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武汉封城起，叶青一直在记日记、提建议。截至3月30日，叶青日记70篇以上，建议32条。
　　建议多来自生活中的细微所见，以及阅读和思考，也不乏一些大胆想象，比如建议世界卫生组织搬到武汉来。
　　随着疫情的发展，事关社情民意的建议也有所变化。
　　作为湖北省原统计局副局长、现省政协委员，叶青的信息通过四个渠道递交：湖北省民进、民进中央（民进中央特约研究员）、湖北省政协APP、微信小程序国务院客户端。
　　“总有一个会中。”他说。
　　疫情就那么暴发了，在自己生活了40多年的城市里。他与这座城市一样，也有点措手不及。疫情给他带来了愤懑与恐惧，同时痛感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害人不浅”，“比病毒更可怕”。
　　也带来了新的成长，他学会了做直播。多年前的公车改革让他备受关注，他说他希望自己能成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言官。
　　湖北省统计局门外，保安说，特殊时期，外人一个都不准进。《南风窗》特约作者与叶青在公共空间里进行了一场距离超过1米的对话。

那些日记

　　南风窗：作为一个老武汉人，身处疫情中心，个人心情起伏是怎样的？
　　叶青：刚开始很害怕，后来重心是每天有大量的工作要处理。很多建议，包括日记，写着写着就流泪。疫情期间，小区封闭，我有一次连续宅了7天才出门，一看院子里的草都绿了，还是挺感动的。
　　1月20日听到说人传人的时候，特别气愤。这也是我痛恨官僚主义的主要原因。因为1月20日之前，我们开了很多会，那时很少有人戴口罩，大家都是牺牲品啊。
　　南风窗：怎么写叶青武汉日记了？
　　叶青：我平时就有写日记的习惯。1月23日，宣布武汉封城以后，省网信办的一位朋友打电话告诉我说：这件事可能短期内不会结束，你有兴趣可以写日记。于是，叶青武汉日记就从1月24日开始刊登了。
　　20天后，很多媒体以“湖北官员疫区日记”为名，介绍了我的日记。
　　从2020年1月21日开始，越来越多的武汉人开始学会戴口罩（尽管从理论上说应该从1月1日开始戴口罩），这标志着武汉疫期的正式开始。
　　在上十万省内外的医护人员与病毒搏斗的同时，作为一介文弱书生，我的工作就是用我的思考与病毒搏斗。要有人与病毒面对面地搏斗，也要有人在思想上与病毒搏斗。我属于后者。
　　这场武汉战疫是非常残酷的。在武汉，有一家四口逝去的，有三岁的小姑娘与父母一起逝去的。我作为党外人士、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应该提供更多的正能量的建议。
　　南风窗：武汉有很多人写日记，已经形成一种“日记现象”。
　　叶青：有了自媒体，在尊重事实的情况下，大家可以发表日记。我也是通过大家的日记了解武汉的方方面面，了解了立体的武汉。
　　在我看来， “武汉日记”分为几类：
　　一是本地医生日记。这类日记看起来惊心动魄，他们在病人或者逝者身边，在第一线，最能够客观地反映武汉的真实情况。最初几天，没有防护服、没有口罩、没有护目镜等信息，就是来自他们的日记，我们知道了，他们在“裸奔”，所以，全国3300多医护人员感染者中，90%来自湖北。
　　二是外地医生日记。外来医生接手之后，初期的條件也是非常差。在外地高水平医生的管理下，医院越来越有秩序。希望越来越大，这在外来医生的日记中表现得很明显。我是民主促进会的，浙江来的医生中，民进成员比较多，民进中央的微信公众号上发表他们的日记，看了让人充满信心。
　　三是护士的日记。有30个医生，一般会有100个护士。他们或者她们，是一个重要的力量。通过他们的日记，可以了解隔离病房的情况。她们的年龄都很小。一位23岁的宁波男护士，离开一家民营医院，从宁波开车12个小时到武昌医院当志愿者。这种情况，在武昌医院居然好几个，了不起。一个湖南的女护士要求国家分配男朋友，很可爱。
　　四是病人的日记。有一篇病人日记，让我们知道了方舱医院是怎么运作的。我们才知道，方舱医院可以治疗重症病人。从抵触到接受、配合，方舱医院变成了迪厅。因此，人们在研究方舱文化、方舱公社。
　　五是记者代写的日记。有的日记说的是某个病人的痛苦经历，是通过记者采访的方式完完整整地记录下来的。比如，有的人，在短短的几天内，母亲、父亲先后离去。

最近20年，几乎每遇到一次大灾大难，我们才会有新的认识、新的思路。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健康保障，成为最近20年治国理政的主要脉络。

　　六是作家的日记。他们以作家的视角，观察武汉每一天的变化，特别是心灵的煎熬。武汉之殇，武汉作家能不写吗？
　　我的日记分为几个部分：每天的数据变化，每天对策的提出与效果，每天武汉病情的变化。我提的建议很多都是从日记中提炼出来的。
　　比如，超市是医院之外人员密集的地方，要做好防护。要给湖北的县区和各大系统派公共卫生安全特派员，听从中央指导组的指挥，有300名就够了，从各省调。如果在湖北监狱系统，有一名特派员，就不会犯下两大错误：监狱病人增加、刑满释放人员离汉。
　　我的日记，是从经济角度观察新冠肺炎。在自媒体时代，每个人都是发言者，不要苛求别人说的都是自己爱听的。
　　我的日记还要写下去。

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疼

　　南风窗：你的核心建议是什么？
　　叶青：我的核心建议是：中国要在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健康保障三方面下大力气。
　　最近20年，几乎每遇到一次大灾大难，我们才会有新的认识、新的思路。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健康保障，成为最近20年治国理政的主要脉络。这一场大疫体现了武汉乃至于全国对健康保障的能力存在不足。千万不要像17年前那样，“非典”一过，就好了伤疤忘了疼。 　　国民健康保障的重要性，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中国的人均GDP，只有美国的六分之一，如果提高到三分之一，空间在教育与健康。
　　南风窗：怎么才能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提高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水平？
　　叶青：一是培养人才。黄奇帆建议，除了加强各大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之外，要向美国学习，设立公共卫生安全与服务大学。
　　二是设立区域性公共卫生安全枢纽城市。在全国设立六大公共卫生安全枢纽城市，即武汉、广州、成都、上海、北京、长春，建设大型医院与仓库。
　　作为一个2400万人的大城市，上海整个疫情期间，没有疫情大暴发，没有医务人员的感染，确诊病例的治愈率达到了80%。上海的经验在于尽早防控。SARS过后，上海市在金山圈地500亩，建立了永久性的、阻击和治疗传染病的堡垒。因为定位在保障上海，乃至国家的生物安全，它日常虽然是一座三甲医院，警惕性却从来没有放松。
　　三是“十四五”规划，应重点突出健康保障体系建设的规划。黄奇帆建议“十四五”规划投入2000亿-3000亿元用于大健康，我觉得少了，至少5000亿元以上。健康保障不仅仅是中国人的需要，也是所有地球人的需要。當下，武汉的治疫经验、方案，被直接用于伊朗等国。
　　四是建立职业化的疾控队伍。
　　此次武汉疫情管控，344个省外医疗队、42322人的医护人员援助湖北，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遗憾的是，在这场巨大的灾难面前，湖北的各级干部没有应对经验，因此错误频频。以监狱系统为例，大量服刑人员感染，在插翅难飞的封城情况下，居然用警车把刑满释放人员礼送到高速公路入口。
　　如果有300位各省疾控中心副处级以上的疾控干部，随同医疗队进入湖北各个县区、监狱等系统，直接听命于中央指导组，问题就会少多了。这些疾控人员平时分布于各省，战时集中于战场。
　　南风窗：提的建议中，你特别有成就感的是哪一条？
　　叶青：与“日光族”有关的一条建议。各地“封城停业”，一些极低收入者怎么办？比如，平时靠乞讨为生的，现在路上没有了行人。收废旧物品者，现在废品收购站都关门了，他们的早餐在哪里？
　　有一次我在几近无人的街道上，看见一个人没戴口罩，头发蓬乱、胡子拉碴，小四轮车上堆满矿泉水瓶子，哪里可以收他的废品？
　　我把这些人称为“日光族”。即赚即花即光，靠收破烂、打零工，应付每天的花销。过去还可以勉强度日，现在则没有办法了。我认为除了关注患者、医护人员、社区干部，还要关注这样的低收入者、无收入的流浪者。
　　我建议各级民政部门要关注、要安置。后来有相关的政策就出台了。

写在路上

　　南风窗：你比较受关注的是与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相关的建议。
　　叶青：我是认为消除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必须畅通民意表达渠道。
　　武汉抗疫，艰苦卓绝，但是就算在如此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仍然屡禁不止，群众诉求通过正常渠道往往无法反映到政府决策层，必须得用非常规手段才能表达。

更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是那些没有在网上“汉骂”成功或者没有机会在领导亲临时现场高呼的群众利益如何得到保障。

　　例如网络上受到超市“物资包”强行搭售的受害者“汉骂”嫂子、没有分到生活物资高呼“假的假的”的小区居民，这些诉求通过特殊渠道引起决策层关注后，无一例外地都得到了圆满的解决，甚至超出群众预期之外。
　　但更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是那些没有在网上“汉骂”成功或者没有机会在领导亲临时现场高呼的群众利益如何得到保障。
　　官僚主义催生形式主义，造成以上情况发生无一例外都与这两种痼疾有关。
　　同治理新冠肺炎疫情一样，治理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什么时候都不晚，畅通民意的表达渠道对于消除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是最有效、最实际的办法。
　　我认为，不要在网络盲目删帖，盲目喊口号。我们的舆情管理有一个问题，凡是觉得不好的帖子、言论，往往一删了之。其实网络上很多的帖子，都是老百姓的真实想法，就是民心，把民心删掉了，要想找回来就难上加难了。
　　同时，也要对官员长期开展反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活动，开展网络舆情应对培训，教育各级官员在工作中不要盲目喊口号，要懂民心、知民情，学会单独与群众交流，沉下身子，了解第一手社情民意信息。
　　南风窗：你呼吁各级卫健委主任要由医科生担任，有网民就说：你是学财政学的，不也当统计局副局长？
　　叶青：我可以直接说，我这个统计局副局长是怎么参与统计改革的。
　　2003年起，我当了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以来，就把建言献策重点放在统计问题上，现在，统计督察作用很大，统计的地位提高，应该有我一点点功劳。我高兴地看到：统计法开始长牙齿了，统计风暴来了。就像当年的审计风暴、车改风暴。2018年7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督察工作规定》。2019年5月13日，国家统计局关于印发《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督察工作规定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
　　如今，三年全覆盖的统计督察已经完成了一年。
　　南风窗：这场疫情给你个人带来什么？
　　叶青：这场疫情其实给我带来了成长与思考。现在我用很多年轻人用的直播模式与更多人产生连接。2003年“非典”时，新媒体没有赶上。这次“新冠肺炎”，新媒体发挥了巨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