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葵花走失在1980，张悦然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
临界·爵迹，郭敬明著，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
文学作品和人，和历史一样，延续的时间和占领的范围并不能说明它们真正的品质。划分作家作品，10年太短，从40、50、60、70后作家的铺垫影响，到80、90后的模仿和商业化运作，几十年间的写作风格、题材和内容上并无创新之处，像煞有介事地去归类总结显然为时过早，也并未看清80、90后与这个时代社会的种种交流和互相影响，实际上尚未达到可以形成一个完整时间段的地步。总的来说，这两代写作者尚在青春期——过长和失衡的青春期，这与之前几十年的作家不同。我们的时代不缺乏生理营养，甚至可说是营养过剩，而科技和商业的急速发展伴随着更多生命本质的元素缺失，导致写作者青涩的早熟和迟迟不来的真正成熟。这就是二三十岁的“新生代作家”的整体写作现状。
80后作家群的崛起与新概念作文大赛息息相关，文学像歌舞表演一样成为现场角逐的产物，成为一种造星运动，不能说完全是坏事，但显然不符合传统的文学定义。年轻写手们盛装打扮粉墨登场，化着日韩系的妆容，从掩藏着写字台的幕布后面走出来展示个人风采。他们对读者袒露一切，包括一向不为人所知的写作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写作状态多多少少掺了表演的性质，而非孤独的自我倾诉。这不是毁坏文学性的致命因素，但它们多多少少让一部分本具有更大潜力的写作者迷失了，虚耗太多时间去吞咽浮云，瘦骨嶙峋地揣着稍纵即逝的饱腹感。
仅有少数人在这个时代是表面上成功的写作者。以在文学成就上获得最多肯定的张悦然和拥有最庞大读者群的郭敬明两个人为例。
张悦然早期的作品，如果放到现在来看，是几乎可以忽略的平庸之作。以几何倍数增长的写作者在网络上蜂拥而出，或受张本人影响，或受影响过她的更早人物作品影响，创造出万千雷同的故事。只因为她是早期为数不多的新概念优胜写手，才让作品产生了远超其本身的影响力。
当时的新概念评委莫言在《葵花走失在1980》的代序里称赞张的想象和比喻。实际上她的确创造了很多奇异新颖的比喻，可以让人眼前一亮，这是十分难得的。但遗憾的是她讲故事的能力过于逊色，导致这些比喻像零星的绿萍浮在过宽的水域上，无法聚拢。她的语言过于“绮丽”——这并不是个褒义词。“绮”是“多余”的意思，“丽”是“附丽”的意思。也就是说，她过于追求文字的视觉效果，却用力过猛，膨胀开来，那些文字产生的效力像一簇簇白色蒸汽，一下子冲出然后消散了。好的比喻是让人感受到更为实在的东西，而她专注于拿虚幻比喻虚幻，无法成形也无法着陆。
《葵》里的每一个短篇都给人相同的感受，看一个故事就等于浏览全书。莫言说，张悦然这一代少年有着比前人更艰难的青春。敏感，忧郁，迷惘，没有明确的目标和梦想，导致他们非常容易滑落到危险的境地。他们在这个世界目睹太多疲惫、暴力和欲望，却找不到一个可以信服的皈依对象，因此全部的期待就寄托在爱情上。然而这种情感又是脆弱不堪的，无论如何得不到美好的结局。
在《毁》里，男主角是一个构建出来的白马王子，“我”厌恶那些俗不可耐的男生口中关于爱情和性的粗俗比喻，因而爱上了一个像天使一样纯粹干净的艺术生。他忧郁，病态，怯懦（这种怯懦甚至表现为喜欢强壮的男生，因为需要保护），有自杀倾向。而为了保护“我”，这个男生从梦幻中坠入现实，因“我”的缘故，他失去了天堂，被摧毁了生命。这个过程通过三个事件迅速发生：（1）“我”和他最后一次相约时，“我”给他留了电话号码，而此前我们从未有过现实中的任何联系方式，只靠偶然的相遇，一种心有灵犀的戏剧化爱情；（2）我们约的是同去一个画展，那是不得志的画家们共同创办的，他也参加展出，他们是一群无人问津的可怜艺术家，不被现实社会接受和支持；（3）“我”把电话号码写在借给他的10元钱纸币上，他打车回家却舍不得把这张钱交给司机，流氓般的司机一时冲动杀死了他。
整个过程是离奇的，为了保护和“我”的爱情，男生从梦幻中坠入现实，“勇敢”地面对这个残暴的社会，最后怀着堂吉诃德式的爱情死去了。然而整个故事里没有一块骨头谈得上坚硬，可以支撑起它的内质。暴力无从谈起，保护无从谈起，男主角从病态的一极转向另一极：从畏惧生转向不惧死，两极都充斥着令人失力的虚无。张悦然试图描述一种独立于现实社会存在的美好，然而这种美好根本是找寻不到的，她充满失望地将自己的创造物打碎以表示对现实的愤懑，而这种愤懑毫无理由。就像美好的画不能独立于粗糙的画布存在，一旦独立，就成了意义不明的混沌颜料。她所描述的爱情是空的，根本就不美好，也没有存在的必要。
《黑猫不睡》讲述的是幼儿园小女孩和高中男生的爱情。小女孩生长在脆弱倾斜的家庭关系中。父亲：暴力，欲望，无理性；母亲：乏味，奴性，无理性。小女孩脆弱的恋情从一开始童话般的美好到重蹈父母覆辙，她就像一只因为惶恐而睁着眼睛极少睡觉的黑猫一样，对爱情和婚姻感到失望恐惧。最后高中男生虽然改变了，也不是团圆式结局，黑猫已经死了，小女孩的心里永远存在着恐惧和空洞，随时都有可能情感崩溃。故事里说，小女孩告诉她的母亲她爱上邻家哥哥了，而母亲木讷地回答，首先你要学会做饭。这种充满绝望的宿命式口吻和故事走向令人忧心。在张悦然的笔下，温情永远是短暂的、靠不住和来自陌生人的，从不会长久地在自己的人生中存活下去。因此她孜孜不倦地描述那种飘浮在空中的美好情感，然后痛心地亲手打碎。
较后期的小说《樱桃之远》是张悦然受电影《两生花》影响而写的。故事结构本身存在于他人作品之中，她所做的只是塑造血肉肌肤、涂颜抹色和梳妆打扮。这未尝不是一种创作方式。但令人遗憾的是她的故事和原作电影一样，光影效果胜过了叙述效果。这部长篇小说和此前《葵》中的短篇一样，塑造美好然后打破，或是让它们存在于遥不可及的地方，一切冲突和矛盾都建立在巧合和隐去不提的逻辑漏洞之上。这个故事在将来想要打动更多的新读者会是一件困难的事。 总的来说，张悦然笔下的正面人物是这样一种形象：厌恶抽烟喝酒等人间恶习，喜爱哭泣，没有比简单生活需求和对爱情的需求更多的欲望，向往宗教上的极致纯洁。然而这样的形象过于残缺，无法构成一个饱满鲜活的人。只会“削苹果、种向日葵和写好看的情书”的“人”是无法正常生存的，不仅是人类的现实社会，整个大自然都不会需要这样一种奇怪的生物。残缺美在这个世界上比比皆是，但也必须残缺得恰到好处才是美，失去了生命的本质脉络不叫残缺，叫死气沉沉。此外，为了表现自己一直走在追求纯洁美好的路上而对世俗里哪怕一点点小毛病厌恶至极，这种浸淫了优越感的文字反而显得极为虚幻，没着没落。
会有人反驳说，那样的人确实存在，而且是大众偶像，不信去看看日韩电视剧啊！没错，张悦然爱写的“浑身涂满花粉的男孩”的确活跃于荧屏之上，组成了一群群“花样美男”，肆无忌惮地风靡，兴高采烈地建立起一个男色时代。然而走下荧屏的他们，扔掉贴在身上“暖男”“王子”等角色标签，他们也是一群普通的男生，并不是剔透无瑕的水晶玻璃人。一些少女发现了这一点，从幻梦中清醒过来，对不那么晶莹的世界挥拳示怒，然而这还不是成熟，抛去先入为主的完美模型，心甘情愿地接受这个世界，这才是成熟。长大成熟的孩子渐渐会发现，从前认为这个世界充满了瑕疵，但事实上那些瑕疵只是一部分人难以接受而另一部分人甘之如饴的事物，就像蜜蜂对花朵凋零表示失望，而松鼠满怀欣喜地等待秋天。对自己所期待的完美并不存在，根本不需要失望和愤怒。
张悦然的作品尚处于对不完美的世界挥拳示怒的阶段，这个阶段太久了，也影响了太多的年轻人。他们向往变成那种以吃花为生无欲无求的仙洁之人，无法实现，于是便在俗世中诅咒酸咸苦辣，一边吞咽一边生活，懒于品尝个中滋味。他们不知适应世界以达成完满，而偏要寻求形状契合达到全部要求的生活模型，注定怎样都不得安宁，只好在文字和梦境中不断编织，不断破坏。这个阶段在每个人生命中所占的比重不同，如果过长，便形成了失衡的青春期。而推动这一切发展的作家和歌手们，把“文艺”的词性完全改变了，变得廉价而肤浅，随着市场的繁荣变得多泛起来，让很多在青春期的迷茫中摇摆不定的孩子下意识地倾向消极偏激的一面，就像宣称自己是同性恋的伪同一样，有的是故意这么做以博人气，有的确实是被各种阴柔的文学作品所引导，把一切对同性的好感、亲近和崇拜认定为单一的爱情。
郭敬明的文笔比张悦然更加冷静成熟。也许是身为男作家的天生优势，郭并没有在空中飘浮难以着陆。他们两人的共同优点是敏感，细节上巧妙的联想以及前者对词语、后者对比喻的用心。而郭的优势在于他更会讲故事，不会被文字迷惑和牵累，给读者创造了一个无障碍阅读的环境。老实说，看到他在微博上及采访稿等地方的文字和机巧，我不太理解为什么他要去抄袭《圈里圈外》，凭他自己的能力也完全可以写出很有意思的故事来。
在这十几年中，他的创作既保持着某种一贯性也有潜移默化的改变。他在近期的幻想小说《临界·爵迹》里说：“我希望你们看到的，不仅是恢宏华美的场景、深刻激荡的故事，还有这些表象下面的，现实温暖的人性。”无可否认，《临界》做到了这一点，故事在阴谋和背叛中展开，但人性的温暖一直深切坚定地存在。而《悲伤逆流成河》和《小时代》却截然相反，人性温暖是假象，美好都将受到伤害，被摧毁或异变，肮脏庸俗才是这个世界的本质。事实上从郭敬明早期一直到现在的散文和手记中可以看出来，他并不是这么想的。这两部小说和《梦里花落知多少》一样，是为肮脏而肮脏，为悲剧而悲剧，就是要把美好毁灭给读者看，并且不打算拿一个好的结局把它们给圆回来，让他们大吃一惊，为意想不到的惨剧痛哭流涕。郭敬明对拿捏读者的情绪点十分擅长，他在故事的节奏和气氛方面相当拿手，人物也塑造得更为鲜活，没有废话，对情绪和心理的处理非常果断，跟张悦然的同类型小说相比，生活气息明显更多。
然而，从市场销售的方面看，越好的文笔用在越不好的故事上，危害也就越大。智商越高的罪犯越可怕，文字的迷幻和蛊惑效力越强，故事里一些不好的东西腐蚀性也就越强。除了备受诟病的拜金主义之外，还有几乎每部小说里都会有的暴虐因素，轮奸，堕胎，自杀，最可怕的不是这些，而是年轻女孩之间近乎恐怖的猜忌和妒恨、勾结和报复，而是父母给予孩子的畸形的爱恨，这种本应该在现实中出现概率相当小的事件，在郭敬明的很多小说里变成了常态，导致很多读者将自己与同学朋友、父母老师之间发生的一点点矛盾——本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都演化成了悲恸欲绝寻死觅活，觉得整个世界都是灰暗的。这和六六的《双面胶》本质相同，和天涯八卦论坛的负能量聚集的本质相同。
消极的倾向不应该在年轻的读者中泛滥成灾。每个人都经历过空虚、冷漠、嘲讽和背叛，可它们并不是生活的全部，张和郭的作品让一些年轻的孩子相信这个世界的确是由上述消极因素组成的，从而变得脆弱和愤懑不平，认为人性本恶，一切都是利益驱动，父母长辈和这个世界为了自己的需要一起压迫他们，无视他们内心的声音，不给他们自由，甚至连父爱母爱，他们也会曲解成“父母只是需要爱一个人来满足自己罢了”。他们认为温情是有的，但那只是因为利益和矛盾的力量还不够而已，1000元不会让一个人背叛自己，但没有人会抵抗得了1000万元、1亿元的诱惑。——10个年轻人里有4个这么认为，现今的社会环境大概还有救，然而现在这么想的年轻人是十中有六，消极偏激类的青春文学功不可没。文学作品不应该将社会妖魔化，不应该将极端的事物演化成司空见惯，这将在青少年潜意识里大把撒下阴郁的种子，让他们在日后的家庭和人际关系中多受波折。
无论是张悦然的无法着陆，还是郭敬明的遍布泥沼，他们的作品共同点是能看到遥远的地方有花，不同点在于张的作品里，那花朵圣洁美好遥不可及，但一靠近便被摧毁；而郭的作品里，艰难跋涉过去，但走到近前，满怀欣喜地捧起花瓣，才猛然发现那是血淋淋的食肉植物。为了取悦不断涌现出来的十几岁读者，他们将自己作品的青春期过度拉长，而不是随着作者本人年龄的增长变得更为成熟。他们以失衡的姿态编织故事，极力迎合并诱导、激化年轻读者们的迷茫和情绪，这样的行为持续受到热烈欢迎，年轻的受害者醺然迷醉而不自知，难道不是件悲凉可叹的事情吗？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
（责任编辑 魏建宇）
临界·爵迹，郭敬明著，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
文学作品和人，和历史一样，延续的时间和占领的范围并不能说明它们真正的品质。划分作家作品，10年太短，从40、50、60、70后作家的铺垫影响，到80、90后的模仿和商业化运作，几十年间的写作风格、题材和内容上并无创新之处，像煞有介事地去归类总结显然为时过早，也并未看清80、90后与这个时代社会的种种交流和互相影响，实际上尚未达到可以形成一个完整时间段的地步。总的来说，这两代写作者尚在青春期——过长和失衡的青春期，这与之前几十年的作家不同。我们的时代不缺乏生理营养，甚至可说是营养过剩，而科技和商业的急速发展伴随着更多生命本质的元素缺失，导致写作者青涩的早熟和迟迟不来的真正成熟。这就是二三十岁的“新生代作家”的整体写作现状。
80后作家群的崛起与新概念作文大赛息息相关，文学像歌舞表演一样成为现场角逐的产物，成为一种造星运动，不能说完全是坏事，但显然不符合传统的文学定义。年轻写手们盛装打扮粉墨登场，化着日韩系的妆容，从掩藏着写字台的幕布后面走出来展示个人风采。他们对读者袒露一切，包括一向不为人所知的写作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写作状态多多少少掺了表演的性质，而非孤独的自我倾诉。这不是毁坏文学性的致命因素，但它们多多少少让一部分本具有更大潜力的写作者迷失了，虚耗太多时间去吞咽浮云，瘦骨嶙峋地揣着稍纵即逝的饱腹感。
仅有少数人在这个时代是表面上成功的写作者。以在文学成就上获得最多肯定的张悦然和拥有最庞大读者群的郭敬明两个人为例。
张悦然早期的作品，如果放到现在来看，是几乎可以忽略的平庸之作。以几何倍数增长的写作者在网络上蜂拥而出，或受张本人影响，或受影响过她的更早人物作品影响，创造出万千雷同的故事。只因为她是早期为数不多的新概念优胜写手，才让作品产生了远超其本身的影响力。
当时的新概念评委莫言在《葵花走失在1980》的代序里称赞张的想象和比喻。实际上她的确创造了很多奇异新颖的比喻，可以让人眼前一亮，这是十分难得的。但遗憾的是她讲故事的能力过于逊色，导致这些比喻像零星的绿萍浮在过宽的水域上，无法聚拢。她的语言过于“绮丽”——这并不是个褒义词。“绮”是“多余”的意思，“丽”是“附丽”的意思。也就是说，她过于追求文字的视觉效果，却用力过猛，膨胀开来，那些文字产生的效力像一簇簇白色蒸汽，一下子冲出然后消散了。好的比喻是让人感受到更为实在的东西，而她专注于拿虚幻比喻虚幻，无法成形也无法着陆。
《葵》里的每一个短篇都给人相同的感受，看一个故事就等于浏览全书。莫言说，张悦然这一代少年有着比前人更艰难的青春。敏感，忧郁，迷惘，没有明确的目标和梦想，导致他们非常容易滑落到危险的境地。他们在这个世界目睹太多疲惫、暴力和欲望，却找不到一个可以信服的皈依对象，因此全部的期待就寄托在爱情上。然而这种情感又是脆弱不堪的，无论如何得不到美好的结局。
在《毁》里，男主角是一个构建出来的白马王子，“我”厌恶那些俗不可耐的男生口中关于爱情和性的粗俗比喻，因而爱上了一个像天使一样纯粹干净的艺术生。他忧郁，病态，怯懦（这种怯懦甚至表现为喜欢强壮的男生，因为需要保护），有自杀倾向。而为了保护“我”，这个男生从梦幻中坠入现实，因“我”的缘故，他失去了天堂，被摧毁了生命。这个过程通过三个事件迅速发生：（1）“我”和他最后一次相约时，“我”给他留了电话号码，而此前我们从未有过现实中的任何联系方式，只靠偶然的相遇，一种心有灵犀的戏剧化爱情；（2）我们约的是同去一个画展，那是不得志的画家们共同创办的，他也参加展出，他们是一群无人问津的可怜艺术家，不被现实社会接受和支持；（3）“我”把电话号码写在借给他的10元钱纸币上，他打车回家却舍不得把这张钱交给司机，流氓般的司机一时冲动杀死了他。
整个过程是离奇的，为了保护和“我”的爱情，男生从梦幻中坠入现实，“勇敢”地面对这个残暴的社会，最后怀着堂吉诃德式的爱情死去了。然而整个故事里没有一块骨头谈得上坚硬，可以支撑起它的内质。暴力无从谈起，保护无从谈起，男主角从病态的一极转向另一极：从畏惧生转向不惧死，两极都充斥着令人失力的虚无。张悦然试图描述一种独立于现实社会存在的美好，然而这种美好根本是找寻不到的，她充满失望地将自己的创造物打碎以表示对现实的愤懑，而这种愤懑毫无理由。就像美好的画不能独立于粗糙的画布存在，一旦独立，就成了意义不明的混沌颜料。她所描述的爱情是空的，根本就不美好，也没有存在的必要。
《黑猫不睡》讲述的是幼儿园小女孩和高中男生的爱情。小女孩生长在脆弱倾斜的家庭关系中。父亲：暴力，欲望，无理性；母亲：乏味，奴性，无理性。小女孩脆弱的恋情从一开始童话般的美好到重蹈父母覆辙，她就像一只因为惶恐而睁着眼睛极少睡觉的黑猫一样，对爱情和婚姻感到失望恐惧。最后高中男生虽然改变了，也不是团圆式结局，黑猫已经死了，小女孩的心里永远存在着恐惧和空洞，随时都有可能情感崩溃。故事里说，小女孩告诉她的母亲她爱上邻家哥哥了，而母亲木讷地回答，首先你要学会做饭。这种充满绝望的宿命式口吻和故事走向令人忧心。在张悦然的笔下，温情永远是短暂的、靠不住和来自陌生人的，从不会长久地在自己的人生中存活下去。因此她孜孜不倦地描述那种飘浮在空中的美好情感，然后痛心地亲手打碎。
较后期的小说《樱桃之远》是张悦然受电影《两生花》影响而写的。故事结构本身存在于他人作品之中，她所做的只是塑造血肉肌肤、涂颜抹色和梳妆打扮。这未尝不是一种创作方式。但令人遗憾的是她的故事和原作电影一样，光影效果胜过了叙述效果。这部长篇小说和此前《葵》中的短篇一样，塑造美好然后打破，或是让它们存在于遥不可及的地方，一切冲突和矛盾都建立在巧合和隐去不提的逻辑漏洞之上。这个故事在将来想要打动更多的新读者会是一件困难的事。 总的来说，张悦然笔下的正面人物是这样一种形象：厌恶抽烟喝酒等人间恶习，喜爱哭泣，没有比简单生活需求和对爱情的需求更多的欲望，向往宗教上的极致纯洁。然而这样的形象过于残缺，无法构成一个饱满鲜活的人。只会“削苹果、种向日葵和写好看的情书”的“人”是无法正常生存的，不仅是人类的现实社会，整个大自然都不会需要这样一种奇怪的生物。残缺美在这个世界上比比皆是，但也必须残缺得恰到好处才是美，失去了生命的本质脉络不叫残缺，叫死气沉沉。此外，为了表现自己一直走在追求纯洁美好的路上而对世俗里哪怕一点点小毛病厌恶至极，这种浸淫了优越感的文字反而显得极为虚幻，没着没落。
会有人反驳说，那样的人确实存在，而且是大众偶像，不信去看看日韩电视剧啊！没错，张悦然爱写的“浑身涂满花粉的男孩”的确活跃于荧屏之上，组成了一群群“花样美男”，肆无忌惮地风靡，兴高采烈地建立起一个男色时代。然而走下荧屏的他们，扔掉贴在身上“暖男”“王子”等角色标签，他们也是一群普通的男生，并不是剔透无瑕的水晶玻璃人。一些少女发现了这一点，从幻梦中清醒过来，对不那么晶莹的世界挥拳示怒，然而这还不是成熟，抛去先入为主的完美模型，心甘情愿地接受这个世界，这才是成熟。长大成熟的孩子渐渐会发现，从前认为这个世界充满了瑕疵，但事实上那些瑕疵只是一部分人难以接受而另一部分人甘之如饴的事物，就像蜜蜂对花朵凋零表示失望，而松鼠满怀欣喜地等待秋天。对自己所期待的完美并不存在，根本不需要失望和愤怒。
张悦然的作品尚处于对不完美的世界挥拳示怒的阶段，这个阶段太久了，也影响了太多的年轻人。他们向往变成那种以吃花为生无欲无求的仙洁之人，无法实现，于是便在俗世中诅咒酸咸苦辣，一边吞咽一边生活，懒于品尝个中滋味。他们不知适应世界以达成完满，而偏要寻求形状契合达到全部要求的生活模型，注定怎样都不得安宁，只好在文字和梦境中不断编织，不断破坏。这个阶段在每个人生命中所占的比重不同，如果过长，便形成了失衡的青春期。而推动这一切发展的作家和歌手们，把“文艺”的词性完全改变了，变得廉价而肤浅，随着市场的繁荣变得多泛起来，让很多在青春期的迷茫中摇摆不定的孩子下意识地倾向消极偏激的一面，就像宣称自己是同性恋的伪同一样，有的是故意这么做以博人气，有的确实是被各种阴柔的文学作品所引导，把一切对同性的好感、亲近和崇拜认定为单一的爱情。
郭敬明的文笔比张悦然更加冷静成熟。也许是身为男作家的天生优势，郭并没有在空中飘浮难以着陆。他们两人的共同优点是敏感，细节上巧妙的联想以及前者对词语、后者对比喻的用心。而郭的优势在于他更会讲故事，不会被文字迷惑和牵累，给读者创造了一个无障碍阅读的环境。老实说，看到他在微博上及采访稿等地方的文字和机巧，我不太理解为什么他要去抄袭《圈里圈外》，凭他自己的能力也完全可以写出很有意思的故事来。
在这十几年中，他的创作既保持着某种一贯性也有潜移默化的改变。他在近期的幻想小说《临界·爵迹》里说：“我希望你们看到的，不仅是恢宏华美的场景、深刻激荡的故事，还有这些表象下面的，现实温暖的人性。”无可否认，《临界》做到了这一点，故事在阴谋和背叛中展开，但人性的温暖一直深切坚定地存在。而《悲伤逆流成河》和《小时代》却截然相反，人性温暖是假象，美好都将受到伤害，被摧毁或异变，肮脏庸俗才是这个世界的本质。事实上从郭敬明早期一直到现在的散文和手记中可以看出来，他并不是这么想的。这两部小说和《梦里花落知多少》一样，是为肮脏而肮脏，为悲剧而悲剧，就是要把美好毁灭给读者看，并且不打算拿一个好的结局把它们给圆回来，让他们大吃一惊，为意想不到的惨剧痛哭流涕。郭敬明对拿捏读者的情绪点十分擅长，他在故事的节奏和气氛方面相当拿手，人物也塑造得更为鲜活，没有废话，对情绪和心理的处理非常果断，跟张悦然的同类型小说相比，生活气息明显更多。
然而，从市场销售的方面看，越好的文笔用在越不好的故事上，危害也就越大。智商越高的罪犯越可怕，文字的迷幻和蛊惑效力越强，故事里一些不好的东西腐蚀性也就越强。除了备受诟病的拜金主义之外，还有几乎每部小说里都会有的暴虐因素，轮奸，堕胎，自杀，最可怕的不是这些，而是年轻女孩之间近乎恐怖的猜忌和妒恨、勾结和报复，而是父母给予孩子的畸形的爱恨，这种本应该在现实中出现概率相当小的事件，在郭敬明的很多小说里变成了常态，导致很多读者将自己与同学朋友、父母老师之间发生的一点点矛盾——本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都演化成了悲恸欲绝寻死觅活，觉得整个世界都是灰暗的。这和六六的《双面胶》本质相同，和天涯八卦论坛的负能量聚集的本质相同。
消极的倾向不应该在年轻的读者中泛滥成灾。每个人都经历过空虚、冷漠、嘲讽和背叛，可它们并不是生活的全部，张和郭的作品让一些年轻的孩子相信这个世界的确是由上述消极因素组成的，从而变得脆弱和愤懑不平，认为人性本恶，一切都是利益驱动，父母长辈和这个世界为了自己的需要一起压迫他们，无视他们内心的声音，不给他们自由，甚至连父爱母爱，他们也会曲解成“父母只是需要爱一个人来满足自己罢了”。他们认为温情是有的，但那只是因为利益和矛盾的力量还不够而已，1000元不会让一个人背叛自己，但没有人会抵抗得了1000万元、1亿元的诱惑。——10个年轻人里有4个这么认为，现今的社会环境大概还有救，然而现在这么想的年轻人是十中有六，消极偏激类的青春文学功不可没。文学作品不应该将社会妖魔化，不应该将极端的事物演化成司空见惯，这将在青少年潜意识里大把撒下阴郁的种子，让他们在日后的家庭和人际关系中多受波折。
无论是张悦然的无法着陆，还是郭敬明的遍布泥沼，他们的作品共同点是能看到遥远的地方有花，不同点在于张的作品里，那花朵圣洁美好遥不可及，但一靠近便被摧毁；而郭的作品里，艰难跋涉过去，但走到近前，满怀欣喜地捧起花瓣，才猛然发现那是血淋淋的食肉植物。为了取悦不断涌现出来的十几岁读者，他们将自己作品的青春期过度拉长，而不是随着作者本人年龄的增长变得更为成熟。他们以失衡的姿态编织故事，极力迎合并诱导、激化年轻读者们的迷茫和情绪，这样的行为持续受到热烈欢迎，年轻的受害者醺然迷醉而不自知，难道不是件悲凉可叹的事情吗？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
（责任编辑 魏建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