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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882（2014）11-079-02
南通的张謇先生曾专为南通博物苑自撰一副对联：“设为庠序学校以教，多识鸟兽草木之名。” “设为庠序学校以教”，语出《孟子·滕文公上》：“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其意思是，人民的生活有保彰了，时间也允许了，便要兴办“庠”、“序”、“学”、“校”来教育他们。下联“多识鸟兽草木之名”，语出《论语·阳货》：“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孔子这里所说的“诗”，即《诗经》。意思是说，诗可以培养联想力，提高观察力，形成合群性，学到讽刺、发泄方法，可以运用其中的道理在近处伺候父母，在远处伺候君主，还可以多多认识鸟兽草木的名称。据说《诗经》涉及鸟兽草木鱼虫的名称共有260多种，可谓一部介绍动植物生活生长习性的“大百科全书”。张謇在这副对联中表达的主要意思是，兴办学校的目的是教育民众，启迪人们的心智，帮助他们多多学习和掌握自然科学知识。
南京的陶行知先生也专门为晓庄师范自撰一副对联：“和马牛羊鸡犬猪做朋友，对稻粱菽麦黍稷下功夫。”上下联均出自我国古代蒙学读物《三字经》中的“稻粱菽，麦黍稷，此六谷，人所食。马牛羊，鸡犬猪，此六畜，人所饲。” 对联明白如话，朗朗上口，一如陶先生的儿童教育诗，蕴含着深刻的哲理。
两位教育大师一个在南通，一个在南京，为什么都要用动植物名称来表达他们的寓意，其中蕴含着怎样的愿景呢？
教育，“上所施，下所效”，上一代为了教给新一代生存、生产、生活的本领而进行的一种活动，可以断定，从猿到人的进化过程中，这种活动就已经存在，仅不过某些“主义”者不认为这是教育，而说是模仿。认为只有人类才有教育，而且教育起源于劳动。其实，猿人，我这里指会使用简单工具的猿人，他们为了生存，已经会集体狩猎，已经会带着他们的后代去寻找食物，即是说，已经在生活中教给新一代生活的本领——我们不能不承认，这就是教育，就是生活教育。
其实早在上世纪20年代，杨贤江在翻译了恩格斯的《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的起源》（署名李膺揚），又研究了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和NathenMiller的《The Child in Primitive Society》等著作之后，他在自己的专著《教育史ABC》和《新教育大纲》中论述了自己关于教育起源问题的见解。他的基本观点大致如下：
第一、“自有人生，便有教育”。
第二、“教育的发生就只根于当时当地的人民实际生活的需要”；教育起源于实用，它是帮助人类社会生活的一种手段。自有人生，便有实际生活的需要，于是也就有教育的发生。
援引理论家的论述也罢，采用事实论证也罢，无非就是说，教育的本性就是传递生活知识和生活能力，或者说，教育的初始目的，无论是猿人的本能，还是后来理论家的考证，教育从来就是生活的教育。
为什么近百年中先有杨贤江，后有陶行知，其实当中还有人说道教育与生活的关系，又说道教育与社会的关系，但人们好像并不接受生活教育，或不把生活教育当回事呢？
政治，阶级，国家，革命，主义，方针，以及形形式式的教育口号，扼杀了教育的本性，摧毁了生活教育的生命。
“学在官府”，惟官才能为师，惟官才能办教，从有阶级起，“只有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政治和阶级是导致教育变性的根本原因。实际上，他也有意无意把教育当做政治的附庸，甚至看做阶级斗争的斗场。“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教育错乱成统治阶级手中随意摆布的木偶。
还是回到先前的话题。教育起源于生活，决定了教育内容、方法、评价都要紧扣生活。孔夫子应该认为是“生活教育”的最早代言人。“礼、乐、射、御、书、数”，是当时的教育内容，号称“六艺”，其中没有一样不是生活之所需，即使是射、御，除去卫国保家，都是个人和家庭的需要，究其实卫国保家也是生活必须。而且，这些内容无一不是生活技能，无一是死读书、读书死的，因而，都是生活教育的。
再说教育方法。《论语·子路、曾晳、冉有、公西华侍坐》一章便可见孔子的生活教育法和学生的生活发展能力的养成。
先看孔子的启发式教学——“问志”。孔子明明是要用他的“仁政”、“礼治”等观念去感染、教育弟子，并引导他们去主动追求人生目标。但他还是从生活出发要四人各述其志：“如或知尔，则何以哉？”
弟子“述志”，尽管说话的口气各异，但一个基本倾向都是“为国以礼”的政治主张和生活态度。子路志在治理“千乘之国”，三年努力后使一个内外交困、难以治理的中等国家具备勇气，而且能明白为人的道理。冉有志在治理“方六七十，如五六十”的小邦，“如其礼乐，以俟君子”，可见他亦颇重视“礼治”。公西华志为“小相”，参与“宗庙之事，如会同”，直接从事“礼”的生活活动。曾晳所言，乃“礼治”之最高境界——暮春时节，与同伴一起“澡身而浴德”（《礼记·儒衍》），接着在舞雩台上吹吹风，思念苍生，归途中再唱起歌，净化心灵，陶冶性情，这正是一幅儒家的太平盛世图，平民生活画。曾晳的“生活力”完全来自于人，来自于人的精神，来自于人对现实的观照与改造。
最后看孔子“评志”。孔子是在生活中对弟子进行教育，又是在教育中教给生活的态度和方法，让他们逐渐培育生活发展力。他对子路之所以“晒之”，正是不满于他的鲁莽行为和锋芒毕露，“己不正焉能正人？”对冉有、公西华不赞赏，或由于其过于自谦，或由于其志向不明，非但对生活缺乏积极进取的精神，且情感压抑，态度暧昧。曾晳的发言为孔子的“礼治”目标描绘了一幅春光明媚、国泰民安的图景，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和“形而上”的最高层次。这跟孔子的“仁政”、“礼治”等政治理想完全合拍，加之曾晳在描绘自己的志向时是那么充满生命活力，对现实生活有着执着的恋念、热爱，自我满足、陶醉之中又有着不倦的追求，凸显了儒家温柔敦厚之风格，故而孔子禁不住脱口而出“吾与点也”！ 《侍坐》章堪称《论语》之经典，也完全体现了孔子的教育主张、教育目的、内容和方法。从《侍坐》章我们完全可以透过曾晳体会到建国君民、发展生产、争取幸福的生活力，也完全可以窥见“私学”时孔子的“生活教育”和“生活力”培养的精髓。
“两千年前孔仲尼，两千年后陶行知”，在生活力培养方面可以说是一脉相承！
那么，在这两千年里，什么时候教育变成非生活的呢？
还是学在官府惹的祸。因为官学同一，教育成为升官发财的敲门砖，“学而优则仕”成为教育逃离生活的通道，教育便开始脱离生活，渐行渐远，逐渐使教育丧失“生活力”。
由此看来，教育一旦与政治，与官府挂上钩，教育的功能便发生变质，便会失去生活力。
那么，要保住教育的生活力，有什么办法呢？有！就是尽量让教育不成为政治的附庸，尽量远离官府，而最大限度靠拢生活，接纳生活，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要做到这一点，首当其冲的是教育立法，最重要的是教育内容，其次是教育方法，当然，这里还是有必要强调，官府的教育政策可以左右一切，其影响也不可忽视，说到底，还是与政治有关系，与决定政策的阶级集团有关系。
各国有各国的教育法规，大多国家可以做到在法律面前权力平等，而我国一直以执政阶级集团为左右。执政阶级把教育的“政治力”、“经济力”、“生活力”或其他任何力放在什么位置，是决定教育功能的首要因素。从学在官府始，教育便慢慢显示其政治力，“八股”便有了巨大的吸引力，引得无数“范进”丧失了生活力；“洋务运动”把教育迅速引向经济力，勤工俭学不仅成为执政阶级的教育政策，而且，官吏士绅、热血青年纷纷相应，涌现出邓小平、周恩来、钱学森、杨振宁等一大批政治、经济精英；“黄埔军校”则是政治统治教育、教育为“政治力”服务的典型范例，曾为中国民主革命、抗日战争培养了无数高级军事指挥人才。
说到这里我们再先来看看张謇。张之洞可谓政府大官，掌管经济、洋务、教育大权，1898年撰写的《劝学篇》，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对洋务派兴办洋务事业的指导思想有过比较完整的表述。他十分赞同张謇的“父实业、母教育”主张，于是倾心支持张謇发展教育经济力，曾拨款支持他购买纺织机器设备，并委以重任。有官府扶持，张謇把教育与经济很好地结合起來，并把社会发展作为政治、经济、教育发展的服务对象，企图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壮大实业和教育的实力，从而为社会进步增添活力。我们认为，张謇的这种发展观不仅在当时，而且在当今，甚至在当后，都是科学的，进步的，创新的。事实更证明，张謇的教育政策，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比较完美地摆好了政治力、经济力、教育力的关系，因而也直接发展了教育的生活力。他为南通博物苑书写的对联，既宣示了他的教育主张，又揭示了他的教育内容，也表白了他的教育方法，虽然，他可能不知道陶行知提出并推行生活教育（早于陶行知 38 年，虽有过交往，但未见讨论生活教育之记载），但，照张謇的教育设计，生活力应该是“父实业母教育”的题中之义。张謇一生的实践也证明，他兴办的职业教育、师范教育、聋哑教育、女子教育，几乎可以说，他所办的教育都是把生活力放在首位的，都是为生活做准备的。
我们再来看陶行知的对联。表面看是提倡与牛马交朋友，与稻麦打交道，其实就是提倡在生活中教育，在教育中生活，而且在乡村教育中提升生活力。能与乡村生活中最常见的牛马稻麦亲密接触，能通过自己的双手培育牛马稻麦顺利生长，就能修成“科学家的头脑”，“农夫的身手”，就能练成生活教育的生活力。反之，如果陶行知不到晓庄办乡村教育，而在新街口办贵族学校，则这个学校就是“与达官贵人交朋友，对升官发财下功夫”，培育的就是升官力，而绝对不是生活力。
由此观之，执政集团指挥教育头脑，教育头脑决定教育政策、内容、方法、评价等一系列教育运行，最后则形成截然不同的教育力。这一个教育循环是铁定的，是任何教育家、任何一个学校都不能改变的。
如此说来，张謇、陶行知的对联只是贴在墙上的标语，毫无实践意义了？这就是我们现在探讨生活力的缘由了。为什么数千年来，“因材施教”的教育原则是科学的，但就是不执行的！为什么一百年来，“生利”“生活”的教育主张是正确的，但就是行不通的！为什么数十年来，应试教育是害人的，但就是扎扎实实的！为什么十多年来，素质教育是提倡的，但就是大轰大嗡的！道理何在呢？
倘若掌权集团把教育放到依法治教、科学发展的水准，而不是仍然作为拉动经济（直接指向房地产，直接伸进老百姓的口袋）的诱饵，指挥棒指向生活，着眼点放在生活力，那么，谁还会放弃孩子的生命力去追求无用的升学力？倘若地方官员把农村九年制义务教育真正均衡，而不是在县城捞钱搁债大造万人学校，误导农民大量进城“陪读”，那么，谁不会与牛马做朋友，向稻麦下功夫，何必还要搞什么生活教育？
也许笔者有些偏激，但农民工进城是为了赚钱养家，而子女进城却是迫不得已劳民伤财，连农村幼儿园、小学都成为或快成为陶行知时代的平民教育了，新中国几十年的“普九”把农民子孙赶到城里读书了，他们的生活也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了，也享受城里几十年前就批评的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优质”教育了，我们的生活教育，我们的生活力教育是不是要跟着“优质”化了呢？
陶行知先生的生活教育理论一定要丰富发展，陶研会的历史使命一定要传承延续。问题是，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到底应如何研究，如何实现生活力的提高。像“教育革命”中“学工学农学军”一样，或者像“素质教育”开始时那样，让学生扛着大旗，走到田边，摸了摸机器，拔了拔麦苗，这就是生活教育吗？或者在校内塑个陶像，写句陶语，就提高了生活力了吗？或者让学生到商场转一圈回来写篇作文，编条题目就是生活作文生活数学吗？更有不少如今的陶研会（含教育学会或其他什么协会），从教育行政岗位退下来的老同志本身就是应试教育的忠实组织者执行者，本身就不懂陶、不研陶甚至反对陶，还能发挥多大的陶研力、影响力，还能研究出多大生活力？现在的掌权人真的希望听见他们大声疾呼生活力的声音吗？晏阳初、梁漱溟、杨贤江，还有张謇、陶行知，这些老革命家、老教育家、老实践家过去尚能深入乡村，与平民同吃同住同生活，是在身体力行搞研究。张謇虽是中国乃至东南亚屈指可数的大老板，但平时仅一荤、一素、一汤而已，他把钱都用在“生利”上，用在“国力”上，用在“大生”的生活力上；陶行知脱下西装革履，赤脚草鞋，肩挑大粪，把全副身心都用在提高自身和学生生活力的“大事”上。
南通的张謇先生曾专为南通博物苑自撰一副对联：“设为庠序学校以教，多识鸟兽草木之名。” “设为庠序学校以教”，语出《孟子·滕文公上》：“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其意思是，人民的生活有保彰了，时间也允许了，便要兴办“庠”、“序”、“学”、“校”来教育他们。下联“多识鸟兽草木之名”，语出《论语·阳货》：“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孔子这里所说的“诗”，即《诗经》。意思是说，诗可以培养联想力，提高观察力，形成合群性，学到讽刺、发泄方法，可以运用其中的道理在近处伺候父母，在远处伺候君主，还可以多多认识鸟兽草木的名称。据说《诗经》涉及鸟兽草木鱼虫的名称共有260多种，可谓一部介绍动植物生活生长习性的“大百科全书”。张謇在这副对联中表达的主要意思是，兴办学校的目的是教育民众，启迪人们的心智，帮助他们多多学习和掌握自然科学知识。
南京的陶行知先生也专门为晓庄师范自撰一副对联：“和马牛羊鸡犬猪做朋友，对稻粱菽麦黍稷下功夫。”上下联均出自我国古代蒙学读物《三字经》中的“稻粱菽，麦黍稷，此六谷，人所食。马牛羊，鸡犬猪，此六畜，人所饲。” 对联明白如话，朗朗上口，一如陶先生的儿童教育诗，蕴含着深刻的哲理。
两位教育大师一个在南通，一个在南京，为什么都要用动植物名称来表达他们的寓意，其中蕴含着怎样的愿景呢？
教育，“上所施，下所效”，上一代为了教给新一代生存、生产、生活的本领而进行的一种活动，可以断定，从猿到人的进化过程中，这种活动就已经存在，仅不过某些“主义”者不认为这是教育，而说是模仿。认为只有人类才有教育，而且教育起源于劳动。其实，猿人，我这里指会使用简单工具的猿人，他们为了生存，已经会集体狩猎，已经会带着他们的后代去寻找食物，即是说，已经在生活中教给新一代生活的本领——我们不能不承认，这就是教育，就是生活教育。
其实早在上世纪20年代，杨贤江在翻译了恩格斯的《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的起源》（署名李膺揚），又研究了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和NathenMiller的《The Child in Primitive Society》等著作之后，他在自己的专著《教育史ABC》和《新教育大纲》中论述了自己关于教育起源问题的见解。他的基本观点大致如下：
第一、“自有人生，便有教育”。
第二、“教育的发生就只根于当时当地的人民实际生活的需要”；教育起源于实用，它是帮助人类社会生活的一种手段。自有人生，便有实际生活的需要，于是也就有教育的发生。
援引理论家的论述也罢，采用事实论证也罢，无非就是说，教育的本性就是传递生活知识和生活能力，或者说，教育的初始目的，无论是猿人的本能，还是后来理论家的考证，教育从来就是生活的教育。
为什么近百年中先有杨贤江，后有陶行知，其实当中还有人说道教育与生活的关系，又说道教育与社会的关系，但人们好像并不接受生活教育，或不把生活教育当回事呢？
政治，阶级，国家，革命，主义，方针，以及形形式式的教育口号，扼杀了教育的本性，摧毁了生活教育的生命。
“学在官府”，惟官才能为师，惟官才能办教，从有阶级起，“只有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政治和阶级是导致教育变性的根本原因。实际上，他也有意无意把教育当做政治的附庸，甚至看做阶级斗争的斗场。“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教育错乱成统治阶级手中随意摆布的木偶。
还是回到先前的话题。教育起源于生活，决定了教育内容、方法、评价都要紧扣生活。孔夫子应该认为是“生活教育”的最早代言人。“礼、乐、射、御、书、数”，是当时的教育内容，号称“六艺”，其中没有一样不是生活之所需，即使是射、御，除去卫国保家，都是个人和家庭的需要，究其实卫国保家也是生活必须。而且，这些内容无一不是生活技能，无一是死读书、读书死的，因而，都是生活教育的。
再说教育方法。《论语·子路、曾晳、冉有、公西华侍坐》一章便可见孔子的生活教育法和学生的生活发展能力的养成。
先看孔子的启发式教学——“问志”。孔子明明是要用他的“仁政”、“礼治”等观念去感染、教育弟子，并引导他们去主动追求人生目标。但他还是从生活出发要四人各述其志：“如或知尔，则何以哉？”
弟子“述志”，尽管说话的口气各异，但一个基本倾向都是“为国以礼”的政治主张和生活态度。子路志在治理“千乘之国”，三年努力后使一个内外交困、难以治理的中等国家具备勇气，而且能明白为人的道理。冉有志在治理“方六七十，如五六十”的小邦，“如其礼乐，以俟君子”，可见他亦颇重视“礼治”。公西华志为“小相”，参与“宗庙之事，如会同”，直接从事“礼”的生活活动。曾晳所言，乃“礼治”之最高境界——暮春时节，与同伴一起“澡身而浴德”（《礼记·儒衍》），接着在舞雩台上吹吹风，思念苍生，归途中再唱起歌，净化心灵，陶冶性情，这正是一幅儒家的太平盛世图，平民生活画。曾晳的“生活力”完全来自于人，来自于人的精神，来自于人对现实的观照与改造。
最后看孔子“评志”。孔子是在生活中对弟子进行教育，又是在教育中教给生活的态度和方法，让他们逐渐培育生活发展力。他对子路之所以“晒之”，正是不满于他的鲁莽行为和锋芒毕露，“己不正焉能正人？”对冉有、公西华不赞赏，或由于其过于自谦，或由于其志向不明，非但对生活缺乏积极进取的精神，且情感压抑，态度暧昧。曾晳的发言为孔子的“礼治”目标描绘了一幅春光明媚、国泰民安的图景，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和“形而上”的最高层次。这跟孔子的“仁政”、“礼治”等政治理想完全合拍，加之曾晳在描绘自己的志向时是那么充满生命活力，对现实生活有着执着的恋念、热爱，自我满足、陶醉之中又有着不倦的追求，凸显了儒家温柔敦厚之风格，故而孔子禁不住脱口而出“吾与点也”！ 《侍坐》章堪称《论语》之经典，也完全体现了孔子的教育主张、教育目的、内容和方法。从《侍坐》章我们完全可以透过曾晳体会到建国君民、发展生产、争取幸福的生活力，也完全可以窥见“私学”时孔子的“生活教育”和“生活力”培养的精髓。
“两千年前孔仲尼，两千年后陶行知”，在生活力培养方面可以说是一脉相承！
那么，在这两千年里，什么时候教育变成非生活的呢？
还是学在官府惹的祸。因为官学同一，教育成为升官发财的敲门砖，“学而优则仕”成为教育逃离生活的通道，教育便开始脱离生活，渐行渐远，逐渐使教育丧失“生活力”。
由此看来，教育一旦与政治，与官府挂上钩，教育的功能便发生变质，便会失去生活力。
那么，要保住教育的生活力，有什么办法呢？有！就是尽量让教育不成为政治的附庸，尽量远离官府，而最大限度靠拢生活，接纳生活，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要做到这一点，首当其冲的是教育立法，最重要的是教育内容，其次是教育方法，当然，这里还是有必要强调，官府的教育政策可以左右一切，其影响也不可忽视，说到底，还是与政治有关系，与决定政策的阶级集团有关系。
各国有各国的教育法规，大多国家可以做到在法律面前权力平等，而我国一直以执政阶级集团为左右。执政阶级把教育的“政治力”、“经济力”、“生活力”或其他任何力放在什么位置，是决定教育功能的首要因素。从学在官府始，教育便慢慢显示其政治力，“八股”便有了巨大的吸引力，引得无数“范进”丧失了生活力；“洋务运动”把教育迅速引向经济力，勤工俭学不仅成为执政阶级的教育政策，而且，官吏士绅、热血青年纷纷相应，涌现出邓小平、周恩来、钱学森、杨振宁等一大批政治、经济精英；“黄埔军校”则是政治统治教育、教育为“政治力”服务的典型范例，曾为中国民主革命、抗日战争培养了无数高级军事指挥人才。
说到这里我们再先来看看张謇。张之洞可谓政府大官，掌管经济、洋务、教育大权，1898年撰写的《劝学篇》，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对洋务派兴办洋务事业的指导思想有过比较完整的表述。他十分赞同张謇的“父实业、母教育”主张，于是倾心支持张謇发展教育经济力，曾拨款支持他购买纺织机器设备，并委以重任。有官府扶持，张謇把教育与经济很好地结合起來，并把社会发展作为政治、经济、教育发展的服务对象，企图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壮大实业和教育的实力，从而为社会进步增添活力。我们认为，张謇的这种发展观不仅在当时，而且在当今，甚至在当后，都是科学的，进步的，创新的。事实更证明，张謇的教育政策，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比较完美地摆好了政治力、经济力、教育力的关系，因而也直接发展了教育的生活力。他为南通博物苑书写的对联，既宣示了他的教育主张，又揭示了他的教育内容，也表白了他的教育方法，虽然，他可能不知道陶行知提出并推行生活教育（早于陶行知 38 年，虽有过交往，但未见讨论生活教育之记载），但，照张謇的教育设计，生活力应该是“父实业母教育”的题中之义。张謇一生的实践也证明，他兴办的职业教育、师范教育、聋哑教育、女子教育，几乎可以说，他所办的教育都是把生活力放在首位的，都是为生活做准备的。
我们再来看陶行知的对联。表面看是提倡与牛马交朋友，与稻麦打交道，其实就是提倡在生活中教育，在教育中生活，而且在乡村教育中提升生活力。能与乡村生活中最常见的牛马稻麦亲密接触，能通过自己的双手培育牛马稻麦顺利生长，就能修成“科学家的头脑”，“农夫的身手”，就能练成生活教育的生活力。反之，如果陶行知不到晓庄办乡村教育，而在新街口办贵族学校，则这个学校就是“与达官贵人交朋友，对升官发财下功夫”，培育的就是升官力，而绝对不是生活力。
由此观之，执政集团指挥教育头脑，教育头脑决定教育政策、内容、方法、评价等一系列教育运行，最后则形成截然不同的教育力。这一个教育循环是铁定的，是任何教育家、任何一个学校都不能改变的。
如此说来，张謇、陶行知的对联只是贴在墙上的标语，毫无实践意义了？这就是我们现在探讨生活力的缘由了。为什么数千年来，“因材施教”的教育原则是科学的，但就是不执行的！为什么一百年来，“生利”“生活”的教育主张是正确的，但就是行不通的！为什么数十年来，应试教育是害人的，但就是扎扎实实的！为什么十多年来，素质教育是提倡的，但就是大轰大嗡的！道理何在呢？
倘若掌权集团把教育放到依法治教、科学发展的水准，而不是仍然作为拉动经济（直接指向房地产，直接伸进老百姓的口袋）的诱饵，指挥棒指向生活，着眼点放在生活力，那么，谁还会放弃孩子的生命力去追求无用的升学力？倘若地方官员把农村九年制义务教育真正均衡，而不是在县城捞钱搁债大造万人学校，误导农民大量进城“陪读”，那么，谁不会与牛马做朋友，向稻麦下功夫，何必还要搞什么生活教育？
也许笔者有些偏激，但农民工进城是为了赚钱养家，而子女进城却是迫不得已劳民伤财，连农村幼儿园、小学都成为或快成为陶行知时代的平民教育了，新中国几十年的“普九”把农民子孙赶到城里读书了，他们的生活也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了，也享受城里几十年前就批评的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优质”教育了，我们的生活教育，我们的生活力教育是不是要跟着“优质”化了呢？
陶行知先生的生活教育理论一定要丰富发展，陶研会的历史使命一定要传承延续。问题是，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到底应如何研究，如何实现生活力的提高。像“教育革命”中“学工学农学军”一样，或者像“素质教育”开始时那样，让学生扛着大旗，走到田边，摸了摸机器，拔了拔麦苗，这就是生活教育吗？或者在校内塑个陶像，写句陶语，就提高了生活力了吗？或者让学生到商场转一圈回来写篇作文，编条题目就是生活作文生活数学吗？更有不少如今的陶研会（含教育学会或其他什么协会），从教育行政岗位退下来的老同志本身就是应试教育的忠实组织者执行者，本身就不懂陶、不研陶甚至反对陶，还能发挥多大的陶研力、影响力，还能研究出多大生活力？现在的掌权人真的希望听见他们大声疾呼生活力的声音吗？晏阳初、梁漱溟、杨贤江，还有张謇、陶行知，这些老革命家、老教育家、老实践家过去尚能深入乡村，与平民同吃同住同生活，是在身体力行搞研究。张謇虽是中国乃至东南亚屈指可数的大老板，但平时仅一荤、一素、一汤而已，他把钱都用在“生利”上，用在“国力”上，用在“大生”的生活力上；陶行知脱下西装革履，赤脚草鞋，肩挑大粪，把全副身心都用在提高自身和学生生活力的“大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