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幾年前初到大陆，同事问我，“飞机降落前，有没有一点激动的感觉？”我笑他，“你余光中的诗读太多啦？”
　　在我们成长的时代，没有人不会背“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然而，当我站在长城上，竟也波澜不兴，并无想象中的激越之情。
　　随着走访大陆愈来愈频密，对许多城市的印象改观了，感情却未加深。抗战胜利后，外公落脚的上海十里洋场，让我无比期待，然而，第一趟去就让我头痛不已，进了饭馆，老觉得跑堂在骂人，他们说，“那不是骂人，只是腔调就这模样。”
　　再过几年，跑堂态度好一点了，不过，站在街头叫出租车，四十分钟叫不到，还得随时防着叫到了车，突地冲出一位大娘，先一步抢进；待得终于上了车，又是四十分钟卡在车阵里动不得。再过段时间到上海，这回所有的人叫车都排着队，不过二十年前在你前脚倒馊水，才逃过又往你后脑勺吐口痰，这种让我心惊的景象已不再。
　　这时节已是世博之后，上海有了该有的面貌，坐车行路，只要你愿意开口，总有人与你攀谈，腔调还是那个腔调，却透着亲切和放心。
　　上海，挤满了我熟识与不熟识的台湾人，这不奇怪，最奇特的是只要叫得出名字的城镇，都碰得到台湾人，在西南边境甚至有台湾人开起小店卖着民俗摆饰，这算不算是台商呢？更让我始终好奇的是什么原因和动机，会让一个台湾人落脚到离故乡这么遥远的大陆边境？
　　二十五年前，依旧隔着一个海峡，乡愁已经不再是诗人笔下的淡淡忧郁，一个多小时的飞行时程，从上海就到了台北， 比到内陆任何一个城市都更近更快。
　　于是，在台北街头时不时就碰到本来不熟后来变熟的大陆朋友。这些朋友里，很多是媒体同业，还有来台短期修习的大学生或研究生。人在大陆不讲话看不出来，一开口就知我是“台胞”；但人在台北，和大陆朋友聊天，很多人总是好奇，“你怎么讲话还有咱们普通话的腔？”我笑笑不语心想，“我们上学时就是讲‘你们的’普通话呀，小时候讲不好还得罚钱哩。”
　　在这么多大陆朋友里，有许多嫁来台湾的姑娘，熟了以后，我总是直言直语问她们，“好大的胆气，怎么敢嫁来台湾？万一男人对你不好怎么办？”诚实的说，两岸假结婚或者真结婚却酿悲剧的社会新闻看多了都会怕，但现实生活里，过得开心快活的还真不少。
　　在我工作的地点，走几步路就有家清清爽爽的小店，摆着十张不到的四人桌，卖的吃食也很简单：广西柳州螺丝粉，初看不知那是什么玩意儿，想进门坐下还不太容易，因为几乎每晚高朋满座，老板娘总是麻利的自己下厨自己端汤面，客人问她什么，她总是一个字，“是！”“好！”端正的眉眼，盈盈笑意，她年轻的夫婿跟前跟后，偶而还会对着闯进门的猫猫狗狗说，“你别进来打扰客人。”让人忍俊不住。这一对夫妻三五年内挣不到大富大贵，好好过上这段现世安稳的日子显然不难。
　　隔着马路过条街，还有一间台式料理，偶有大陆朋友来访，我总会问问，“要不要吃吃台湾风味的菜？”每回去都挤满了人，我只能唉声叹气说，“台湾人真爱吃啊。”大陆朋友体谅地宽解我，“是中国人讲究吃。”
　　这家台式料理，菜好吃却未必是招牌，重要的是招呼客人真用心。小郑姑娘是老板娘的弟媳，河南来的年轻女孩，有中原姑娘的大气，说起话来轻声细语还带着特殊的尾音，换盘递毛巾还会贴心地提醒“工作莫太累了”，她有个六、七岁的女儿，偶而跟着妈妈张大眼瞅着这群咋呼的客人。
　　有一回，我从洛阳、郑州出差回台，又到小郑处吃饭，乐不可支告诉她，“小郑，我到你家乡了，真美啊，古城楼与新建筑颇能融合，发展得好哦。”没想到，小郑眼一红，轻轻说声，“我好久没回去了。”这么些年，她一路从老家到深圳，再从深圳到台北，“习惯吗？”我问，她笑笑点点头，“男人对你好吗？”她大声说，“好耶。”要她找时间回去看看，或者什么时候让爸妈来台北瞧瞧，她“嗯”的一声，又不说话了。
　　台湾人政治参与感特强，在这店里，蓝的绿的橘的什么客人都有，小郑听着客人高谈阔论，总是笑着一视同仁，问她会不会觉得我们太放肆，她也不以为意，“吃饭聊天嘛，什么话都说得，很好。”店门外呼啸而过一辆绿色宣传车，大骂蓝色的党，有时候竟还会出现挂着五星红旗的宣传车，没有候选人倒一路播着小郑很熟而我们不熟的红歌，举座大笑。“他乡遇故知啦。”小郑忙不迭说，“是啰，是啰。”这个时候，我看着小郑，找回二十多年前初访大陆时没有的感情，原来，亲是故乡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