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状元”盛誉背后的尴尬
　　
　　46岁的赵军贤是西安市临潼区一位普通农妇，她衣着朴素，发式简单，一口粗犷浓重的关中方言。但在近10年来，她获得了绝大多数中国农村妇女所不能企及的劳誉，因此成为“让人瞩目的农村致富女明星”。1991年她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1993年当选为临潼区人大代表，区人大常委会委员，1997年被评为陕西省劳动模范， 2002年先后被评为陕西省科技致富女状元，全国双学双比女能人，2004年，她被国家农业部，林业部，财政部，教育部，人事部和全国妇联等19个部委联合评为“全国农民十大女状元”。
　　关于这些头衔的分量，在相关评选单位的官方资料中有这样一些描述：“赵军贤……先后选育‘西优牌’红果，粉果，樱桃3个蕃茄系列60多个品种……累计推广面积1万多亩，种植面积20多万亩，每年为当地农民增收近百万元，最高年份达 500万元，累计增收数千万元。”
　　赵军贤自己给记者提供的一份从地方妇联报送到全国妇联的“全国家民十大女状元”推荐材料更确切说：“赵军贤……变成了现在拥有占地300余亩，固定资产500多万元的集蕃茄育种，试验，生产为一体的现代农业科研企业家……20年来累计生产种子10万公斤，为当地农民增收400多万元，产生社会效益达到5个亿。”
　　然而，这些分量十足的头衔在赵军贤的家乡照渠村遭到了村民的质疑和反感。
　　“带领我们致富？其实富了她一家人还差不多。”
　　就在前不久，把160多亩土地联合出租给赵军贤搞科技农业示范园的90余户村民，一气之下推倒了100多米长的园墙。他们质疑：“什么高科技，不过是把地圈起来种了些商品玉米，还想骗政府，骗大家。”
　　这样，就出现了异常现象：在渭北农村，一位普通农妇，取得了全国农村妇女为之侧目的非常荣誉，背后却是“被她带领致富村民”的喋喋骂名。那么，在这起异乎寻常的冲突中，是简单地像瓦特发明了蒸气机而落后的人们却斥之为蠢物，还是这些荣誉本身背离了存在于照渠村的真相，从而伤害了村民对荣誉的信任？
　　许多人讲，赵军贤本不是一个水平很高的人，虽然经常开会，长了不少见识，但对自己的企业和产品，她并不是很懂。当地政府领导为了政治需要，不惜一切手段宣传她。所以她忘本就末，整天热衷于一些外事活动。
　　在赵军贤所在的旭一组，在通村路以南，有一块被砖墙圈起来的土地，地里荒草丛生，断墙残垣纵横交错。村民说：“这就是赵军贤的蕃茄制种基地， 30多亩地被她荒了这几年，她不心疼我们还心疼呢!”
　　基地东面地里，还有同样残破的土坯墙立在地里，据村民讲，这是赵军贤领导村民搞的蔬菜大棚，“没整出个所以然，全都荒下了。”
　　不同于这两处破败景象，在通村路北面，赵军贤家的两层小楼房有黄瓷砖贴面，“看起来很亮堂”。村民说：“可人家不住这了，往届村委会把村上修的办公楼卖给她了，她一家人都搬走了。”
　　事实上，记者从妇联系统级级上报的“全国十大农民女状元”推荐材料中所提到的“赵军贤为当地农民增收4000多万元，产生社会效益达到5个亿”，并未经过权威部门评估。
　　
　　育种村民：赵军贤把我们骗了
　　
　　“赵军贤把我们辛辛苦苦繁育的蕃茄种收走了，要么一分钱不给，要么就是按低等级收上去，再按高等级卖出，她把我们骗了，自己倒赚美了。”
　　照渠村村民大多会用这样的话来简化赵军贤的致富史。事实上，和照渠村村民谈到赵军贤，他们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就是骗子，在他们看来，赵军贤的“发家致富”根本就不是什么“科技致富”或“勤劳致富”，而是一部充满了欺骗与投机的发迹史。
　　62岁的杨自忠被赵军贤发展为蕃茄制种户已经有10年了，记者采访时他表示再不会干这个了。“赵军贤给我们供苗时说好按100元一斤回收种子，后来要么给个80元，甚至按70元收，而且老是拖欠，我们根本赚不了啥钱。”
　　杨自忠还透露，赵军贤发展蕃茄制种产时不但供苗，还供建棚用的竹竿、塑料薄膜及农药。“。1996年，她供给村民的竹竿收到1角5分钱一根，我不跟张忠良一起到渭南去拉了一车，结果进价才6分，卖给农民才8分钱。赵军贤供的农药，地膜有时比市场价还高，她从这里赚我们的钱。”
　　除了杨自忠，在照渠村，还有为数不少的村民反映：他们交给赵军贤的种子被验收为不合格，但赵军贤并未向他们退还这些不合格种子。
　　正是大量杨自忠这样的制种户屡屡向人说起自己的遭遇，“照渠有个赵军贤，只放面积不给钱”顺口溜才逐渐流传开来。然而，恰恰是这些被村民视为“存在严重欺骗和投机”的收购行为，赵军贤却说是她“付出了自己的血本才把村民损失降到了最低，”
　　据赵军贤讲，她从土地下户就断断续续搞一些科技致富项目，慢慢与外省的科研单位，企业建立了联系。
　　“1987年，我第一次给村里引进蕃茄制种项目，当时我签了40亩地的制种任务，但没有一个村民响应这个事情，后来我找到村支书，通过多次开会做工作，才全部落实下去，结果村民当年就赚了。”
　　赵军贤掰着手指头给记者算了制种户的收入，当年平均每亩地产种子25斤，都是按每斤100元回收上来的，这一亩地就能卖个2500元，而种苗都是由自己提供的，每亩地仅收供苗费100元。
　　1988年，村民一看能赚钱，200多户人主动报名要制种，当年签了200亩合同，到了1989年，前来报名的一下子增加到500多户，种子产了7000多斤。但按合同只收6000斤，这超的1000斤怎么办，算下来10多万元呢，而且还有很多种子不合格。在危急关头，她按市场价格包收了合格种子，对于不合格的，也按稍低于市场的价格全部回收，最后跑了好几个省才把这些种子处理掉。
　　此次危机，对赵军贤来说，教训应该是非常深刻的，但过了4年，同样的危机又让她重演了一遍。按赵军贤的说法，产量超合同让她付出血本才勉强保住制种户的利益，但许多制种户却认为，赵军贤正是用产量超合同为借口，狠狠地投了一把机。
　　对于村民所反映的高价供农药等生产资料一事，赵军贤坚决否认：杨自忠买回的竹竿跟我卖的就不是一个品种，用途也不一样。她解释说：像磷肥，我当时规定送到远的地方，一袋只加收5角钱运费，但有些片长私下收了1元钱，村民吃了亏就会有意见，当然这是我管理不善造成的。
　　
　　合作方：“她根本就不懂经营”
　　
　　赵军贤获得的所有荣誉，在照渠村村民看来一文不值，但这并没有影响到荣誉在别的时间，别的地点发挥出自身特有的价值。
　　2002年，西安市轻工业研究所陈荣所长把一本厚达30页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交到赵军贤手里，与此同时，由研究所注入100万元资金，双方合资成立了西安西优绿色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基本建成后，实际经营权都交给赵军贤。
　　但这个充满机遇的公司在后来发展过程中却一直不如陈荣所愿。陈荣无奈地说：一直在亏损，开始我们也只能睁只眼闭只眼，只要她不影响到公司发展就行。结果合作一年越亏越多，跟她谈也谈不拢，她还老在参加各种会议。找她开个会都很难。在这种情况下，公司在2003年6月召开了董事会，后干脆把160多亩园区的生产、经营全部承包给她。
　　按照西优公司与赵军贤签订的承包合同，到2004年7月30日前，公司不产生新的亏损，保证示范园的生产经营活动正常进行，做到收支平衡。但10月28日记者采访陈荣时，她透露，目前公司仍处于亏损状态。
　　为什么与赵军贤的合作陷入尴尬局面，陈荣谈了自己的看法：其实她根本不懂经营，她完全是那种个体户式的做法，没有计划，没有预算，帐目也弄不清，我们想查帐都没法查。根据陈荣描述，赵军贤每次从兜里掏钱都是一抓一把，显得十分混乱。
　　其实在记者和她的几次约见，她都在一些地方政府会议上。记者不解，一个企业家，为什么不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企业的经营上。所有的管理，实际上只是赵军贤和丈夫的一个家庭意识，看不见一个企业正常的体制和机制。
　　记者在西优示范园看到的是一片光秃秃的地，十多个大棚只剩下了水泥支架，后园墙已被索要租地费的村民推平了。
　　雨金镇政府农业科科长梁曾圣科长讲：发生推墙事件后，他到村民中间去调查，光给村民谈话的笔录就有这么厚。他双手拉开近一尺的距离，随后又连连摆手，没有一个人说她好。
　　记者从陕西省妇联城乡部获悉，全国妇联及一些单位已陆续接到照渠村村民举报，目前已由西安市相关部门牵头，对赵军贤的问题展开调查。
　　与此同时，村民频繁与律师接触，希望用法律手段把她骗去的种子款全部追回来的风声已从照渠村不胫而走。
　　对于这些已有和将有的危机，赵军贤似乎已经感觉到了，她接受采访时，只是语调低沉地说：只有我知道我，没有人理解我。
　　11月24日晚，在村民当中大量走访之后，记者再次找到赵军贤时，她勉强承认了一个出现在推荐材料中的错误：实际上，连我圈的那30多亩制种基地，办公楼后面那近7亩多地，还有这个160多亩示范园，总共也就占地200多亩。
　　记者问赵军贤今后有什么打算，她又打起了精神，双手开始比划：“我研究的一些蕃茄种子比以色列的还好，外省好多单位也已经试种了，反应都不错，明年，我就要大规模销售自己研究的种子，让别人也来替我制一回种。”
　　临本刊发稿前，记者再次和赵军贤联系，她说自己正在开会，此事她认为有人在故意教唆群众，有关事情她想等调查完了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