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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看到网上有人讨论“家里穷对性格影响有多大”,我不禁回忆起我窘迫的童年和少年时期。“一针一线,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常将有日思无日,莫到无时想有时”,这些父亲经常挂在嘴边的话,也成为我铭记于心的教诲。
我一生节俭,拒绝浪费。生活拮据时,是这样;丰衣足食时,也是如此。我从不乱花钱,不该花的钱绝不花。买东西,不是看不买得起,而是看该不该买,值不值得买。看见有人挥金如土,潇洒地花钱并以此为潇洒,我非但不羡慕,反而觉得好笑。这个“人生观”的形成,既与我小时候的生活经历有关,也与长辈的教诲有关。
我是20世纪50年代在“庄稼院”出生的,我自出生以来没有尝过“富”的滋味,倒是对“穷”有刻骨铭心的记忆。从记事开始,全家就一直与贫穷相伴。家里穷的程度,可以用家徒四壁来形容。
当时,生产队每年给每人分的口粮只有300多斤,所以即使精打细算,到了青黄不接时许多人家也会“断顿”,不得不将大地上刚刚灌浆的玉米掰下来充饥。至于挣钱,就更没有来路了。壮劳力多的家庭辛辛苦苦地干一年,到年底“分红”时,分完口粮之后,拿到手的也就是一二百元。但是,生活就要有开销,谁家花钱的地方都不少。学杂费、油盐酱醋和火柴、煤油(那时还没有通电,家家都点煤油灯),都是各家必不可少的开销。我家即使不花钱买菜,控制了各种消费,也还是捉襟见肘。为了不用火柴点烟,常年抽旱烟的祖父母便用玉米胡须和沙蒿搓成草绳作引火材料。几十米长的火绳盘起来放在炕沿数日不熄,随时可以点烟。这根火绳,只需点燃一次,用几十天都没问题。至于煤油灯,家里也总是尽可能少用。那时我在煤油灯下写作业,灯芯总是拧到最小,因为煤油灯在点燃时会产生大量黑烟,所以我的鼻孔常常是黑的。為了省油,我也非常“懂事”地在白天提前做好作业,很少点灯熬油。全家人也都是一到天黑就早早地吹灯睡觉。这样一来,买一瓶煤油就可以用很长时间。
“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啊!父亲常常这样感叹。那个时候,有人将母鸡称作小银行,很多人都指望它能成为家里的“财路”,但是家家却都没有多养,也不能多养,人都吃不饱,哪有食物喂鸡呢?我家虽然养了几只母鸡,但却舍不得吃鸡蛋。家里的火柴、煤油用完了,酱油吃完了,爷爷奶奶就让我把家里的鸡蛋拿到小卖店去卖,然后就用这些钱将火柴、酱油、煤油买回来。有时因为鸡蛋太少,不足以买回生活必需品,便不得不到鸡窝里去摸,看看鸡窝里还有没有鸡蛋。这时候,母鸡正趴在鸡窝里,蛋还没生出来,就耐心地等一会儿,等母鸡一离开鸡窝,马上就去摸鸡蛋,拿到小卖店时蛋还热着呢。就是这几只母鸡,在关键时刻发挥了关键作用。
那时,几乎所有耕地都由生产队经营,留给各家各户的,只有房前屋后那点极为有限的“自留地”。为了“经营”好仅有的“自留地”,父亲费尽了心思和力气。那时,当地还没有反季节蔬菜,早上市的蔬菜就可以卖出好价钱。为了抢农时,打个时间差,在大地还没化冻时,父亲就在室内育好了西红柿苗,天气稍暖就把秧苗移栽出去。为了确保成活,不被晒死,不被冻死,先用饭碗将秧苗盖住,直到成活才把碗揭开。每到夜晚,天气转凉,还得再把碗扣上,直到阳光充足时才揭开碗。因为饭碗拿出去盖了秧苗,有时连吃饭都不够用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父亲就从外面挖来黏土,做了很多泥碗,晒干后代替瓷碗,这才解决了碗少苗多的问题。
三四月间,西红柿慢慢变红了,越来越招人喜爱,但我们一个也舍不得吃。清晨,父亲早早起来摘西红柿,装了满满两筐,然后用自行车驮到十几公里外的梁山镇去买。没过多久,父亲就把西红柿全部卖掉了。一回到家,他就兴奋地说:“咱家这些西红柿,在市场上是独一份,卖得特别快、特别好。开头还卖两毛钱一斤呢!”
距我家不远,住着一位因病在家休养的小学校长,每到春夏季节,他几乎每天都到我家来,既看我父亲如何劳作,又看长势喜人的秧苗。看到了父亲的创造性劳动,看到了父亲的智慧和汗水,他便有了这番感慨:“同样是这么一块地,看看别人,再看看你,真神了!这么点地方,你做了多少文章啊?真是事在人为。”
儿时的贫穷记忆,实在太深刻了。正是这些记忆,影响并决定了我的人生观和消费观。虽然不必像过去那样把一分钱掰成两半花了,但我的消费观念却很难改变了。我的消费能力提高了,但消费水平却提不上去,自己都觉得自己太“抠门”了,与收入也不匹配。没办法,看来只能一点点改变,慢慢“提高”了。
当然,我并不一味地反对消费,合理地消费、适度的消费,不仅可以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也可以刺激经济,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但是,过度消费、畸形消费、铺张浪费,那就适得其反了,对个人也没有好处,所以我一直持否定态度。当然,我不会把自己的消费观念强加于人的想法,也不认为自己的消费观念是完全正确的。但木已成舟,只好如此了。
虽然祖上也曾是殷实之家,但没有任何物质遗产供我继承。如果说继承了什么遗产的话,那就是我继承了勤俭节约、吃苦耐劳、严于律己这份精神遗产,而这样的“遗产”足够我“享用”一辈子,可以确保我永远不会“寅吃卯粮”,走到“山穷水尽”的那一步。
我一生节俭,拒绝浪费。生活拮据时,是这样;丰衣足食时,也是如此。我从不乱花钱,不该花的钱绝不花。买东西,不是看不买得起,而是看该不该买,值不值得买。看见有人挥金如土,潇洒地花钱并以此为潇洒,我非但不羡慕,反而觉得好笑。这个“人生观”的形成,既与我小时候的生活经历有关,也与长辈的教诲有关。
我是20世纪50年代在“庄稼院”出生的,我自出生以来没有尝过“富”的滋味,倒是对“穷”有刻骨铭心的记忆。从记事开始,全家就一直与贫穷相伴。家里穷的程度,可以用家徒四壁来形容。
当时,生产队每年给每人分的口粮只有300多斤,所以即使精打细算,到了青黄不接时许多人家也会“断顿”,不得不将大地上刚刚灌浆的玉米掰下来充饥。至于挣钱,就更没有来路了。壮劳力多的家庭辛辛苦苦地干一年,到年底“分红”时,分完口粮之后,拿到手的也就是一二百元。但是,生活就要有开销,谁家花钱的地方都不少。学杂费、油盐酱醋和火柴、煤油(那时还没有通电,家家都点煤油灯),都是各家必不可少的开销。我家即使不花钱买菜,控制了各种消费,也还是捉襟见肘。为了不用火柴点烟,常年抽旱烟的祖父母便用玉米胡须和沙蒿搓成草绳作引火材料。几十米长的火绳盘起来放在炕沿数日不熄,随时可以点烟。这根火绳,只需点燃一次,用几十天都没问题。至于煤油灯,家里也总是尽可能少用。那时我在煤油灯下写作业,灯芯总是拧到最小,因为煤油灯在点燃时会产生大量黑烟,所以我的鼻孔常常是黑的。為了省油,我也非常“懂事”地在白天提前做好作业,很少点灯熬油。全家人也都是一到天黑就早早地吹灯睡觉。这样一来,买一瓶煤油就可以用很长时间。
“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啊!父亲常常这样感叹。那个时候,有人将母鸡称作小银行,很多人都指望它能成为家里的“财路”,但是家家却都没有多养,也不能多养,人都吃不饱,哪有食物喂鸡呢?我家虽然养了几只母鸡,但却舍不得吃鸡蛋。家里的火柴、煤油用完了,酱油吃完了,爷爷奶奶就让我把家里的鸡蛋拿到小卖店去卖,然后就用这些钱将火柴、酱油、煤油买回来。有时因为鸡蛋太少,不足以买回生活必需品,便不得不到鸡窝里去摸,看看鸡窝里还有没有鸡蛋。这时候,母鸡正趴在鸡窝里,蛋还没生出来,就耐心地等一会儿,等母鸡一离开鸡窝,马上就去摸鸡蛋,拿到小卖店时蛋还热着呢。就是这几只母鸡,在关键时刻发挥了关键作用。
那时,几乎所有耕地都由生产队经营,留给各家各户的,只有房前屋后那点极为有限的“自留地”。为了“经营”好仅有的“自留地”,父亲费尽了心思和力气。那时,当地还没有反季节蔬菜,早上市的蔬菜就可以卖出好价钱。为了抢农时,打个时间差,在大地还没化冻时,父亲就在室内育好了西红柿苗,天气稍暖就把秧苗移栽出去。为了确保成活,不被晒死,不被冻死,先用饭碗将秧苗盖住,直到成活才把碗揭开。每到夜晚,天气转凉,还得再把碗扣上,直到阳光充足时才揭开碗。因为饭碗拿出去盖了秧苗,有时连吃饭都不够用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父亲就从外面挖来黏土,做了很多泥碗,晒干后代替瓷碗,这才解决了碗少苗多的问题。
三四月间,西红柿慢慢变红了,越来越招人喜爱,但我们一个也舍不得吃。清晨,父亲早早起来摘西红柿,装了满满两筐,然后用自行车驮到十几公里外的梁山镇去买。没过多久,父亲就把西红柿全部卖掉了。一回到家,他就兴奋地说:“咱家这些西红柿,在市场上是独一份,卖得特别快、特别好。开头还卖两毛钱一斤呢!”
距我家不远,住着一位因病在家休养的小学校长,每到春夏季节,他几乎每天都到我家来,既看我父亲如何劳作,又看长势喜人的秧苗。看到了父亲的创造性劳动,看到了父亲的智慧和汗水,他便有了这番感慨:“同样是这么一块地,看看别人,再看看你,真神了!这么点地方,你做了多少文章啊?真是事在人为。”
儿时的贫穷记忆,实在太深刻了。正是这些记忆,影响并决定了我的人生观和消费观。虽然不必像过去那样把一分钱掰成两半花了,但我的消费观念却很难改变了。我的消费能力提高了,但消费水平却提不上去,自己都觉得自己太“抠门”了,与收入也不匹配。没办法,看来只能一点点改变,慢慢“提高”了。
当然,我并不一味地反对消费,合理地消费、适度的消费,不仅可以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也可以刺激经济,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但是,过度消费、畸形消费、铺张浪费,那就适得其反了,对个人也没有好处,所以我一直持否定态度。当然,我不会把自己的消费观念强加于人的想法,也不认为自己的消费观念是完全正确的。但木已成舟,只好如此了。
虽然祖上也曾是殷实之家,但没有任何物质遗产供我继承。如果说继承了什么遗产的话,那就是我继承了勤俭节约、吃苦耐劳、严于律己这份精神遗产,而这样的“遗产”足够我“享用”一辈子,可以确保我永远不会“寅吃卯粮”,走到“山穷水尽”的那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