快就花光了仅有的一点钱，只得凭借高中学的打字技能四处找工作。在去应聘这栋楼一家会计师事务所的秘书职位时，她误走进了他的律师事务所。弗朗基说他一直想招个人，他说的是不是真话，她无从得知。第二天，她就开始上班了。
　　她很快意识到，他并不是真的需要她。办公室很小，对他们俩来说都太小了。各种文件看似杂乱无章，他却能在几秒钟内找到需要的东西。工作虽然忙碌，但他完全可以应付。事实上，他已经做了很多年。不，他并不需要她。但是，他意识到她需要这份工作，所以保留了一个职位，为此她心存感激。
　　弗朗基回到办公室，问道：“准备好了吗？”她点点头，尽管仍想回家洗个澡，打个盹，或者喝杯咖啡。弗朗基大步走向办公桌，后面跟着那个叫萨米的小男孩，“萨米，这是我的朋友格雷丝。格雷丝，我来介绍一下塞缪尔·阿特舒勒。”
　　格雷丝朝男孩身后望去，寻找其他人。她本以为会有全家人，或至少有一个成年人陪着。“妈妈？爸爸？”她越过男孩的头，做出两个词的口型，不让他看见。
　　弗朗基表情沉重地摇摇头。“坐吧，孩子，”他温柔地对看起来还不到10岁的男孩说，“我们能帮什么忙？” 　　萨米不安地抬起头，透过长长的睫毛看了看，不确定该不该相信他们。格雷丝注意到，他手里拿着一个小记事本。“你喜欢写作吗？”她问。
　　“画画。”萨米带着浓重的东欧口音回答。他举起本子，露出一张人们在楼梯上排队等候的素描。
　　“太棒了。”她说。人物面部的细节和表情画得非常好。
　　“我们能帮你做什么？”弗朗基问。
　　“我需要找个住的地方。”这个小机灵鬼自学的英语，讲得断断续续，但能让人听懂。
　　“你在纽约有家人吗？”弗朗基又问道。
　　“我表哥，他和几个人在布朗克斯区合租了一间公寓。但是，和他们住在一起每周要花两美元。”
　　格雷丝寻思，在这之前萨米住在哪里。“你爸妈呢？”她忍不住问道。
　　“我和爸爸在韦斯特博克分开了。”韦斯特博克是荷兰的一个临时难民营，格雷丝回忆起几周前他们帮助过的一个家庭。“妈妈把我留在身边，一直待在女……”他停顿了一下，琢磨着合适的词汇，“女营房里，后来她也被带走了。我再也没见过他们。”
　　格雷丝的内心在颤抖，她试图想象一个孩子在那种情况下独自生存的情景。“他们有可能活下来。”她说。弗朗基使了个眼神，提醒她别再说下去了。
　　“他们被带到东部去了，”萨米面无表情地说，“没有人从那里回来。”
　　格雷丝思忖，一个无依无靠的孩子面临的是怎样的生活呀。她强迫自己把注意力集中到当下，“你知道，纽约有很多孩子们住的地方。”
　　“我不想去儿童之家，”萨米回应道，听起来惊慌失措，“也不想去孤儿院。”
　　“格雷丝，我能和你谈谈吗？”弗朗基挥挥手，示意她来到角落，避开萨米，“这个孩子在达豪集中营待了两年。”
　　格雷丝的心一颤，想象着小萨米目睹的那些可怕事情。
　　弗朗基接着说道：“然后他在难民营待了六个月，之后，用一个死去的小男孩的证件设法来到这里。他不会去另一个收容所再次受到伤害。”
　　“但他需要监护人，需要教育……”她争辩道。
　　“他需要的，”弗朗基轻声说道，“是一个安全的住处。”格雷丝黯然神伤，这是生存的最低要求，无法与一个孩子应该拥有的充满爱的家庭相比。如果她有个像样的公寓，也许会把萨米带回家。
　　弗朗基转身回到男孩身旁，用平淡的语气说道：“萨米，按照程序，我们要先宣告你父母死亡，这样你就可以领取社会保障金。”格雷丝知道，弗朗基并非铁石心肠，他只是想尽可能多地帮助这个小客户。
　　“那要多长时间？”萨米问。
　　弗朗基眉头紧锁，“这个过程不会很快。”他从钱包里掏出50美元，格雷丝倒吸了一口气。对于他们的微薄收入来说，这是一大笔钱，弗朗基难以承担。“这应该够你和表哥住一段時间，把它带在身上，不要交给任何人。两周后再来找我，如果你和表哥处得不好，可以早点来，好吗？”
　　萨米怀疑地看着钱，“我不知道能不能偿还你。”他的声音有着超越年龄的严肃。
　　“用那幅画怎么样？”弗朗基建议道，“这就算还清了。”男孩小心翼翼地从记事本上撕下那张纸，然后收下了钱。
　　看着萨米走出房间，格雷丝的心一紧。她读过也听说过欧洲日益加剧的杀戮和其他残暴行为，与此同时，这里的人们还在观赏电影，或抱怨尼龙袜的短缺。不过，直到为弗朗基工作，她才目睹了那些痛苦的面孔，开始真正有所感悟。她尽量与客户保持距离，因为她知道，如果自己向他们敞开心扉，哪怕是一条缝隙，他们的痛苦也会使她不堪承受。但遇到像萨米这样的人，她实在是无法抑制自己的感情。
　　弗朗基走到她身边，搂着她的肩膀，“我知道，这很不是滋味。”
　　她转向他，“你是怎么做到的？我是说，坚持这样做。”多年来，他一直在帮助人们从废墟中重建生活。
　　“只需埋头工作就行了。说到这个，贝克曼一家正在等着呢。”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是一系列的匆忙会面，有时用英语交流，有时用她高中时掌握的法语，有时还要用上弗朗基从祖母那里学来的德语。格雷丝飞快地写下弗朗基口授的需要为每个客户做的事情。但在工作间隙，格雷丝的思绪又回到了早上在火车站发现的手提箱上。为什么有人要丢弃它？她不知道那个女人（根据里面的衣服和洗漱用品，格雷丝判断是个女人）是无意中落下的，还是知道自己不会回来了，故意让别人发现它。
　　“我们是否该停下来去吃午饭了？”将近1点时，弗朗基问。格雷丝知道，他真正的意思是她应该去吃午饭，而他会继续工作，最多吃点她带回来的东西。但她没有争辩。下楼时，她想起来，今天从起床到现在自己什么也没吃。
　　10分钟后，格雷丝来到楼顶上，天气好的时候，她喜欢在这里吃东西，曼哈顿市中心向东延伸到河边的全景尽收眼底。这座城市开始变得像一个巨大的建筑工地，市中心建造摩天楼的巨型起重机比比皆是，东区边缘一座座公寓楼拔地而起。她看着一群女孩此时走出纺织厂。尽管经历了多年的商品短缺和配给制，她们身材高挑，穿着时尚，有些人甚至还抽烟。格雷丝并不想那样做，但她希望能融入其中。那些女孩看上去底气十足，而她觉得自己就像一个签证马上过期的游客。
　　格雷丝擦了擦沾满煤烟的窗台，坐在上面，想起了手袋里的照片。那天上午，有好几次她都在想，这一切是不是她想象出来的。但是，当她从手袋里掏出几枚硬币，准备吃午饭时，照片就在那里，用蕾丝巾包得好好的。她本想把它们拿出来，吃午饭时看一看，但楼顶总有些风，她怕照片被风吹走。
　　格雷丝打开从小贩那里买来的热狗，而不是通常的鸡蛋沙拉三明治。她喜欢自己的世界有一定秩序，在平凡的生活中获得慰藉。然而，一着不慎，满盘皆输。昨晚的偶遇让她走错了一步（不可否认，这一步非同小可），现在她的生活似乎陷入一片混乱。
　　她将目光转向城外，紧盯着东河附近一座高楼附近，虽然看不见，但昨晚住的那家豪华酒店在她脑海中隐约可见。事情的开始再简单不过了，在下班回家的路上，格雷丝在阿诺德餐馆前停住了脚步，因为寄宿公寓厨房的共用冰箱里什么都没有了。那家餐馆位于53街，她之前已经路过几十次了。她原本打算买点烤鸡和土豆，打包带走。然而，餐馆的柔和灯光和低沉音乐吸引着她，她不想再坐在狭小的房间里一个人吃饭了。 　　“请给我一份菜单。”格雷丝说。领班睁大了眼睛，格雷丝径直走进去，尽量不理会周围那些男人的惊讶目光。
　　然后，她注意到了他，一个身穿灰色西装的男人，坐在吧台边上，背对着她。他肩膀宽阔，卷曲的棕色头发剪得很短，用发油梳理得整整齐齐，格雷丝心中泛起一种久违的涟漪。那个人转身站起来，脸上现出喜悦的神情，“格雷丝？”
　　“马克……”她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他是谁。马克·多尔夫是汤姆在耶鲁大学的室友。
　　事实上，两人不仅是室友，还是最好的朋友。过去的回忆浮现在格雷丝的脑海中。马克比汤姆大两岁，但在学校的各种活动和舞会上，经常能在无数身穿海军蓝运动衫的男孩中看到他的身影。他甚至在她和汤姆的婚礼上当过伴郎，但这是他们俩第一次独自相遇。
　　“没想到你住在纽约。”他说。
　　“我没有，我是说，不算是。”她搜索着恰当的字眼，“我暂时在这里。你呢？”
　　“我住在华盛顿，来这里出差几天，明天一早就回去。很高兴见到你，格雷丝，你还好吗？”
　　这是汤姆死后她最害怕的问题。人们似乎总是在努力使自己的声音恰到好处地表达出同情，以一种不即不离的方式询问。不过，马克面露忧虑，似乎出于真情。“这样问太蠢了，对不起。”见她没有回答，他又加了一句。
　　“没关系，”她急忙说，“我还好。”事实上，情况已经好多了。在纽约，看不到那些每天会让她想起汤姆的地方，让她放下了过去，至少暂时是这样。那种麻木，那种遗忘，是驱使她来到纽约的原因之一。然而，她也为此感到内疚。
　　“很抱歉，我当时在国外，没能参加汤姆的葬礼。”他微微低下头。她注意到，他的五官并不完美，两只淡褐色的眼睛靠得太近，下巴很尖，但组合在一起却很帅气。
　　“我完全记不清了，”她坦言，“但是你送的那些花……”它们比其他花都漂亮。“你真好。”
　　“这是我起码应该做的。就这样失去汤姆，真是太糟糕了。”马克的脸上露出悲伤的神情，“我们将以他的名义设立一个奖学基金。”
　　格雷丝回想起，在耶鲁大学，马克和其他男生不一样，不仅仅因为他是汤姆最好的朋友。他有点沉默寡言，不过，那是出于自信而不是害羞。
　　过去的一切涌上心头，格雷丝突然有一种想逃走的冲动，“嗯，很高兴见到你。”
　　“等等，”他碰了碰她的胳膊，“坐一会儿吧，能和认识汤姆的人说说话真好。”
　　格雷丝并不这么认为，但她仍坐着，让侍者倒了一小杯白兰地。不知何时，马克把高脚凳移近了一点，但并没有显得放肆或不妥。夜色渐浓，时间在悄悄流逝。后来她才意识到，这家餐馆实际上更像是一个酒吧。她在想什么？守寡不到一年，她不该和陌生男人聊天。
　　但马克不是陌生人。他认识汤姆，了解汤姆，她发现自己入迷地听着他的故事。“后来，我在宿舍的楼顶发现了汤姆，他不记得自己是怎么到那儿的，只是很担心上课迟到了。”马克讲完了这个原本是为了逗乐的故事。
　　然而，格雷丝鼻子一酸，泪水夺眶而出，用手捂住了嘴，“哦！”
　　“对不起。”他连忙说。
　　“这不是你的错，只不过，我和你在这里又说又笑……”
　　“而汤姆不在这里。”马克明白了，这是其他人无法理解的。他伸手抹去她脸颊上的口红，迟迟没有放下手。
　　随后，马克把话题转到别的方面，音乐或政治，也许两者都有。直到后来，她才意识到，他对自己只字未提。
　　格雷丝强迫自己把目光从酒店方向移开，将那些画面从脑海中抹去。一切都结束了。她趁他睡着的时候，从酒店房间溜出来，叫了辆出租车。她再也不会见他了。
　　她让自己想想丈夫，那些埋藏在心底的回忆现在成了惬意的消遣。高中时，她和家人在科德角度假期间遇到了汤姆。他是她喜欢的那种男孩：一头金发，魅力十足。他是马萨诸塞州一位参议员的儿子，即将进入一所常春藤大学，像足球队队长一样引人注目。很难相信，他会被她吸引。她是一个会计的女儿，有两个姐姐，都已结婚，住在她们从小长大的康涅狄格州韦斯特波特。汤姆让她摆脱了令人窒息的小镇生活，以及未来那些冗长乏味的桥牌游戏和扶轮社会议，如果她一直待在那里，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事。
　　高中毕业后，她和汤姆结了婚，在纽黑文租了套房子，计划在汤姆大学毕业后搬到波士顿。他们谈到了迟来的蜜月旅行，也许是乘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号或别的邮轮去欧洲。但后来日本轰炸了珍珠港，汤姆毕业后报名参加了军官学校。他一直在本宁堡接受训练，即将被派往前线。
　　“我周末休假，”那晚他在电话里说，像往常一样安排着一切，“我没时间去康涅狄格州，但我们可以在曼哈顿见面，一起过周末。你在纽约港为我送行。”
　　那是他们最后一次通话。他乘坐的吉普车出了车祸，在去火车站的路上转弯太快，一场本可以避免的愚蠢事故。格雷丝常常伤感地望着其他女人佩戴的黄丝带，那不仅仅是战争遗孀的标志，还象征着自豪和决心——所有的痛苦和失去都賦予了意义。
　　汤姆的葬礼结束后，格雷丝便回到韦斯特波特。儿时的朋友马西娅伸出援手，邀请她去汉普顿的家中做客。远离家人同情的目光和生活过的小镇，让格雷丝如释重负。然而，她发现淡季的海岸一片沉寂，于是动身去了曼哈顿。但她知道家人决不会同意她一个人住在城里，于是告诉他们，她要和马西娅住一段时间。马西娅赞同这个计划，把她家里寄来的信转寄给她。已经快一年了，格雷丝一直没有回去过。
　　格雷丝吃完饭，回到办公室。上午的接待工作已经结束，排成长队的客户都散去了。弗朗基不知去了哪里，留了一堆需要打印的信件，都是代表客户写给各个机构的信。格雷丝拿起第一封，仔细看了看，然后把一张纸塞进打字机，开始专心致志地打字。
　　打好后，她准备去拿下一封信，但手突然在半空中停下，转而打开手袋，将信封里的照片取出来，呈扇形摆在面前。12个女孩，个个年轻漂亮，可能是女大学生联谊会的成员。多数人穿着制服，虽然面带微笑，但下巴紧绷，目光冷峻。这些照片用蕾丝巾精心包裹着，不过，由于经常触摸，出现了磨损，四周向上翘起。格雷丝的手指放在下面，几乎能感觉到从中散发的活力。 　　她把一张照片翻过来，上面潦草地写着一个名字，玛丽，再看另一张，玛德琳，还有琼、乔茜……听起来就像花园派对上的宾客。她们是谁？
　　她抬起头。弗朗基回来了，在房间对面打电话，近乎生气地对着电话另一端的人打着手势。她可以把照片拿给他看看，征求一下他的意见，也许他知道该怎么做。但是，她怎么解释自己动了别人的手提箱，更不用说拿走了不属于她的东西？
　　格雷丝轻轻抚摸着一张照片，上面是一个黑发美女，名叫乔茜。“把目光移开。”她心里似乎有个声音在说。格雷丝看着这张照片，突然感到一阵不安。这不关她的事，她需要把它们放回手提箱。
　　弗朗基穿过办公室朝她走来，她急忙拾起照片，塞回手袋里。他看见了吗？她屏住呼吸，等待他发问。但他没有，而是说：“我已经准备好提交给法院的文件。”
　　“我送过去。”她马上答道。
　　“你确定？”
　　“活动活动腿脚有好处，”她说，“我回家时顺路去办。”
　　“好吧，不过一定要早点走，确保4点半前到那儿，因为书记处的那些家伙常常会提前下班。”她点点头，这正是计划的一部分。提前走的话，她可以回到中央车站，把照片放回原处。
　　两个小时后，格雷丝从中央车站的地铁站出来，朝着那天她发誓再也不会去的地方走去。她乘自动扶梯上了大厅，车站沐浴着夕阳的余晖，一身疲惫的通勤者脚步不再匆忙，准备回家。
　　她将手伸进手袋，取出信封，朝长椅走去，心怦怦直跳。她会迅速把照片塞进行李箱，趁着没人看见赶紧离开，整个麻烦就此结束。
　　她走到长椅前，回头看了看，确保没有人注意到她。然后她跪下来，朝长椅下张望。
　　那个手提箱不见了。

第五章 玛丽

　　1944年，苏格兰
　　玛丽梦见一天早晨，她和苔丝在做司康饼，热烘烘，香喷喷。她把司康饼放在篮子里，让苔丝拿着，准备去花园吃。她伸手拿了一块，正要往嘴里塞，突然一声巨响，她的手僵在半空中。
　　一阵敲门声将玛丽从睡梦中惊醒。“怎么了？”她还没来得及起身，门猛地开了，接着一桶冰水浇在她身上。冰冷的水渗进睡衣和床单，她不禁打了个激灵。
　　灯开了，很刺眼。“En Fran？ais（讲法语）！”一个女人的声音训斥道。
　　玛丽坐了起来，一时不知身处何方。苏格兰，她想起来了。将近午夜时分，出租车把她从火车站送到这个雾气笼罩的庄园前。值班哨兵将她带到一个设有几张床的房间，没说什么就离开了。
　　她翻身下床。一个穿着灰色衣服的女人逼近她，怒目而视，“你必须用法语回答，即使睡着了。光会说是不够的，你必须用法语思考，梦中也说法语。五分钟内穿好衣服，到外面跑步。”她转身走出门去，留下冻得瑟瑟发抖的玛丽。
　　玛丽惊慌地走了两步，看着旁边的空床。房间里共有六张床，像宿舍一样排成两排，紧靠着米黄色墙壁。除了她自己的，所有的床都收拾得整整齐齐。这里还住着其他女孩。她回想起在黑暗中听到她们的呼吸声，悄悄换上分发的睡衣，尽量不吵醒她们。但现在，其他女孩已经起床出去了。为什么没人叫醒她？
　　玛丽匆忙把湿漉漉的睡衣挂在咝咝作响的暖气片上。在床脚的箱子里，有两套一模一样的衣服，卡其色裤子和衬衫，还有一双黑色橡胶底靴子。她换上一套，然后穿上同样单调的外套，从宿舍走进阿里塞格庄园散发着霉味的走廊，这座灰色的石头庄园现在成了特别行动处的训练中心。尽管天还没亮，走廊里已经挤满了特工，大多数是男性，也有少数女性，大概要去上课和训练。
　　走到外面，2月的黎明时分，苏格兰西部高地的寒气刺骨。尽管换上了干衣服，玛丽还是冻得浑身发抖。她真希望能围上那条被没收的围巾，接待员认为它“太英国化”了。雾已经散去，她现在可以看到，庄园位于陡峭的悬崖上方，坐落在光秃秃的古老林地中，这里尚未从冬天醒来。庄园的后面缓缓地延伸至黑暗、平静的湖面，与远处河岸上的一群小山相映成趣。在天气好的日子里，它可能更像是一个乡村度假胜地，而不是秘密的训练中心。
　　玛丽迟疑地四处张望，看见一群女孩聚集在草坪上。当她走近时，她们都没有说话。
　　突然，玛丽脚下的地面隆隆作响。她畏缩了一下，做好受到冲击的准备，仿佛回到几年前伦敦大轰炸现场，所有人在晚上都要躲进地铁和避难所。但是，地面很快平静下来。
　　“只是演习，”一个女孩小声说，“一些家伙在训练爆破。”这个解释并没有达到让人安心的目的。为了让未来的任务显得更加真实，训练使用的是真正的炸药。
　　这群女孩开始默默无语地沿着湖边的小路跑步。领队的女孩不到20岁，身材瘦小，腿又短又細，控制着全队的速度。她并不符合玛丽心目中的特工形象，不过，她跑得奇快，其他人跟在后面，自发地排成一列，玛丽努力跟上。
　　她们沿着一条狭窄的小路，跑上一座高山。玛丽看不见山顶，随着坡度越来越陡，她努力控制着呼吸。看到前面的山路，她对做特工的疑虑越来越大；没有人认为她很强壮，或者配做有意义的事，甚至玛丽本人也不例外。是什么让她觉得她现在可以这么做？
　　为了分散注意力，减轻疲劳，她观察着前面那些晃来晃去的人头。总共有五个女孩，都穿着和她一样的卡其色裤子和靴子。她们跑得很轻松，表明已经训练了一段时间。
　　她们来到一个布满岩石的高地。“休息。”领队的女孩命令道。队伍停了下来，有人拿出随身携带的水壶喝水。在之前发放的衣服等物品里面确实有一个军用水壶，但这次太匆忙，玛丽没想到带上它。
　　“前进！”不到一分钟，那个女孩就大声喊道。喝水的人收起水壶，队伍向前冲去，只有脚步声打破寂静。几小时后，她们到达了山顶。雾已经开始消散，麻雀互致清晨的问候。玛丽欣赏着阿里塞格庄园上方泛红的天空和下面波光粼粼的湖水。来这里受训之前，她从未到过苏格兰高地，在其他情况下，它会充满诗情画意。女孩们没有停歇就开始下山。虽然现在没那么费力了，但穿行于这条崎岖不平的小路，下山似乎更加困难。突然，玛丽的一只脚没踩稳，脚踝向内崴了一下。一阵剧痛穿过小腿，她尖叫起来，差点一个踉跄摔倒在地。第一次训练就失败了，要挺住，她想。她咬紧牙关，硬着头皮往前走。但是，每走一步，疼痛就会加剧。她落在其他人后面，距离越拉越大，没有人注意到。她完全跟不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