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的时候，亚当、夏娃赤身裸体地游荡于乐园，“并不羞耻”，是吃了知善恶的果子，眼睛才明亮起来，才发现了自己的赤身裸体。于是，他们用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织遮羞的衣裳。所以，耻感不是先天的、自然的，而是由教化外烁的。比如，子曰“知耻近乎勇”，孟子说“无羞恶之心，非人也”，羞恶之心，是“义”之端。教化是强制，更是水滴石穿地“滴”，润物细无声地“润”，让人发自肺腑地体认到，只有有了羞恶之心，人才成为人，否则就还是禽兽。
　　如此一来，人人怀着一颗知羞知耻的心，耻感又好像是与生俱来的。耻辱令人觉得不洁，感到秽亵，就像是赤身裸体地行走于稠人广众。之所以划出一小块耻辱的区域，就是要确保大块的清洁，清洁建基于耻辱之例外，例外状态的宣判才是清洁之常态的保证。那么，谁来宣判例外？“哲学王”“圣王”，有什么样的“哲学王”和“圣王”，就会有什么样的作为例外的耻辱，所以，耻辱是各个不同的，各个不同的耻辱连缀成一部辽阔的耻辱史，而耻辱史，也就是人类的文明史。比如，温泉关战役中的三百斯巴达勇士必须战死，为城邦捐躯是他们至上的、唯一的清洁，他们只能作为鬼雄永恒回归于城邦。生还者污了亲人乃至整个城邦的耳目，他们就算自杀或者战死，依然被钉在了耻辱柱上。诡异的是，必须出现怯懦的生还者，没有他们被驱逐、被唾弃，“斯巴达之魂”就无以立。再如，婚外情为清教所严禁，在通奸者的前襟绣上血红的“A”字，并把他们推上断头台示众，是为了整饬围观之“众”的性行为，“众”性之清洁，有赖于红字的羞辱。不过，训诫的制定者、执行者想不到的是，混乱的力比多狂潮根本不可能得到整饬，围在断头台边向那个罪人吐唾沫、砸石头，不过是另一种宣泄的方式，其快感也许不亚于通奸，从断头台回到家中的人们是心平气和的，甚至会有一点高潮之后的忧愁。再往深处说，红字不单绣在海丝特·白兰的前襟，更烙在丁梅斯代尔的心头，因为耻感天经地义到你怎么可能不认同，不认同的只能是另一个文明的人，就像写作《红字》时的霍桑。霍桑把Adultery（通奸）的“A”，改写成Angel（天使）和Able（能）的“A”，海丝特·白兰原来是通灵的，红字就是她的徽章，而作为耻辱的红字，则被他钉上自己家族（他的先祖迫害辉格党，参与“驱巫案”，他们就是红字羞辱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和那个狂热、凶残的文明的前襟，并烙在了自己的心头——寫作《红字》就是写作者在为罪恶的祖先承受耻辱，担负由他们所招致的诅咒。
　　具体到四十年来的中国人，他们感受到哪些耻辱？胸前被烙下了哪些红字？从红字花样的不断翻新、反转，大概可以看出这些年群体心态的变迁，甚至断裂。
　　开始时的红字是穷。富裕才是王道，穷则沉沦于万劫不复的深渊。穷不是匮乏，在那个饥馑的年代，谁不匮乏？穷是相对的，比较出来的——你有，但是我没有，我的没有还没法子悄悄的、偷偷的，而是不得不在你的有面前狠狠地、赤裸裸地撕开。想想这个被撕开的伤口吧，它怕风，怕水，甚至害怕抚慰，只能绝望地裸裎，这一绝望感就是最刻骨铭心的耻辱。
　　《平凡的世界》的开头，1975年2、3月的原西县立高中食堂门口放着甲、乙、丙三种菜：甲菜以土豆、白菜、粉条为主，有肉，白面馍，每份三毛，是为欧洲;乙菜也是土豆、白菜、粉条，没肉，玉米面馍，每份一毛五，是为亚洲;丙菜是清水煮白萝卜，高粱面馍，每份五分，是为非洲。吃糠咽菜有什么关系，三年困难时期谁还没有吃过糠咽过菜，但怎么可以当着正在吃肉和白面馍的你们的面吃糠咽菜，更何况我也许连菜都没得咽，只能吃糠？真是羞耻啊，羞耻到孙少平和郝红梅必须等人都散尽了，才去取属于自己的两个“不体面”的黑家伙，羞耻到吃着黑家伙、喝着偷来的剩汤的孙少平闭上了眼，接着，两颗泪珠从脸颊滑落。他们的羞耻不是因为自己是黑的，而是因为黑的不得不在白的、黄的面前露出自己的黑，黑由此显得更黑，所以，他们必须由黑而黄而白，白了的他们才能一雪曾经在你们面前黑过的耻辱。一定要白、比白还要白的决心和狠劲正是四十年来中国发展的原动力，也是一根把路遥抽得像陀螺一样疯转、转到爆的鞭子。
　　路遥去世十五年时，贾平凹撰文追念，说当年《平凡的世界》获奖，他去祝贺路遥。路遥说：“你猜，我在台上想啥？”贾平凹问：“想啥哩？”路遥答：“我把他们都踩在脚下了！”一定要喝上咖啡、抽上高档烟、坐到台上、把他们踩到脚下，是因为没齿难忘的耻辱时时在驱策着他，也正是这样的耻辱引领着中国经济一路狂飙。
　　同样的耻感也出现在铁凝的笔下。女同学们一遍遍地问来自台儿沟的香雪，“你们那儿一天吃几顿饭”，香雪回答两顿，她们“理直气壮”地告诉香雪，她们一天吃三顿。吃三顿的当然“理直气壮”，吃两顿的只能心虚胆怯，直不起身子来。更要命的是她们那些啪嗒作响的泡沫塑料铅笔盒啊，在它们嘹亮的开合声中，爸爸为香雪做的台儿沟独一无二的小木盒显得那么“笨拙”和“陈旧”，只能带着几分“羞涩”，“畏缩”在桌角上。就是这个愚蠢的小木盒，让香雪明白了台儿沟的穷，“她第一次意识到这是不光彩的”。意识到了“不光彩”，她就必须找到她的无花果树叶，把她的“不光彩”遮起来。于是，哪怕火车只停留一分钟，哪怕也许要付出四十只鸡蛋的代价，她都要踏上火车，得到那只让她心痒难熬的自动铅笔盒。自动铅笔盒不同于白面馍和三顿饭，它不只是富裕，还是知识、现代、城市的象征。一定要通过知识，踏上那列神奇的火车，到城市里去，城市才是迦南美地，到处流淌着牛奶和蜜，只有生活在迦南美地一样的城市，才能一劳永逸地洗刷世代累积的贫穷之耻。相形之下，那些被死死捆缚于土地的人们真是可怜，他们怎么可能不羞耻，越是易感、要强，就越是羞耻，就像《人生》里的高加林。耻辱是《平凡的世界》的第一推动力，更是高加林的核心情绪，只要还在农村待着，待一天，他就是赤身裸体的，羞于见人。你看，卖蒸馍，他“就像做一件见不得人的事一样”，“难受得像无数虫子在咬着”，祈祷千万别碰上县城里的同学，原因就在于自己成了“真正的乡巴佬”;到城里拉粪车，他更像是做小偷，尽量不走大街，不走灯光明亮的地方，心里说，我哪一点比城里的年轻人差，我为什么要受这样的屈辱，“我非要到这里来不可”…… 　　到城里去，先富起来，让自己“理直气壮”起来，这是一条漫长到无止尽的路，路上密布着一代代从农村来的贫穷的人们，他们的胸前都烙着一记红字。请注意，富起来，摆脱贫穷之耻，不单出自个人的选择，更是一种由无数的叙述所编织出来的意识形态。被这样的意识唤醒的人们必须要发财，因为发财意味着享受，意味着荣耀，以发财为荣耀的时代笑贫不笑娼，更因为发不了财就要被打入例外，例外处于正常社会的光芒照不到的地方。就在“恭喜发财”的意识形态的强劲推动下，中国从匮乏迅速走向丰裕，丰裕社会里，有钱才是硬道理，就算没钱，也要装作囊中有物，否则只能成为耻辱的例外。如此，我们才能理解《第七天》里的鼠妹对于iPhone的渴望，使用iPhone能给她带来多大的快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拥有一台iPhone给她带来的荣耀，iPhone才是这个时代的选民的徽章。但是，她的男朋友竟然送她一台假iPhone，这就彻底坐实了她现在以及将来（她爱男朋友，但与这样的男朋友的婚姻怎么可能不黯淡？）的看不到头的贫穷，她是丰裕社会的一个例外。与其耻辱地活，莫若死，她果断跳楼，“巨大的冲撞力把她的牛仔裤崩裂了”。因为穷而跳楼与封建时代为了贞节而投缳、跳江的逻辑并没有什么两样，因为富裕就是当下的贞操，穷则无异于失贞。许春樵的《屋顶上空的爱情》中，那个研究生毕业的知识分子郑凡，耗尽了毕生的积蓄，就为了买一套房子。没有房子，就不结婚，哪怕未婚妻已经无所谓了，他还是要坚持下去，房子就是郑凡耻感的表征和命门。
　　奇怪的是，除了余华的鼠妹，新世纪以来的穷人故事里的穷人们好像渐渐平静地接受了穷的命定，不再觉得耻辱和愤怒。铁凝的《谁能让我害羞》说的是一个送水少年的抢劫闹剧。警察问少年，还有什么能让你害羞的，他想了想，说，枪，那个女人有一把枪，（其实只是一支在加沙机场免税店花四美元买的手枪式点火器，但是，怎么可以设想这个高级到神奇的女人攥着一把假枪？）他只有一把折刀。这把他所不可能拥有的枪及其表征着的优渥是他自卑的源泉，“它使他无地自容”。刀之于枪，就像黑馍之于白馍，但铁凝的他不再会像路遥的他那样流下羞愤的泪水，而是自卑和无地自容，自卑绝不是羞耻，而是被羞耻之物彻底击倒从而不再有羞耻。就这样，从前那些英气勃发的穷人成了一块块沉默的疙瘩，怎么敲都没有回声的，就像铁凝对于少年的揶揄：“他其实不清楚，他从来就不清楚。”这个“从来就不清楚”的少年还能向女人，向令他目眩和自卑的优渥掏出一把虚张声势的刀，方方的涂自强（《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却只能默默忍受着接踵而至的丧失，直至最终丧失了生命。他当然有痛感，他问自己：“这世界于自己是哪里不对呢？是哪里扭着了呢？”但他很快就把不幸和贫穷归咎于自己的原罪：“莫不是，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我有原罪？这本就是我的原始创痛？”他还从三峡平静而又迅猛的江流领悟到原罪之必然：地势决定水的流向，他的命运同样由地势决定，“这几乎就是他的原罪哩”。是原罪，就只能去扛，扛不住，就去死，有什么可以抱怨的，而耻辱却会激起一个人的仇恨和斗志，就像《红与黑》中的德尔维夫人看到于连受德·莱纳先生羞辱后的狂怒，想：“大概正是此类屈辱的时刻造就了那些罗伯斯庇尔吧。”方方把耻辱改写成原罪，就从根子上给穷人去了势，穷人只能沉沦于贫穷，且万劫不复。不过，涂自强太令人沮丧和气闷了，日子还是要过下去的，没有点念想怎么行？
　　于是，这就有了张猛《钢的琴》。一群下岗工人，一些打一毛钱的麻将都要出老千的穷人，硬是要穿越“钢”的现实去DIY出一架“琴”，就像从一堆钢渣里炼出一炉纯钢。影片最后高高吊起的光灿灿的钢琴，是老工业基地的穷人对于往昔辉煌的自怜、自恋、自傲，更是他们梦想的投射——各个身怀绝技的他们都是纯钢啊，他们应该可以组合出一架光灿灿的钢琴的。危险在于，有了琴的梦，钢渣般的生活也就可以忍受下去了，再晦暗的日子，抬头看一眼那架琴，不就云开雾散了吗？如果说琴的梦毕竟还有点历史根基的话，同是沈阳铁西的双雪涛言之凿凿地说会有一个摩西，他能把湖水分开，让出一条干路，一片平原，让她走过去，就纯属空穴来风了。这样说的后果无非是，穷人们，你们什么都不必做，安心地等吧，等待你们的摩西降临。
　　不知道穷人不再耻辱和愤怒是现实还是说故事的人一厢情愿的想象，可以肯定的是，这些说故事的人的胸前并没有烙下“穷”这记红字。问题在于，在一个富裕但高度分化的时代，先富起来的人们真的能够心安理得地享受富裕和富裕给他们带来的荣耀吗？他们难道不需要对面积不小、程度不浅的贫困负责，他们会不会对富裕感到羞耻，在自己的胸前决绝地烙下一枚“富”的红字？要知道，韦应物会因为“邑有流亡”而“愧”俸钱，对贫困、流离者的羞愧是丰衣足食者基本的良知。更不要忘记，刚刚过去的革命世纪的逻辑是，有钱可耻，无产光荣，革起命来的阿Q以自己的赤贫为荣，他对赵白眼傲然地说：“穷朋友？你总比我有钱。”
　　所以，富裕的羞耻感对于富人当然是一种道德压力，他们害怕自己因此被打入“不仁”的例外，而例外恰恰反证了穷人道义上的清洁。《平原上的摩西》里暴富的庄德增看着自己干干净净的裤腿和皮鞋，想起就在几年前，自己的皮鞋还是张嘴的，裤腿永远蒙着黄土，心中若有所思。若有所思是出自双雪涛一贯的克制，还是一切根本不知从何说起，只能欲言又止、王顾左右而言他？不管怎樣，他在富人是否应该在胸前烙上一记红字的问题上，缄默了。方方则把炮口直接对准了富人。《涂自强的个人悲伤》第33节，一群优雅的女士在书城里座谈，一个中年女士批评现在的青年只知道赚钱，不懂读书，活像行尸走肉。方方的意思是，涂自强爱读书，想赚钱，可就是赚不到钱，最终沦为行尸走肉，而让他所有的自强的努力付之东流的祸首，也许就是这一群优雅的行尸走肉，他们优雅，他就必须是、只能是“徒自强”。方方的抨击真是痛快，可惜回避了一个致命的问题：你自己属不属于优雅的一群？要知道，富之耻首先是一个“抉心自食”的问题，任何人都没有权力把自己摘出来，越富裕，越没有权力。其实，最早直面这一问题的是铁凝，因为这个问题如此锐利，让包括铁凝在内的许多敏感、善良的富人们如鲠在喉，不给出一个答案，他们就无法坦然享受自己的功成名就。于是，铁凝让那个女人问自己：“我要为他的劳累感到害羞吗？”女人在心里“反复”说，不，“大声”说，不。必得“反复”和“大声”地说，说明问题的峻切、致命，更说明铁凝把自己深深地搅入这一问题，她慌乱了，被刺痛了，她应激地给出一个否定的答案，效果当然是欲盖弥彰。所以，“反复”和“大声”地说不，实则是一个巨大的症候，症候把问题挑明了，敞开了，每一个有良知的富人都不能置身事外，都应该作答。
　　文艺改造不了世界，也启蒙不了“牙关紧闭”的“庸众”，它是一项软弱的事业，孤独的事业。但是，诚实的创作者会把自己搅进正在叙述的罪恶中去，他以自责、自惭为受苦受难的人们献上一份“薄奠”。只要读到、看到这一份“薄奠”，你也就被卷入了其中，你必须扪心自问，你会辗转难安的。本文的写作也是一份“薄奠”，所有看到本文的读者和我自己一起想想吧，我们的胸前有没有烙着一记红字，上面写着什么字样。
　　责任编辑 夏 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