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寅，明朝苏州人。生于1470年3月6日，卒于1524年1月7日。自幼聪明伶俐，并在其好友祝允明的规劝下潜心读书。年轻时仕途曾经一帆风顺，但不久就因上层统治阶级的政治争斗而仕途遭挫，遂对功名心灰意冷，只能以作诗画来抒发自己的情感，最终潦倒而死，年仅54岁。
　　一、痛苦的经历体验
　　唐寅的一生，主要以书画成就令世人称道。然而，和中国古代大多数文人一样，真正令其心醉的却是仕途功名，在他29岁时，参加应天府公试，得中第一名“解元”而名声大震，人称唐解元。但30岁时赴京会试时，却意外遭受考场舞弊案牵连而被斥为吏。唐寅以此为耻而未去就职。
　　经历这一沉重打击之后，唐寅以其文人敏锐的感受，认识到正是自己所向往的仕途造成了自己人生的巨大不幸，但是他对封建制度的可靠性和持久性却丝毫没有怀疑，甚至是仍然抱有极大希望。这正如他在诗中所云：“人言死后还三跳，我要生前做一场。名不垂时心不朽，再挑灯火看文章。”他对仕途的渴望之火一旦得到机会便迅速燃烧。正德九年（1514年），他应宁王朱宸濠之邀赴南昌半年有余，后察觉宁王图谋不轨，遂装疯直至在大街上裸奔才得以脱身而归。从此以后，他便对仕途功名彻底绝望，游历于山林与红尘之间，靠作画抒发情感来慰藉自己的心灵，最终在痛苦中惨度余生。
　　二、痛苦的寻根探源
　　经历过这两次仕途挫折之后，唐寅才可谓真正对仕途功名心灰意冷。而当自己的仕途之路由巨大的希望一步步沦为彻底的绝望时，便生成了他人生的最大痛苦。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他的这一巨大的痛苦呢？
　　首先，这与中国的生存环境所孕育的文化性格有关。文化的发生，不仅是人的因素，更重要的是自然环境对人的影响。学者汤因比将此概括为：文化的发生导源于自然环境对人的“挑战”，以及人在这个挑战中的“反应”。“环境的挑战和人的反应，即是人对自然的态度与面对自然环境所做的努力之方式，这个‘态度’与‘努力方式’在观念上的表征，便是‘自然观’。民族与文化之性格，自然观是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正是因为良好的气候和土质条件，避免了中国接受严峻的外部自然条件的挑战，因此我们不可能像西方一样在征服恶劣的自然环境中产生完备的科学体系和严谨的理性精神。相反，却因得天独厚、自给自足的生存环境以及由此产生的靠天吃饭的生存方式，一方面感悟到自身与大地的一种极其亲切的关系，培养了敬天的思想；另一方面感知到天理与人心的一致性，并根据自然循环往复的规律体会出了自然秩序的圆满性。故天道成为我们认识和实践活动的最高法则。因此以封建统治秩序为代表的“天道”就成为了诸如唐寅这样的古代文人们解不开的魔咒，他们既要终极地信仰这一统治秩序，又难免在实际运行中因制度本身缺憾而被无端伤害。但由于他们对代表“天道”的封建制度的思考和努力方式，受制于我们民族文化性格上的局限，所以当唐寅的仕途理想遭受到巨大打击后，仍然摆脱不了“天道”为代表的封建制度的终极信仰，只能一味去痛恨和抱怨这一具体制度的运行偏离其理想的轨道，并为其回归正道而不懈努力。
　　其次，这也与儒家学说过早地占据了统治地位有着极大的关联。儒家学说的形成是基于残酷的战争对人的生命摧残而感发出来的见解和主张，其中不乏许多独到和合理之处，但是它维持社会的稳定与和谐的根本方式是“克己复礼”。《礼记·冠义》说：“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仪也。礼仪之始，在于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君臣正，父子亲，长幼和，而后礼仪立。”如果谁越出了“礼”所规定范围，则如圣人所说“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乎！”绞杀你便是合理的。最终这种“礼”因迎合了以天子为代表的统治阶级的需要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学说过早占据统治地位的结果就是切断了多元性文化的思索与发展，使得中国古代文人只能在其预设的通往“天道”的终极信仰中奋进，因此唐寅这样的封建文人在自我实现的人生之路上，只能通过仕途（治人之术）方式去维护这一神圣且高尚的封建统治方式。而一旦官场失意则要么通过自己特有的手段去表达自己的痛苦的情感，要么消极退隐，在道、释所虚设的精神家园中获得个体的精神自由。
　　三、痛苦的璀璨花朵
　　作为当时的文人，唐寅在遭遇到仕途的挫折之后，并没有完全的自暴自弃和彻底的绝望。而是凭借自己超常的敏感神经，感知到造成其痛苦的深层的文化原因，并以自己特殊的方式——绘画，回应了这一具体文化制度对自己的伤害。他的著名人物画《孟蜀宫妓图》表面上通过描写了宫妓劝酒作乐的场景来披露孟蜀后主的糜烂生活。其实是以借古喻今的方式来表现自己对当今朝堂的不满与讽刺。
　　和《孟蜀宫妓图》类似，唐寅的人物画作品大多都采用借古喻今的表现手法，其内涵紧贴现实生活，常在“陈旧的母体中翻出了崭新的时代意义，也使文人画托物寄情褪去了些不食人间烟火的清高色彩，进入到世俗生活和社会思潮的广阔天地中去。”他的《陶谷赠词图》描绘了陶谷私会秦箬兰赠词的场面，揭露了陶谷的假道学的丑恶嘴脸，抨击了当时达官显贵的虚伪，具有针砭时弊之意。而其最著名的人物画作品《秋风执扇图》则表现得更加鲜明。画中一仕女手执纨扇侧身凝望，眉宇间微露幽怨怅惘神色。左上部题诗：“秋来纨扇合收藏，何事佳人重感伤，请把世情详细看，大都谁不逐炎凉。”唐寅把汉成帝妃子班婕妤因容貌衰退而被皇帝冷落的事件，比作纨扇在秋风起后被搁弃的命运，既抨击了世态的炎凉，又反映出自己拥有无尽才华却得不到施展的不幸遭遇，控诉了当时的封建文化制度对他这样的古代文人的迫害。
　　尽管唐寅的人物画大多都是对现存制度等进行讽刺和抨击，但是正如在上述的其痛苦的原因探究中所指：他对封建文化制度本身的终极信仰却仍旧没有也不可能产生出丝毫的怀疑，他的不满只是针对当时的具体的封建文化制度，所以他的这些暗含讽刺的人物画其实质仍然是肩负起了“文以载道”的重任，其目的是维护和纠正现行的具体的制度对所谓终极“天道”的偏离，希望当时的具体制度能够回到理想的轨道中。所以尽管他初次在仕途上遭受了极大的挫折，但仍对仕途怀有留恋和向往。而当他一有机会的时候便立即投靠宁王朱宸濠，而一旦当他发现宁王有反意时却坚决不与苟合，以表现出对封建文化制度的忠心。其实关于这一点在其人物画中也有暗示。比如在《孟蜀宫妓图》中他所用印章“南京解元”就间接表达出了自己对仕途的留恋，而他在《秋风执扇图》中所用朱文印中曰：“龙虎榜中第一名，烟花队里醉千场”则同样证明了他对仕途功名的留恋和向往，也间接地向我们说明了他对封建文化制度的信仰终极。
　　四、结语
　　在儒家学说占据统治地位的情况下，中国古代的文人不得不通过仕途的方式去维护封建制度而自我实现，当这种自我实现的希望一次次遭受打击，而沦为失望却又没有其他道路可行时，才一步步转入对自己的遭遇的深切体验中，去感悟到当时的封建文化制度中存在某些问题，并用绘画这一特殊的方式去表达自己对当时的封建制度的不满，以更好地去纠正和维护封建文化制度。所以说唐寅的人物画作品是其自我实现的道路上“无心插柳”的辉煌，它把封建文化制度下的中国传统文人的痛苦展现的一览无余。但因中国传统文化中理性精神的缺乏，造成了他对封建文化制度的感知和思考只能停留在较浅的层面。所以从现代文化的高度来看唐寅的遭遇和人物画作品的形成，既有它自身命运中偶然的因素，更是传统文化制度所造就的必然。但尽管其人物画作品所包含的文化思考并不非常深刻甚至还带有中国传统文人宿命式的绝望，这终归也可以算是中国传统文人在没落的封建社会中不懈的探求真理而开出的璀璨智慧之花。
　　参考文献：
　　[1]何怀硕：《苦涩的美感》，白花文艺出版社，2005，13页。
　　[2]薛永年主编邵彦：《中国绘画的历史和审美鉴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83页。
　　[杨通，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硕士研究生 江苏张家港高级中学美术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