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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的爱国主义教育走进了学生的心灵，增强了学生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使他们树立了读书救国的信念，并内化为自觉行为。因此，南开爱国主义教育也结出了硕果。
爱国主义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人们对祖国的一种最自然、最朴素和最深厚的情感。近代南开学校是一个由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和重庆南开中学等组成的完整教育体系。南开学校爱国主义教育是我国近代学校教育的典范，其中南开中学被誉为“世界上第一爱国的学校”[1]。鉴往可以知来，南开学校的宝贵经验值得借鉴。
一、植入育人目标
南开学校始终把爱国看作学校育人工作的第一要义，把培育爱国精神和爱国情感作为学校教育的首要原则。校长张伯苓明确指出：“广义之言学校，则教之为人。何以为人？则第一当知爱国。”[2]为了育才救国，他亲自将校训确定为“允公允能”，目的是培养学生“爱国爱群之公德，与夫服务社会之能力”[3]。张伯苓强调：“允公是大公而不是小公。”[4]“公德心之大者为爱国家。”[5]可见，他把爱国为公作为“公”的内涵。张伯苓还说：“南开学校系受外侮刺激而产生，故教育目的，旨在雪耻图存;训练方法，重在读书救国”“藉以灌输民族意识，及增强国家观念。”[6]他还问学生及其家长：“将来是为国？抑为私？来宾中或有诸生之家长，必以为供给子弟十数年之费用，今日毕业后，宜略为家庭打算。但试问若无国，何能有家？”“诸生功课已毕业，此后应思如何为国为公，方不愧为南开学生。”[7]张伯苓反对只空喊口号不做实际工作，认为学生只有爱国热情和救国能力兼具，方可实现救国之宏愿。
二、依托课程载体
课程是学校教育的心脏。课程是教育思想、教育目标和教育内容的主要载体，是学校教育教学活动的基本依据，直接影响人才培养质量。通过开发和开设校本课程实施爱国主义教育是南开教育的一大特色。
1927—1928年，张伯苓为警醒国人，揭露日本对我国东北地区的侵略意图，在校内组织“东北研究会”，先后两次率领师生亲赴东三省考察东北的自然资源、经济、人文、地理等方面情况，积累了许多第一手资料，发表了不少调查报告。学校还在校刊上开辟“东北研究”专栏，出版“日本问题专号”，揭露日本侵略东北的野心与罪行。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为了教育学生抗日救国，东北研究会马上编写了一本几十万字的《东北地理教本》，1932年初特为南开中学学生开设了一门必修课。这本教材的资料取自于国际驰名的南满铁路株式会社的统计资料，非常准确，无论从质从量的水准看都是胜于当时国内外所有地理教材中有关东北资源的部分。在举国上下悲愤之际，“只有南开中学才能以扼要的科学知识和大量的统计数字教导学生，加深了解何以东北对祖国是那样重要神圣”[8]。当时接受過这种教育的世界著名历史学家何柄棣先生感叹：“世界上有哪个中学能在严重国难爆发四个月之内，即能编印完成一部像《东北地理教本》这样最关宏旨、最切时需的爱国教材呢？！”[9]
1926年秋，南开中学在国内率先开设了“社会视察”特色课程，并正式列入学校课程计划。学校开设“社会视察”课程的目的，在于实施“开辟经验”的教育，养成具有现代能力之学生，以早日实现中国现代化。虽然开设社会视察课程聚焦“能力”即现代能力的培养，但并没有忽视“公德”即爱国的教育。因为，组织学生参与社会视察，可以深入了解社会和民情，增强社会责任感，其本身就是一种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形式。正如南开学子所说：“在工厂看到民族工业刚刚兴起的萌芽和工人们恶劣的工作条件;去外国银行了解到外国的经济侵略;去日租界公务局看到他们办公好像是在对我们示威;去日本小学看到走廊的墙壁上挂着宣扬武士道精神的图画;去监狱参观时，从牢房的孔洞中看到政治犯瘦弱的身躯，这一幕幕场景，一次次经历不仅使我增加了社会知识，更增强了爱国心。”[10]
三、形成教育传统
在办学实践中，南开学校探索形成了一套以学生为中心并遵循认知规律的教育方法，建立了多元化、常态化和渐进性兼具的爱国教育机制，注重情感认同、理性认知和实践体验的统一融合。
1.爱国主义教育形式多样。具体有如下几种：一是名人演讲。学校经常邀请社会名人来校演讲，充分发挥名人效应对学生的影响。如1917年下半年学校以“新国家”为题组织了一系列报告，如陶孟和的“新国家与新社会”、胡适的“新国家与新文学”、李石曾的“新国家与新科学”、章秋桐的“新国家与新政治”等。二是仪式活动。南开学校精心设计各种仪式活动，并赋予其丰富的爱国教育意蕴。如每年的“五七国耻日”，学校都要组织师生举行纪念游行活动，以铭记日本侵略者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的屈辱和中国人民为反抗外来压迫而进行斗争的光辉事迹。三是实物教学。张伯苓擅长用实物教学的方法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令学生印象深刻。鉴于旧中国“一盘散沙”，他常常对学生进行团结救国的教育。他的拿手好戏就是“拉绳子”：他先让一个小同学双手紧握一把绳子的一端，再叫几个大同学各执一根绳子的另一端，然后让几个大同学往不同的方向用力拽绳子，那个小同学却“稳如泰山，岿然不动”。接下来，他又让那几个大同学合拢起来，往同一方向用力拽那几根绳子，这时那个小同学就站立不稳，便被轻易拉了过去，犹如兵败如山倒。做了这个实验之后，张校长总是画龙点睛地总结一句：“你们懂了吗？分则弱，合则强。”[11]四是文体活动。如1934年10月，第十八届华北运动会上，由900名南开学校学生组成的“南开啦啦队”用黑白两色手旗打出“勿忘国耻、收复失地”八个大字，刹那间，全场响起狂风暴雨般的掌声，迫使日本领事仓皇退席，运动大会演变成了爱国盛会。
2.爱国主义教育的常态化。南开爱国主义教育形成制度，久久为功，尤以修身班最为特色。修身课是清末颁行新学制后规定的一种学科，修身教材主要摘讲陈宏谋的五种遗规。民国以后，虽有变化，但修身课依然是窒息青少年思想的一潭死水。有鉴于此，自南开学校成立起，学校就不把修身当成一种学科，也不按教育定章所列书籍照本宣科，而是把修身课（也称“修身班”）变成每周一次的全校集会，成为道德教育尤其是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课堂。所以，“南开学校修身班，实一特别制度”，“是以修身班，实具一种宗教上之精神，似为教育上的一种礼拜”。[12]修身班的每次讲演，张伯苓都要对会场作一番精心的布置，讲台上高悬国旗，两旁大书“爱国”两字，“关于国际形势、世界大事及中国积弱之由，与夫所以救济之方，时对学生剀切训话”[13]。在修身班上讲得最多的是张伯苓本人，他讲演的主题大多与爱国有关，如“欲强中国，端赖新少年”“吾之救国药”“改造中国须去旧材料用新方法”等，而他讲得最多的是学校发展史。他讲自己在北洋水师目睹“国帜三易”的感受，立志育才救国的肇兴，历述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等等。由于这些是他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再加上他那极具感染力的演讲，所以“语甚殷切，几如剖肝胆以示”，“其言极其痛深，其感人至矣。同学少年受此剧烈之感触，顿有坐立不安之势”。[14]这些讲演极大地起到了启发学生爱国之心、激励学生忧国之感的作用。 3.爱国主义教育的渐进性。南开爱国主义教育注重循序渐进，由小到大，由内而外，由近及远。张伯苓认为培养爱国心应从培养爱校心做起，他指出：“欲他日爱国则现在宜爱校。”[15]“爱国心乃爱校心之扩充，今日不曾爱校，他日何敢望其爱国？爱校心经日常熏陶练习，久之则生发超越一己私利的为公之心，爱国心自然亦蕴涵其中。”[16]为此，张伯苓还提出了“爱校”的具体内容和行为要求。第一，爱校中之人。凡是师长、同学和夫役，皆需一一爱之，如此方可建成一团结友爱的集体。他说：“诸生知有人敬爱汝，则汝必思厚报之。今诸生能敬爱诸位先生，则诸位先生亦自更加精神，以惠爱答之也。”[17]对师长要爱，对于同学尤要爱;同学的一语良言，其受益往往超过师长整日的唠叨不休。对于夫役，无他，则以人相待。第二，爱校中之物。不仅爱人，爱物也是公德。“在校先能爱物，而后始可望扩而大之。”[18]校中之物，如书报、图报、讲室、斋室、食堂、厕所、球场等，均为学校公有，既不可据为己有，亦不可随意损坏;如遇不慎损坏，务必要到学校会计室去自行声明，照价赔偿。第三，爱团体精神和学校名誉。他认为，人和物是有形的，还有无形的，如团体精神与学校名誉，学生宜应深加爱护。学校出版的各种报纸、杂志，都体现一种团体精神，它们“较物质百倍可贵，则维持之、发扬之，应尽其力之所能及”。而至于学校名誉，“其良否皆与尔个人有關，则尤所不可忽也”[19]。
四、校长率先垂范
校长是学校教育的第一责任人。张伯苓亲自抓爱国主义教育，身体力行，带头参加爱国教育活动，是保证爱国教育历久弥新、卓有成效最重要的条件。
张伯苓是近代著名的爱国教育家。爱国是张伯苓一生事业的总出发点，也是他一生事业的总目标。张伯苓的一生始终是与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利益紧紧地连在一起。可以说，张伯苓自身就是南开广大师生爱国的活教材和好榜样。
1898年，张伯苓亲身经历了“国帜三易”的屈辱场面，当时“悲愤填胸，深受刺激”，深感“自强之道，端在教育”，立志“创办新教育，造就新人才”。[20]于是，他坚定地走上了育才救国的道路。1900年，八国联军在天津成立殖民地统治政权——都统衙门后，因为张伯苓通晓英语，联军要他担任翻译，他却推之不就，一身凛然正气，为时人所推许。张伯苓虽是基督教徒，但他不到外国人的教堂去做礼拜。更值得赞许的是，他决不把自己所办的学校变成教会学校;即使在办学经费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他也咬紧牙根不向外国教会张嘴。当外国教会两次向他提出要把南开变成教会学校时，他都坚定而严正地说：“谢谢你，南开是中国人的学校。”[21]1934年中国空军刚刚组建，张伯苓深知空军对国防的重要性，鼓励南开学生积极报考，并带头送自己的小儿子参军入伍。张伯苓给儿子讲述“岳母刺字”的故事，勉励他精忠报国。当他得知儿子为国捐躯的消息后，万分悲痛，却教育家人不要过分悲伤，对三儿子说：“老四殉国了，求仁得仁，复何恸为！”[22]此情此景何等感人。后来，张伯苓在遗言中写道：“凡我友好同学，尤宜竭尽所能，合群团结，为公为国，拥护人民政府，以建设富强康乐之新中国”[23]。他的拳拳爱国之心可见一斑。
张伯苓充分利用各种场合亲自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他具有从教经历，掌握学生心理，注重教育方法，教育效果明显。张伯苓是一位天生的演讲家。他的讲话既没有干巴巴的大道理，也没有盛气凌人的说教词。虽是普通大白话，却很有鼓动力。如，1935年9月17日，张伯苓在南开大学秀山堂开学典礼（当时称始业式）上发表讲话。当时，日本侵略军指挥部与南开学校近在咫尺，大家都感到有一种“山雨欲来风满城”的不安全感。当讲到“认识环境”时，他以沉重的语调问道：“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24]这不同寻常的“南开三问”激起了当时青年学子的强烈共鸣，大家异口同声地喊出了“是！”“爱！”“愿意！”
由于南开学校把爱国主义教育植入培养目标，融入学校课程，形成了教育机制，再加上校长的身体力行，其爱国主义教育的实效也非常明显。抗战期间，南开的毕业生中没出过一个汉奸，而英勇牺牲的烈士（包括张伯苓的四儿子）却不计其数。更重要的是，南开的爱国主义教育走进了学生的心灵，增强了学生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使他们树立了读书救国的信念，并内化为自觉行为。因此，南开爱国主义教育也结出了硕果。就拿南开中学来说，为国家和民族培养了以周恩来总理为代表的一大批公能兼具、德才兼备的优秀杰出人才。可以这样说，南开的人才效应与爱国主义教育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有了爱国主义教育的环境才能育英才。
参考文献：
[1][9]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50，49.
[2][3][5][6][12][13][15][17][18][19][20][23]崔国良.张伯苓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14，310，15，309，352，309，14，14，15，16，305，340.
[4][22]沈卫星.重读张伯苓[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6：55，271.
[7]南开大学校史研究室.巍巍我南开大校长—纪念张伯苓先生[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6：268.
[8][11][24]南开大学校长办公室.张伯苓纪念文集[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6：196，112，96.
[10]秦颖.陆善枕与“社会视察课”[J].天津政协.2008（2）：43-45.
[14][21]梁吉生.张伯苓教育思想研究[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100，41.
[16]李荼晶.学习张伯苓的“允公允能”理念[J].天津教育，2003（6）：28-30.
【项红专，杭州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院院长，研究员】
责任编辑︱张楚然
爱国主义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人们对祖国的一种最自然、最朴素和最深厚的情感。近代南开学校是一个由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和重庆南开中学等组成的完整教育体系。南开学校爱国主义教育是我国近代学校教育的典范，其中南开中学被誉为“世界上第一爱国的学校”[1]。鉴往可以知来，南开学校的宝贵经验值得借鉴。
一、植入育人目标
南开学校始终把爱国看作学校育人工作的第一要义，把培育爱国精神和爱国情感作为学校教育的首要原则。校长张伯苓明确指出：“广义之言学校，则教之为人。何以为人？则第一当知爱国。”[2]为了育才救国，他亲自将校训确定为“允公允能”，目的是培养学生“爱国爱群之公德，与夫服务社会之能力”[3]。张伯苓强调：“允公是大公而不是小公。”[4]“公德心之大者为爱国家。”[5]可见，他把爱国为公作为“公”的内涵。张伯苓还说：“南开学校系受外侮刺激而产生，故教育目的，旨在雪耻图存;训练方法，重在读书救国”“藉以灌输民族意识，及增强国家观念。”[6]他还问学生及其家长：“将来是为国？抑为私？来宾中或有诸生之家长，必以为供给子弟十数年之费用，今日毕业后，宜略为家庭打算。但试问若无国，何能有家？”“诸生功课已毕业，此后应思如何为国为公，方不愧为南开学生。”[7]张伯苓反对只空喊口号不做实际工作，认为学生只有爱国热情和救国能力兼具，方可实现救国之宏愿。
二、依托课程载体
课程是学校教育的心脏。课程是教育思想、教育目标和教育内容的主要载体，是学校教育教学活动的基本依据，直接影响人才培养质量。通过开发和开设校本课程实施爱国主义教育是南开教育的一大特色。
1927—1928年，张伯苓为警醒国人，揭露日本对我国东北地区的侵略意图，在校内组织“东北研究会”，先后两次率领师生亲赴东三省考察东北的自然资源、经济、人文、地理等方面情况，积累了许多第一手资料，发表了不少调查报告。学校还在校刊上开辟“东北研究”专栏，出版“日本问题专号”，揭露日本侵略东北的野心与罪行。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为了教育学生抗日救国，东北研究会马上编写了一本几十万字的《东北地理教本》，1932年初特为南开中学学生开设了一门必修课。这本教材的资料取自于国际驰名的南满铁路株式会社的统计资料，非常准确，无论从质从量的水准看都是胜于当时国内外所有地理教材中有关东北资源的部分。在举国上下悲愤之际，“只有南开中学才能以扼要的科学知识和大量的统计数字教导学生，加深了解何以东北对祖国是那样重要神圣”[8]。当时接受過这种教育的世界著名历史学家何柄棣先生感叹：“世界上有哪个中学能在严重国难爆发四个月之内，即能编印完成一部像《东北地理教本》这样最关宏旨、最切时需的爱国教材呢？！”[9]
1926年秋，南开中学在国内率先开设了“社会视察”特色课程，并正式列入学校课程计划。学校开设“社会视察”课程的目的，在于实施“开辟经验”的教育，养成具有现代能力之学生，以早日实现中国现代化。虽然开设社会视察课程聚焦“能力”即现代能力的培养，但并没有忽视“公德”即爱国的教育。因为，组织学生参与社会视察，可以深入了解社会和民情，增强社会责任感，其本身就是一种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形式。正如南开学子所说：“在工厂看到民族工业刚刚兴起的萌芽和工人们恶劣的工作条件;去外国银行了解到外国的经济侵略;去日租界公务局看到他们办公好像是在对我们示威;去日本小学看到走廊的墙壁上挂着宣扬武士道精神的图画;去监狱参观时，从牢房的孔洞中看到政治犯瘦弱的身躯，这一幕幕场景，一次次经历不仅使我增加了社会知识，更增强了爱国心。”[10]
三、形成教育传统
在办学实践中，南开学校探索形成了一套以学生为中心并遵循认知规律的教育方法，建立了多元化、常态化和渐进性兼具的爱国教育机制，注重情感认同、理性认知和实践体验的统一融合。
1.爱国主义教育形式多样。具体有如下几种：一是名人演讲。学校经常邀请社会名人来校演讲，充分发挥名人效应对学生的影响。如1917年下半年学校以“新国家”为题组织了一系列报告，如陶孟和的“新国家与新社会”、胡适的“新国家与新文学”、李石曾的“新国家与新科学”、章秋桐的“新国家与新政治”等。二是仪式活动。南开学校精心设计各种仪式活动，并赋予其丰富的爱国教育意蕴。如每年的“五七国耻日”，学校都要组织师生举行纪念游行活动，以铭记日本侵略者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的屈辱和中国人民为反抗外来压迫而进行斗争的光辉事迹。三是实物教学。张伯苓擅长用实物教学的方法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令学生印象深刻。鉴于旧中国“一盘散沙”，他常常对学生进行团结救国的教育。他的拿手好戏就是“拉绳子”：他先让一个小同学双手紧握一把绳子的一端，再叫几个大同学各执一根绳子的另一端，然后让几个大同学往不同的方向用力拽绳子，那个小同学却“稳如泰山，岿然不动”。接下来，他又让那几个大同学合拢起来，往同一方向用力拽那几根绳子，这时那个小同学就站立不稳，便被轻易拉了过去，犹如兵败如山倒。做了这个实验之后，张校长总是画龙点睛地总结一句：“你们懂了吗？分则弱，合则强。”[11]四是文体活动。如1934年10月，第十八届华北运动会上，由900名南开学校学生组成的“南开啦啦队”用黑白两色手旗打出“勿忘国耻、收复失地”八个大字，刹那间，全场响起狂风暴雨般的掌声，迫使日本领事仓皇退席，运动大会演变成了爱国盛会。
2.爱国主义教育的常态化。南开爱国主义教育形成制度，久久为功，尤以修身班最为特色。修身课是清末颁行新学制后规定的一种学科，修身教材主要摘讲陈宏谋的五种遗规。民国以后，虽有变化，但修身课依然是窒息青少年思想的一潭死水。有鉴于此，自南开学校成立起，学校就不把修身当成一种学科，也不按教育定章所列书籍照本宣科，而是把修身课（也称“修身班”）变成每周一次的全校集会，成为道德教育尤其是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课堂。所以，“南开学校修身班，实一特别制度”，“是以修身班，实具一种宗教上之精神，似为教育上的一种礼拜”。[12]修身班的每次讲演，张伯苓都要对会场作一番精心的布置，讲台上高悬国旗，两旁大书“爱国”两字，“关于国际形势、世界大事及中国积弱之由，与夫所以救济之方，时对学生剀切训话”[13]。在修身班上讲得最多的是张伯苓本人，他讲演的主题大多与爱国有关，如“欲强中国，端赖新少年”“吾之救国药”“改造中国须去旧材料用新方法”等，而他讲得最多的是学校发展史。他讲自己在北洋水师目睹“国帜三易”的感受，立志育才救国的肇兴，历述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等等。由于这些是他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再加上他那极具感染力的演讲，所以“语甚殷切，几如剖肝胆以示”，“其言极其痛深，其感人至矣。同学少年受此剧烈之感触，顿有坐立不安之势”。[14]这些讲演极大地起到了启发学生爱国之心、激励学生忧国之感的作用。 3.爱国主义教育的渐进性。南开爱国主义教育注重循序渐进，由小到大，由内而外，由近及远。张伯苓认为培养爱国心应从培养爱校心做起，他指出：“欲他日爱国则现在宜爱校。”[15]“爱国心乃爱校心之扩充，今日不曾爱校，他日何敢望其爱国？爱校心经日常熏陶练习，久之则生发超越一己私利的为公之心，爱国心自然亦蕴涵其中。”[16]为此，张伯苓还提出了“爱校”的具体内容和行为要求。第一，爱校中之人。凡是师长、同学和夫役，皆需一一爱之，如此方可建成一团结友爱的集体。他说：“诸生知有人敬爱汝，则汝必思厚报之。今诸生能敬爱诸位先生，则诸位先生亦自更加精神，以惠爱答之也。”[17]对师长要爱，对于同学尤要爱;同学的一语良言，其受益往往超过师长整日的唠叨不休。对于夫役，无他，则以人相待。第二，爱校中之物。不仅爱人，爱物也是公德。“在校先能爱物，而后始可望扩而大之。”[18]校中之物，如书报、图报、讲室、斋室、食堂、厕所、球场等，均为学校公有，既不可据为己有，亦不可随意损坏;如遇不慎损坏，务必要到学校会计室去自行声明，照价赔偿。第三，爱团体精神和学校名誉。他认为，人和物是有形的，还有无形的，如团体精神与学校名誉，学生宜应深加爱护。学校出版的各种报纸、杂志，都体现一种团体精神，它们“较物质百倍可贵，则维持之、发扬之，应尽其力之所能及”。而至于学校名誉，“其良否皆与尔个人有關，则尤所不可忽也”[19]。
四、校长率先垂范
校长是学校教育的第一责任人。张伯苓亲自抓爱国主义教育，身体力行，带头参加爱国教育活动，是保证爱国教育历久弥新、卓有成效最重要的条件。
张伯苓是近代著名的爱国教育家。爱国是张伯苓一生事业的总出发点，也是他一生事业的总目标。张伯苓的一生始终是与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利益紧紧地连在一起。可以说，张伯苓自身就是南开广大师生爱国的活教材和好榜样。
1898年，张伯苓亲身经历了“国帜三易”的屈辱场面，当时“悲愤填胸，深受刺激”，深感“自强之道，端在教育”，立志“创办新教育，造就新人才”。[20]于是，他坚定地走上了育才救国的道路。1900年，八国联军在天津成立殖民地统治政权——都统衙门后，因为张伯苓通晓英语，联军要他担任翻译，他却推之不就，一身凛然正气，为时人所推许。张伯苓虽是基督教徒，但他不到外国人的教堂去做礼拜。更值得赞许的是，他决不把自己所办的学校变成教会学校;即使在办学经费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他也咬紧牙根不向外国教会张嘴。当外国教会两次向他提出要把南开变成教会学校时，他都坚定而严正地说：“谢谢你，南开是中国人的学校。”[21]1934年中国空军刚刚组建，张伯苓深知空军对国防的重要性，鼓励南开学生积极报考，并带头送自己的小儿子参军入伍。张伯苓给儿子讲述“岳母刺字”的故事，勉励他精忠报国。当他得知儿子为国捐躯的消息后，万分悲痛，却教育家人不要过分悲伤，对三儿子说：“老四殉国了，求仁得仁，复何恸为！”[22]此情此景何等感人。后来，张伯苓在遗言中写道：“凡我友好同学，尤宜竭尽所能，合群团结，为公为国，拥护人民政府，以建设富强康乐之新中国”[23]。他的拳拳爱国之心可见一斑。
张伯苓充分利用各种场合亲自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他具有从教经历，掌握学生心理，注重教育方法，教育效果明显。张伯苓是一位天生的演讲家。他的讲话既没有干巴巴的大道理，也没有盛气凌人的说教词。虽是普通大白话，却很有鼓动力。如，1935年9月17日，张伯苓在南开大学秀山堂开学典礼（当时称始业式）上发表讲话。当时，日本侵略军指挥部与南开学校近在咫尺，大家都感到有一种“山雨欲来风满城”的不安全感。当讲到“认识环境”时，他以沉重的语调问道：“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24]这不同寻常的“南开三问”激起了当时青年学子的强烈共鸣，大家异口同声地喊出了“是！”“爱！”“愿意！”
由于南开学校把爱国主义教育植入培养目标，融入学校课程，形成了教育机制，再加上校长的身体力行，其爱国主义教育的实效也非常明显。抗战期间，南开的毕业生中没出过一个汉奸，而英勇牺牲的烈士（包括张伯苓的四儿子）却不计其数。更重要的是，南开的爱国主义教育走进了学生的心灵，增强了学生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使他们树立了读书救国的信念，并内化为自觉行为。因此，南开爱国主义教育也结出了硕果。就拿南开中学来说，为国家和民族培养了以周恩来总理为代表的一大批公能兼具、德才兼备的优秀杰出人才。可以这样说，南开的人才效应与爱国主义教育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有了爱国主义教育的环境才能育英才。
参考文献：
[1][9]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50，49.
[2][3][5][6][12][13][15][17][18][19][20][23]崔国良.张伯苓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14，310，15，309，352，309，14，14，15，16，305，340.
[4][22]沈卫星.重读张伯苓[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6：55，271.
[7]南开大学校史研究室.巍巍我南开大校长—纪念张伯苓先生[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6：268.
[8][11][24]南开大学校长办公室.张伯苓纪念文集[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6：196，112，96.
[10]秦颖.陆善枕与“社会视察课”[J].天津政协.2008（2）：43-45.
[14][21]梁吉生.张伯苓教育思想研究[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100，41.
[16]李荼晶.学习张伯苓的“允公允能”理念[J].天津教育，2003（6）：28-30.
【项红专，杭州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院院长，研究员】
责任编辑︱张楚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