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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就篇》早在西汉时期已经创作出来，但随着文字、书法、书写材料、地理、政治等客观因素的变化，其章节内容和文字书写形态也产生很多的变化。这样的变化也体现出了时代、地域的书写风貌和书写特征，高昌本、楼兰本《急就篇》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楼兰地区和高昌地区的写本，这一阶段，正是中原与西北地区交流频繁阶段，可以推断出这两本写本与汉代《急就篇》是一脉相承的。高昌本、楼兰本《急就篇》反映出的书法书写也是当代书法家需要的原本法帖样貌。
一、高昌本、楼兰本《急就篇》的书学价值
《急就篇》是历史上难得的广为流传、并且流传有序的字书材料，这是《急就篇》最珍贵之处。许多与《急就篇》同时期的重要材料《爰历》《凡将》字书文献，当时产生过深远影响，都没有完整地流传下来。《急就篇》之所以流传下来，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书法家把它作为重要的材料一直书写。
高昌本、楼兰本《急就篇》的书写在书体上是具有代表性的。一方面，由隶书向楷书的过渡时期，书写的风格样貌是多样的，点画、结构、章法在作品中展现出不同的特征。而在楼兰、高昌地区出土的一系列经籍文书来看，文字的书写有规范的习惯和要求，明确地与墓表、佛经、官牒文书的书写不同。这样的不同与书写内容相关，经籍文书的用途是传播知识和规范文字，由此可见经籍文书的书写特征是以笔画匀称、结构整齐为准的，具有自己独特的审美取向。另一方面，是章草书的展示，早期的草书作品传世数量少，最早的陆机《平复帖》是章草、今草兼有的写法展示，而在唐代开始，章草书开始衰落，名家的书法和石经字书作品极少见以章草书书写，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宋代以后，才逐渐又有一些书法家重视章草书。存世的章草书《急就篇》作品有赵孟頫、邓文原、宋克等书法墨迹本，但是与前代章草书的气质、书写方法已经截然不同。所以章草较为流行的时代为汉到南北朝这一时段，楼兰本《急就篇》的成书时间处于此时段，那墨迹本章草书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是章草书的重要材料。
位于中国西北的楼兰、高昌文明与中原汉族文明有着密切的交流。书法体现在选官制度的书写要求、小学汉字书法教育、学习汉字的教材等方面。在楼兰、高昌发掘出的《千字文》《诗经》《论语》等经籍都有高超的书法水准。并且在一段时间内大量汉族人口曾由于商贸交流频繁，中原政权更迭涌入该地区，尤其是高昌地区：
高昌之地，汉晋以来，便以汉族移民为主构成了汉族社会，其文化也是出自中原汉文化母体。
这些汉族人口带来中原流行的汉字经籍和书写文化，出土的《唐护墓志铭》《张行伦墓志》都记载二人在当时的高昌担任“学博士”，这就是直接的学官体现。汉族人的学习和交流带动了整个地区对于汉族文化的认可。出土的这些书法材料是中原正统书学的延续，保留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书法样貌，高昌本、楼兰本《急就篇》毋庸置疑具有极高的书学价值。
二、高昌本《急就篇》和楼兰本《急就篇》纸张书写的特点
考古发现表明，纸张这一材料早在西汉时期就已经在使用，并且也作为书写材料使用，但并没有立刻作为书写载体广泛应用。在利用纸张书写之前，古人书写材料主要是简牍帛类书写在竹片上称为“简”，在木片上称为“牍”，在缣帛、绢帛上称为“帛”。
自西汉以来，纸就被用作书写材料或工具材料，从东汉到东晋，纸和竹简同时使用。当然，竹简被纸代替是有一个过程的。楼兰出土文献中既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出土文书中纸质，也有木简。木简多为曹魏、西晋时期，吐鲁番高昌时期出土文献多为用纸书写。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纸张和纸张在这个阶段的替换过程。纸上书写使书法的表现形式更加舒适，纸上书写为书法成为一种艺术活动提供了物质基础。
纸的发明解放了汉字书写的各种束缚，最大限度地创造了书写的审美塑造空间。在不受空间限制和自由写作的纸上，作者可以自由行走，行走如龙不受任何限制。在竹简时期，纸与字的完美结合已经萌芽为行书、草书提供了绝好的发展空间。
家具形状和结构的变化直接影响到书写风格的变化。根据考古研究资料，从先秦到两汉时期，家具以低矮风格为主，人们居住时经常坐在地上，包括写字。而西北地区少数民族的桌、床、椅等家具形式都是高式的。汉代以后，中原西北地区相通，汉族与西北少数民族的文化交流日益深入。胡床、胡椅等家具传入中原，受到汉人的青睐。书于简牍时，往往是人一手持简，另一只手拿着一支笔，站着或跪着书写。在汉代画像中，人一只手拿着简牍，另一只手拿着笔做书写手势。在出土的南北朝墓葬中，仍有不少有棐几随葬品，是用于书写简牍的，这是当时人们习惯于书写艺术简牍的见证。随着纸张的出现，书写需要一个平面来放置纸张，以前的书写方式已经不适合了。现存的纸张墨迹笔画线条和结构章法都具备了基本的流畅、平整、均匀要素，所以纸张的书写条件和书写方式已经是完备的。早期的纸张文字大多出土于西北地区，除了与西北地区环境适宜纸张保存之外，也与西北地区高式桌案的书写条件是分不开的。从那时起，书写的惯性延续到现代。
楼兰本《急就篇》和高昌本《急就篇》所书写的时代正是在纸张书写流行不久。与简牍书法书写相比，点画线条上，纸张是放置在平面书写，更容易书写直线，点画细节处的处理也利于控制书写，结构章法上，纸张可以展示的范围更大，行与列的书写更加自由，整幅章法也不同于简牍的分列形式。简牍书写通常为一列，少部分为数列，结构里长笔画横和捺的写法受到宽度的阻滞。楼兰本《急就篇》正面文字书写者刻意以墨线分竖列，形式和简牍相类似，一些长线条笔画在墨线中无法全面的展示，“急”字的长横、卧钩与墨线重合，“众”字的长捺捺脚也与墨线重合。列与列之间的字分别书写，没有产生章法上的呼应。楼兰本《急就篇》背面书写者以整幅的形式书写，上下左右字与字之间相互呼应，“分”“不”“务”“之”字的长捺与旁字的位置靠得很近，形成了连接的字势，和简牍书写列列独立的方式形成了不同的观感。高昌本《急就篇》章法疏朗，也是纸张书写所特有的风格样貌。纸张的质量改进与数量传播，有利于书法艺术发展以及书写效率提高。与此同时，书法家、书写者对纸张的认可又促进了造纸技术的改进，这是互为影响的。
三、高昌本、楼兰本《急就篇》对当代书法创作的启示
临摹是书法学习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阶段，用心临摹古人的书法作品是临摹书法的过程。但由于材料的限制，很多书法作品并没有流传下来，后世学者也无法对其进行完整的研究和观察。高昌、楼兰《急就篇》的出土，为书法学习提供了新的材料。临摹学习后，在书法家的书法作品中，利用高昌、楼兰《急就篇》的章法、结体、点画线条，可以为作品增添古意。
书法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一直有着无穷的魅力，这与书法能够体现传统文化的价值和书法家的综合素养是分不开的。《急就篇》作为书法文献，是研究古代汉语的必读书目。通过《急就篇》的学习，可以提高书法家的文学素养，将书法从“技”的层面提升到“道”的层面，从而形成书法家对传统文化的整体看法。
高昌本、楼兰本《急就篇》从书写水平来看，是普通书法家的练习作品，不是名家书写，但是由于西北地区在汉到唐以来与中原地區交流密切，所以这一地区的文化脉络与中原文化一脉相承。具体从用笔、结构、章法来看，各方面都是考究的，符合传统的书写规范。传世的《急就篇》墨迹如赵孟頫本、邓文原本、宋克本等也是根据世代流传的版本进行临习和书写的，写法上与高昌本、楼兰本《急就篇》有许多近似的处理方式。所以，高昌本、楼兰本《急就篇》作为学习章草的临帖材料补充是极好的选择，高昌本、楼兰本《急就篇》比传世《急就篇》有更丰富的书写方法和古朴的书写风格，能给书学者新的创作思路。
基金项目：四川革命老区发展研究中心资助项目，“巴文化研究”（编号SLQ2021BD-01）。
一、高昌本、楼兰本《急就篇》的书学价值
《急就篇》是历史上难得的广为流传、并且流传有序的字书材料，这是《急就篇》最珍贵之处。许多与《急就篇》同时期的重要材料《爰历》《凡将》字书文献，当时产生过深远影响，都没有完整地流传下来。《急就篇》之所以流传下来，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书法家把它作为重要的材料一直书写。
高昌本、楼兰本《急就篇》的书写在书体上是具有代表性的。一方面，由隶书向楷书的过渡时期，书写的风格样貌是多样的，点画、结构、章法在作品中展现出不同的特征。而在楼兰、高昌地区出土的一系列经籍文书来看，文字的书写有规范的习惯和要求，明确地与墓表、佛经、官牒文书的书写不同。这样的不同与书写内容相关，经籍文书的用途是传播知识和规范文字，由此可见经籍文书的书写特征是以笔画匀称、结构整齐为准的，具有自己独特的审美取向。另一方面，是章草书的展示，早期的草书作品传世数量少，最早的陆机《平复帖》是章草、今草兼有的写法展示，而在唐代开始，章草书开始衰落，名家的书法和石经字书作品极少见以章草书书写，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宋代以后，才逐渐又有一些书法家重视章草书。存世的章草书《急就篇》作品有赵孟頫、邓文原、宋克等书法墨迹本，但是与前代章草书的气质、书写方法已经截然不同。所以章草较为流行的时代为汉到南北朝这一时段，楼兰本《急就篇》的成书时间处于此时段，那墨迹本章草书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是章草书的重要材料。
位于中国西北的楼兰、高昌文明与中原汉族文明有着密切的交流。书法体现在选官制度的书写要求、小学汉字书法教育、学习汉字的教材等方面。在楼兰、高昌发掘出的《千字文》《诗经》《论语》等经籍都有高超的书法水准。并且在一段时间内大量汉族人口曾由于商贸交流频繁，中原政权更迭涌入该地区，尤其是高昌地区：
高昌之地，汉晋以来，便以汉族移民为主构成了汉族社会，其文化也是出自中原汉文化母体。
这些汉族人口带来中原流行的汉字经籍和书写文化，出土的《唐护墓志铭》《张行伦墓志》都记载二人在当时的高昌担任“学博士”，这就是直接的学官体现。汉族人的学习和交流带动了整个地区对于汉族文化的认可。出土的这些书法材料是中原正统书学的延续，保留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书法样貌，高昌本、楼兰本《急就篇》毋庸置疑具有极高的书学价值。
二、高昌本《急就篇》和楼兰本《急就篇》纸张书写的特点
考古发现表明，纸张这一材料早在西汉时期就已经在使用，并且也作为书写材料使用，但并没有立刻作为书写载体广泛应用。在利用纸张书写之前，古人书写材料主要是简牍帛类书写在竹片上称为“简”，在木片上称为“牍”，在缣帛、绢帛上称为“帛”。
自西汉以来，纸就被用作书写材料或工具材料，从东汉到东晋，纸和竹简同时使用。当然，竹简被纸代替是有一个过程的。楼兰出土文献中既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出土文书中纸质，也有木简。木简多为曹魏、西晋时期，吐鲁番高昌时期出土文献多为用纸书写。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纸张和纸张在这个阶段的替换过程。纸上书写使书法的表现形式更加舒适，纸上书写为书法成为一种艺术活动提供了物质基础。
纸的发明解放了汉字书写的各种束缚，最大限度地创造了书写的审美塑造空间。在不受空间限制和自由写作的纸上，作者可以自由行走，行走如龙不受任何限制。在竹简时期，纸与字的完美结合已经萌芽为行书、草书提供了绝好的发展空间。
家具形状和结构的变化直接影响到书写风格的变化。根据考古研究资料，从先秦到两汉时期，家具以低矮风格为主，人们居住时经常坐在地上，包括写字。而西北地区少数民族的桌、床、椅等家具形式都是高式的。汉代以后，中原西北地区相通，汉族与西北少数民族的文化交流日益深入。胡床、胡椅等家具传入中原，受到汉人的青睐。书于简牍时，往往是人一手持简，另一只手拿着一支笔，站着或跪着书写。在汉代画像中，人一只手拿着简牍，另一只手拿着笔做书写手势。在出土的南北朝墓葬中，仍有不少有棐几随葬品，是用于书写简牍的，这是当时人们习惯于书写艺术简牍的见证。随着纸张的出现，书写需要一个平面来放置纸张，以前的书写方式已经不适合了。现存的纸张墨迹笔画线条和结构章法都具备了基本的流畅、平整、均匀要素，所以纸张的书写条件和书写方式已经是完备的。早期的纸张文字大多出土于西北地区，除了与西北地区环境适宜纸张保存之外，也与西北地区高式桌案的书写条件是分不开的。从那时起，书写的惯性延续到现代。
楼兰本《急就篇》和高昌本《急就篇》所书写的时代正是在纸张书写流行不久。与简牍书法书写相比，点画线条上，纸张是放置在平面书写，更容易书写直线，点画细节处的处理也利于控制书写，结构章法上，纸张可以展示的范围更大，行与列的书写更加自由，整幅章法也不同于简牍的分列形式。简牍书写通常为一列，少部分为数列，结构里长笔画横和捺的写法受到宽度的阻滞。楼兰本《急就篇》正面文字书写者刻意以墨线分竖列，形式和简牍相类似，一些长线条笔画在墨线中无法全面的展示，“急”字的长横、卧钩与墨线重合，“众”字的长捺捺脚也与墨线重合。列与列之间的字分别书写，没有产生章法上的呼应。楼兰本《急就篇》背面书写者以整幅的形式书写，上下左右字与字之间相互呼应，“分”“不”“务”“之”字的长捺与旁字的位置靠得很近，形成了连接的字势，和简牍书写列列独立的方式形成了不同的观感。高昌本《急就篇》章法疏朗，也是纸张书写所特有的风格样貌。纸张的质量改进与数量传播，有利于书法艺术发展以及书写效率提高。与此同时，书法家、书写者对纸张的认可又促进了造纸技术的改进，这是互为影响的。
三、高昌本、楼兰本《急就篇》对当代书法创作的启示
临摹是书法学习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阶段，用心临摹古人的书法作品是临摹书法的过程。但由于材料的限制，很多书法作品并没有流传下来，后世学者也无法对其进行完整的研究和观察。高昌、楼兰《急就篇》的出土，为书法学习提供了新的材料。临摹学习后，在书法家的书法作品中，利用高昌、楼兰《急就篇》的章法、结体、点画线条，可以为作品增添古意。
书法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一直有着无穷的魅力，这与书法能够体现传统文化的价值和书法家的综合素养是分不开的。《急就篇》作为书法文献，是研究古代汉语的必读书目。通过《急就篇》的学习，可以提高书法家的文学素养，将书法从“技”的层面提升到“道”的层面，从而形成书法家对传统文化的整体看法。
高昌本、楼兰本《急就篇》从书写水平来看，是普通书法家的练习作品，不是名家书写，但是由于西北地区在汉到唐以来与中原地區交流密切，所以这一地区的文化脉络与中原文化一脉相承。具体从用笔、结构、章法来看，各方面都是考究的，符合传统的书写规范。传世的《急就篇》墨迹如赵孟頫本、邓文原本、宋克本等也是根据世代流传的版本进行临习和书写的，写法上与高昌本、楼兰本《急就篇》有许多近似的处理方式。所以，高昌本、楼兰本《急就篇》作为学习章草的临帖材料补充是极好的选择，高昌本、楼兰本《急就篇》比传世《急就篇》有更丰富的书写方法和古朴的书写风格，能给书学者新的创作思路。
基金项目：四川革命老区发展研究中心资助项目，“巴文化研究”（编号SLQ2021BD-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