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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里面总是放不下西藏，我想念西藏。我死了以后，你们一定要把我的骨灰送回西藏，安放在西藏。”1985年12月6日，开国中将谭冠三留下最后的遗愿。
终其一生，将军最惦念的，一直是西藏。
次年建军节，谭冠三长子谭戎生亲手将父亲的骨灰安葬在拉萨八一农场。他的墓碑上用藏、汉两种文字镌刻着阿沛·阿旺晋美的挽词：“谭冠三同志为西藏和平解放和建设事业做出重要贡献，西藏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
和平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艰巨、非常光荣的任务。”1950年1月15日，重庆曾家岩，戎马半生的刘伯承，连用三个“非常”强调进军西藏的非同寻常。他一字一句地对时任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第18 军军长的张国华和政委谭冠三说道：党中央、毛主席决定把这个任务交给18军。
“坚决服从命令！”张国华、谭冠三用最简练的回答，代表18军将士扛起了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使命。
接受任务后，谭冠三格外激动，作为军政治委员，他知道自己肩上担负的重任。
彼时，帝国主义势力看到全国解放指日可待，加紧策划“西藏独立”的各种活动，而旧西藏还是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占人口约95% 的农奴遭受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
1950年3月初，18军在四川乐山举行进军西藏誓师大会。从秋收起义开始投身革命的谭冠三明确表示：“大家记住，如果我在进军路上牺牲了，请你们一定把我的老骨头带到西藏，埋到西藏。”
“‘把骨头埋在西藏’这一铿锵有力的话语，成了‘老西藏精神’最闪光的体现，也成为支撑我父亲为解放和建设西藏而奉献终身的座右铭。”谭戎生动情地说。
半个月后，18军踏上了进军西藏的漫漫征途。“从此，我的父母亲和18军几万将士的余生，就和西藏结下了不解之缘。”79岁的谭戎生说。
母亲李光明曾给谭戎生讲过她从河北赶到四川，准备和丈夫一起进军西藏的往事。“母亲说，当时她接到电报后，就迅速赶到北京去华北军区荣臻小学看望我和弟弟延丰。当时我已经读到小学二年级，懂点事了，可是弟弟却由原来活泼、讨人喜爱的孩子，变得有些发呆，不爱说话，只是紧紧地拉着母亲的手，扯着母亲的衣服，母亲走到哪里，他都寸步不离地跟到哪里，缠着母亲，好像只要一松手，母亲就会飞了似的。”
“从此以后，我的父母亲长年坚守在青藏高原，很少回内地，与子女们天各一方。”谭戎生介绍，他和二弟是在集体大家庭中学习成长，三妹、四弟则是由农村养爹养娘抚养长大，直到8年后才被接到北京读书。
就在进军西藏的同时，中央先后4次派出代表赴西藏进行劝和促谈活动，却受到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西藏亲帝分裂分子的重重阻挠。1950 年8 月，毛泽东主席指出进军昌都“有可能促使西藏代表团来京谈判，求得和平解决”。
10月6日，以战促和的昌都战役打响;13天后，西藏第一面五星红旗在昌都升起，昌都解放。
昌都战役后，西藏噶厦政府派出代表到北京和谈。1951年5月23日，经过近一个月的谈判，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噶厦政府终于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
“十七条协议”的签订，标志着西藏实现和平解放，谭冠三认为这是“西藏人民从黑暗和痛苦中走向光明和幸福的第一步”。
當年5月下旬，毛泽东主席签发了“进军西藏”的命令，以18军为主力的解放军部队开始进藏。
进军
“刘伯承将进军西藏称为我军的‘第二次长征’。”谭戎生说，那真是一次世界军事史上罕见的艰苦的大行军。
没有可住的房子、足够的食物、充足的氧气，路也是边走边修……18军在进军西藏的征途中，翻越16座海拔5000米以上的雪山，渡过金沙江、怒江、澜沧江等数十条冰河，穿过遍布沼泽和蚂蝗的原始森林，艰难行军2000多公里。
邓小平曾在西南局的一次会议上指出：进军西藏“主要困难是交通问题”。20世纪50年代以前，整个西藏没有一公里的公路，当时部队走的还是千百年来马骡踏出来的茶马古道。从康藏线（现在的川藏线）进军西藏的18军3个师，绝大部分官兵都在修路。战士们拿着铁锤、钢钎、铁锹等最原始的工具，用绳索拴着身子在悬崖峭壁上凿石开路、蹚冰河架桥。
“部队当时是‘背着公路进藏’，一边进军、一边筑路。”谭戎生说，70年前，进藏的18军在筑路时付出了巨大牺牲，先后有3000多名战士英勇捐躯，几乎平均每公里就长眠着一位烈士英灵。
桥墩里“埋葬”的是18军工兵5团的一位战士，他因修桥时过于疲惫，不慎掉入了正在浇筑的桥墩中，血肉之躯永久凝固在了桥墩里，成了永远的纪念碑。
在怒江大桥，谭戎生见到了曾驻守大桥11年的“老兵”杨涛。“听说18军的后代要来，我就想着要来看看。”杨涛曾听过很多关于18军修路的故事，“现在技术这么先进，怒江第三代新桥都修了二、三年才通车，老前辈们当年修桥时有多难就可想而知了。”
18军进藏时，由于不通公路，运输线长，部队供给困难，粮食缺乏，很多时候每人每天只能吃到4两代食粉。部队断粮时，就采野菜，挖草根。
李光明曾在文章中回忆：“从昌都到拉萨还有2300多里路，沿途横亘着十几座高峻的雪山，有的终年积雪，空气稀薄，干部战士都要背六七十斤重的武器装备和粮食;有时爬雪山还要设法带上干柴，以备野炊用。在积雪没膝的险路上与凛冽的风雪搏斗。晚上就在雪地上宿营，帐篷就扎在雪地里，人一呵气，帐篷里就结成了冰花。不少人头痛胸闷，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部队行进到昌都西北的丁青宗时，李光明不幸大出血流产。“当时是用外科器械做的妇科手术，命是保住了，但我母亲之后再也没有生育过。”谭戎生说，父亲虽然自参加革命后就战斗在湘赣间的罗霄山脉和闵西的武夷山区，长征时也转战云贵高原和川甘陕地区，爬过无数高山，但当时才20多岁，“但进军西藏时，他已年过四旬，迈出几步就要喘着粗气，越往上走就越头疼心慌。”
入城
1951年10月26日，18軍主力部队历经重重困难，终于抵达拉萨。
虽已入城，但中央与西藏噶厦政府分裂势力的较量却刚刚开始。西藏上层反动贵族对解放军处处设防、抵制、挑衅，想把解放军“饿”跑。
对此，西藏工委在“慎重稳进”方针指导下，按照“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的原则，做出开荒生产的决策，成立了生产委员会，谭冠三任生产委员会主任。
11月，谭冠三经与西藏噶厦政府协商，争取到了拉萨西郊一片约5000亩的河滩地作为耕地。当时，正值高原隆冬季节，河滩又是半土半沙、荆棘丛生，土层中还夹杂着鹅卵石。“2100多人，只用了17天的时间，就开荒了2300多亩。”谭戎生说，父亲带领着战士们用帐篷钉撬动砂石，用手一棵一棵地将荆棘连根拔起，用铁镐和锛一点一点地砸开冻土。
“八一农场除了解决解放军自身生存问题，还把内地先进的农业技术带到了西藏，这是具有开拓性意义的。”谭戎生说，父亲当时兼任农场党委书记，经常吃住在“罐头盒房子”里，还亲自到农场灌溉、除草、施肥、观察幼苗……
此外，谭冠三还收留了许多拉萨城的流浪汉、孤儿，让他们在农场自立更生，过上了新的生活。
就在谭冠三致力于建设西藏时，他的4个儿女却远在北京，得不到他的照顾。在1958年给大儿子谭戎生的一封信中，谭冠三发自肺腑地表示了作为父母对孩子们的亏欠和愧疚，他说：“我一生，只知为党为人民，不知为私。你妈妈也是一样，生出你们兄弟妹以来，均寄托出去了，不能照顾你们周到。现在你们均长大成人了，也很努力求进步，这就很好，对我在边疆工作也是很大的鼓励之一……”
1959年3月10日，西藏上层反动分子发动全面武装叛乱。谭戎生回忆，当时张国华司令员和参谋长都不在拉萨，“后来邓小平表扬说，冠三同志，拉萨平叛12个连队不到一千人三天就解决了问题，你处理得很果断嘛。”在谭戎生看来，拉萨平叛是父亲根据几十年革命战斗经验做出的决断，“很考验决策能力、水平和决心。”
叛乱改变了西藏的局势。中央迅速做出决定，立刻进行民主改革，消灭西藏封建农奴制。全西藏近一百万农奴获得了土地、住房和人身自由。
1962年底，担任中印自卫反击作战基本指挥所总指挥的谭冠三心脏病发，不得已回到内地治疗。“聂荣臻元帅探望他时，他还想着病好后再回西藏。”谭戎生介绍，父亲于1966年正式离开了工作15年的西藏，回到北京工作。
父亲病逝后，时年46岁的谭戎生主动申请调往西藏工作。“这不仅是精神的传承，更是以实际行动告慰父亲。”谭戎生当时的要求是“不留拉萨，不去大城市，要去边防一线”。从日喀则到林芝，谭戎生在西藏一待就是6年，“如果不是身体不允许，我真想一直留在西藏。”
数以千计的先烈们，和谭冠三将军一样，长眠在雪域;一代一代的进藏者，和谭冠三将军一样，建功在西藏。
他们，同莽莽雪山一样，将不朽地与高原同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