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天一到，风便顺着西方向东方吹。犀利的风，从树枝里刷过去，半青半黄的叶子便纷纷解体。从这时候，你看到的是一块铅色的天，灰白的老云，寒风里哆嗦的芦草，远远的迷茫的山脚的烟尘。随着，故乡就站在远远的记忆的背后，想起了故乡就想起了故乡的柿树园了。
　　谷子已经割完的时候，原野上除了几根未拔去的高粱秆子，便只有几块零零星星的马铃薯田。狭道上间或有一个很倦的驴子走过，后面卖煤的人斜斜乜（miē）乜地走着。夕阳在树缝里渗过去，枝端垂着金黄色的果实。
　　我还是孩童的时候，是守望这块果园的专员，我手拿一根棍子，坐在树的分枝处，预备捉偷柿子的孩子们。坐在树枝的交拢处临高视下，让树叶子密密地蔽着身体，有时便这样在树上睡着了。
　　树叶子经不得风吹，一到西风，柿叶子就黄起来，再到一落霜，就泛起红色。只要略一经风，便似满天落着红柿叶一样，这使我们孩子非常喜欢，我们喜欢把竹签削得尖尖的，在地上一片片地穿取柿树的红叶。
　　柿子在柿花后坐胎，花一落，果实就一天天肥大起来，到耳边听到了蝉鸣声的时候，柿子就开始有熟软的了。太阳光照着像个火球，我们都称这些柿子叫“红灯笼”，最快意的也就是脱光了脚争先去摘“红灯笼”的事。
　　霜降前后，柿子便可以泡着吃了。每到十月，我常常拿许多泡甜了的柿子交给邻居的孩子。天一亮，不等穿上袜子便向妈要求从温水缸里捞，这些都是我自己第一天在树上钩下来，亲自放下锅的。
　　这样，把柿叶子卷成口笛，在树上摘取“红灯笼”，用竹签穿取落了的红叶……嘻嘻笑笑，几年从童年中碾过去了。
　　十五岁以后，祖父犁地的时候我帮忙托树枝，用桑叉把实大叶密的枝子挑起来，让祖父弯着腰扶着犁头向牛紧打一鞭过去。
　　柿子熟的时候，我帮祖父把它们一个个揪下来，一筐一筐地抬回去，姑姑婶婶们也都用篮子向家里提，忙成一片。
　　如果有一夜刮大风，四姑和我们五更天便都被喊起来去拾风吹下的柿子。叔父穿着他的套袄，我们也都披着棉袄；冷是真冷，可是我们都有精神。
　　捡拾的柿子一篮一篮地倒出来，第二天我们坐在阳光下细细地切，然后放在太阳下晒成柿瓣。
　　从三月柿子开了花一直到十一月担到家，这是要天天看守的，要有几场大风起几个五更的，还要我们一颗一颗剥去了皮，摊到竹簿上晒，一起把黄硬的柿子晒成绵软，并且从涩苦晒成甘甜。
　　把柿子去皮真是顶麻烦的了。每到天黑，当西风呼呼吹着草屋的时候，草屋里一架纸灯笼，灯笼下便是柿子筐，筐的四周缚着十几架面面相向的去柿皮的绞车，我们每夜总是把左手的无名指包得厚厚的就坐下了。
　　祖父一面用簸箕向大筐里添着生柿，一面对我们喜欢瞌睡的孩子发话了。我看看四姑，看看母亲，她们都笑了，我也笑了。
　　旋转着的柿子擦着我们的手指，常会把布磨透，把无名指磨得鲜红，但我们喜欢的是祖父嘴里的温暖故事和他手里的汤罐，是的，每到半夜坐得疲乏的时候，祖父便在远处咳嗽着，提着热烘烘的面进来了。
　　这样一夜扯着一夜，剥了皮之后，便是天天晒，天天翻。到柿子出了白茫茫的霜以后，我便在前面挽着祖父推着的手摇车，随着叔父祖父送柿子“上行”。
　　每一年从枝头摘下几百担，到晒成以后，“上行”以后，剩下的只有一缸了。当祖父沉重地把柿子放进缸里的时候，总是说：“一年到头却只留下这一些呵！”
　　现在我已经不能看见祖父了，永远的。但我却依然仿佛看见他在柿树下靠着犁头，敲着火镰，并且听见他忧郁地说：“……没有这些柿树能过得去这一年么？”
　　这些记忆是永久的。
　　李蕤（ruí）（1911—1998），现代作家，原名赵悔深，代表作品有《眼》《楼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