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通过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法定选举后，共和国迎来新一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自十八大以来，李克强在多次重要会议上不断向外界传递改革决心：从“改革是最大红利”到“城镇化是扩大内需最大的潜力”；从改变会风、提倡官员脱稿发言到“把食品安全作为政府职能转变的衡量标尺”；从“打破固有利益格局”到“抓住牵一发动全身的改革突破口”，一系列改革主张，徐徐推出。
　　有观察人士评论说：李克强提出的“把优化顶层设计和尊重基层首创精神结合进行”，首度回应了近年来社会各界对改革方法和路径的争论。这一改革方法论，也凸显他一贯的务实作风。
　　当前，中国的发展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又面临诸多风险。改革开放已进入深水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也正值攻坚阶段。作为新一任中国总理，李克强将如何应对前进道路上的困难、问题和风险，引领中国深水区改革？他将会成为怎样的一位总理？他的过往经历和近期一系列的部署，让人们对他充满期待。
　　渐露风格
　　从传统的分工上看，国家的大政方针和党务、军事工作由党的总书记负责，总理则主管行政和经济工作，管理国家经济事务。
　　在不少北京政治观察人士眼中，以十八大后陆续出台的政策来观察，“习李配”已显示出既分工明确，又相互呼应的特点。从二人的政策互动中，皆能洞察出李克强个人的执政风格。
　　目前社会上热议的李克强主导的这次机构改革，就体现了他的高超政治智慧和务实果断的能力，就连不少西方媒体也称这是力度最大的一次改革。
　　根据3月10日国务院发布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国务院组成部门将减少至25个。按向大会做说明的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马凯的说法，这次大部制改革，要“着力解决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真正做到该管的管住管好，不该管的不管不干预。”
　　以本次大部制改革中被撤销的铁道部为例。长期政企不分，使得铁道部既是行业的主管部门，又是行业中的商业主体，而且是垄断性的唯一主体。当权力不受制约，必然滋生贪腐，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正由此锒铛入狱。
　　分析人士认为，政府机构组织的重组只是开始，未来的政府改革将更加注重完善制度机制，最终形成权界清晰、分工合理、权责一致、运转高效、法制保障的职能体系。
　　治大国如烹小鲜。从实操的风格上看，“习李配”在设计改革动作时，均选择“小切口”进入“大问题”。比如，从改进作风的“八条规定”入手来推动反腐；又比如，选择“营改增”来深化财税改革和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这样，既不会从一开始就带来大的动荡，又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反映出二人的政治智慧，这也与二人皆拥有丰富的基层执政实际经验相关。对于更为复杂的问题，例如牵一发而动全局的金融改革问题，并没有立即进入议程，而是“缓图之”，等待人员、机构调整到位后，再选择合适的时机。
　　另外，有不少观察人士发现，善于发动舆论为改革攻坚做准备，是“习李配”的一大特点。比如，十八大后的“网络反腐”基本做到“露头即打”，既震撼了贪腐官员也为下一步的反腐行动聚集了民意。还有，当医改触动利益集团核心利益时，李克强团队持续启动舆论攻势，以民意化解反弹压力。
　　三大方法论
　　十八大会议闭幕后的第6天，李克强主持召开“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
　　这次会议上，李克强提出的“改革红利论”，被外界认为是深化改革的动员令，一度引发热议。但在了解中国政治运行机制的资深人士看来，更重要的是，能从此次会议中管窥出李克强的改革方法论。
　　在谈到改革方法时，李克强说，进一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既要搞好顶层设计，又要尊重群众和基层的首创精神。”我国国情复杂，一时看不准、吃不透的改革，可先选择一些地区和领域开展试点，以点带面，并有及时调整和纠错的机制，在探索中“排雷”和清除“荆棘”，这是一种好做法。
　　李克强鼓励11个已获国务院批准的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地区，要继续在统筹城乡发展、建设“两型”社会、推动新型工业化、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财税金融体系等方面进行积极探索，当好改革实验的“侦察兵”、“先遣队”，为改革攻坚提供新鲜经验和实践标杆。
　　深化改革，千头万绪，但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李克强强调说，要化繁为简，突出重点，“积极寻找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突破口”。找准了突破口，就会事半功倍。
　　而这个改革突破口，就是十八大报告中提到的“转变政府职能，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与社会的关系”。李克强表示，经济领域要更多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社会领域要更好地利用社会的力量，包括社会组织的力量，把应该由市场和社会发挥作用的交给市场和社会。这也是改革的方向。
　　为了最大程度减轻改革阻力，李克强说，要善于在利益增量上做文章，在利益预期上作调整，同时稳妥推进存量利益的优化，调整改变预期利益，更加注重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使所有人都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应有利益。
　　城镇化总抓手
　　作为世界上人口第一大国的总理，面对种种矛盾与困难，李克强的工作不可能面面俱到，必须选择一个总抓手作为推进全面工作的重中之重。
　　从其近年来对城镇化的论述来看，李克强事实上已将城镇化定位为当前各项经济发展事业的总抓手。
　　实际上，李克强早在其博士毕业论文《论我国经济的三元结构》中，就已开始思考中国的城镇化发展路径。
　　2012年9月7日，在中央组织部、国家行政学院和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举办的省部级领导干部推进城镇化建设研讨班学员座谈会上，李克强在讲话时指出，“协调推进城镇化是实现现代化的重大战略选择”。他再一次重申他之前一贯的观点——“城镇化是我国最大内需潜力之所在”。
　　李克强说，城镇化的过程是农民转为市民的过程，这意味着消费观念的更新和消费结构的升级，意味着巨大消费潜力的释放。目前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是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3.1倍左右，人均消费也是农村居民的3.1倍左右。如果一个农民真正成为城市居民，收入和消费至少将扩大到3倍以上。
　　因此，从需求角度讲，城镇化有利于释放巨大的内需潜力。而从供给角度讲，城镇化有利于大幅提高劳动生产率。李克强表示，城镇化不是简单的人口比例增加和城市面积扩张，更重要的是实现产业结构、就业方式、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等一系列由“乡”到“城”的重要转变。
　　随后，李克强还在其他场合进一步论述城镇化问题。他在一次会议时指出，要“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除了应“注重提高城镇化质量”外，还应“科学规划城市群规模和布局，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合理分工、功能互补、集约发展”。同时，“努力为农民工及其家属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使农民能够转为市民”。
　　在这之后，“新型城镇化”渐成舆论追捧的又一个改革热词，并最终出现于2012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官方表述中。由此引发社会各界对中国未来城镇化路径抉择的广泛讨论。一些学者发现，十八大报告中实际上已经暗含着对城镇化“新型”道路的指引，即：在坚持城镇化、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三化同步”的基础上，还要更加注重“信息化融合”和“生态文明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在一次讲话中提到的“集约、智能、低碳、绿色”八个字，被普遍解读成对新型城镇化“新”的释义。
　　在李克强看来，未来推进新型城镇化，必然要触及一系列重大改革课题。比如征地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以及资源环境的制约因素，等等。对这些“重大问题”，都要“深入研究”。因此，只有把城镇化的“潜力”，与改革的“红利”结合起来，才能将当前的各项改革统筹起来，最终释放其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巨大能量。
　　分析人士认为，李克强的新型城镇化主张，显然已突破了传统的改革思维定式。而自十八大至今，“改革”已经首次超越“增长”，成为新一届领导层部署未来经济工作时的首要侧重点。李克强在重要场合多次表达“改革”决心，表明他面对新环境、新课题开创新局面的想法。李克强正式接任国务院总理后，他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革新”将会更加清晰地展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