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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济是湖北钟祥人，也是首位获得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1926年，李济主持发掘山西夏县西阴村新石器时代遗址，成为第一位挖掘考古遗址的中国学者，因此被称为“中国考古学之父”。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说：“就中国考古学而言，我们仍活在李济时代。”
不解人类学情结
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在晚年曾回忆自己的老师李济：“回国后改行专搞中国考古学了，虽然他始终未能忘情于体质人类学。”而人类学正是李济一切工作的出发点，他说：“我想把中国人的脑袋量清楚，和世界人类的脑袋对比。”李济始终认为，只有用人类学方法去研究中国文化的发展及若干历史现象，才能得到有意义的结果。
这位怀揣着人类学情结的考古泰斗，却是半路出家。1918年，李济获得官费留美资格，进入了麻省克拉克大学攻读心理学学士。因为选修课上接触到了人口学，李济毫不犹豫放下心理学，改读了人口学，那段日子里，李济每时每刻都泡在图书馆，记录下书中的要义和自己的思考。舞会、联谊会这些学生们常常参与的活动，李济一概不参加。
因为这份执著，李济和人类学的情缘越发深厚，进入哈佛大学攻读人类学后，他发表的《中国的若干人类学问题》在学术界产生深刻的影响，著名哲学家罗素对这个20多岁的中国青年赞不绝口，罗素在1922年出版的《中国问题》一书中，还引用李济文章中的数段话。
李济在美国学术界的声名越来越大，他的导师希望爱徒能够留在美国的学术机构，所以给李济提供了优渥的待遇和科研设备。李济没有被这些打动，他的一颗火热的赤子之心正被祖国召唤。1923年夏天，李济收拾起行囊，离开了了风景如画的查尔斯河畔，回到故乡。这一年，他把自己的字从“受之”改为“济之”。
维护考古主权
回国以后，李济受教育家张伯苓邀请，在南开大学担任人类学、社会学兼矿科教授并兼任文科主任。在那里，他通过朋友认识了地质学家丁文江。正是因为这位热爱考古发掘的朋友，使李济逐渐对考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李济与丁文江一见如故。他们都想探究中国人的始源，共同的理想让二人无话不谈。这时，河南新郑出土了一批青铜器，丁文江知道后，立刻联系李济，希望他能走到考古挖掘的一线。丁文江自筹二百大洋给李济作发掘经费。面对好友的鼎力支持，李济非常感动。1923年秋天，李济前往新郑，开始了自己人生中首次小规模的考古发掘。
当地人不肯合作，士匪常常捣乱，很多墓葬已经被盗墓者挖掘，让李济的发掘工作步履维艰。这番考察，李济虽然常常有顿挫曲折之感，但依然倾尽全力，为日后考古工作打好了基础。事后，他还写出了研究论文《新郑的骨》。丁文江的苦心没有白费，李济在新郑的发掘，为整个中国近代考古翻开了开山之篇。
1924年，美国弗利尔美术馆派考古学家卡尔·毕肖普前往中国进行考古发掘，因为久闻李济大名，毕肖普特意邀请了李济参与考古。因为当时中国大部分文物流失西方，李济在回复毕肖普的信中，先提出了两个合作条件：“一个是在中国做田野考古工作，必须与中国的学术团体合作;另一个是在中国挖掘出的古物，必须留在中国。”毕肖普非常敬佩，他回复道：“我们可以答应你一件事，那就是我们绝不会让一个爱国的人，做他不愿意做的事情。”
殷商文化发掘者
1924年，甘肃广河县洮河西岸，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发现了齐家遗地。次年，他又在周口店发现几枚原始人的牙齿。西方科学家的发现一次又一次鞭策着李济。
1926年，李济发现了山西的西阴村遗址，因为连年奔波，體质虚弱，李济患上了斑疹伤寒。李济卧床不起，家人以民间偏方救治，差点让李济鸣呼哀哉。幸好赵元任夫人探病时及时发现，送他前往协和医院，方才康复。在协和医院的病床上，李济体验到了死而复生之感，更觉得时间宝贵。病情稍有好转，李济就开始筹备西阴村发掘，并向山西政府申请。当时的山西省长阎锡山没有回复李济，但内务署官员素闻李济爱国之情，于是批准了挖掘申请，“发掘的是过去不知名的墓葬，所以很少引人注目，可以减少公众反对挖墓的意见。”
李济在西阴村的发掘，为中国考古奠定了科学的方法，“探方法”“三点记载法”“层叠法”都与如今考古工作一脉相承。1928年至1937年，李济主持了河南安阳殷墟发掘。殷商文化重新走到世人眼前，在《安阳发掘之回顾》一文中，李济说：“安阳发掘所获得的文字、青铜器、石刻，以及商朝人的骨骼等等都是相当重要的。无论在哪一方面，都把中国的历史推早了六七百年至一千年。”
其中，最让李济感到震撼的莫过于1936年发掘的“地下档案库”。在李济组织的第十三次发掘过程中，他们无意中挖出堆积着数以万计的刻字龟甲，面对着极大的库藏量，大家不知如何挖掘，李济当机立断，要求对其整体挖出，避免出现破坏，之后用木箱装好，运送到研究所再清理，可以说，他的这个决定，对保护1.7万片殷商刻字龟甲起到了重要作用，这古老的文字为殷商史研究提供了重要史料。美国学者罗杰斯不吝赞美之词，将李济的殷墟考古比作特洛伊遗址的发掘，“二者都把传说变成了现实。”
1979年，李济去世后，人们发现，尽管他一生发掘、保管文物无数，可遗物里面却没有一件古董，只有两三件仿艺术品而已。
编辑 王若宇
2184688888@qq.com
不解人类学情结
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在晚年曾回忆自己的老师李济：“回国后改行专搞中国考古学了，虽然他始终未能忘情于体质人类学。”而人类学正是李济一切工作的出发点，他说：“我想把中国人的脑袋量清楚，和世界人类的脑袋对比。”李济始终认为，只有用人类学方法去研究中国文化的发展及若干历史现象，才能得到有意义的结果。
这位怀揣着人类学情结的考古泰斗，却是半路出家。1918年，李济获得官费留美资格，进入了麻省克拉克大学攻读心理学学士。因为选修课上接触到了人口学，李济毫不犹豫放下心理学，改读了人口学，那段日子里，李济每时每刻都泡在图书馆，记录下书中的要义和自己的思考。舞会、联谊会这些学生们常常参与的活动，李济一概不参加。
因为这份执著，李济和人类学的情缘越发深厚，进入哈佛大学攻读人类学后，他发表的《中国的若干人类学问题》在学术界产生深刻的影响，著名哲学家罗素对这个20多岁的中国青年赞不绝口，罗素在1922年出版的《中国问题》一书中，还引用李济文章中的数段话。
李济在美国学术界的声名越来越大，他的导师希望爱徒能够留在美国的学术机构，所以给李济提供了优渥的待遇和科研设备。李济没有被这些打动，他的一颗火热的赤子之心正被祖国召唤。1923年夏天，李济收拾起行囊，离开了了风景如画的查尔斯河畔，回到故乡。这一年，他把自己的字从“受之”改为“济之”。
维护考古主权
回国以后，李济受教育家张伯苓邀请，在南开大学担任人类学、社会学兼矿科教授并兼任文科主任。在那里，他通过朋友认识了地质学家丁文江。正是因为这位热爱考古发掘的朋友，使李济逐渐对考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李济与丁文江一见如故。他们都想探究中国人的始源，共同的理想让二人无话不谈。这时，河南新郑出土了一批青铜器，丁文江知道后，立刻联系李济，希望他能走到考古挖掘的一线。丁文江自筹二百大洋给李济作发掘经费。面对好友的鼎力支持，李济非常感动。1923年秋天，李济前往新郑，开始了自己人生中首次小规模的考古发掘。
当地人不肯合作，士匪常常捣乱，很多墓葬已经被盗墓者挖掘，让李济的发掘工作步履维艰。这番考察，李济虽然常常有顿挫曲折之感，但依然倾尽全力，为日后考古工作打好了基础。事后，他还写出了研究论文《新郑的骨》。丁文江的苦心没有白费，李济在新郑的发掘，为整个中国近代考古翻开了开山之篇。
1924年，美国弗利尔美术馆派考古学家卡尔·毕肖普前往中国进行考古发掘，因为久闻李济大名，毕肖普特意邀请了李济参与考古。因为当时中国大部分文物流失西方，李济在回复毕肖普的信中，先提出了两个合作条件：“一个是在中国做田野考古工作，必须与中国的学术团体合作;另一个是在中国挖掘出的古物，必须留在中国。”毕肖普非常敬佩，他回复道：“我们可以答应你一件事，那就是我们绝不会让一个爱国的人，做他不愿意做的事情。”
殷商文化发掘者
1924年，甘肃广河县洮河西岸，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发现了齐家遗地。次年，他又在周口店发现几枚原始人的牙齿。西方科学家的发现一次又一次鞭策着李济。
1926年，李济发现了山西的西阴村遗址，因为连年奔波，體质虚弱，李济患上了斑疹伤寒。李济卧床不起，家人以民间偏方救治，差点让李济鸣呼哀哉。幸好赵元任夫人探病时及时发现，送他前往协和医院，方才康复。在协和医院的病床上，李济体验到了死而复生之感，更觉得时间宝贵。病情稍有好转，李济就开始筹备西阴村发掘，并向山西政府申请。当时的山西省长阎锡山没有回复李济，但内务署官员素闻李济爱国之情，于是批准了挖掘申请，“发掘的是过去不知名的墓葬，所以很少引人注目，可以减少公众反对挖墓的意见。”
李济在西阴村的发掘，为中国考古奠定了科学的方法，“探方法”“三点记载法”“层叠法”都与如今考古工作一脉相承。1928年至1937年，李济主持了河南安阳殷墟发掘。殷商文化重新走到世人眼前，在《安阳发掘之回顾》一文中，李济说：“安阳发掘所获得的文字、青铜器、石刻，以及商朝人的骨骼等等都是相当重要的。无论在哪一方面，都把中国的历史推早了六七百年至一千年。”
其中，最让李济感到震撼的莫过于1936年发掘的“地下档案库”。在李济组织的第十三次发掘过程中，他们无意中挖出堆积着数以万计的刻字龟甲，面对着极大的库藏量，大家不知如何挖掘，李济当机立断，要求对其整体挖出，避免出现破坏，之后用木箱装好，运送到研究所再清理，可以说，他的这个决定，对保护1.7万片殷商刻字龟甲起到了重要作用，这古老的文字为殷商史研究提供了重要史料。美国学者罗杰斯不吝赞美之词，将李济的殷墟考古比作特洛伊遗址的发掘，“二者都把传说变成了现实。”
1979年，李济去世后，人们发现，尽管他一生发掘、保管文物无数，可遗物里面却没有一件古董，只有两三件仿艺术品而已。
编辑 王若宇
2184688888@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