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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看到网上有人讨论“家里穷对性格影响有多大”，我不禁回忆起我窘迫的童年和少年时期。“一针一线，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常将有日思无日，莫到无时想有时”，这些父亲经常挂在嘴边的话，也成为我铭记于心的教诲。
我一生节俭，拒绝浪费。生活拮据时，是这样;丰衣足食时，也是如此。我从不乱花钱，不该花的钱绝不花。买东西，不是看不买得起，而是看该不该买，值不值得买。看见有人挥金如土，潇洒地花钱并以此为潇洒，我非但不羡慕，反而觉得好笑。这个“人生观”的形成，既与我小时候的生活经历有关，也与长辈的教诲有关。
我是20世纪50年代在“庄稼院”出生的，我自出生以来没有尝过“富”的滋味，倒是对“穷”有刻骨铭心的记忆。从记事开始，全家就一直与贫穷相伴。家里穷的程度，可以用家徒四壁来形容。
当时，生产队每年给每人分的口粮只有300多斤，所以即使精打细算，到了青黄不接时许多人家也会“断顿”，不得不将大地上刚刚灌浆的玉米掰下来充饥。至于挣钱，就更没有来路了。壮劳力多的家庭辛辛苦苦地干一年，到年底“分红”时，分完口粮之后，拿到手的也就是一二百元。但是，生活就要有开销，谁家花钱的地方都不少。学杂费、油盐酱醋和火柴、煤油（那时还没有通电，家家都点煤油灯），都是各家必不可少的开销。我家即使不花钱买菜，控制了各种消费，也还是捉襟见肘。为了不用火柴点烟，常年抽旱烟的祖父母便用玉米胡须和沙蒿搓成草绳作引火材料。几十米长的火绳盘起来放在炕沿数日不熄，随时可以点烟。这根火绳，只需点燃一次，用几十天都没问题。至于煤油灯，家里也总是尽可能少用。那时我在煤油灯下写作业，灯芯总是拧到最小，因为煤油灯在点燃时会产生大量黑烟，所以我的鼻孔常常是黑的。為了省油，我也非常“懂事”地在白天提前做好作业，很少点灯熬油。全家人也都是一到天黑就早早地吹灯睡觉。这样一来，买一瓶煤油就可以用很长时间。
“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啊！父亲常常这样感叹。那个时候，有人将母鸡称作小银行，很多人都指望它能成为家里的“财路”，但是家家却都没有多养，也不能多养，人都吃不饱，哪有食物喂鸡呢？我家虽然养了几只母鸡，但却舍不得吃鸡蛋。家里的火柴、煤油用完了，酱油吃完了，爷爷奶奶就让我把家里的鸡蛋拿到小卖店去卖，然后就用这些钱将火柴、酱油、煤油买回来。有时因为鸡蛋太少，不足以买回生活必需品，便不得不到鸡窝里去摸，看看鸡窝里还有没有鸡蛋。这时候，母鸡正趴在鸡窝里，蛋还没生出来，就耐心地等一会儿，等母鸡一离开鸡窝，马上就去摸鸡蛋，拿到小卖店时蛋还热着呢。就是这几只母鸡，在关键时刻发挥了关键作用。
那时，几乎所有耕地都由生产队经营，留给各家各户的，只有房前屋后那点极为有限的“自留地”。为了“经营”好仅有的“自留地”，父亲费尽了心思和力气。那时，当地还没有反季节蔬菜，早上市的蔬菜就可以卖出好价钱。为了抢农时，打个时间差，在大地还没化冻时，父亲就在室内育好了西红柿苗，天气稍暖就把秧苗移栽出去。为了确保成活，不被晒死，不被冻死，先用饭碗将秧苗盖住，直到成活才把碗揭开。每到夜晚，天气转凉，还得再把碗扣上，直到阳光充足时才揭开碗。因为饭碗拿出去盖了秧苗，有时连吃饭都不够用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父亲就从外面挖来黏土，做了很多泥碗，晒干后代替瓷碗，这才解决了碗少苗多的问题。
三四月间，西红柿慢慢变红了，越来越招人喜爱，但我们一个也舍不得吃。清晨，父亲早早起来摘西红柿，装了满满两筐，然后用自行车驮到十几公里外的梁山镇去买。没过多久，父亲就把西红柿全部卖掉了。一回到家，他就兴奋地说：“咱家这些西红柿，在市场上是独一份，卖得特别快、特别好。开头还卖两毛钱一斤呢！”
距我家不远，住着一位因病在家休养的小学校长，每到春夏季节，他几乎每天都到我家来，既看我父亲如何劳作，又看长势喜人的秧苗。看到了父亲的创造性劳动，看到了父亲的智慧和汗水，他便有了这番感慨：“同样是这么一块地，看看别人，再看看你，真神了！这么点地方，你做了多少文章啊？真是事在人为。”
儿时的贫穷记忆，实在太深刻了。正是这些记忆，影响并决定了我的人生观和消费观。虽然不必像过去那样把一分钱掰成两半花了，但我的消费观念却很难改变了。我的消费能力提高了，但消费水平却提不上去，自己都觉得自己太“抠门”了，与收入也不匹配。没办法，看来只能一点点改变，慢慢“提高”了。
当然，我并不一味地反对消费，合理地消费、适度的消费，不仅可以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也可以刺激经济，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但是，过度消费、畸形消费、铺张浪费，那就适得其反了，对个人也没有好处，所以我一直持否定态度。当然，我不会把自己的消费观念强加于人的想法，也不认为自己的消费观念是完全正确的。但木已成舟，只好如此了。
虽然祖上也曾是殷实之家，但没有任何物质遗产供我继承。如果说继承了什么遗产的话，那就是我继承了勤俭节约、吃苦耐劳、严于律己这份精神遗产，而这样的“遗产”足够我“享用”一辈子，可以确保我永远不会“寅吃卯粮”，走到“山穷水尽”的那一步。
我一生节俭，拒绝浪费。生活拮据时，是这样;丰衣足食时，也是如此。我从不乱花钱，不该花的钱绝不花。买东西，不是看不买得起，而是看该不该买，值不值得买。看见有人挥金如土，潇洒地花钱并以此为潇洒，我非但不羡慕，反而觉得好笑。这个“人生观”的形成，既与我小时候的生活经历有关，也与长辈的教诲有关。
我是20世纪50年代在“庄稼院”出生的，我自出生以来没有尝过“富”的滋味，倒是对“穷”有刻骨铭心的记忆。从记事开始，全家就一直与贫穷相伴。家里穷的程度，可以用家徒四壁来形容。
当时，生产队每年给每人分的口粮只有300多斤，所以即使精打细算，到了青黄不接时许多人家也会“断顿”，不得不将大地上刚刚灌浆的玉米掰下来充饥。至于挣钱，就更没有来路了。壮劳力多的家庭辛辛苦苦地干一年，到年底“分红”时，分完口粮之后，拿到手的也就是一二百元。但是，生活就要有开销，谁家花钱的地方都不少。学杂费、油盐酱醋和火柴、煤油（那时还没有通电，家家都点煤油灯），都是各家必不可少的开销。我家即使不花钱买菜，控制了各种消费，也还是捉襟见肘。为了不用火柴点烟，常年抽旱烟的祖父母便用玉米胡须和沙蒿搓成草绳作引火材料。几十米长的火绳盘起来放在炕沿数日不熄，随时可以点烟。这根火绳，只需点燃一次，用几十天都没问题。至于煤油灯，家里也总是尽可能少用。那时我在煤油灯下写作业，灯芯总是拧到最小，因为煤油灯在点燃时会产生大量黑烟，所以我的鼻孔常常是黑的。為了省油，我也非常“懂事”地在白天提前做好作业，很少点灯熬油。全家人也都是一到天黑就早早地吹灯睡觉。这样一来，买一瓶煤油就可以用很长时间。
“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啊！父亲常常这样感叹。那个时候，有人将母鸡称作小银行，很多人都指望它能成为家里的“财路”，但是家家却都没有多养，也不能多养，人都吃不饱，哪有食物喂鸡呢？我家虽然养了几只母鸡，但却舍不得吃鸡蛋。家里的火柴、煤油用完了，酱油吃完了，爷爷奶奶就让我把家里的鸡蛋拿到小卖店去卖，然后就用这些钱将火柴、酱油、煤油买回来。有时因为鸡蛋太少，不足以买回生活必需品，便不得不到鸡窝里去摸，看看鸡窝里还有没有鸡蛋。这时候，母鸡正趴在鸡窝里，蛋还没生出来，就耐心地等一会儿，等母鸡一离开鸡窝，马上就去摸鸡蛋，拿到小卖店时蛋还热着呢。就是这几只母鸡，在关键时刻发挥了关键作用。
那时，几乎所有耕地都由生产队经营，留给各家各户的，只有房前屋后那点极为有限的“自留地”。为了“经营”好仅有的“自留地”，父亲费尽了心思和力气。那时，当地还没有反季节蔬菜，早上市的蔬菜就可以卖出好价钱。为了抢农时，打个时间差，在大地还没化冻时，父亲就在室内育好了西红柿苗，天气稍暖就把秧苗移栽出去。为了确保成活，不被晒死，不被冻死，先用饭碗将秧苗盖住，直到成活才把碗揭开。每到夜晚，天气转凉，还得再把碗扣上，直到阳光充足时才揭开碗。因为饭碗拿出去盖了秧苗，有时连吃饭都不够用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父亲就从外面挖来黏土，做了很多泥碗，晒干后代替瓷碗，这才解决了碗少苗多的问题。
三四月间，西红柿慢慢变红了，越来越招人喜爱，但我们一个也舍不得吃。清晨，父亲早早起来摘西红柿，装了满满两筐，然后用自行车驮到十几公里外的梁山镇去买。没过多久，父亲就把西红柿全部卖掉了。一回到家，他就兴奋地说：“咱家这些西红柿，在市场上是独一份，卖得特别快、特别好。开头还卖两毛钱一斤呢！”
距我家不远，住着一位因病在家休养的小学校长，每到春夏季节，他几乎每天都到我家来，既看我父亲如何劳作，又看长势喜人的秧苗。看到了父亲的创造性劳动，看到了父亲的智慧和汗水，他便有了这番感慨：“同样是这么一块地，看看别人，再看看你，真神了！这么点地方，你做了多少文章啊？真是事在人为。”
儿时的贫穷记忆，实在太深刻了。正是这些记忆，影响并决定了我的人生观和消费观。虽然不必像过去那样把一分钱掰成两半花了，但我的消费观念却很难改变了。我的消费能力提高了，但消费水平却提不上去，自己都觉得自己太“抠门”了，与收入也不匹配。没办法，看来只能一点点改变，慢慢“提高”了。
当然，我并不一味地反对消费，合理地消费、适度的消费，不仅可以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也可以刺激经济，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但是，过度消费、畸形消费、铺张浪费，那就适得其反了，对个人也没有好处，所以我一直持否定态度。当然，我不会把自己的消费观念强加于人的想法，也不认为自己的消费观念是完全正确的。但木已成舟，只好如此了。
虽然祖上也曾是殷实之家，但没有任何物质遗产供我继承。如果说继承了什么遗产的话，那就是我继承了勤俭节约、吃苦耐劳、严于律己这份精神遗产，而这样的“遗产”足够我“享用”一辈子，可以确保我永远不会“寅吃卯粮”，走到“山穷水尽”的那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