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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互文性的概念被引入翻译研究以来已经在各个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认知语境对于互文性的生成和在翻译中的传通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实际的文本操作过程中，译者为避免直译原文招致意义损失而采取的一些翻译补偿手段的实质上就是设法人为地、暂时地改变译语读者的认知语境，产生同样的语境效果，从而达到传通互文性的目的。互文性与认知语境一样具有个体性、即时性的特征，在翻译中的传通是一个变量，即就特定的文本而言，互文性的传通在某时某地有程度的差异，它传通的程度与认知语境的变化相关联。本文指出，认知语境的不断变化是客观事实，而文化交流促进认知语境的不断变化，从而有利于互文性的完整、有效的传通。在当今的网络和读图时代，视觉文化的冲击使互文性的传通呈现新的状态。
关键词： 互文性 认知语境 传通
1.引言
互文理论是在西方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思潮中产生的一种文本理论，是现当代西方主要文化理论的结晶。互文的概念起源于二十世纪初的现代语言学，尤其是两位代表人物：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和巴赫金（Bakhtin）。虽然此二人都不曾直接提出“互文性”概念，但是他们对语言的论述都体现着“互文性”的思想。法国符号学家、女权主义批评家朱莉娅·克里斯蒂娃（Julia Christiva）在1969年出版的《符号学》一书中首次提出了互文性的概念，即“任何文本都是由马赛克式的引文拼嵌而成，每个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化。”（Every text is constructed as a mosaic of citations，every text is an absorp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other texts.）（Hatim，1990：125）在此之后，“互文性”概念开始频繁地出现在诸多领域中，后来被广泛地应用于语言学、翻译研究等研究领域，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互文观念对翻译研究和实践具有深远意义。国外对于互文性在翻译中的研究大都集中在语言学的范畴内，其中的突出代表有以下几派，一是Hatim和Mason，二是Sperber 和Wilson，三是Fairclough。Hatim和Mason从符号学角度，将互文性与意图性联系起来。意图性的重要性居于首位，认为在翻译中首先要保留的是符号意义（semiotic status）。他们以话语分析为中心，综合考虑译者和读者的不同文化语境。他们认为，译者是原文作者与译语读者之间的协调者（mediator），在协调过程中译者必须充分考虑译语读者的期待视野，分析原文中各种符号间的相互作用、本文与前文本的互文关系和作者的连贯手段，挖掘出原文的修辞意图，最后在译语中充分表达出来。Sperber 和Wilson从篇章语言学的角度分析了互文性对于语言交际的控制作用。
近十年来，国内翻译界对于互文性与翻译的研究无论在宏观、理论层面，还是在互文概念关照下的微观实践层面都进行了大量有意义的探索，论文和专著数量形成一定规模。许多论文集中在对于互文性理论意义的探讨上，如《翻译研究的互文性视角》、《互文性理论之于翻译学研究：认识论价值与方法论意义》等。还有相当一批着眼于互文性概念对于翻译实践（微观层面）的启示，如《电影片名的互文式翻译》、《互文性理论与公示语的汉英翻译》等。笔者经过综合分析发现，目前对于互文性与翻译的研究过多地关注互文性的解构功能，对于互文性的建构功能认识不足，没有充分地认识互文性的基本特征即动态性，尤其是对于认知语境（关联理论的重要概念之一）与互文性之间的密切关系还没有充分、深入的研究，对于认知语境在语篇（互文性）生成中的作用没有给予充分认识。
认知语境是Sperber与Wilson和Gutt的关联翻译理论的研究中的重要概念，正是Sperber和Wilson在他们的著作Relevance：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中突破传统的语境观念，提出了认知语境概念。互文性是寻找关联的最佳例证。
以认知语境和互文性的关系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在国内还较少，笔者搜集到的论文有两篇。其中一篇是杨梅的《认知语境与广告语篇的文化互文性》。文章认为广告语篇由于自身的特点，互文性特征尤为明显；广告交际的过程实际上是目标受众的认知语境参与并起决定作用的过程。论文着重探讨了认知语境在理解广告语篇的文化互文性中的动态参与过程，并提出如何把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达到最佳的广告交际效果。第二篇是吴军超的《认知语用视角下的互文翻译策略》。文章从语用认知的角度探讨了互文性理论对于翻译理论和实践的启示，提出为了确保原文和译文的互文连贯，译者应采取灵活的翻译策略。虽然两篇文章都涉及认知语境与互文性的关系，但是对于二者之间的直接关系的阐述不够清晰。这些研究其实都是建立在Sperber，Wilson和Gutt的关联翻译理论的研究基础上，本文将进一步探讨认知语境作为一个变量对于互文性的生成和传通的重要作用。
笔者认为认知语境在互文性的生成和在翻译中的传通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互文性与认知语境一样具有个体性、即时性的特征，在翻译中的传通同样是一个变量，即就特定的文本而言，互文性的传通在某时某地有程度的差异，它传通的程度与认知语境的变化相关联。
2.认知语境
语境是语言环境的简称。在具体的情景下凡是对话语意思产生影响的各种语言成分的前后逻辑联系及各种主客观环境因素都称为语境。最早提出语境观的是波兰籍人类学家（B. Malinowski）马林诺夫斯基。他的朋友“伦敦学派”的代表人物语言学家弗斯（R. Firth）吸收了他的很多观点并提出上下文（co-text）和情境语境（context of situation）的概念。之后弗斯的学生韩礼德（M.A.K. Halliday）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他的语境理论并提出著名的语域理论（register theory）。其实语域所反映的就是语境。此外，美国社会语言学家费什曼（Fisherman，1968）和海姆斯（Hymes，1972）也做過研究。 在认知语境概念提出来之前，各种研究都将语境看做是客观存在，先于交际而存在，可称之为传统语境研究。传统语境把语境视作静态的事物，将交际双方视为被动的参与者，视主体与客体为绝对的二元对立，把语境看成是事先确定的常项。目前大多数学者认同是Sperber和Wilson把认知引入语境的研究，引发了语境的“认知转向”。1986年《关联性：交际与认知》（Relevance：Communication
关键词： 互文性 认知语境 传通
1.引言
互文理论是在西方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思潮中产生的一种文本理论，是现当代西方主要文化理论的结晶。互文的概念起源于二十世纪初的现代语言学，尤其是两位代表人物：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和巴赫金（Bakhtin）。虽然此二人都不曾直接提出“互文性”概念，但是他们对语言的论述都体现着“互文性”的思想。法国符号学家、女权主义批评家朱莉娅·克里斯蒂娃（Julia Christiva）在1969年出版的《符号学》一书中首次提出了互文性的概念，即“任何文本都是由马赛克式的引文拼嵌而成，每个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化。”（Every text is constructed as a mosaic of citations，every text is an absorp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other texts.）（Hatim，1990：125）在此之后，“互文性”概念开始频繁地出现在诸多领域中，后来被广泛地应用于语言学、翻译研究等研究领域，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互文观念对翻译研究和实践具有深远意义。国外对于互文性在翻译中的研究大都集中在语言学的范畴内，其中的突出代表有以下几派，一是Hatim和Mason，二是Sperber 和Wilson，三是Fairclough。Hatim和Mason从符号学角度，将互文性与意图性联系起来。意图性的重要性居于首位，认为在翻译中首先要保留的是符号意义（semiotic status）。他们以话语分析为中心，综合考虑译者和读者的不同文化语境。他们认为，译者是原文作者与译语读者之间的协调者（mediator），在协调过程中译者必须充分考虑译语读者的期待视野，分析原文中各种符号间的相互作用、本文与前文本的互文关系和作者的连贯手段，挖掘出原文的修辞意图，最后在译语中充分表达出来。Sperber 和Wilson从篇章语言学的角度分析了互文性对于语言交际的控制作用。
近十年来，国内翻译界对于互文性与翻译的研究无论在宏观、理论层面，还是在互文概念关照下的微观实践层面都进行了大量有意义的探索，论文和专著数量形成一定规模。许多论文集中在对于互文性理论意义的探讨上，如《翻译研究的互文性视角》、《互文性理论之于翻译学研究：认识论价值与方法论意义》等。还有相当一批着眼于互文性概念对于翻译实践（微观层面）的启示，如《电影片名的互文式翻译》、《互文性理论与公示语的汉英翻译》等。笔者经过综合分析发现，目前对于互文性与翻译的研究过多地关注互文性的解构功能，对于互文性的建构功能认识不足，没有充分地认识互文性的基本特征即动态性，尤其是对于认知语境（关联理论的重要概念之一）与互文性之间的密切关系还没有充分、深入的研究，对于认知语境在语篇（互文性）生成中的作用没有给予充分认识。
认知语境是Sperber与Wilson和Gutt的关联翻译理论的研究中的重要概念，正是Sperber和Wilson在他们的著作Relevance：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中突破传统的语境观念，提出了认知语境概念。互文性是寻找关联的最佳例证。
以认知语境和互文性的关系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在国内还较少，笔者搜集到的论文有两篇。其中一篇是杨梅的《认知语境与广告语篇的文化互文性》。文章认为广告语篇由于自身的特点，互文性特征尤为明显；广告交际的过程实际上是目标受众的认知语境参与并起决定作用的过程。论文着重探讨了认知语境在理解广告语篇的文化互文性中的动态参与过程，并提出如何把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达到最佳的广告交际效果。第二篇是吴军超的《认知语用视角下的互文翻译策略》。文章从语用认知的角度探讨了互文性理论对于翻译理论和实践的启示，提出为了确保原文和译文的互文连贯，译者应采取灵活的翻译策略。虽然两篇文章都涉及认知语境与互文性的关系，但是对于二者之间的直接关系的阐述不够清晰。这些研究其实都是建立在Sperber，Wilson和Gutt的关联翻译理论的研究基础上，本文将进一步探讨认知语境作为一个变量对于互文性的生成和传通的重要作用。
笔者认为认知语境在互文性的生成和在翻译中的传通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互文性与认知语境一样具有个体性、即时性的特征，在翻译中的传通同样是一个变量，即就特定的文本而言，互文性的传通在某时某地有程度的差异，它传通的程度与认知语境的变化相关联。
2.认知语境
语境是语言环境的简称。在具体的情景下凡是对话语意思产生影响的各种语言成分的前后逻辑联系及各种主客观环境因素都称为语境。最早提出语境观的是波兰籍人类学家（B. Malinowski）马林诺夫斯基。他的朋友“伦敦学派”的代表人物语言学家弗斯（R. Firth）吸收了他的很多观点并提出上下文（co-text）和情境语境（context of situation）的概念。之后弗斯的学生韩礼德（M.A.K. Halliday）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他的语境理论并提出著名的语域理论（register theory）。其实语域所反映的就是语境。此外，美国社会语言学家费什曼（Fisherman，1968）和海姆斯（Hymes，1972）也做過研究。 在认知语境概念提出来之前，各种研究都将语境看做是客观存在，先于交际而存在，可称之为传统语境研究。传统语境把语境视作静态的事物，将交际双方视为被动的参与者，视主体与客体为绝对的二元对立，把语境看成是事先确定的常项。目前大多数学者认同是Sperber和Wilson把认知引入语境的研究，引发了语境的“认知转向”。1986年《关联性：交际与认知》（Relevance：Communic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