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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幾年前初到大陆,同事问我,“飞机降落前,有没有一点激动的感觉?”我笑他,“你余光中的诗读太多啦?”
在我们成长的时代,没有人不会背“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然而,当我站在长城上,竟也波澜不兴,并无想象中的激越之情。
随着走访大陆愈来愈频密,对许多城市的印象改观了,感情却未加深。抗战胜利后,外公落脚的上海十里洋场,让我无比期待,然而,第一趟去就让我头痛不已,进了饭馆,老觉得跑堂在骂人,他们说,“那不是骂人,只是腔调就这模样。”
再过几年,跑堂态度好一点了,不过,站在街头叫出租车,四十分钟叫不到,还得随时防着叫到了车,突地冲出一位大娘,先一步抢进;待得终于上了车,又是四十分钟卡在车阵里动不得。再过段时间到上海,这回所有的人叫车都排着队,不过二十年前在你前脚倒馊水,才逃过又往你后脑勺吐口痰,这种让我心惊的景象已不再。
这时节已是世博之后,上海有了该有的面貌,坐车行路,只要你愿意开口,总有人与你攀谈,腔调还是那个腔调,却透着亲切和放心。
上海,挤满了我熟识与不熟识的台湾人,这不奇怪,最奇特的是只要叫得出名字的城镇,都碰得到台湾人,在西南边境甚至有台湾人开起小店卖着民俗摆饰,这算不算是台商呢?更让我始终好奇的是什么原因和动机,会让一个台湾人落脚到离故乡这么遥远的大陆边境?
二十五年前,依旧隔着一个海峡,乡愁已经不再是诗人笔下的淡淡忧郁,一个多小时的飞行时程,从上海就到了台北, 比到内陆任何一个城市都更近更快。
于是,在台北街头时不时就碰到本来不熟后来变熟的大陆朋友。这些朋友里,很多是媒体同业,还有来台短期修习的大学生或研究生。人在大陆不讲话看不出来,一开口就知我是“台胞”;但人在台北,和大陆朋友聊天,很多人总是好奇,“你怎么讲话还有咱们普通话的腔?”我笑笑不语心想,“我们上学时就是讲‘你们的’普通话呀,小时候讲不好还得罚钱哩。”
在这么多大陆朋友里,有许多嫁来台湾的姑娘,熟了以后,我总是直言直语问她们,“好大的胆气,怎么敢嫁来台湾?万一男人对你不好怎么办?”诚实的说,两岸假结婚或者真结婚却酿悲剧的社会新闻看多了都会怕,但现实生活里,过得开心快活的还真不少。
在我工作的地点,走几步路就有家清清爽爽的小店,摆着十张不到的四人桌,卖的吃食也很简单:广西柳州螺丝粉,初看不知那是什么玩意儿,想进门坐下还不太容易,因为几乎每晚高朋满座,老板娘总是麻利的自己下厨自己端汤面,客人问她什么,她总是一个字,“是!”“好!”端正的眉眼,盈盈笑意,她年轻的夫婿跟前跟后,偶而还会对着闯进门的猫猫狗狗说,“你别进来打扰客人。”让人忍俊不住。这一对夫妻三五年内挣不到大富大贵,好好过上这段现世安稳的日子显然不难。
隔着马路过条街,还有一间台式料理,偶有大陆朋友来访,我总会问问,“要不要吃吃台湾风味的菜?”每回去都挤满了人,我只能唉声叹气说,“台湾人真爱吃啊。”大陆朋友体谅地宽解我,“是中国人讲究吃。”
这家台式料理,菜好吃却未必是招牌,重要的是招呼客人真用心。小郑姑娘是老板娘的弟媳,河南来的年轻女孩,有中原姑娘的大气,说起话来轻声细语还带着特殊的尾音,换盘递毛巾还会贴心地提醒“工作莫太累了”,她有个六、七岁的女儿,偶而跟着妈妈张大眼瞅着这群咋呼的客人。
有一回,我从洛阳、郑州出差回台,又到小郑处吃饭,乐不可支告诉她,“小郑,我到你家乡了,真美啊,古城楼与新建筑颇能融合,发展得好哦。”没想到,小郑眼一红,轻轻说声,“我好久没回去了。”这么些年,她一路从老家到深圳,再从深圳到台北,“习惯吗?”我问,她笑笑点点头,“男人对你好吗?”她大声说,“好耶。”要她找时间回去看看,或者什么时候让爸妈来台北瞧瞧,她“嗯”的一声,又不说话了。
台湾人政治参与感特强,在这店里,蓝的绿的橘的什么客人都有,小郑听着客人高谈阔论,总是笑着一视同仁,问她会不会觉得我们太放肆,她也不以为意,“吃饭聊天嘛,什么话都说得,很好。”店门外呼啸而过一辆绿色宣传车,大骂蓝色的党,有时候竟还会出现挂着五星红旗的宣传车,没有候选人倒一路播着小郑很熟而我们不熟的红歌,举座大笑。“他乡遇故知啦。”小郑忙不迭说,“是啰,是啰。”这个时候,我看着小郑,找回二十多年前初访大陆时没有的感情,原来,亲是故乡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