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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主要论述了军事外宣的中国话语问题，从问题的提出开始，进而提出解决的方法在于走入文化诗学，具体来说是在处理好中国传统译论的现代转化，批判地吸收西方理论并实现真正的交流与对话的基础上，去从事全球化和多元文化共存的历史条件下的汉译外军事翻译实践。
关键词：军事外宣；中国话语；中国传统译论
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5-0277-03
一、引言
谈到军事外宣的“中国话语”或者建立中国特色的军事外宣，就无法排除一种民族情绪，尤其是在面对今天世界多元文化大潮不断袭来的现实，如何保存自我文化的确是一种真实的担忧。事实上，当我们走出去的时候，眼界变得开阔起来，会发现其实很多问题可能只是因为眼界所限。也就是在真正走出去了才知道话语的重要。正如刘宓庆在他的《中西翻译思想比较研究》中指出的那样，应该从文化战略来考虑翻译问题。刘亚猛也曾因为自己在海外的亲身感受，发出类似的感慨，认为在国外根本没有真正的中国话语。那么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无法和“他者”站在同一对话平台上，也就无法获得真正的话语权，造成他者“独白”的状况。著名的萨皮尔·沃尔夫假设提出语言是思维的反映和载体，由此存在主义的观点应运而生，即语言是人类存在的家园。从这个角度来说，语言的变化就体现了一种文化的变化。如何传达“我要说话”的意愿，而不仅仅是一个听众，事实上就是话语权的问题了。
我军新军事变革的主旨就是实现我军的“跨越式”发展，即，首先把工业时代的机械化武器装备体系发展成信息时代的信息化武器装备体系，最终把工业时代的机械化军队建设成信息时代的信息化军队，使我军实现从工业时代到信息时代的“跨越”。人民解放军开始走“精兵之路”；人民解放军进行科技强军；人民解放军加快机械化、信息化建设，实现“跨越式发展”等等。这些中国军队的重大变革都是国外受众感兴趣的军事报道。
军事外宣只有让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目标受众超越文化的差异，实现与目标受众的相互沟通和理解，使宣传内容得到目标受众的接受和认可，才能达到宣传目的。而现今我军出入境信息流量的逆差具体表现在：美国国防部设有专门的对外宣传机构，管辖着宠大的广播电视网和报刊发行网，在世界各地凡有美国驻军的地方都有广播电台和电视转播台。美军正式出版的军事刊物就有1800多种，其中报纸1500种，杂志300多种，有许多是对外发行的。而我军每年仅靠中央对外媒体（中央电视台国际网站军事频道）的零星报道和军队为数不多的十几家可以对外订阅发行的报刊，以及解放军报社开设的中国军网英文版（《解放军报》网络英文版）；每年向国外输出的对外宣传品也只有几百张照片、几百套光盘、千余本画册和出访时送给外军友人的几套文化纪念品，再加上两年发行一次的《中国的国防》白皮书，而这些宣传品绝大多数只是用作我驻外使馆武官处开“八一”招待会。中国作为一个拥有5000多年文明史的文化发源地，只出口电视机，不出口电视机播放的内容，这就成了一个“硬件加工厂”。这一系列的问题是中国现阶段军事外宣不注重军事信息跨文化传播中的各种影响因素所导致的。
二、原因
具体来说，这种“失语”现象的出现主要的原因有二：
（一）心态上的问题，也就是我方主体的心理危机
一种由来已久的大国文化的自恋情结总是挥之不去，所以希望维持文化“自我”，体现其特色和纯粹性。殊不知这是不可能的，也是违背社会历史进程的。在全球化的今天，文化的杂合是世界文明的一大特征。因此，如果我们能够用一种平和的心态来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反而更有助于在这种动态平衡中保持住自己的立场观点，从新的视角进行古今阐释和中西互释，从而构建起中国的话语来。我们似乎应该秉持这样的文化观：文化的民族特色存在是世界文化存在的基础，所以健康的文化观应该是在两种文化的平等对话和交流中形成的。但是，由于长久以来我文化总是缺席不在场的现实，从而造成了我文化无法在“他者”的比照下形成价值的被动局面。
（二）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在思维，语言和文化特质上的差异
中英语言的差异归根结底源于思维方式的差异，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综合的、具体的、主体的、螺旋的；而英美人的思维方式则是分析的、抽象的、客体的、线性的。西方文化“尚思”的文化传统，思维具有较强的抽象性，而汉民族文化则“尚象”，思维方式只有较强的具象性。（“象形”文）因此从语言层面上来说，中英互译也不可能实现完全对等；文化上的差异就更大了。中西方译论之间存在着差异，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所以，笔者以为造成失语现象的原因有二：1、我方主体的心理危机；2、中西方语言，尤其是语言所承载的，人的文化思维方式的差异，从而容易带来中西方文化之间的“误读”。就是西方的所谓汉学家对我们的文化还存在许多的误解，所以在翻译中国的哲学经典的时候，常常会出现理解的偏差。而这种误读尤其出现在强势文化将自己的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强加给弱势文化的时候。这在造成文化失语的同时，也会带来弱势文化对强势文化的反抗。只有在这种矛盾，冲突和对抗之中的融合才可能实现中西方文化的真正对话。
三、解决的办法——走入翻译的文化诗学
我们借用“文化诗学”这个概念。新历史主义者致力于恢复文学研究的历史纬度，把注意力扩展到为形式主义忽略的，产生文学文本的历史语境，即将一部作品从孤零零的文本分析中解放出来，将其置于与同时代的社会惯例和非话语实践的关系之中。这样，文学作品，作品的社会文化语境，作品与其他文本的关系，作品和文学史的联系，就成为文学研究的重要因素和整体策略，并进而构成新文学研究典范。这也类似于Kwame Anthony Appiah首先提出的深度翻译（thick translation）。即是强调尽可能地还原翻译出现的社会文化历史的大背景，虽然我们知道历史的真实只能无限地趋近而无法真正到达。然而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一）中国传统译论的现代转化问题，也就是古今互释的问题
中国象形文字的特点是文字总是与人的生命联系在一起，与个人的内在体验融合在一起。所以对传统译论的研究要求阐释者将传统译论当作古人生存方式、人生趣味的一种表征。因此，如何面对中国传统译论就不仅仅是如何面对整体性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而且还是如何面对中国古人的生存方式的问题。也就是说，中国传统译论的转化其实就是一个中国古代文论，乃至中国文化的现代阐释的过程。中国文化深受儒家，道家，佛教思想的影响，强调主体意识，以“人”出发的观点。传统译论的问题本质上乃是人的问题。中国传统译论作为阐释对象的这种特征实际上也就规定了阐释活动的意义所在：通过对中国传统译论话语的阐释进而把握古人的生存方式与生存智慧。这是今人进入古人精神世界，进行对话，进而形成有效言说的方式。
也就是说，阐释行为首先是理解，然后才是阐发。所谓“视界融合”的前提应该是对对象所呈现的意义视界的充分尊重。如果将“视界融合”与“效果历史”理解为对对象的任意言说就是对现代阐释学的极大误解。就古代译论研究而言，要尊重译论话语自身的意义视界，就不能仅仅停留在译论话语本身的范围制内，就不能不引进历史的维度。离开历史情境阐释者就根本无法真正把握对象的意义视界，而所谓阐释也就只能是单方面的任意言说了（新历史主义最为关注“历史语境”）。离开对其他文化学术话语与译论话语的“互文性”关系的关注，就无法揭示译论话语的文化底蕴；而离开了历史关系网络的梳理，就不可能揭示一种译论話语生成演变的真正轨迹。
（二）批判性地取道西方，也就是中西互參的问题
西方文化传统中有一种极为难能可贵的精神，那就是反思与超越。西方现代性的反思性是不断从不同的立场角度检讨现有的知识结论和经验结论；它是由叙述，批判，质疑，分析和推理等思维活动构成。现代性是在人们反思性地运用知识的过程中建构起来的。在现代性条件下，知识不再一成不变，知识的真理性，绝对性都处于检验中。那么批判力从何而来呢？只有通过大量阅读哲学，历史方面的书籍。于是一个跟翻译批评密切相关的问题也凸现了出来。即是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建构中国的翻译学所要面临的新问题。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军事汉译外已经不仅仅是翻译活动本身，而更是一项重要的文化事业和文化战略。译者在从事汉译外的时候需要根据西方读者的前见，视域和前理解去明晰或者是淡化原文的一些信息。所以，文学翻译中的变译现象似乎更为普遍。文化转向之后改写也是一种翻译。
美国汉学家葛浩文在翻译张洁的《沉重的翅膀》时根据西方人想要了解的中国的改革开放的情况，对原文做出了一些省译和改译。张爱玲翻译的《秧歌》也有根据赞助人的需要进行的改译，译作才得以在海外顺利出版。我们的文化在输出的时候确实也有迎合之嫌，如张艺谋根据苏童的小说《妻妾成群》改编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当然，对这种虚构的伪民俗，国内虽然有学者强烈的抨击，但这一现象本身却使得西方观众对东方，东方文化以及东方人更感到好奇，不管有意无意，影片中的这一描写最终满足了他们的猎奇心理。有海外学者批评张艺谋的电影将中国村落化，场景化，甚至部落化，原始化起来，而获得被看的自我卑贱化。那么如何改变这种文化输出中入超大于出超的现实呢？这在当今多元文化共存，全球化和本地化并置的历史语境中，也是指导我们构建翻译学中，尤其是翻译批评和翻译实践的重要一环。今日中国军事资料的外译，原型翻译和边缘翻译法可以说具有同等的重要性。甚至后者有将前者取而代之之势。
所以在具体的实践当中，我们要做的是在交往中消除误解，在对话中加深中西方文化之间的理解。理论上来说，在重建文化语境之后，平等“对话”的具体方法应该是古人提倡的体认与涵泳。研究过程也就是对话过程、进入他人（古人和西方）精神世界的过程、体会他们生存智慧的过程，因此也就是建构自己的生存智慧的过程。对话实现的可能途径之一是通过翻译实践发现西方理论中不符合中国实际的地方，从而对该理论的适用性提出质疑，促其发展。对话不是发难，而是在质询中找到两者的差异和契合之处，来促进双方的发展。对话是要有文化资本的，只有摆脱一种思想上的依赖，克服不正确的倾向和心态，才能够在双向学习和对话中获益。
四、结论
有关于军事外宣的话语问题，我们需要的是一个交流的平台，和国际上发出自己声音的机会。我们认为话语是必须要有自己的东西在里面，这样才可能相互理解，从而形成真正的对话。巴赫金认为，理解不是重复说者，不是复制说者，理解要建立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内容；无论说话者还是理解者，各自都留在自己的世界里；话语仅仅表现出目标，显露锥体的顶尖。同时，说者和理解者又绝非只留在各自的世界中，相反，他们相逢于新的第三世界，交际的世界里，互相交谈，进入积极的对话关系。而孟子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之说，在今天依然是我们在古今，中外的阐释活动中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带着这种问题的，向外的和时代的眼光去立足本民族的实践，从而完善我们的理论体系，不断构建一种中国特色的军事翻译学。因此，背靠传统，立足当下，眼观未来，应该是我们发现和输出的基本立场。我国军事外宣跨文化传播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在不断增强我军国际传播能力基础上，着力提升我军的软实力，努力塑造我军良好的国际形象，为我军全面履行新世纪新阶段历史使命创造有利条件。
参考文献：
\[1\]Appiah,Kwame Anthony.“Thick Translaion”.in Venuti.ed.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C\].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0.
\[2\]Chang,Eileen.The Rice-Sprout Song \[M\].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955.
\[3\]Zhang Jie.Heavy Wings \[M\].Translated by Howard Goldblatt，New York:Grove Weidenfied，1989.
\[4\]Judy Wakabayashi.“Marginal Forms of Translation in Japan”in Lynne Bower,Machael Cronin,Dorothy Kenny,Jennifer Pearson,ed.Unity in Diversity?Current Trends in Translation Studies\[C\].Shanghai: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7.
\[5\]白春仁,晓河译.巴赫金全集（第四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6\]陈晓明.不死的纯文学\[M\].北京:北大出版社,2007.
\[7\]傅浩.论中国古诗的英译见辜振坤\[A\].史忠义.国际翻译学新探\[C\].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
\[8\]刘宓庆.中西翻译思想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5.
\[9\]刘亚猛.追求象征的力量\[M\].北京:三联出版社,2004.
\[10\]王宁.文化翻译与经典阐释\[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2006.
\[11\]王岳川.发现东方\[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
\[12\]张隆溪.道和逻各斯\[M\].南京:凤凰传媒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06.
\[13\]赵志刚.我国军事对外宣传跨文化传播探析\[J\].今传媒,2010,(10):3-6.
\[14\]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第二版）\[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关键词：军事外宣；中国话语；中国传统译论
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5-0277-03
一、引言
谈到军事外宣的“中国话语”或者建立中国特色的军事外宣，就无法排除一种民族情绪，尤其是在面对今天世界多元文化大潮不断袭来的现实，如何保存自我文化的确是一种真实的担忧。事实上，当我们走出去的时候，眼界变得开阔起来，会发现其实很多问题可能只是因为眼界所限。也就是在真正走出去了才知道话语的重要。正如刘宓庆在他的《中西翻译思想比较研究》中指出的那样，应该从文化战略来考虑翻译问题。刘亚猛也曾因为自己在海外的亲身感受，发出类似的感慨，认为在国外根本没有真正的中国话语。那么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无法和“他者”站在同一对话平台上，也就无法获得真正的话语权，造成他者“独白”的状况。著名的萨皮尔·沃尔夫假设提出语言是思维的反映和载体，由此存在主义的观点应运而生，即语言是人类存在的家园。从这个角度来说，语言的变化就体现了一种文化的变化。如何传达“我要说话”的意愿，而不仅仅是一个听众，事实上就是话语权的问题了。
我军新军事变革的主旨就是实现我军的“跨越式”发展，即，首先把工业时代的机械化武器装备体系发展成信息时代的信息化武器装备体系，最终把工业时代的机械化军队建设成信息时代的信息化军队，使我军实现从工业时代到信息时代的“跨越”。人民解放军开始走“精兵之路”；人民解放军进行科技强军；人民解放军加快机械化、信息化建设，实现“跨越式发展”等等。这些中国军队的重大变革都是国外受众感兴趣的军事报道。
军事外宣只有让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目标受众超越文化的差异，实现与目标受众的相互沟通和理解，使宣传内容得到目标受众的接受和认可，才能达到宣传目的。而现今我军出入境信息流量的逆差具体表现在：美国国防部设有专门的对外宣传机构，管辖着宠大的广播电视网和报刊发行网，在世界各地凡有美国驻军的地方都有广播电台和电视转播台。美军正式出版的军事刊物就有1800多种，其中报纸1500种，杂志300多种，有许多是对外发行的。而我军每年仅靠中央对外媒体（中央电视台国际网站军事频道）的零星报道和军队为数不多的十几家可以对外订阅发行的报刊，以及解放军报社开设的中国军网英文版（《解放军报》网络英文版）；每年向国外输出的对外宣传品也只有几百张照片、几百套光盘、千余本画册和出访时送给外军友人的几套文化纪念品，再加上两年发行一次的《中国的国防》白皮书，而这些宣传品绝大多数只是用作我驻外使馆武官处开“八一”招待会。中国作为一个拥有5000多年文明史的文化发源地，只出口电视机，不出口电视机播放的内容，这就成了一个“硬件加工厂”。这一系列的问题是中国现阶段军事外宣不注重军事信息跨文化传播中的各种影响因素所导致的。
二、原因
具体来说，这种“失语”现象的出现主要的原因有二：
（一）心态上的问题，也就是我方主体的心理危机
一种由来已久的大国文化的自恋情结总是挥之不去，所以希望维持文化“自我”，体现其特色和纯粹性。殊不知这是不可能的，也是违背社会历史进程的。在全球化的今天，文化的杂合是世界文明的一大特征。因此，如果我们能够用一种平和的心态来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反而更有助于在这种动态平衡中保持住自己的立场观点，从新的视角进行古今阐释和中西互释，从而构建起中国的话语来。我们似乎应该秉持这样的文化观：文化的民族特色存在是世界文化存在的基础，所以健康的文化观应该是在两种文化的平等对话和交流中形成的。但是，由于长久以来我文化总是缺席不在场的现实，从而造成了我文化无法在“他者”的比照下形成价值的被动局面。
（二）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在思维，语言和文化特质上的差异
中英语言的差异归根结底源于思维方式的差异，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综合的、具体的、主体的、螺旋的；而英美人的思维方式则是分析的、抽象的、客体的、线性的。西方文化“尚思”的文化传统，思维具有较强的抽象性，而汉民族文化则“尚象”，思维方式只有较强的具象性。（“象形”文）因此从语言层面上来说，中英互译也不可能实现完全对等；文化上的差异就更大了。中西方译论之间存在着差异，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所以，笔者以为造成失语现象的原因有二：1、我方主体的心理危机；2、中西方语言，尤其是语言所承载的，人的文化思维方式的差异，从而容易带来中西方文化之间的“误读”。就是西方的所谓汉学家对我们的文化还存在许多的误解，所以在翻译中国的哲学经典的时候，常常会出现理解的偏差。而这种误读尤其出现在强势文化将自己的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强加给弱势文化的时候。这在造成文化失语的同时，也会带来弱势文化对强势文化的反抗。只有在这种矛盾，冲突和对抗之中的融合才可能实现中西方文化的真正对话。
三、解决的办法——走入翻译的文化诗学
我们借用“文化诗学”这个概念。新历史主义者致力于恢复文学研究的历史纬度，把注意力扩展到为形式主义忽略的，产生文学文本的历史语境，即将一部作品从孤零零的文本分析中解放出来，将其置于与同时代的社会惯例和非话语实践的关系之中。这样，文学作品，作品的社会文化语境，作品与其他文本的关系，作品和文学史的联系，就成为文学研究的重要因素和整体策略，并进而构成新文学研究典范。这也类似于Kwame Anthony Appiah首先提出的深度翻译（thick translation）。即是强调尽可能地还原翻译出现的社会文化历史的大背景，虽然我们知道历史的真实只能无限地趋近而无法真正到达。然而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一）中国传统译论的现代转化问题，也就是古今互释的问题
中国象形文字的特点是文字总是与人的生命联系在一起，与个人的内在体验融合在一起。所以对传统译论的研究要求阐释者将传统译论当作古人生存方式、人生趣味的一种表征。因此，如何面对中国传统译论就不仅仅是如何面对整体性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而且还是如何面对中国古人的生存方式的问题。也就是说，中国传统译论的转化其实就是一个中国古代文论，乃至中国文化的现代阐释的过程。中国文化深受儒家，道家，佛教思想的影响，强调主体意识，以“人”出发的观点。传统译论的问题本质上乃是人的问题。中国传统译论作为阐释对象的这种特征实际上也就规定了阐释活动的意义所在：通过对中国传统译论话语的阐释进而把握古人的生存方式与生存智慧。这是今人进入古人精神世界，进行对话，进而形成有效言说的方式。
也就是说，阐释行为首先是理解，然后才是阐发。所谓“视界融合”的前提应该是对对象所呈现的意义视界的充分尊重。如果将“视界融合”与“效果历史”理解为对对象的任意言说就是对现代阐释学的极大误解。就古代译论研究而言，要尊重译论话语自身的意义视界，就不能仅仅停留在译论话语本身的范围制内，就不能不引进历史的维度。离开历史情境阐释者就根本无法真正把握对象的意义视界，而所谓阐释也就只能是单方面的任意言说了（新历史主义最为关注“历史语境”）。离开对其他文化学术话语与译论话语的“互文性”关系的关注，就无法揭示译论话语的文化底蕴；而离开了历史关系网络的梳理，就不可能揭示一种译论話语生成演变的真正轨迹。
（二）批判性地取道西方，也就是中西互參的问题
西方文化传统中有一种极为难能可贵的精神，那就是反思与超越。西方现代性的反思性是不断从不同的立场角度检讨现有的知识结论和经验结论；它是由叙述，批判，质疑，分析和推理等思维活动构成。现代性是在人们反思性地运用知识的过程中建构起来的。在现代性条件下，知识不再一成不变，知识的真理性，绝对性都处于检验中。那么批判力从何而来呢？只有通过大量阅读哲学，历史方面的书籍。于是一个跟翻译批评密切相关的问题也凸现了出来。即是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建构中国的翻译学所要面临的新问题。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军事汉译外已经不仅仅是翻译活动本身，而更是一项重要的文化事业和文化战略。译者在从事汉译外的时候需要根据西方读者的前见，视域和前理解去明晰或者是淡化原文的一些信息。所以，文学翻译中的变译现象似乎更为普遍。文化转向之后改写也是一种翻译。
美国汉学家葛浩文在翻译张洁的《沉重的翅膀》时根据西方人想要了解的中国的改革开放的情况，对原文做出了一些省译和改译。张爱玲翻译的《秧歌》也有根据赞助人的需要进行的改译，译作才得以在海外顺利出版。我们的文化在输出的时候确实也有迎合之嫌，如张艺谋根据苏童的小说《妻妾成群》改编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当然，对这种虚构的伪民俗，国内虽然有学者强烈的抨击，但这一现象本身却使得西方观众对东方，东方文化以及东方人更感到好奇，不管有意无意，影片中的这一描写最终满足了他们的猎奇心理。有海外学者批评张艺谋的电影将中国村落化，场景化，甚至部落化，原始化起来，而获得被看的自我卑贱化。那么如何改变这种文化输出中入超大于出超的现实呢？这在当今多元文化共存，全球化和本地化并置的历史语境中，也是指导我们构建翻译学中，尤其是翻译批评和翻译实践的重要一环。今日中国军事资料的外译，原型翻译和边缘翻译法可以说具有同等的重要性。甚至后者有将前者取而代之之势。
所以在具体的实践当中，我们要做的是在交往中消除误解，在对话中加深中西方文化之间的理解。理论上来说，在重建文化语境之后，平等“对话”的具体方法应该是古人提倡的体认与涵泳。研究过程也就是对话过程、进入他人（古人和西方）精神世界的过程、体会他们生存智慧的过程，因此也就是建构自己的生存智慧的过程。对话实现的可能途径之一是通过翻译实践发现西方理论中不符合中国实际的地方，从而对该理论的适用性提出质疑，促其发展。对话不是发难，而是在质询中找到两者的差异和契合之处，来促进双方的发展。对话是要有文化资本的，只有摆脱一种思想上的依赖，克服不正确的倾向和心态，才能够在双向学习和对话中获益。
四、结论
有关于军事外宣的话语问题，我们需要的是一个交流的平台，和国际上发出自己声音的机会。我们认为话语是必须要有自己的东西在里面，这样才可能相互理解，从而形成真正的对话。巴赫金认为，理解不是重复说者，不是复制说者，理解要建立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内容；无论说话者还是理解者，各自都留在自己的世界里；话语仅仅表现出目标，显露锥体的顶尖。同时，说者和理解者又绝非只留在各自的世界中，相反，他们相逢于新的第三世界，交际的世界里，互相交谈，进入积极的对话关系。而孟子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之说，在今天依然是我们在古今，中外的阐释活动中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带着这种问题的，向外的和时代的眼光去立足本民族的实践，从而完善我们的理论体系，不断构建一种中国特色的军事翻译学。因此，背靠传统，立足当下，眼观未来，应该是我们发现和输出的基本立场。我国军事外宣跨文化传播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在不断增强我军国际传播能力基础上，着力提升我军的软实力，努力塑造我军良好的国际形象，为我军全面履行新世纪新阶段历史使命创造有利条件。
参考文献：
\[1\]Appiah,Kwame Anthony.“Thick Translaion”.in Venuti.ed.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C\].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0.
\[2\]Chang,Eileen.The Rice-Sprout Song \[M\].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955.
\[3\]Zhang Jie.Heavy Wings \[M\].Translated by Howard Goldblatt，New York:Grove Weidenfied，1989.
\[4\]Judy Wakabayashi.“Marginal Forms of Translation in Japan”in Lynne Bower,Machael Cronin,Dorothy Kenny,Jennifer Pearson,ed.Unity in Diversity?Current Trends in Translation Studies\[C\].Shanghai: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7.
\[5\]白春仁,晓河译.巴赫金全集（第四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6\]陈晓明.不死的纯文学\[M\].北京:北大出版社,2007.
\[7\]傅浩.论中国古诗的英译见辜振坤\[A\].史忠义.国际翻译学新探\[C\].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
\[8\]刘宓庆.中西翻译思想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5.
\[9\]刘亚猛.追求象征的力量\[M\].北京:三联出版社,2004.
\[10\]王宁.文化翻译与经典阐释\[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2006.
\[11\]王岳川.发现东方\[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
\[12\]张隆溪.道和逻各斯\[M\].南京:凤凰传媒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06.
\[13\]赵志刚.我国军事对外宣传跨文化传播探析\[J\].今传媒,2010,(10):3-6.
\[14\]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第二版）\[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