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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五年前的事。
2010年的十一长假期间，我们中专同学回母校搞了一次聚会，毕业二十年，到场的也刚好是二十人，用我们班主任吴老师的话说“非常具有纪念意义”。我们几个去看老罗，是在聚会上临时做出的决定，从很大程度上讲是头脑发热的结果。认真说起来和我的关系并不大，始作俑者是老秦、谷晓雅还有老金当时的女友小尚。我和老金一样，都只是被动的参与者。我额外还有一个任务，是负责给他们当司机。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当时除了我之外，别人都喝了不少酒。当然了，我开车的技术也不错，往返一百多公里路程，去了又回来，刚好赶上最后的依依惜别。这件事算是聚会的余兴节目，一个很小的小插曲，像生活中很多别的事情一样，过去也就过去了，很快就忘在了脑后。
我能够再次想起来，是因为几天前在朋友圈里看到了一篇有关刘索拉的文章。这篇文章让我吃惊不小。我没想到刘索拉是音乐科班出身——也许曾经知道，后来忘记了——多年来一直满世界地追求音乐梦想，有自己的乐队，坚持独特的音乐风格，不断地对这个庸常的世界说不。更让我吃惊的是，刘索拉居然是位年轻美丽的女士，这些年我一直把她当男性老作家崇拜呢。这篇文章还勾起了我一连串的回忆。1988年夏天，我十七岁多一点，还不到十八岁，在秦皇岛郊外一个叫半壁店的小村子实习，每天背着炮筒似的T3经纬仪，爬到山头上观测三角形。喜欢隔壁班一个姓严的女同学，又不会正经交往，能想到的办法就是拎着一瓶酒和一包花生米跑到实习基地附近的矿区铁路上，把自己灌得酩酊大醉后，发出狼一样的号叫声。有一天下雨，我去市里买回了一堆书。其中一本小说集里，就有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那本小说集叫《现代派小说选》还是《新时期小说选》，我已经记不清了。说起来，连《你别无选择》这篇小说的内容也毫无印象了，留在记忆里的就只剩下作者名和小说名。
我想说的是，那天和我一起去买书的人就是老罗。
当时他买了两本诗集——《北岛诗选》和《朦胧诗选》。两本书有个共同特点，就是里面的诗我都读不懂。大概正因为这样，反倒把书名记住了。那时候，老罗已经是小有名气的校园诗人，给自己起了笔名罗丹，立志要用诗句雕塑出一代人的灵魂。我们俩，再加上老秦、老金、谷晓雅，正筹划着办一份名为《我们》的报纸。
老秦笔名秦朝，也是学校里的名人，有一段时间照片被贴在教师办公楼前面的玻璃橱窗里展览，在“崇拜的人”那一栏后面填着：Myself。老秦写诗也写散文，人长得高大帅气，会下围棋，对哲学也非常热衷，是很多女生暗恋或明恋的对象。他经常教导我们，大凡伟大的作家都是哲学家，所以一定要读哲学。毕业第二年夏天，为了分到单位的集资房，他火速娶了家属院一位姓王的姑娘，转过年儿子出生，他就渐渐写得少了，但还在坚持写。几年后，儿子意外夭折，让他彻底放弃了写作。但当年在学校时，我们都信心十足地以为有朝一日会把自己写成一位大作家，对老秦的话也不敢置之不理。大家有目共睹，哲学让老秦发生了立竿见影的变化。有时候聊得好好的，他会突然吓人一跳地说一句“上帝死了”。你要是胆敢对他说孤独，他就会盯着你的眼睛问：“错以无聊充孤独，你他母亲的配吗？”
谷晓雅喜欢音乐和绘画，同时也喜欢老秦，我们之所以拉她入伙，主要目的大概是想让她画插图。她长得很漂亮，歌唱得好听，理想是当歌唱家。每天早晨六点，她都会准时在操场上练声，“啊啊啊”，“咦咦咦”，然后合在一起“阿姨”。我们班很多男生都喜欢她，但不包括老秦。老秦对她最亲近的举动，是送给了她一个雅子的笔名。我问过老秦为什么看不上谷晓雅。老秦说，她长了一双桃花眼，不会安生过日子。
老金喜欢历史，勤奋得都有些不正常了，吃饭拉屎手上都捧着一本书。立志将来要当大学教授，成为历史学家，写出一部《史记》那样的巨著。每次他谈起这个理想，我脑海里都会浮现出他遭受宫刑的场面。说起来有些奇怪，他不爱好文学，也没有其他办报纸用得上的本事，除了住在我上铺，每天早晨偷抹我的雪花膏之外，和我们的关系也算不上亲近，我们为什么要拉他入伙呢？其中的原因，说什么也想不起来了。
人到中年，很多事情都不愿意再较真儿。一是这么大岁数了，不好意思钻牛角尖，二也觉得没有什么必要。用句时髦的话说，人生就像一次旅行，一路走来，你的背包里不可能把所有东西都装进去。走一段路，就要淘汰一些旧东西，装进一些新东西。记住的都是应该记住的，忘记的也是应该忘记的，用不着死乞白赖和自己过不去。
能想起五年前那件事，就说明还没到应该忘记的时候。
我决定给老罗打个电话。自从五年前那次见面后，就一直没再和他联系过。我还记得，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操你们母亲的”。话说完后，他的嘴巴还在动个不停，好像在暗自运劲，让人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我明智地闪身躲开。老秦就没有那么幸运，一口痰从老罗嘴里飞出来，像块年糕似的贴在他的秃脑门儿上。那口痰对老秦打击不小，回去的路上他情绪一直很低落，右手也抖得更厉害，嘴里不断重复“倒霉”两个字。谷晓雅试图让他振作起来，鼓励他多说几个字，老秦就开始没完没了地说“真他母亲的倒霉”。把“妈”替换成“母亲”，是我们在学校时的一种语言习惯，最初是受一段相声启发，那段相声里有个包袱，“你以为我们知识分子就不会骂人吗？他母亲的。”我们吴老师说过，读中专也算知识分子，起码是小知识分子，于是，众多母亲就相继出现在我们的话语里。
我把手机通讯录从头翻到尾，没找到老罗的电话号码。手机是一年前刚换的，找不到五年前的老罗，也并不奇怪。我又把几个本子翻了一遍，仍然没有老罗的名字，这就有些奇怪了。我是个认真仔细的人，每个电话号码都按联系人姓氏记得工工整整，而且每年还会誊抄一遍，按道理不会把老罗的号码弄丢。我坐在书房里仔细想了想，认为只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我本来就没有老罗的号码。毕业第五年头上，老罗就得了抑郁症，最严重的时候一度精神恍惚，说话胡言乱语。单位给他办了病退手续，老婆和他离了婚，带着孩子改嫁他人。老罗的父母照顾过他一段时间，后来他妹妹生小孩，他们就去照顾产妇了。在长达八年的时间里，老罗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给同学们打电话。我们都多次成为他的聊天儿对象，也不止一次互相交流过心得体会，都觉得实在是太折磨人了。在电话里，老罗有时候回忆读书时的往事，有时候谈论诗歌，更多的时候，边回忆往事，边谈论诗歌。他的拿手好戲是点名，按学号逐一说出我们班三十五名同学的名字。开始我们的心里充满了温暖湿润的感觉，不知不觉思绪也回到了校园里，跟着他一起回忆。这样的电话接的次数多了，就觉得不是那么回事了。眼前的生活还在继续，除了老罗和那个叫普鲁斯特的法国人，谁也不能靠回忆过日子。大家每天都要面临各种压力和问题，谁有心思陪着他没完没了地追忆逝水年华呢？更让人无法忍受的是，老罗还会不断地提起你当年的理想。这就有些揭人伤疤的意思了。理想之所以叫理想，就说明它很可能无法实现，人最重要的本领是面对现实，在现实生活中，没有几个人会像春秋时那个叫尾生的傻子一样，宁可淹死还死抱住理想的桥墩子不放。还是那句话，该记住的记，该忘的就得忘。人家自己都忘记的事情，有人偏要一个劲揪住不放，真他母亲够折磨人的。我们不胜其烦，只能尽量少接或不接他的电话。老罗大概也意识到了什么，也可能他已经病得失去了骚扰我们的能力，总而言之，他的电话渐渐变少，直至彻底消失了。大概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某一次誊抄电话通讯录时，我有意“帕丝”了他的号码。 我给老秦打电话，他也不知道老罗的号码。他还对那口痰耿耿于怀，说听到老罗这个名字，脑门上就感觉黏糊糊的，心里就他母亲的一阵阵恶心。
“孙子才会再给他打电话呢！”老秦恶狠狠地说。
去年我见过老秦一次，他开车带着家人沿滨海路自驾游，途经我所在的城市，我请他们全家到凯伦咖啡吃了一顿西餐。他的第二个孩子已经上小学了，小姑娘聪明伶俐很有礼貌，就是看上去胆子有些小。老秦戒掉了酒瘾，右手不再一个劲地发抖，已经渐渐从儿子夭折的阴影里走出来。在饭店门口分手时，他把嘴凑近我耳边说，等到将来退休后，他打算重新把笔捡起来，不为当什么作家，就图一个乐儿。我知道他说的是心里话，我也知道他为什么会对我说这些。在别人心目中，我已经是个作家了，是一个实现了理想的人。
“老耿，你千万别多心，我一直非常尊重你。我不是骂你，是特指我自己。”老秦大概意识到“孙子”这个词打击面太广，赶忙进行解释。我告诉他没多心，说自己也是一时心血来潮才想起老罗。接下去，我给他讲了写刘索拉的那篇文章，还有多年前和老罗一起买书的经历。
电话里的老秦沉默片刻说：“老耿，你好好想一想，是不是忘记了什么事？”
我一头雾水，不知道自己忘记了什么，当然也无从想起，只好让他提个醒。
“那天一起去买书的，还有我呢！”老秦失望地叹口气说。
我有些吃惊，记忆真是个不靠谱的东西，如果老秦自己不说，我半点都想不起来当时同行的还有他了。好在老秦也没再计较下去，只是提醒我，再出新书时别忘给他寄一本。我爽快地答应下来，其实自己也不知道猴年马月会出新书，最大的可能性是永远都不会再出。
该说说我自己了。
我叫耿立中，在市文联上班，挂着一个市作协副主席的头衔，用前一阵社会上流行的说法，也算是“被体制包养起来”的人。我写过几年小说，曾经的笔名叫耕夫，出版过两本小小说集。遇到有人喊我作家，我会提醒他叫老耿。不是我谦虚低调，而是如今已经很少写作，作家两个字听上去更像骂人，让我如芒在背。按照时髦的说法，我算是个文化学者，也有人叫明星学者。五年前聚会时，我刚买下了步行街上的一处二层门市，把本市第一家书院的牌子挂起来。很多事情还没有完全理顺，对未来也重新有了些憧憬，以为自己抓住了一个契机，将会干出一番事业来。现在我才搞明白，其实书院和写作一样，仍然是虚幻的泡影罢了。不管什么产业，到头来都是商业，都离不开钱。为了扩大知名度，我不断参加各种电视节目，渐渐成了本市的名人。我还在不断地买书，仍然还是本市十大藏书家之一，但那些书已经很少有时间读，大部分书塑料封皮都懒得撕掉，就摆在了一排排书架上。我已经戒烟戒酒持斋多年，裤兜里时刻揣着一瓶速效救心丸，遇到有人劝酒或者问起原因，就掏出来晃一晃，告诉对方身体不行了。别人就冲我挑大拇指，夸赞我有意志力。我一律笑而不答。只有我自己知道，这么做其实是因为没劲没意思提不起兴致来。年华不再，理想渐行渐远，怎么说都是一种莫大的悲哀，怎么還有心思抽烟喝酒吃肉呢？
你说是不是？
不过，当年坐在聚会的酒桌上时，我还预料不到五年后的今天，一直在豪情万丈地向大家描述我的白云书院。
我刚才说过了，参加聚会的一共是二十人，这个数字是否算上了我们吴老师，我已经记不清了。但我还记得，路途最远的是谷晓雅，她是从海南赶过去的。让人欣慰的是，她还是那么美，岁月在她那好像没留下什么痕迹。她浑身上下都是名牌，胳膊上挎着一只红色路易威登皮包，没有直说坐飞机，而是问大家谁有晕机药，声称她已经难受得要死了。谁也没预备那玩意。但她也没有真死，整个聚会的两天里都活得好好的。她一直在讲自己的老公，讲当年创业有多么不容易，接到第一张订单时如何激动得热泪盈眶，顺便也说到了他们的财富、奔驰车和别墅式洋房。
坐在谷晓雅旁边的老秦则显得有些萎靡不振，脸色蜡黄阴郁，一只右手抖得像播种机，需要左手帮忙才能把筷子和酒杯拿住。他的头发掉光了，一颗秃脑袋缩在肩膀上，两条小细腿支着大肚子，酷似动画片《卑鄙的我》里那个想要偷月亮的坏蛋格鲁。看到他这副模样，我们心里都有些难过。大家都知道他遭遇到的不幸。聚会的五年前，他十二岁的儿子在放学回家的路上被房檐坠落的水泥块砸中了头部。孩子遇难地点离家不到二百米。老秦的精神一度崩溃，染上了嗜酒的毛病。不喝酒时手就抖个不停，喝了酒才会慢慢平复下来。尽管他和妻子又要了一个女儿，但心上的伤口还没有完全愈合。和他说话时，我们都有些小心翼翼的。
还是不说老秦的事了。
二十年间，人和事变化都很大，虽说不上沧海桑田，但也足以让人惊讶地说一句“我靠”。我们的母校校园还在，但已经被人家吞并，变成了吉林大学的一个系，就像是小河汇入大河，找不到什么痕迹了。完全可以想象出来，若干年后除了我们这些人，没谁会知道在这座城市里曾经有过那样一所中专学校，培养出过一批小知识分子。
同学们变化也都不小，总的来讲混得都不错。班长有了自己的测绘公司，手下四五十名员工，用他自己的话说“拿下了兰州市百分之六十的测绘任务”。抚慰一圈大家崇拜的眼神，他忽然叹口气又说：“各有各的烦恼啊，我现在，穷得就剩下钱了。”他这么唠嗑，别人还能说什么呢？只好在心里骂一句：“这孙子真他母亲够装X的。”团支书当上了市土地局局长，身材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已经是标准的“腰粗腿短，大屁股圆脸”。他一直在引导我们打探他的私生活，猜他有几个情人，都是多大年龄。见没人愿意配合，就主动坦白说有两个，一个不到三十，一个不到三十五……打住吧，我的回忆已经跑偏了，这些事情都不是重点，还是一带而过比较好。
不过，有两个人还是要说一说。
一个是我们吴老师。老人家已经六十出头，突然下决心要把研究生学历拿到手。酒桌上太乱，我没有完全搞清楚其中的原因，大概是和学校被吞并后原来的教师受到了歧视有关。我们都有些不解，她老人家几年前已经退休了，不管考取什么学历也完全用不上了，单纯只是为了争一口气，有什么意义呢？
2010年的十一长假期间，我们中专同学回母校搞了一次聚会，毕业二十年，到场的也刚好是二十人，用我们班主任吴老师的话说“非常具有纪念意义”。我们几个去看老罗，是在聚会上临时做出的决定，从很大程度上讲是头脑发热的结果。认真说起来和我的关系并不大，始作俑者是老秦、谷晓雅还有老金当时的女友小尚。我和老金一样，都只是被动的参与者。我额外还有一个任务，是负责给他们当司机。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当时除了我之外，别人都喝了不少酒。当然了，我开车的技术也不错，往返一百多公里路程，去了又回来，刚好赶上最后的依依惜别。这件事算是聚会的余兴节目，一个很小的小插曲，像生活中很多别的事情一样，过去也就过去了，很快就忘在了脑后。
我能够再次想起来，是因为几天前在朋友圈里看到了一篇有关刘索拉的文章。这篇文章让我吃惊不小。我没想到刘索拉是音乐科班出身——也许曾经知道，后来忘记了——多年来一直满世界地追求音乐梦想，有自己的乐队，坚持独特的音乐风格，不断地对这个庸常的世界说不。更让我吃惊的是，刘索拉居然是位年轻美丽的女士，这些年我一直把她当男性老作家崇拜呢。这篇文章还勾起了我一连串的回忆。1988年夏天，我十七岁多一点，还不到十八岁，在秦皇岛郊外一个叫半壁店的小村子实习，每天背着炮筒似的T3经纬仪，爬到山头上观测三角形。喜欢隔壁班一个姓严的女同学，又不会正经交往，能想到的办法就是拎着一瓶酒和一包花生米跑到实习基地附近的矿区铁路上，把自己灌得酩酊大醉后，发出狼一样的号叫声。有一天下雨，我去市里买回了一堆书。其中一本小说集里，就有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那本小说集叫《现代派小说选》还是《新时期小说选》，我已经记不清了。说起来，连《你别无选择》这篇小说的内容也毫无印象了，留在记忆里的就只剩下作者名和小说名。
我想说的是，那天和我一起去买书的人就是老罗。
当时他买了两本诗集——《北岛诗选》和《朦胧诗选》。两本书有个共同特点，就是里面的诗我都读不懂。大概正因为这样，反倒把书名记住了。那时候，老罗已经是小有名气的校园诗人，给自己起了笔名罗丹，立志要用诗句雕塑出一代人的灵魂。我们俩，再加上老秦、老金、谷晓雅，正筹划着办一份名为《我们》的报纸。
老秦笔名秦朝，也是学校里的名人，有一段时间照片被贴在教师办公楼前面的玻璃橱窗里展览，在“崇拜的人”那一栏后面填着：Myself。老秦写诗也写散文，人长得高大帅气，会下围棋，对哲学也非常热衷，是很多女生暗恋或明恋的对象。他经常教导我们，大凡伟大的作家都是哲学家，所以一定要读哲学。毕业第二年夏天，为了分到单位的集资房，他火速娶了家属院一位姓王的姑娘，转过年儿子出生，他就渐渐写得少了，但还在坚持写。几年后，儿子意外夭折，让他彻底放弃了写作。但当年在学校时，我们都信心十足地以为有朝一日会把自己写成一位大作家，对老秦的话也不敢置之不理。大家有目共睹，哲学让老秦发生了立竿见影的变化。有时候聊得好好的，他会突然吓人一跳地说一句“上帝死了”。你要是胆敢对他说孤独，他就会盯着你的眼睛问：“错以无聊充孤独，你他母亲的配吗？”
谷晓雅喜欢音乐和绘画，同时也喜欢老秦，我们之所以拉她入伙，主要目的大概是想让她画插图。她长得很漂亮，歌唱得好听，理想是当歌唱家。每天早晨六点，她都会准时在操场上练声，“啊啊啊”，“咦咦咦”，然后合在一起“阿姨”。我们班很多男生都喜欢她，但不包括老秦。老秦对她最亲近的举动，是送给了她一个雅子的笔名。我问过老秦为什么看不上谷晓雅。老秦说，她长了一双桃花眼，不会安生过日子。
老金喜欢历史，勤奋得都有些不正常了，吃饭拉屎手上都捧着一本书。立志将来要当大学教授，成为历史学家，写出一部《史记》那样的巨著。每次他谈起这个理想，我脑海里都会浮现出他遭受宫刑的场面。说起来有些奇怪，他不爱好文学，也没有其他办报纸用得上的本事，除了住在我上铺，每天早晨偷抹我的雪花膏之外，和我们的关系也算不上亲近，我们为什么要拉他入伙呢？其中的原因，说什么也想不起来了。
人到中年，很多事情都不愿意再较真儿。一是这么大岁数了，不好意思钻牛角尖，二也觉得没有什么必要。用句时髦的话说，人生就像一次旅行，一路走来，你的背包里不可能把所有东西都装进去。走一段路，就要淘汰一些旧东西，装进一些新东西。记住的都是应该记住的，忘记的也是应该忘记的，用不着死乞白赖和自己过不去。
能想起五年前那件事，就说明还没到应该忘记的时候。
我决定给老罗打个电话。自从五年前那次见面后，就一直没再和他联系过。我还记得，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操你们母亲的”。话说完后，他的嘴巴还在动个不停，好像在暗自运劲，让人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我明智地闪身躲开。老秦就没有那么幸运，一口痰从老罗嘴里飞出来，像块年糕似的贴在他的秃脑门儿上。那口痰对老秦打击不小，回去的路上他情绪一直很低落，右手也抖得更厉害，嘴里不断重复“倒霉”两个字。谷晓雅试图让他振作起来，鼓励他多说几个字，老秦就开始没完没了地说“真他母亲的倒霉”。把“妈”替换成“母亲”，是我们在学校时的一种语言习惯，最初是受一段相声启发，那段相声里有个包袱，“你以为我们知识分子就不会骂人吗？他母亲的。”我们吴老师说过，读中专也算知识分子，起码是小知识分子，于是，众多母亲就相继出现在我们的话语里。
我把手机通讯录从头翻到尾，没找到老罗的电话号码。手机是一年前刚换的，找不到五年前的老罗，也并不奇怪。我又把几个本子翻了一遍，仍然没有老罗的名字，这就有些奇怪了。我是个认真仔细的人，每个电话号码都按联系人姓氏记得工工整整，而且每年还会誊抄一遍，按道理不会把老罗的号码弄丢。我坐在书房里仔细想了想，认为只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我本来就没有老罗的号码。毕业第五年头上，老罗就得了抑郁症，最严重的时候一度精神恍惚，说话胡言乱语。单位给他办了病退手续，老婆和他离了婚，带着孩子改嫁他人。老罗的父母照顾过他一段时间，后来他妹妹生小孩，他们就去照顾产妇了。在长达八年的时间里，老罗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给同学们打电话。我们都多次成为他的聊天儿对象，也不止一次互相交流过心得体会，都觉得实在是太折磨人了。在电话里，老罗有时候回忆读书时的往事，有时候谈论诗歌，更多的时候，边回忆往事，边谈论诗歌。他的拿手好戲是点名，按学号逐一说出我们班三十五名同学的名字。开始我们的心里充满了温暖湿润的感觉，不知不觉思绪也回到了校园里，跟着他一起回忆。这样的电话接的次数多了，就觉得不是那么回事了。眼前的生活还在继续，除了老罗和那个叫普鲁斯特的法国人，谁也不能靠回忆过日子。大家每天都要面临各种压力和问题，谁有心思陪着他没完没了地追忆逝水年华呢？更让人无法忍受的是，老罗还会不断地提起你当年的理想。这就有些揭人伤疤的意思了。理想之所以叫理想，就说明它很可能无法实现，人最重要的本领是面对现实，在现实生活中，没有几个人会像春秋时那个叫尾生的傻子一样，宁可淹死还死抱住理想的桥墩子不放。还是那句话，该记住的记，该忘的就得忘。人家自己都忘记的事情，有人偏要一个劲揪住不放，真他母亲够折磨人的。我们不胜其烦，只能尽量少接或不接他的电话。老罗大概也意识到了什么，也可能他已经病得失去了骚扰我们的能力，总而言之，他的电话渐渐变少，直至彻底消失了。大概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某一次誊抄电话通讯录时，我有意“帕丝”了他的号码。 我给老秦打电话，他也不知道老罗的号码。他还对那口痰耿耿于怀，说听到老罗这个名字，脑门上就感觉黏糊糊的，心里就他母亲的一阵阵恶心。
“孙子才会再给他打电话呢！”老秦恶狠狠地说。
去年我见过老秦一次，他开车带着家人沿滨海路自驾游，途经我所在的城市，我请他们全家到凯伦咖啡吃了一顿西餐。他的第二个孩子已经上小学了，小姑娘聪明伶俐很有礼貌，就是看上去胆子有些小。老秦戒掉了酒瘾，右手不再一个劲地发抖，已经渐渐从儿子夭折的阴影里走出来。在饭店门口分手时，他把嘴凑近我耳边说，等到将来退休后，他打算重新把笔捡起来，不为当什么作家，就图一个乐儿。我知道他说的是心里话，我也知道他为什么会对我说这些。在别人心目中，我已经是个作家了，是一个实现了理想的人。
“老耿，你千万别多心，我一直非常尊重你。我不是骂你，是特指我自己。”老秦大概意识到“孙子”这个词打击面太广，赶忙进行解释。我告诉他没多心，说自己也是一时心血来潮才想起老罗。接下去，我给他讲了写刘索拉的那篇文章，还有多年前和老罗一起买书的经历。
电话里的老秦沉默片刻说：“老耿，你好好想一想，是不是忘记了什么事？”
我一头雾水，不知道自己忘记了什么，当然也无从想起，只好让他提个醒。
“那天一起去买书的，还有我呢！”老秦失望地叹口气说。
我有些吃惊，记忆真是个不靠谱的东西，如果老秦自己不说，我半点都想不起来当时同行的还有他了。好在老秦也没再计较下去，只是提醒我，再出新书时别忘给他寄一本。我爽快地答应下来，其实自己也不知道猴年马月会出新书，最大的可能性是永远都不会再出。
该说说我自己了。
我叫耿立中，在市文联上班，挂着一个市作协副主席的头衔，用前一阵社会上流行的说法，也算是“被体制包养起来”的人。我写过几年小说，曾经的笔名叫耕夫，出版过两本小小说集。遇到有人喊我作家，我会提醒他叫老耿。不是我谦虚低调，而是如今已经很少写作，作家两个字听上去更像骂人，让我如芒在背。按照时髦的说法，我算是个文化学者，也有人叫明星学者。五年前聚会时，我刚买下了步行街上的一处二层门市，把本市第一家书院的牌子挂起来。很多事情还没有完全理顺，对未来也重新有了些憧憬，以为自己抓住了一个契机，将会干出一番事业来。现在我才搞明白，其实书院和写作一样，仍然是虚幻的泡影罢了。不管什么产业，到头来都是商业，都离不开钱。为了扩大知名度，我不断参加各种电视节目，渐渐成了本市的名人。我还在不断地买书，仍然还是本市十大藏书家之一，但那些书已经很少有时间读，大部分书塑料封皮都懒得撕掉，就摆在了一排排书架上。我已经戒烟戒酒持斋多年，裤兜里时刻揣着一瓶速效救心丸，遇到有人劝酒或者问起原因，就掏出来晃一晃，告诉对方身体不行了。别人就冲我挑大拇指，夸赞我有意志力。我一律笑而不答。只有我自己知道，这么做其实是因为没劲没意思提不起兴致来。年华不再，理想渐行渐远，怎么说都是一种莫大的悲哀，怎么還有心思抽烟喝酒吃肉呢？
你说是不是？
不过，当年坐在聚会的酒桌上时，我还预料不到五年后的今天，一直在豪情万丈地向大家描述我的白云书院。
我刚才说过了，参加聚会的一共是二十人，这个数字是否算上了我们吴老师，我已经记不清了。但我还记得，路途最远的是谷晓雅，她是从海南赶过去的。让人欣慰的是，她还是那么美，岁月在她那好像没留下什么痕迹。她浑身上下都是名牌，胳膊上挎着一只红色路易威登皮包，没有直说坐飞机，而是问大家谁有晕机药，声称她已经难受得要死了。谁也没预备那玩意。但她也没有真死，整个聚会的两天里都活得好好的。她一直在讲自己的老公，讲当年创业有多么不容易，接到第一张订单时如何激动得热泪盈眶，顺便也说到了他们的财富、奔驰车和别墅式洋房。
坐在谷晓雅旁边的老秦则显得有些萎靡不振，脸色蜡黄阴郁，一只右手抖得像播种机，需要左手帮忙才能把筷子和酒杯拿住。他的头发掉光了，一颗秃脑袋缩在肩膀上，两条小细腿支着大肚子，酷似动画片《卑鄙的我》里那个想要偷月亮的坏蛋格鲁。看到他这副模样，我们心里都有些难过。大家都知道他遭遇到的不幸。聚会的五年前，他十二岁的儿子在放学回家的路上被房檐坠落的水泥块砸中了头部。孩子遇难地点离家不到二百米。老秦的精神一度崩溃，染上了嗜酒的毛病。不喝酒时手就抖个不停，喝了酒才会慢慢平复下来。尽管他和妻子又要了一个女儿，但心上的伤口还没有完全愈合。和他说话时，我们都有些小心翼翼的。
还是不说老秦的事了。
二十年间，人和事变化都很大，虽说不上沧海桑田，但也足以让人惊讶地说一句“我靠”。我们的母校校园还在，但已经被人家吞并，变成了吉林大学的一个系，就像是小河汇入大河，找不到什么痕迹了。完全可以想象出来，若干年后除了我们这些人，没谁会知道在这座城市里曾经有过那样一所中专学校，培养出过一批小知识分子。
同学们变化也都不小，总的来讲混得都不错。班长有了自己的测绘公司，手下四五十名员工，用他自己的话说“拿下了兰州市百分之六十的测绘任务”。抚慰一圈大家崇拜的眼神，他忽然叹口气又说：“各有各的烦恼啊，我现在，穷得就剩下钱了。”他这么唠嗑，别人还能说什么呢？只好在心里骂一句：“这孙子真他母亲够装X的。”团支书当上了市土地局局长，身材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已经是标准的“腰粗腿短，大屁股圆脸”。他一直在引导我们打探他的私生活，猜他有几个情人，都是多大年龄。见没人愿意配合，就主动坦白说有两个，一个不到三十，一个不到三十五……打住吧，我的回忆已经跑偏了，这些事情都不是重点，还是一带而过比较好。
不过，有两个人还是要说一说。
一个是我们吴老师。老人家已经六十出头，突然下决心要把研究生学历拿到手。酒桌上太乱，我没有完全搞清楚其中的原因，大概是和学校被吞并后原来的教师受到了歧视有关。我们都有些不解，她老人家几年前已经退休了，不管考取什么学历也完全用不上了，单纯只是为了争一口气，有什么意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