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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利用中国2003-2011年对外直接投资的80个国家数据，在考虑东道国市场规模、资源禀赋和相对劳动力成本的情况下，重点研究东道国基础设施对中国OFDI的影响。结果表明，东道国基础设施对中国OFDI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础设施；GMM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6）04004402
1 引言
近几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Investment，以下简称OFDI）规模迅速扩大，截至2011年底，中国13500多家境内投资者在国（境）外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1.8万家，分布在全球177个国家（地区），中国OFDI的存量为4247.8亿美元（中国商务部，2011）。
迅速扩大的原因，中国经济发展为中国OFDI提供了支持之外，东道国起到了一定作用，众所周知的如东道国市场规模、制度和资源等。然而对于东道国基础设施因素的相关研究却很匮乏。那么，东道国基础设施对中国OFDI影响又如何？
面对这一个问题，东道国基础设施为中国企业提供便利，有利于促进中国OFDI（陈岩等，2012）。然而，一部分研究在分析中国OFDI区位选择时，不关注东道国基础设施（李磊和郑昭阳，2012；冯伟和邵军，2011）。那么，东道国基础设施如何影响中国OFDI还值得讨论。
与以往的研究相比，本文不同之处：第一，本文不仅从静态方面分析了东道国基础设施对中国OFDI的影响，还从动态层面分析了东道国基础设施对中国OFDI 的影响；第二，时效性问题。以前的研究没有包括最新的中国OFDI的特点和东道国基础设施新变化，得出来结论可能未必适应最近几年的特征。
2 文献综述
关于本文的文献综述，主要从基础设施对FDI的影响展开。陈岩等（2012）在以整合资源与研究中国对非洲投资的决定因素时，认为东道国机场数量、每平方公里国土的铁路长度、每平方公里银行统计的东道国机场数量和每百人的移动蜂窝式无线通信系统的电话租用都显著影响我国OFDI的投资决策。薛求知和朱吉庆（2007）在研究我国吸引资的相关系因素时，认为我国经济发展、市场的扩大是我国吸引FDI的原因之外，我国基础设施的改进也是吸引FDI的原因
然而，蒋冠宏和蒋殿春（2012）在基于引力模型研究中国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时，只考查了东道国市场规模、距离因素、汇率、东道国资源、东道国战略资产、东道国制度和工资因素，并没有把东道国基础设施因素纳入考虑范围。于津平（2011）在研究中国OFDI区位选择时，认为东道国市场规模、资源禀赋是决定中国OFDI的重要因素。然而，东道国基础设施对中国OFDI的影响并不显著。
基于以上文献，详述了基础设施对FDI的关系，但是有些不足之处：第一，以上文献没有研究东道国基础设施对中国为FDI的影响，要么基于一个区域的基础设施研究对中国OFDI的影响；第二，以上的文献只是静态层面研究了基础设施对中国OFDI的影响，没有考虑到中国OFDI的连续性和波动性；第三，使用的数据没有考虑到中国OFDI的新特点和基础设施的近况。
3 模型、变量和数据
3.1 模型的设定
本文梳理东道国基础设施对中国OFDI的关系后，建立如下静态模型：
静态面板模型没有考虑到中国OFDI的连续性和动态性，为了反映中国OFDI的动态性和连续性建立如下动态模型：
式（1）和式（2）中，i表示国家，t表示时间。ofdi表示中国OFDI。α和β表示式（1）和式（2）的常数项。infr表示东道国基础设施。α1和β2表示式（1）和式（2）infr的系数。χ和ω表示国家效应。γ和ψ表示是时间应该。ι和θ分别表示控制变量的系数。control表示东道国控制变量，其中包括东道国经济规模、相对劳动力成本和东道资源禀赋。
3.2 变量说明
3.2.1 因变量
中国OFDI来自中国商务部2011年发布的《中国对外直接统计公报》的存量数据。
3.2.2 自变量
东道国基础设施。使用每平方公里铁路的长度度量东道国基础设施，数据来自WorldBank。
3.2.3 控制变量
（1）东道国市场规模（gdp）。较大的东道国市规模有利于中国企业形成规模经济，提高资源使用效率（蒋冠春和蒋殿春，2012），因此東道国市场规模是中国OFDI要考虑的因素之一。度量东道国市场规模是东道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数据来自UNCTAD数据库。
（2）东道国资源禀赋（res）。中国OFDI有“资源寻求”动机，东道国资源的多寡影响着中国企业的投资行为（陈岩等，2012）。界定各国资源禀赋是油气和其他矿物资源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数据来自WTO贸易统计数据库。
（3）相对劳动力成本（hau）。东道国劳动力成本相对于中国劳动成本过高，会减少中国企业的利润，特别是劳动密集型行业，降低中国企业在该国投资的意愿。度量相对劳动力成本采用东道国人均GDP除以中国人均GDP得到，该值越大，说明东道国劳动成本相对于中国越高。该值越小，说明东道国劳动成本相对中国越低。两组数据来自UNCTAD数据库。
4 模型的检验与分析
在正式的检验之前，本文对模型的设定进行检验。本文使用的是面板数据，一般静态面板数据的估计方法分为三种混合回归、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在本文的静态面板模型中，即式（1），固定效应的F值为0，即固定效应优于混合回归；在对式（1）做随机效应模型时，LM的检验的P值为0，即随机效应优于混合回归；在选随机效应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中，本文使用了Hausman检验，结果P值为0，即强烈拒绝随机效应，接受固定效应。在对式（2）进行估计时，本文采用了GMM估计，Blundell和Bond（1998）则将差分GMM和水平GMM结合在一起，将差分方程与水平方程作为一个方程系统进行GMM估计，叫作Sys-GMM估计。Sys-GMM估计的前提是扰动项不存在自相关，为了使扰动项不存在自相关成立，“扰动项的一阶差分”（Firstdifferented errors）依然存在一阶自相关，但扰动项不存在二阶自相关或更阶的自相关。同时，Sys-GMM估计的工具变量恰好进行识别，即Sargan的值大于0.05，即接受“所有工具变量都有”的原假设。
正确使用检验方法之后，本文分析检验结果，表1中，模型（1）—模型（3）分别使用OLS方法，固定效应（FE）、随机效应（RE）。东道国基础设施的值为正，并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中国对外投资偏向于基础设施较好的东道国。较好的基础设施的东道国能为中国OFDI提供条件，减少中国企业在因基础设施不健全而损失的利润。其他控制变量，东道国经济规模为正，并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示中国OFDI有“市场寻求型”动机。东道国资源禀赋为正为，并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中国OFDI有“资源寻求型”动机。相对劳动力成本为负，说明中国OFDI偏向比中国劳动成本更低的东道国。在表1中，模型（4）中，东道国基础设施为正，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在考虑了中国OFDI连续性的情况，并考虑内生性和遗漏变量情况下，东道国基础设施依然对中国OFDI有显著的影响。
5 结论
本文利用2003-2011年中国OFDI的80个国家数据，从静态和动态两个层面研究分析了，东道国基础设施对中国OFDI的影响，结果表明：东道国基础设施对中国OFDI有积极的影响作用。
在中国OFDI“走出去”的大背景下，中国政府应加强和东道国的合作机制，促进东道国政府加大力度对该国的基础设施的投资。这样一来不仅有利于东道国政府，也有利于中国OFDI。
参考文献
[1]陈岩，马利灵，钟昌标.中国对非洲投资决定因素：整合资源与制度视角的经验分析[J].世界经济，2012，（10）：91112.
[2]冯伟，邵军，徐康宁.市场规模，劳动力成本与外商直接投资：基于我国1990—2009年省级面板数据的研究[J].南开经济研究，2011，（6）：320.
[3]薛求知，朱吉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阶段的实证研究[J].世界经济研究，2007，（2）.
[4]李猛，于津平.东道国区位优势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性研究——基于动态面板数据广义矩估计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2011，（6）：6367.
利用中国2003-2011年对外直接投资的80个国家数据，在考虑东道国市场规模、资源禀赋和相对劳动力成本的情况下，重点研究东道国基础设施对中国OFDI的影响。结果表明，东道国基础设施对中国OFDI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础设施；GMM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6）04004402
1 引言
近几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Investment，以下简称OFDI）规模迅速扩大，截至2011年底，中国13500多家境内投资者在国（境）外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1.8万家，分布在全球177个国家（地区），中国OFDI的存量为4247.8亿美元（中国商务部，2011）。
迅速扩大的原因，中国经济发展为中国OFDI提供了支持之外，东道国起到了一定作用，众所周知的如东道国市场规模、制度和资源等。然而对于东道国基础设施因素的相关研究却很匮乏。那么，东道国基础设施对中国OFDI影响又如何？
面对这一个问题，东道国基础设施为中国企业提供便利，有利于促进中国OFDI（陈岩等，2012）。然而，一部分研究在分析中国OFDI区位选择时，不关注东道国基础设施（李磊和郑昭阳，2012；冯伟和邵军，2011）。那么，东道国基础设施如何影响中国OFDI还值得讨论。
与以往的研究相比，本文不同之处：第一，本文不仅从静态方面分析了东道国基础设施对中国OFDI的影响，还从动态层面分析了东道国基础设施对中国OFDI 的影响；第二，时效性问题。以前的研究没有包括最新的中国OFDI的特点和东道国基础设施新变化，得出来结论可能未必适应最近几年的特征。
2 文献综述
关于本文的文献综述，主要从基础设施对FDI的影响展开。陈岩等（2012）在以整合资源与研究中国对非洲投资的决定因素时，认为东道国机场数量、每平方公里国土的铁路长度、每平方公里银行统计的东道国机场数量和每百人的移动蜂窝式无线通信系统的电话租用都显著影响我国OFDI的投资决策。薛求知和朱吉庆（2007）在研究我国吸引资的相关系因素时，认为我国经济发展、市场的扩大是我国吸引FDI的原因之外，我国基础设施的改进也是吸引FDI的原因
然而，蒋冠宏和蒋殿春（2012）在基于引力模型研究中国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时，只考查了东道国市场规模、距离因素、汇率、东道国资源、东道国战略资产、东道国制度和工资因素，并没有把东道国基础设施因素纳入考虑范围。于津平（2011）在研究中国OFDI区位选择时，认为东道国市场规模、资源禀赋是决定中国OFDI的重要因素。然而，东道国基础设施对中国OFDI的影响并不显著。
基于以上文献，详述了基础设施对FDI的关系，但是有些不足之处：第一，以上文献没有研究东道国基础设施对中国为FDI的影响，要么基于一个区域的基础设施研究对中国OFDI的影响；第二，以上的文献只是静态层面研究了基础设施对中国OFDI的影响，没有考虑到中国OFDI的连续性和波动性；第三，使用的数据没有考虑到中国OFDI的新特点和基础设施的近况。
3 模型、变量和数据
3.1 模型的设定
本文梳理东道国基础设施对中国OFDI的关系后，建立如下静态模型：
静态面板模型没有考虑到中国OFDI的连续性和动态性，为了反映中国OFDI的动态性和连续性建立如下动态模型：
式（1）和式（2）中，i表示国家，t表示时间。ofdi表示中国OFDI。α和β表示式（1）和式（2）的常数项。infr表示东道国基础设施。α1和β2表示式（1）和式（2）infr的系数。χ和ω表示国家效应。γ和ψ表示是时间应该。ι和θ分别表示控制变量的系数。control表示东道国控制变量，其中包括东道国经济规模、相对劳动力成本和东道资源禀赋。
3.2 变量说明
3.2.1 因变量
中国OFDI来自中国商务部2011年发布的《中国对外直接统计公报》的存量数据。
3.2.2 自变量
东道国基础设施。使用每平方公里铁路的长度度量东道国基础设施，数据来自WorldBank。
3.2.3 控制变量
（1）东道国市场规模（gdp）。较大的东道国市规模有利于中国企业形成规模经济，提高资源使用效率（蒋冠春和蒋殿春，2012），因此東道国市场规模是中国OFDI要考虑的因素之一。度量东道国市场规模是东道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数据来自UNCTAD数据库。
（2）东道国资源禀赋（res）。中国OFDI有“资源寻求”动机，东道国资源的多寡影响着中国企业的投资行为（陈岩等，2012）。界定各国资源禀赋是油气和其他矿物资源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数据来自WTO贸易统计数据库。
（3）相对劳动力成本（hau）。东道国劳动力成本相对于中国劳动成本过高，会减少中国企业的利润，特别是劳动密集型行业，降低中国企业在该国投资的意愿。度量相对劳动力成本采用东道国人均GDP除以中国人均GDP得到，该值越大，说明东道国劳动成本相对于中国越高。该值越小，说明东道国劳动成本相对中国越低。两组数据来自UNCTAD数据库。
4 模型的检验与分析
在正式的检验之前，本文对模型的设定进行检验。本文使用的是面板数据，一般静态面板数据的估计方法分为三种混合回归、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在本文的静态面板模型中，即式（1），固定效应的F值为0，即固定效应优于混合回归；在对式（1）做随机效应模型时，LM的检验的P值为0，即随机效应优于混合回归；在选随机效应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中，本文使用了Hausman检验，结果P值为0，即强烈拒绝随机效应，接受固定效应。在对式（2）进行估计时，本文采用了GMM估计，Blundell和Bond（1998）则将差分GMM和水平GMM结合在一起，将差分方程与水平方程作为一个方程系统进行GMM估计，叫作Sys-GMM估计。Sys-GMM估计的前提是扰动项不存在自相关，为了使扰动项不存在自相关成立，“扰动项的一阶差分”（Firstdifferented errors）依然存在一阶自相关，但扰动项不存在二阶自相关或更阶的自相关。同时，Sys-GMM估计的工具变量恰好进行识别，即Sargan的值大于0.05，即接受“所有工具变量都有”的原假设。
正确使用检验方法之后，本文分析检验结果，表1中，模型（1）—模型（3）分别使用OLS方法，固定效应（FE）、随机效应（RE）。东道国基础设施的值为正，并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中国对外投资偏向于基础设施较好的东道国。较好的基础设施的东道国能为中国OFDI提供条件，减少中国企业在因基础设施不健全而损失的利润。其他控制变量，东道国经济规模为正，并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示中国OFDI有“市场寻求型”动机。东道国资源禀赋为正为，并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中国OFDI有“资源寻求型”动机。相对劳动力成本为负，说明中国OFDI偏向比中国劳动成本更低的东道国。在表1中，模型（4）中，东道国基础设施为正，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在考虑了中国OFDI连续性的情况，并考虑内生性和遗漏变量情况下，东道国基础设施依然对中国OFDI有显著的影响。
5 结论
本文利用2003-2011年中国OFDI的80个国家数据，从静态和动态两个层面研究分析了，东道国基础设施对中国OFDI的影响，结果表明：东道国基础设施对中国OFDI有积极的影响作用。
在中国OFDI“走出去”的大背景下，中国政府应加强和东道国的合作机制，促进东道国政府加大力度对该国的基础设施的投资。这样一来不仅有利于东道国政府，也有利于中国OFDI。
参考文献
[1]陈岩，马利灵，钟昌标.中国对非洲投资决定因素：整合资源与制度视角的经验分析[J].世界经济，2012，（10）：91112.
[2]冯伟，邵军，徐康宁.市场规模，劳动力成本与外商直接投资：基于我国1990—2009年省级面板数据的研究[J].南开经济研究，2011，（6）：320.
[3]薛求知，朱吉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阶段的实证研究[J].世界经济研究，2007，（2）.
[4]李猛，于津平.东道国区位优势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性研究——基于动态面板数据广义矩估计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2011，（6）：63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