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西城区各街道分管的小学校回归区教育局统一管理。在区教育系统表彰会上，我获得区先进个人称号。同年，我正式调入区教育局团委，任少工委员。
　　一次偶然的闲庭信步，穿行到教育局的小后院，看到东面的小屋不知何时挂上一块“电教办公室”的牌子，走进去一看：屋里摆放着一堆零散的器材，一位身穿旧工服的老同志正在往一个像床头柜样的东西里面装镜子（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在做投影仪）。我好奇地问：“电教办是干什么工作的？”一位大个子抬抬眼皮说：“这是电化教育，跟你说也不懂。”我的自尊心受到挑战：“我们小学就有电化教室，我还放过幻灯呢！”话一出口，引来众人的目光，大家都停了手中的活计。大个子反问：“那样上课你们喜欢吗？”我赶紧说：“非常喜欢，就是教室太暗了。”“我们刚从上海回来，人家开始用投影仪了。投影仪比幻灯机好用，不会把教室弄得那么暗，放映时人也不用到后面去了。”“还可以随时把写出来的字投影出去呢！”“等我们的放映机一到，我们还要培训学校的老师学放电影。”大家七嘴八舌地说着。一个强烈的愿望像小鹿一样在我心口撞击，我脱口而出：“我到你们这儿来，行吗？”
　　大个子不以为然地说：“这是技术，你会呀？”我倔强地说：“不会可以学嘛！”大个子想想说：“我们现在倒是缺个录音和放电影的。不过主管电教的是林局长，你能不能调来得由他说了算。”我说到做到，一转身立马跑去找林慈局长。
　　
　　几番软磨硬缠，我终于走进了电教办公室那间小东屋。
　　自从走进电教这一行，我仿佛记得自己一直是在不间断地学习，满眼是学不尽的新知识和新技能。我系统学习了电影放映、电视摄像、摄影洗印、偏振膜投影、投影水笔绘画、模拟录音、数码语音、配乐合成等等技能。历经电教三十年，学习三十年，从学习机到语音室，从计算机到网络机房，从教学软件到互动平台，教育技术的更新换代始终鞭策着我像陀螺一样转个不停。至今我依然保留着对新知识、新技术抑制不住的求知欲。这份对新知的孜孜探求已经深深地刻入了我的心底。
　　80年代初，局里送我参加了北京声学学会举办的录音师进修班。学成归来之后，正赶上建设西城电教馆，我参与到录音室和演播室的设计筹划中，用新掌握的理论设计演播室的宽、高、长的比例。经考证，工程师采纳了我对于房间混响要求的建议，于是形成电教馆至今一边挑起的结构。
　　为了达到录音棚吸音与混响的指标系数，施工选用了超细玻璃棉，但工人无法保证施工的精确。于是，我从家中运来缝纫机，与同事一起做了二百多个口袋，按图纸把玻璃棉称成半斤、一斤、一斤半、二斤分装到袋子里用于隔音。玻璃纤维洁白晶莹，轻如飞絮，看上去柔软，实则像针芒。在没有防护措施的情况下，我硬着头皮蛮干了十余天。终于在录音棚完成施工建设、开始测试的时候，我病倒了。正值寒冬季节，在寒冷的工作间里我浑身哆嗦。但是为了亲眼见证测试效果，我咬着牙带病坚持到了最后。经专家测定房间音效：录像室混响1秒多，合格；录音室内混响为0.4秒，是一个比较理想的语音棚。二十年后，我患上了哮喘，经医生检查我的肺部出现纤细化，显然与当年的玻璃棉吸入性感染不无关系。
　　此后我一直承担录音师的工作。录音是在话筒、调音台、播放机间传递和保存语音的艺术工作，是影视教材后期的再创作过程，我努力适应录音工作的特征，圆满地完成了中国教育电视台百集《环宇风情》和中小学语文朗读、英语听力等大量的录音配乐任务，还摸索着利用数码调音完成了多媒体软件中成人转童声的录音。
　　一抹晨晖一缕光，勤学苦练求知广。有为搏击浪潮中，三十飞歌转瞬忙。
　　（作者单位：北京市西城区教育研修学院）
　　下期预告：《可贵的积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