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介休县范氏是一个不平常的家族。
　　明清时期，山西多富商，经营遍及全国，时人称之为“晋邦”。而介休县的风气是“重徒服商贾”。历来是出外经商者多，尤以经营边疆贸易出色。范氏早在明代初期就活跃于蒙古边贸。史载，范氏远祖范至刚历经七代传到范永斗，成为明末清初活跃在满蒙地区的大富商，深受当时的满族上层信任。清王朝建立后，即召范永斗承任内务府皇商。
　　顺治初年，范家被赐产在张家口定居，正式入了内务府籍，顺治帝还要赐给范永斗官职。清王朝更以特许经营等方式，给皇商范氏带来种种经济特权。
　　
　　出私财数百万两支援军粮
　　
　　范永斗是范氏家族承任内务府皇商的第一代，在其子范三拔襄助下，成为内务府诸皇商中最得力与最受宠的。范家最初受清王朝委托，往来于关内外进行边贸。随着爱新觉罗氏君临全国，又受委托大规模经营铜、盐，这些生意属于独占性商业。当时，范家“运铜、铅于诸省，国用流通”。
　　从康熙到乾隆初年，范氏家族在经济和政治上达到鼎盛的时期。其中，范三拔的三个儿子(范氏入关后第三代的三个代表人物)，为清王朝运送军粮，有力地支持平定准噶尔叛乱，建立重大的功勋，因而大大提高范氏家族的政治地位。
　　据《清史稿》记载：范氏故巨富。康熙中，师征准噶尔，输米馈军。六个年(1721年)再出师，范氏请以家财转饷，受运值视官运三之一。雍正间，师出西北二路，怡亲王允祥荐范氏主饷，累年运米百余万石。寇犯北路，失米十三万余石，范氏斥私财补运，凡白金百四十四万。
　　据乾隆《介休县志》记载：“康熙六十年，西征准噶尔，道远粮运，范氏辗转沙漠万里，不劳官吏，不扰闾阎，克期必至，且省国费以亿万计。”
　　《参政范公墓志铭》记载：“公壮而敢为，倜傥有大志。转粟北塞也，先后凡八年，涉危险，驰绝漠，声震朝野。
　　范氏成功地输送大量军粮到西征准噶尔前线，卓越完成后勤供给，这是一桩了不起的功劳。尤其是出私财数百万两支援军需，在官商史上更是前所未见，正如《清史稿》作者赵尔巽等人所说：“范氏出私财助军兴，几倾其家而不悔，求诸往史，所未有也。”
　　
　　重大军功获一门朱紫
　　
　　范氏承任皇商最初几十年中，拥有巨额财富，保持着强大的经营和组织能力，并且充分利用本家族累世积累的边疆活动经验，才能完成承办粮草这一难度极大的任务。
　　清王朝利用像范氏这样的皇商承担特定任务，在效率和费用方面确实比由官员主办更为有利。皇商在加强清王朝统治上起过重大作用，因而受到最高统治集团的赞赏和拔擢。
　　这一重大军功，为范氏与清王朝进一步结合开辟一条坦途。当时的范家既富又贵。仅以第三代的毓字辈和第四代的清字辈计，毓字辈大儿子任太仆寺卿、二儿子任布政司参政，三儿子又破例擢为正定总兵宫、署广东提督等职，“皆为显官”。此外，还有太仆寺少卿一人、员外郎二人、郎中一人、道员一人、知府一人。在科举功名方面，得中进土二人、举人三人、武举一人。
　　由此可见，当时的范氏迭出功名，实任中央或地方官吏。所谓“兄弟从子，各艳当世”。这一家族当时允文允武，半商半官，上通朝廷，下连市井，也算是钟鸣鼎食、富贵逼人。
　　尽管范氏成为一门朱紫的豪贵，但其家族特征仍是皇商本业。范氏的商业成就及巨大财力，为取得政治权力提供了可能，而入官以后门楣光大和掌握部分权力，更进一步为家族商业提供支持。官商融合在皇商范氏家族发家史上得到了集中体现。
　　
　　借官家资本揽贩铜暴利
　　
　　从清初到乾隆，范氏一直是全国最重要的铜商和盐商。
　　铜制钱币向来是流通量最大且使用最普遍的一种货币。为不断补充新币，康熙六年(1667年)下诏在北京及各省设厂大量铸造铜钱，铜的供不应求矛盾日益突出。为此，清王朝特许云南省开放铜禁，招商开采铜矿。同时，沿袭明代做法，准许东南沿海省份的商人自备船只开赴日本买铜，承担此种业务的人叫“洋铜商”。商人每年两次出洋，每船约运十万斤左右，其中六成按官价交回，其它四成可按市价自销。采购洋铜是国内仅次于滇铜的另一重要铜源。
　　在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以前，这种出洋运铜的业务主要由一般民商承办，利润极高，“铜商之豪富甲于南中”。内务府的皇商对此不胜妒羡，便奏请要求分一部分出洋购铜业务给他们经营。于是，负责办铜的除民商外又新增皇商。皇商申办洋铜之事的发议与范氏密切有关，事成范氏摇身一变为大铜商。尤其在乾隆初年至乾隆四十八年间，在记载有关洋铜事务的档案中，只反映范氏成为最重要的洋铜商，并无另一家。
　　承办洋铜业务是一桩获利巨大的生财事业。清王朝为保证运铜事务顺利，对运铜船只带往日本货物特准配给一些短缺的畅销商品。铜商在出口货物上所获利润是“内地价一，运至日本可易五”；从日本买铜回来，“又以一得二”。范氏取得的贩铜权利实质是一种范围更广的对日贸易特许权。
　　范氏在对日贸易上占有较大的份额。据查考，至乾隆二十九年，铜商(官商和民商)的船只数有13只，其中范氏船5只，杨裕和等人共8只。乾隆三十一年，由于范氏“吁请帑银，清还无期”，内务府又将民商8只船中的2只拨给范氏，范氏共船?只。可见，皇商范氏家族始终在运洋铜业务方面保持着领先地位。
　　范氏皇商加入铜商之列后，前期采取“先帑后铜”，由内务府先拨给“帑本”。其后，范氏大都采取“借帑办铜”。乾隆二十年，范氏向内务府借银20万两作为办铜之费，十年本利还清。乾隆二十九年，范氏又借银30万两，皆用于“接办铜盐运本，完纳官项旧欠”。至乾隆四十六年，范氏“恳请内务府大人，仰蒙圣恩，赏借银三千万两，照例加办息铜抵销”。由此可见，皇商可以源源不断获得清政府大量资金的支持，所借“帑本”银两既可“新旧挪移”，又能还期展限拖欠。
　　清王朝对于进口洋铜采取奖励政策，铜商可以享受免税的权利。凡此种种，诸如在取得承运特许、资金、货源、课税等方面，铜商都比其他商人得到更多照顾，而范氏皇商又比其他民商享受到更多的支持。
　　乾隆十年左右，范氏家族逐渐从第三代的毓字辈过渡到第四代的清字辈当家。范清注、范清洪、范清济三人都曾作为著名铜商兼盐商活跃于商界。
　　
　　交银64万两获世袭贩盐
　　
　　清代盐商是指由官方特许的盐业专卖商，他们不管盐的晒煮制造，只管运销。凡是这类商人都要在户部备案，并在主管的盐运使衙门交纳巨额银两，领取到“盐引”，才可以到指定的产盐地区，向灶户买盐，再运到指定地区出售。
　　范氏自清初承任官商以后，经内务府的特许，即经营河东和长芦二处引盐的运销。范氏办运河东盐业的具体数字，现无从查考。办运的长芦引盐，行于直求和河南两省的20个州县，在这些州县都开设盐店直接批售，组成一个庞大的销售网。
　　领受“盐引”是一种世袭的权利，范氏为了取得世袭贩盐权利，曾经给内务府交银64万余两。据官方档案对长芦盐运的数字统计，每年应购运盐约为2000万斤。其长声盐业资本，据乾隆二十年(1755年)内务府的统计，“所有盐业查明估银百万余两”。当然，盐商并不会那么“奉公守法”，他们绝不会仅按官定的数字购运，大量夹带私盐。清人常说，官商运销的“私盐”往往一倍于定额。
　　本来，清政府在规定盐的购销价时已经照顾到盐商的利润，“酌定之价已余厚利”。但盐商并不以此为满足，常常压低收购价，抬高运销价。正如乾隆六年(1741年)陕西道监察御史胡定奏称：灶户每百斤以六十斤归商，其余四十斤听灶户自卖。灶户所卖之盐一桶可得大制钱七百文，而向盐商买每桶只给银五钱，仅敷工本，灶户欲舍此而他售即为私盐。盐商运往各处发卖盐价，虽经酌定已余厚利。而各处商人故令盐船迟到，使盐价腾贵；或诡称盐将缺乏致百姓抢买，顿收数倍之利。
　　范氏当然不例外。当时“天下第一等贸易，为盐商。”故谚云：“一品官，二品商。商者，谓盐商也，谓利可坐获，无不致富。”
　　特别是范氏所经营的盐业地区比较优越。指定的购盐地区是天津和沧州盐田，属丰产盐区；而行盐地区则是直隶和河南，人烟稠密，消费水平较高，加以距离产区较近，运输既省费又方便，在当时是头等的行盐地界。
　　
　　抄家财产足显富豪家底
　　
　　范氏经营范围，除以铜、盐为主外，还承担了张家口外等地伐木业，并承担内务府派充的运粮、市马、销售人参等业务，参加新疆边贸。还有记载表明，范氏曾在宁波向英国商人定办玻璃。凡此商业活动都是在清王朝的特许下进行的。
　　范氏曾经有过多少财产，暂无准确数字可查。仅从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即在宣布破产前两年的一份财产清单记载，这个家族当时在直隶、河南两省的20个州县遍设盐店，在天津、沧州置有囤盐的仓库，在苏州设有管理赴日铜船的船局，有洋船六艘。此外，还在北京有商店三所，张家口有商店六所，归化城有商店四所。在张家口置有地产一百零六顷。分布各地房产近一千间，以及盐货二十六万余包，等等。
　　这份清单是官方查抄其大部分家产而搞出来的，不动产多且浮财少。这绝不是范氏全部家底，更不能说明范氏全盛时期的财产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