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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的幸福在于人生的可能性。我看着我的父母辈，他们一生中在一个单位工作，说一样的话，接受一样的评价标准，我就很怕单一，我很想知道，丰富的人生应该是什么状态。
温和地逃跑
1987年，初二女生柴静给心仪已久的一本杂志写去一封信，在信中，她把对方称为“你”，说“感谢你当我的朋友”。
这个沉默寡言的女生一直不太有朋友，她4岁上小学，当语文老师的母亲把写上拼音和汉字的牛皮纸片串成一串纸挂在她脖子上，就像今天最流行的毛衣链一样，然后她一个人留在家里，在地上写“口、天、人”。识字很早，却不太有东西看，于是她翻来父亲的中医书，翻来不知哪儿找到的批判胡风的文件，翻来《岳飞传》，却都不太看得懂。入学太早，让她无论是在个头、智力、还是反应速度上都有点吃亏。
从初中开始，她就用母亲买的红灯牌双卡收音机偷偷听“那边”的广播，听女主持人悠悠地说，“现在我正在我的阳台上对着美丽的晚霞讲话”，知道了“广播节目竟然可以这样做啊”，她买来磁带，把“滋滋啦啦”的节目录下来反复听。罗大佑的《暗恋》让她惊呼，“怎么这么好听”，郑智化的《用一辈子去忘记》后来还成了她的书名。
书籍是她初中最好的朋友，翻看每一本新书前，先深呼吸油墨香味几乎成为一种仪式。虽然随着阅读兴趣的改变，这个过程只持续了3年，但“那段时间是一个人自我形成的过程。每一个这个年代长大的孩子，都会受困于同样的教育制度和文化环境，都很贫乏，都很单一，没有人告诉你，一个人应该成为丰富的人，只是说，你应该成为一个可以通过考试的人，就这一个指标。”
沉默地长大，柴静觉得边缘化不是什么太大的事。高中时她存钱去买冯友兰、买林语堂，高考前“闲书”都被母亲封锁之后，她就看字典解闷。老师和母亲说，“这个孩子虽然不怎么说话，但心里有自己的主意。”她说自己是在“温和地逃跑”。
1993年，16岁的柴静高考成绩平常。她一门心思想离开家乡，“到远方去”。和家人妥协的结果是她可以离开，但必须学习自己一点都不感兴趣的会计专业。于是柴静南下长沙铁道学院，“当时走得那么急，头也不回，恨不得把过去全部抛掉”。
逃离的柴静很自在，她并不知道学业是什么、职业是什么，她只知道可以实现中学生时的梦想了。她很少给父母打电话，“甚至忘了他们，专注于自己的世界”。
幸福，在于人生的可能性
就在这个时候，广播电台开始直播节目，率先在媒体上实现了人与人的即时沟通。那时候，和任何一个大城市的学生晚间生活一样，长沙的大学女生们人手一个收音机，熄灯了就收听电台的热线谈话节目。其中也有柴静，“快放暑假了，想做电台，想得不行，极其狂热。”
柴静得到了机会，她沉浸在播音主持中，会计专业几乎被荒废。毕业时，父母安排她回山西，到省铁17局当会计，她自然是不愿意的。适逢湖南文广要成立了，柴静给台长打电话，说“我想到这儿来”。
“电台在整个播出方式和内容上进行改革，我才有机会进入。回头去想，不得不感慨和时代之间的一个巧遇。”柴静说。
1996年，柴静进入湖南文广文艺广播电台，几乎听不懂长沙话的她依然朋友寥寥，狂热地投入工作中，甚至加班把看不顺眼的广告拿过来重新设计加工一番，因为“不能不好听啊！”她每个月300块钱收入，一大半用来租房，每天骑车上下班，自己做饭吃。每晚节目结束下来的时候，“觉得一点遗憾都没有”，觉得“只要有人在听，有人在呼应，就够了”。半夜回到家，会请楼下的河南逃难老人一起喝碗加糖的粥，那也是她为数不多能拉拉家常的时候。
这样的日子过了三年，她将“全部的生命投注其中”，名片上也印着“综艺部副主任”，而且福利分房在即，同时还成了报纸上小有名气的专栏作家。可是这个时候，柴静却突然决定离开。
“年轻人的幸福在于人生的可能性。我看着我的父母辈，他们一生中在一个单位工作，说一样的话，接受一样的评价标准，我就很怕单一，我很想知道丰富的人生应该是什么状态。”22岁的柴静到北京念书了，攻读北广的电视编辑本科。
1999年，湖南广电的老同事委托她在北京打广告，帮他们招“有表达力，需要我们去压他”的激进派主持人，未果，于是导演让她回去试试，他们不太信任她，因为她“比较内向，也比较文气，看上去不太像能当一个主持人”。
但当柴静戴着假发，陪着诗人沈浩波在他们那大部分面积黑漆漆，小部分聚光灯烤死人的话剧舞台上大声朗诵诗句——“在通往牛逼的路上一路狂奔”并顺利播出时，这个名为“新青年”的节目成功了。
那个阶段的柴静学业还未结束，常常在北京长沙之间飞来飞去。她再一次成为湖南文广革新电视方式的受益人。“那时候同时担任文字记者、学生、电视主持人，同时又有独立的文化人的身份，很满足。”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遗传密码
2000年，央视的《东方时空》前制片人陈氓找到柴静，他们的晚间节目需要一个女主持人，以和白岩松轮班。
她当然去了央视。不过最初她不适应，第一天晚上通宵工作后，她就大哭一场。在摄影棚里呆了快一年，她依然不好受，“在没什么基础的时候，面对着被传统的新闻模式迅速同化的危险。”
转机来自于2003年对新疆地震的报道，她成为被派往前线的记者。“就像当年到电台的感觉，我感觉自己属于这里。到了新闻现场，脚下踩的是土地，听到的是哭声——什么是新闻？灾民在你肩上哭泣才是新闻。”回来后，柴静很快离开《东方时空》，加盟《新闻调查》，从主持人转型为记者，她说自己终于明白，“对世界的认识，是要行万里路才能得来的”。
柴静所在的《新闻调查》团队很年轻，以前他们在一起经常会谈法拉奇、华莱士这一类的记者，但逐渐她发现，以上述记者作为自己努力的标杆是不可能的，“他们的经验是不可复制的，你永远不可能成为法拉奇，她在一个什么样的体制中？你不可能成为她！那么你要成为谁？”
这个问题在过去两年让柴静很困惑，直到她开始回头从历史中寻找参照，“在中国，变革的实现不是大而化之地来进行的，而是要落实到真正的文化上，渗透上每个人身上。梁启超说‘共和政体，道德为器’，实际上说的也是社会文明。”柴静说她后来做的节目，都隐藏了这部分思考。
“就像钱钢（作家、记者，《唐山大地震》作者）说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遗传密码，到了这个年龄，你的密码就自动启动了。”
（摘编自《南方人物周刊》）
温和地逃跑
1987年，初二女生柴静给心仪已久的一本杂志写去一封信，在信中，她把对方称为“你”，说“感谢你当我的朋友”。
这个沉默寡言的女生一直不太有朋友，她4岁上小学，当语文老师的母亲把写上拼音和汉字的牛皮纸片串成一串纸挂在她脖子上，就像今天最流行的毛衣链一样，然后她一个人留在家里，在地上写“口、天、人”。识字很早，却不太有东西看，于是她翻来父亲的中医书，翻来不知哪儿找到的批判胡风的文件，翻来《岳飞传》，却都不太看得懂。入学太早，让她无论是在个头、智力、还是反应速度上都有点吃亏。
从初中开始，她就用母亲买的红灯牌双卡收音机偷偷听“那边”的广播，听女主持人悠悠地说，“现在我正在我的阳台上对着美丽的晚霞讲话”，知道了“广播节目竟然可以这样做啊”，她买来磁带，把“滋滋啦啦”的节目录下来反复听。罗大佑的《暗恋》让她惊呼，“怎么这么好听”，郑智化的《用一辈子去忘记》后来还成了她的书名。
书籍是她初中最好的朋友，翻看每一本新书前，先深呼吸油墨香味几乎成为一种仪式。虽然随着阅读兴趣的改变，这个过程只持续了3年，但“那段时间是一个人自我形成的过程。每一个这个年代长大的孩子，都会受困于同样的教育制度和文化环境，都很贫乏，都很单一，没有人告诉你，一个人应该成为丰富的人，只是说，你应该成为一个可以通过考试的人，就这一个指标。”
沉默地长大，柴静觉得边缘化不是什么太大的事。高中时她存钱去买冯友兰、买林语堂，高考前“闲书”都被母亲封锁之后，她就看字典解闷。老师和母亲说，“这个孩子虽然不怎么说话，但心里有自己的主意。”她说自己是在“温和地逃跑”。
1993年，16岁的柴静高考成绩平常。她一门心思想离开家乡，“到远方去”。和家人妥协的结果是她可以离开，但必须学习自己一点都不感兴趣的会计专业。于是柴静南下长沙铁道学院，“当时走得那么急，头也不回，恨不得把过去全部抛掉”。
逃离的柴静很自在，她并不知道学业是什么、职业是什么，她只知道可以实现中学生时的梦想了。她很少给父母打电话，“甚至忘了他们，专注于自己的世界”。
幸福，在于人生的可能性
就在这个时候，广播电台开始直播节目，率先在媒体上实现了人与人的即时沟通。那时候，和任何一个大城市的学生晚间生活一样，长沙的大学女生们人手一个收音机，熄灯了就收听电台的热线谈话节目。其中也有柴静，“快放暑假了，想做电台，想得不行，极其狂热。”
柴静得到了机会，她沉浸在播音主持中，会计专业几乎被荒废。毕业时，父母安排她回山西，到省铁17局当会计，她自然是不愿意的。适逢湖南文广要成立了，柴静给台长打电话，说“我想到这儿来”。
“电台在整个播出方式和内容上进行改革，我才有机会进入。回头去想，不得不感慨和时代之间的一个巧遇。”柴静说。
1996年，柴静进入湖南文广文艺广播电台，几乎听不懂长沙话的她依然朋友寥寥，狂热地投入工作中，甚至加班把看不顺眼的广告拿过来重新设计加工一番，因为“不能不好听啊！”她每个月300块钱收入，一大半用来租房，每天骑车上下班，自己做饭吃。每晚节目结束下来的时候，“觉得一点遗憾都没有”，觉得“只要有人在听，有人在呼应，就够了”。半夜回到家，会请楼下的河南逃难老人一起喝碗加糖的粥，那也是她为数不多能拉拉家常的时候。
这样的日子过了三年，她将“全部的生命投注其中”，名片上也印着“综艺部副主任”，而且福利分房在即，同时还成了报纸上小有名气的专栏作家。可是这个时候，柴静却突然决定离开。
“年轻人的幸福在于人生的可能性。我看着我的父母辈，他们一生中在一个单位工作，说一样的话，接受一样的评价标准，我就很怕单一，我很想知道丰富的人生应该是什么状态。”22岁的柴静到北京念书了，攻读北广的电视编辑本科。
1999年，湖南广电的老同事委托她在北京打广告，帮他们招“有表达力，需要我们去压他”的激进派主持人，未果，于是导演让她回去试试，他们不太信任她，因为她“比较内向，也比较文气，看上去不太像能当一个主持人”。
但当柴静戴着假发，陪着诗人沈浩波在他们那大部分面积黑漆漆，小部分聚光灯烤死人的话剧舞台上大声朗诵诗句——“在通往牛逼的路上一路狂奔”并顺利播出时，这个名为“新青年”的节目成功了。
那个阶段的柴静学业还未结束，常常在北京长沙之间飞来飞去。她再一次成为湖南文广革新电视方式的受益人。“那时候同时担任文字记者、学生、电视主持人，同时又有独立的文化人的身份，很满足。”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遗传密码
2000年，央视的《东方时空》前制片人陈氓找到柴静，他们的晚间节目需要一个女主持人，以和白岩松轮班。
她当然去了央视。不过最初她不适应，第一天晚上通宵工作后，她就大哭一场。在摄影棚里呆了快一年，她依然不好受，“在没什么基础的时候，面对着被传统的新闻模式迅速同化的危险。”
转机来自于2003年对新疆地震的报道，她成为被派往前线的记者。“就像当年到电台的感觉，我感觉自己属于这里。到了新闻现场，脚下踩的是土地，听到的是哭声——什么是新闻？灾民在你肩上哭泣才是新闻。”回来后，柴静很快离开《东方时空》，加盟《新闻调查》，从主持人转型为记者，她说自己终于明白，“对世界的认识，是要行万里路才能得来的”。
柴静所在的《新闻调查》团队很年轻，以前他们在一起经常会谈法拉奇、华莱士这一类的记者，但逐渐她发现，以上述记者作为自己努力的标杆是不可能的，“他们的经验是不可复制的，你永远不可能成为法拉奇，她在一个什么样的体制中？你不可能成为她！那么你要成为谁？”
这个问题在过去两年让柴静很困惑，直到她开始回头从历史中寻找参照，“在中国，变革的实现不是大而化之地来进行的，而是要落实到真正的文化上，渗透上每个人身上。梁启超说‘共和政体，道德为器’，实际上说的也是社会文明。”柴静说她后来做的节目，都隐藏了这部分思考。
“就像钱钢（作家、记者，《唐山大地震》作者）说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遗传密码，到了这个年龄，你的密码就自动启动了。”
（摘编自《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