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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蒋蓝，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获人民文学奖、朱自清散文奖、四川文学奖、中国新闻奖副刊金奖等。已出版《黄虎张献忠》《豹典》《媚骨之书》等多部著作。
切！
美国人马修·克劳福德，政治哲学博士，酷爱摩托车，终于摆脱烦恼成为了摩托车修理工，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喜爱哲学。他的跨界之作《摩托车修理店的未来工作哲学》，汉译本推出之后，颇有叫好声。叫什么好呢？“他对现代的工作场所进行控诉，细数它让我们麻木不仁、死气沉沉的种种罪行……”其实，中国只是进入了劳动力密集的时代，我们还没有那种机器装配取代手工的大面积沮丧感，没有感觉到由此失去了那种一试身手、维修机器的心灵快感，我们仅仅是在欢呼人力的解放。所以在我看来，为之叫好的文人五谷不分，而且声音细弱，早就被摩托车的引擎嘶吼肢解了。
如果说冷兵器时代的官宦主要骑马，那么，古代文人的坐骑一般都是毛驴，因为马匹的购买价格与饲养成本要大大高于皮实的毛驴。摩托车就是一头犟驴，它不走寻常路，不受体制中人或绅士的青睐，它服务于青春、酒精、探险、性欲与狂放不羁，在人流、车流夹缝里寻找出路，在无路可走的空间杀出血路，在逆风狂奔与顶风作案之中，一骑绝红尘。
我骑过三辆摩托车，有时候补胎、更换刹车片、缩短链条，还拆卸过发动机，这得益于我年轻时当过几年机修工。一次一个齿轮打断了，我摆弄了两天制作不了，跑去找父亲。父亲是钻井工程师，他迅速用油标卡测量了全部尺寸，绘制了剖面图，拿到车间找人帮忙加工。一个小时后，齿轮制作出来了，代价是给师傅送了两包烟。维修过程与谈恋爱完全一致，口水、汗水、薪水流干后，又可以上路了。
这里可以透露一下一直流传在我家乡的小道消息，真实情况是：我在一个名叫尖山的风景区喝完烧酒，决定打道回府。但切·格瓦拉没有保佑我，他决定狠狠教训我一次。我发动机车，载上一个没有与我一起喝酒的美女，在深夜的山道上左右盘旋。夜雾浓稠，看不见地面，车灯射出去达到没有发光的程度，最后直接冲下了六七米高的土坎。美女比我更为沉着，见我的脚崴了，她直接站在公路上挥手拦车，请路人把摩托车抬起来。我用石头敲正了轮毂，扳正龙头，尽管摩托车电路全斷了，病人骑瞎马，还是把她送回了家。当然，这一段往事是高度危险的，雾大是一个原因，但我从此以后绝不敢酒后驾车。
马修·克劳福德的目的是：远离“伪工作”，回到真正的工作过程，要“成为一名独立的工匠”。我后来把这一手工技能移来维修诗歌与散文，大卸八块，重新组合。这不可能出现高级别的弗兰肯斯坦，只要能够发动、上路、轰鸣……夫复何言。
手工的意义是亲手而为，在一种绝对实证的过程里，去感受、去觉悟那些高蹈的东西，那些不付出智慧与体能就绝对触及不到的东西。哲学点说，要发现常人不可见之物。更重要的事实是，进而还可以看见不可见之物的不可见性。
但我以为我可以维修自己的人生，但人生不是仅仅依凭维修就能一帆风顺的。
我可以维修诗歌、散文，但这并不证明我可以创造韵律。
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总穿着印有切·格瓦拉头像的T恤和牛仔裤，牛逼哄哄的，发动我的摩托。“切”是一个惊叹词，在阿根廷是朋友或亲人间用来打招呼的用语，后来古巴人用这个绰号称呼参加他们事业的格瓦拉。卡斯特罗曾经说：“这个名字后来出了名，成了一个象征。”切·格瓦拉是摩托车的深度爱好者，1951年他和朋友阿尔贝托·格拉纳多，两度依靠摩托车或者在公路上拦便车，实现了在南美洲五国的长距离漫游。两位年轻人在旅程中体味到拉丁美洲的社会与政治问题，尘土飞扬的旅途中所感受到的各种事物不断地改变着他们的看法，犹如飞起的沙子冲进了眼睛，切·格瓦拉渴望一振山河。
据说，他在智利矿区一对矿工夫妇家过夜时，发现他们盖的被子根本无法御寒，就把自己随身带的被子给他们盖上。后来切回忆道：“那夜我虽然被冻得发抖，但我感到了自己是全世界被压迫者的兄弟。”实事求是地说，格瓦拉的确目睹了人间的哀鸿遍野，他悟出了生命的方向。就在这场摩托之旅后，他毅然加入了革命。
但置身丛林的革命不是偶然的选择。沿途之中，他手工记录的骑行记《摩托日记——拉丁美洲游记》（亦名《南美丛林日记》）里承认：“一枚硬币抛到空中，经过多次旋转之后，落地时既可能是正面，也可能是反面。贵为万物之灵的人类在这里通过我的嘴巴，用我的语言，将我的所见所闻娓娓道来。掷硬币的时候，很可能抛了十次正面后才看到一次反面，也可能抛了十次反面后才看到一次正面。实际上，这种情况一点也不稀奇，而且没有必要找任何托辞，因为嘴巴只能道出眼睛实实在在看到的东西。”
其实，现实应该是可以解释的。看看诗人马拉美在名诗《骰子一掷不会破坏偶然》里是怎么说的：“骰子一掷绝不会/当正好被置于永恒的/境地……警惕、怀疑、翻滚、闪亮与沉思/全都发生在停留于/最后献身的落点之前/骰子一掷散落一切思想。”
骰子一掷就不是偶然。这一点，不是依靠手工维修机车能够触及的。
我注意到一条后来的新闻报道。
英国《电讯卫报》2014年12月报道称：切·格瓦拉与第二个夫人所生的小儿子恩内斯托·格瓦拉（时年49岁），于本月初开办了一家旅游网站，旅行社的名字为La Poderosa Tours。 Poderosa一词是他父亲切·格瓦拉于1952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医学院毕业前夕，在九个月期间里进行南美旅行所乘坐的500CC摩托车的名字。恩内斯托一共推出了两条旅游路线，分别是乘坐摩托车进行环岛六日游和环岛九日游，也称为Fuser1和Fuser2。
Fuser是切·格瓦拉儿时的别名。摩托旅游，同样是一种亲身经历的“手工”实践。旅游观光者不会想到那一个神奇的丛林革命者，他们只是贪恋原始风光而已。所以我想说，《摩托车修理店的未来工作哲学》一书，与骑行者随身携带的扳手、解刀、打气筒、胶水一样，不过是抵达目标之前的准备。对于没有目标的人而言，就不好再说什么了。 我说：切！
五十步与百步的区别
與乡村不同，在城市里骑摩托的人，人们不会对之有好感。不是噪声，也不是危险，而在骑自行车、电动车的，往往是劳动人民。一旦跨上摩托，这个人就是逸出人民阵营者。
到2000年，我已骑了六年摩托车——这就是我的“世纪末回想”。但是某一天，摩托车突然从古老的盐都一条曲曲折折的巷道里，拐弯、颠簸、加速，把我从堵塞的体制内载到了江湖地界，所以，我对摩托车有特殊的感情。
20世纪80年代某天，我到同学家玩，见到一台没有上锁的嘉陵70CC——我们俗称为“小毛驴”，停在过道上。我一时兴起，一脚踩燃，骑了十公里回来后，警察来了。原来车主去报了盗窃案。其实，这种没有挡位、依靠油门控制速度的“小毛驴”，是不配这一名字的，在于它很不皮实。有一次，我借了朋友的“小毛驴”外出兜风，半路没油了。那个年代郊外根本没有加油站，最后我加了两斤菜油，在巨大的黑烟伴随下，竟安全返回了，但化油器几乎堵死。我后来讲给玩车的朋友听，他们根本不相信这等奇事。我说，你真可以加两斤菜油试验一次！
经常借朋友的“小毛驴”穿梭，我的邻居就认为我在跑生意。那个年代的确很神奇，满世界的人都在谈论钢材、麻袋、纯碱、彩电、冰箱、车皮，他们抽着两毛钱一包的卷烟，在一人三元的卡拉OK茶座与五毛钱门票的舞厅打进打出，在贴面舞的间歇，热烈讨论着皮包里，或臆想中的生意。人人似乎都掌握有内部调拨物资的高层批条，五官挪位，都是一副对利润兴趣盎然的表情。在奥拓、夏利轿车尚未成为第一代民用车之前，“小毛驴”就是建筑包工头以及皮包公司经理们的坐骑，它们被招摇地停放在广场中间，鹤立鸡群。在我看来，处于中国改革发展史上，应该有“小毛驴”时速三十公里的娇小身影。
后来我购买了一辆嘉陵125CC摩托车。在很多劳动人民还希望在自行车上绑一个汽油机就直接驶入现代化的年月，这已经显得比较奢侈了。我的父亲骑自行车三十年上下班，他就一直渴望在自行车上加装一台小功率的汽油发动机，后来发现邻居加装的汽油机很容易出毛病，再加上交警一再制止、处罚，让他终于放弃了这一奢望。看到我买了摩托车，父亲没有说什么，他蹲在机车前深情微笑，就像在观察童年的我。他某天终于提出要试骑一下，可是一起步就倒地，从此后他再也没摸过摩托了。贫困的确限制了父亲的想象，他仅仅是以自行车来想象摩托车。他更缺乏想象力的是，即使他可以驾驭摩托车了，他也只能用于上下班。除此之外，他实在没有地方可去消遣。
我经常在东兴寺一带玩车，有时借来一辆泰山750型老款重型摩托，单是机车发出的雷鸣之声，就让人要飞起来。这一带属于盐业职工的密集住宿区，属于城郊结合部，是城市的东大门，通往云南的川云公路从我家门前穿过。我的童年几乎是在与川云公路交叉的盐分巷里奔跑而过的，捉知了、粘蜻蜓、打弹珠、滚铁环、打架、朝女同学做鬼脸……1949年之前，这里是盐商、官员的驻地，川康盐务局稽查处要员也住宿于此，我的爷爷当时是盐务稽查处主任。易旗之后的岁月里，这里是自贡市盐务管理局、贡井盐厂、大安盐厂、张家坝制盐化工厂、盐业地质钻井大队等一些职工的住宅，一里来长的巷道曲曲折折，主道有六块“六牛石”的宽度，并不断伸延出岔道，曲径通幽，花木扶疏，旁生出不少小院落与花墙掩映的官宅。由于巷道两侧住的几乎全是普通职工，建筑不断侵占道路，巷道窄得无法通行小车，但摩托可以畅行无阻。两侧房子多是砖木结构的老房子，是用以前的大盐仓分隔而成，墙壁均为“窜夹壁”，过了几十年，地基每到夏天就返盐出水，可能唯一的好处就是不生虫。“盐分”之意，就是对盐进行分隔、包装、转运的意思。我父亲曾经说，黎明时分，几百辆胶皮大车运盐而至，过秤、装仓，天明以后再出仓、装船，有条不紊。盐分巷热闹非凡，成为沿沱江而入长江一线，食盐二级批发商的常来之地。由于管理严密，赌博、烟花业被排除在外。它远远比不上盐都的王家塘街，但它们无疑都成为了往昔两条重要的盐业血脉。到2017年之前，盐分巷尽管被新建筑切断为好几截，但老房子、石板路基本保持了原样，仔细的话，还可以发现胶轮车的“尾舵”在石板上磨砺出的沟槽。这并不是政府有什么远见卓识予以保护，只是他们没有经济力量进行彻底拆除罢了。
我的摩托在盐分巷穿梭，轰鸣声经常使密集的自行车流出现混乱，紧急避让，那些行车循规蹈矩的中年人往往在摩托车的逼近状态下一阵乱颤，做出些违反交通规则的奇怪举动。自然了，我会招来一阵怨毒的目光。我认识一个叫玉莲的美女，快下岗了，她不渴望诗歌，但渴望远方。她经常坐在后座上，同我在邻居面前一道驶过，她是在暗示，她才是我的女人。她的长发在这种速度的急促变换中夸张地飞扬起来，尤其是在摩托车突然加速的时候，巨大的推力让我背部后倒，刚好触及她的前胸，她会嘤咛几声……风把她的激情全部倾泻在头发上，像一面傲慢、挑衅的旗帜……
后来呢，“摩的”大量涌现了，就像接踵而来的炒股大军。“摩的”成为了盐都这座盐化工城市大量下岗职工的主营方向。男人跑“摩的”，乘客主要是他们同样下岗的妻子们，她们往往“体健貌端”，或充当坐台小姐，或去“猫馆子”里当服务员，硬气一点的去按摩房、洗脚房、茶坊工作——这叫吃“技术饭”。20世纪90年代初的盐都黄昏，“摩的”像蝗虫一样在城市里飞舞，显示出这座城市最后的几丝活力，轻易就把我的摩托淹没了。更不幸的是，“摩的”都是嘉陵或性能更好的五羊125。这些司机是了解中国老百姓的心态的，红色跟中国民众有天然的血缘联系，因此，他们的摩托车竟然是一律的血红色。而我的车是深灰色的，这一点也不另类，而是显出了某种蓬头垢面的寒酸状。
那时，诗人杨春光应我邀请来自贡市玩几天，他一走出长途汽车站，立即被几十辆“摩的”“轰轰轰”地包围了。他的眼镜险些被撞掉，他赶紧捂紧了手提包。
“师傅，上车！”
本地浓重的卷舌音与开音节发音，乍一听就像体制中人发出的训诫。 诗人“师傅”惊吓过度，以为遭到了跟踪，他理解为“跟我們走一趟”。
其实，杨春光不明白的是，这座昔日的盐业城市里，码头林立、工业为王，男人基本上都叫“师傅”，女人则称“婆娘”，不像如今，四五十岁的都喊美女。
有一天，我正在公路上急驰，突然手机响个不停。在我停车接电话时，感觉车身一沉，一个女人猫一般跳上了摩托车后座。
“快点！快点！追上前面那辆红颜色摩的！”
她冲我大叫，呼出的热气直灌耳朵，我闻到了一股浓烈的花露水味道。哦，她把我当成了“摩的”。
这也没什么不可以的。在这个年月，总裁转眼就可能是个诈骗犯。在我加大油门时，我问她：“前面那辆摩托出了什么事？”
“狗日的！耍了半天不拿钱就想跑……”
明白了，这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小姐。不知她在骂那个男人，还是在自说自况。
对方是单车，听发动机声音是五羊125，我几乎使尽了一切办法也追不上。眼看越来越远，幸好堵车了，我终于靠了上去。车还没停稳，小姐已经弹射出去，一把将那个流亡者拽住，接着是一阵昏天黑地的争吵，言辞比诗人们的“国内流亡文学”要精彩得多。最后，那个男人摸出了一把皱巴巴的钞票。我正要走，小姐把我叫住了，要我把她送回去。
我问她收了多少钱。她说，差五块才三十元。说完，她双手很自然地搂住了我。我估计这时别人看到我和她的造型，就是一对处于高烧状态的情人了。
到达小姐的终点站，她麻利地把手伸进了乳罩，吓了我一跳。我忙说，你还没有到办公室呢！她大度地笑了，手抓着那把烂钞票抽了出来，哦，原来乳罩还有钱包的功能。
她给了我一张最破的五元票，我更大度地拒绝了。告诉她，就当我为那个男人补了她五元，凑个整数嘛。
小姐直夸今天遇到好人了，叫我去玩……
有了这样的经历，我决定把这台破车处理掉。真是老天有眼，没过几天车就被偷了。偷车贼竟然将单位的螺纹钢大门生生撬断，才把这辆不值几个钱的摩托车抬出去，看得出偷车贼是穷疯了。但我估计偷车贼不会有我这样的好运，他至多是那个逃亡者。
我买了一辆250型的进口机车，由于大功率的摩托车不准上户，退车后只好选择一台进口雅马哈150型摩托。此种型号的机车其实是警务摩托，至今仍在使用。不料，招来女朋友的责备，主要理由是我已经不年轻了，已经超过了“奔驰”的年龄。想想也对，好像我应该开小车才合适。
因缘际会，我单位有台奥托车老掉牙了，没人开，我就时常过过车瘾。那时，我女朋友的父母见我开汽车而不是骑摩托登门，笑容都不一样了。每当他们送我上车时，透着恭敬，我从反光镜里看到他们一直伫立在汽车排气筒掀起的巨大灰尘里，还在挥手致意，就像在欢送一个官僚。与其说他们是在送我，不如说他们是在向汽车传递尊敬。其实，这台破车三千元也没人要哇。
苏联文学大师邦达列夫写有一则短文《最好闻的气味》，我以为是最佳“机车政治”的表达：
“您在说什么，亲爱的？哪有什么丁香花的香味？请告诉我，您在哪儿能感受到像您所说的那种幽雅的清新和芳香？从这种香水的香味里我一点儿也不觉得有什么好闻。多情善感，只是多情善感罢了……”
“为什么？”
“首长的汽车开走时，从轮子底下扬起的灰尘味这就是最好闻的气味。吸进这种气味是多大的享受？不然这种感觉您是不知道的！……”
可惜我无法伪装为领导或阔佬。我想，两位老人估计不会闻到世界上“最好闻的气味”。
宝马公司顶级的汽车，是跟那个永远身穿布里奥尼西装、永远喝摇匀而非搅拌的伏特加马提尼酒、永远没有尝过失败滋味的传奇人物詹姆斯·邦德联系在一起的。Z8型的豪华汽车和世界顶级的间谍，很难说是谁提升了谁的地位。汽车就是为男人发明的，它使男人不羁的本性得以体现。在没有骏马驰骋的文明时代，豪车自然也就成为男人表现勇敢和财富的最好载体。詹姆斯·邦德和Z8传递了一种暗示：这样的生活是一个男人应该追求的。华贵的跑车，每小时两百公里以上的时速，引擎疯狂的咆哮声，强劲的气流刮过耳边，还有什么比这更能激起男人的雄心，更能让男人体验成功的感觉？还有什么比它更能折磨男人的心？
中国人对四个轱辘的机器从来就是敬畏的，好像拖拉机也比一辆五百毫升的哈雷强出很多。他们是以车辆的体积和重量来换算价值，大概是从买卖废钢铁的经验中获得的积累。这就犹如他们不信任笔记本电脑而崇拜台式机一样。同样的道理，电视机生产厂家就拼命生产超大荧屏的彩电，单是它巨大的包装纸箱，卖的钱都够善良的老百姓欢喜好些日子了。
雨季来临了，我只好开汽车上下班，看见出租车司机们面露喜色，被“摩的”抢走的生意终于实至名归了。一天，路过一个公交车站，我突然看见上次坐我摩托的小姐正在候车，就把车开了过去。
她立即就认出了我，一言不发，拉开车门就坐了进来。
“到哪里？”我问她。
“随便！”她很随便地回答了一声。
那就随便吧。
“你头发剪短了，还穿西装，又有汽车，很像我们那里的客人。”
“客人们不开奥托吧，应该要好些。”
“你不懂啊，有好车的人才不开车来呢！万一被抓住，是要被当作作案工具没收的，成本就高了。”
我们有一句没一句地闲扯着，逐渐出了市区。我决定请她喝酒。
她喝的是急酒，咕咕咕地喝，半斤下肚，脸色逐渐好看起来，桃花变成了杏花。我发现她应该算是个美女，眼神里有些执傲的光，像冷金属一样，但她正在努力软化它们。她像个纺织厂里即将周末下班的女工，哼起了流行歌曲。她拿出一包烟，发了我一支，迅速把火打着了，她举着的火苗冲上了我的眉毛。
“你的摩托车呢？我还想坐！”她笑了，牙齿非常好。一些离去久远的美丽正在返回到她身上，被酒力蒸发起来，妖冶的细节表情逐一展开。 我们立即返回市区。等我把雅马哈开到她面前时，她像一层皮革紧贴在我背后。在酒意中，摩托的时速指针达到一百二十公里，泪水就被吹出来了，扬起的水雾如同夜色分离出的成分和质地。我们都没戴头盔，凛冽的风制造出的幻象，在四周不计后果地向后倒伏。我意识到，一种迥异的感觉如同飞驰而来的沙尘，开始出现了……
再后来，我就一直使用摩托。觉得以车型横向比较的话，奥托、夏利就相当于在自行车上绑个汽油机，至多是50型的助力车。当我在成都经常看到越来越多的男女挤在小车内调情时，总觉得有些好笑。他们不过是利用了小车狭小的空间来缩短彼此遥远的距离，但高高挺立的排挡杆却像一个卫道士的身躯一样，阻挡着正副驾驶员的身体熨帖的燃烧。
在我看来，手扶拖拉机无遮蔽的驾驶室，更适合他们促膝谈心。
这样一来，空间与亲密的距离关系就水落石出了——空间的狭小与亲密的程度成反比。小车、拖拉机驾驶室、摩托车后座到小姐们的办公室，这一放大的物理流程不是昭然若揭吗？反过来想，我不过是试图调整五十步笑百步的距离，车辆作为身份和情欲的载体，正在被日益庞大的有车族滥用。在这个时候，连想一想詹姆斯·邦德和Z8型的豪华轿车的勇气都没有了……
应该交代一句，那位小姐成了我的小妹儿，她经常坐我的免费“摩的”。直到我买汽车以后，摩托车和这些后座上的故事以及花露水，就被我搁置在世纪初的一个上午。车流滚滚，人海茫茫，我再也看不到她了。
记得一次山道行车，一根下垂的山藤宛如剪径强人，一股脑儿将我死死兜住，拔河一般把我扯到了空中……山藤就像世道标举的深情故事，牢牢缠定我的脖子。山藤与一些人一样，必须依靠，不能无依无靠。因为依靠才能妖冶、才能妖娆、才能妖精一生。
完全依靠自己的力气站立大地的植物，为了站立就耗去了太多的元气与美丽，所以它们看上去尽管“体健貌端”，但多少有些呆头呆脑，情商、财商均不足。这就进一步显示出软体之物的可爱之处。可一味瘫软下去，就容易成为流质之物，就有点恶心了。
停车于妖精、于流质之间，我发动机车一拉，把这根山藤彻底扯断了。
驾车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鲍德里亚说过，“断片式的文字其实就是民主的文字”。摩托车就是负载个体生命最适合的工具。
1999年，我在成都买了一套房子，把一万多册书籍和摩托车带到了成都。白天摩托车无法进入二环路以内，我只能在这一区域之外行驶。那时，成都的“摩的”已经很普遍，但还是不及我的家乡来得密集。显然，“摩的”的繁荣与一座城市的经济水平成反比。它们也是在黄昏之后才冲杀出来，此时渴望在成都街头找到一辆无人出租车，难度不亚于在九眼桥碰上一个靓女非礼你。我骑车在巷道里东摇西晃地乱窜，我终于从江湖上再次转进了体制内，成为了一家报社的编辑。
在某个星期一早晨的迷雾中，我在一个花园里停车、抽烟，看见花园里的青藤爬山虎，逐渐吞云吐雾，如何汇聚为一只平阳之虎。有一只猫蹲在我的摩托车油箱上，估计那里有热气，它向上眺望更高处的一只黑鸟。我辈无法洞悉真理，我至多可能发现一些道理，就是飘摇不定的世界相对停滞下来、让我可以清楚看上一眼的那个瞬间。
2000年元旦前的一天，我心血来潮，决定骑车从成都返回自贡市，川云中路单程二百六十公里。在三四度的气温里，我用五个半小时跑完全程。冬季的蜀地集中了全部冷气向我开火。我已经被打穿，所以每一缕寒气穿过了骨头，并彻底置换了我的骨髓。到达目的地，我喝了一斤白酒才缓过气。那年我三十五岁，体能强悍，真不是吹的。
两天后，同样是在一个大雾弥漫的早晨，我动身返回成都。不知道什么原因，那天我很焦急。摩托车的斜支腿没有收好就出发了，在一个弯道上斜支腿触地，我的车被惯性顶飞出去……狼狈倒地，膝盖全破了，并且击穿了三层裤子。有好心人把我扶起来，受伤的我却再无力气把摩托车扳正。路人告訴我，这个弯道摔死了好几个骑摩托的了。
这才叫“日怪”。
摩托车轮毂弯了，前减震漏油，车几乎无法推动。我尽力推了几百米，终于找到一家修理店。元旦节，老板不想干活，说尽好话，终于动手。维修了三个小时，我顺便买了一点消炎药包扎处理膝盖与手臂，继续赶路。几十公里后到达资中县境内，前减震再次漏油，再次维修，求人，出高价。晚上从简阳翻越龙泉山时，摩托车的灯光全灭了。我把车速降下来，慢慢走。到达家里，小区停水停电，我睡了几个小时后身体才有了些微感觉，知道这两天起不来了。受外伤后吹冷风，一定要大病一场……这次受伤，轻于我几年前的一次翻车事故，缝了十八针。那次伤及动脉，足足缝了三十针。
一天，我在城郊结合部的路边买东西，刚刚起步，一轰油门。我注意到一个骑自行车的中年人，突然横撞过来。我第一反应是，遇到碰瓷的了。强力急刹，摩托车彻底侧翻，从他身边滑过去，撞到了马路路肩才停住。碰瓷者显得有些吃惊。
我说：“你应该再勇敢一点，你就成功了。”
他目露精光，智商明显高于大众水平。没有说话，掉头而去。
我的意思是，如果撞上了，我立即会动手，把他暴打一顿。我不信这个邪。
在成都已经没有女人再乘坐我的摩托了。成都的女人都是乘轿车的，她们习惯在静谧的私人空间里享受生活与车震。家乡一位资深美女来成都学习期间，我倒是送过她几次。
资深美女坐在车后喋喋不休地谈论钱财与幸福婚姻的亲密关系。我烦，很想把她扔出去。来了几次急刹，但终于忍住了。转念一想，她已经到了资深的临界点，再不抓紧机会把自己嫁出去，就没有多少时间了。于是我心怀歉疚，继续骑车。看上去，我们很像夫妻回家。
如果说职场内的婚姻顽强地使用着两个标准，而迅疾变化的生活又为人们提供了过于广阔的驰骋空间，那么就是一个悖论的命名。当强者以世界警察的姿态规范世界格局的时候，弱势的国家不也反复强调标准的不同嘛。抬头看见一只飞翔的鹰，在空中刀锋般盘旋，切割云朵，它简直就是天空的大师！ 但资深美女吹气如兰，在我耳边说，鹰肯定没有鸽子肉好吃。
一头纵横于原野的豹子，它以剽悍的凛冽之气逼近万物、展示酣畅的动感时，资深美女又说了，豹子的身材没有树子高嘛！
说的人并没有错，这是她奇特的价值比较法。但鹰注定属于天空，而豹子的宿命就在于奔驰！鹰与豹子矗立于与蝇营狗苟的议论毫不相关的域界。
今夜，我突然怀念起以那个资深美女为代表的职场女人，想起了她对我的坦然、喜欢和严肃，想起她对我的希望，就像撒在我身上的种子，没有发芽，却发生着合理地蜕变——比如，你朝着一根木头奋力施肥、浇水，木头冷硬，拒绝发出新芽，但竟然长出了肥硕的菌子！一度时期，我与她都希望努力地靠近对方，到头来才发现，我们从来就没有靠近过，哪怕就是一步！如同我在旅途上买了一些食物，我不可能因为觉得食物可口就把小贩连同车站一起带走哇。我可以给这类人谈钱的交易，但拒绝给这类人谈论明天，可她们往往把两者视为一回事！仔细想想，绝大多数人也是这样合而为一的。这的确是我面临的课题，其实，我一直没有能力解决，估计以后也毫无指望作如是观。钱钟书的《围城》在我读起来，就还多了一层“招安”的意味。
记得那一个晚上，成都平原星空璀璨，彗星飞逝，蜀地的杜鹃在密林间发出苦闷的叫喊。我的手从资深美女的长发里最后一次穿过，擦掉她眼角的液体。那时，我几乎就快成为效忠村姑杜尔西内娅的堂吉诃德了！而当我骑上摩托车在郊区公路飞驰的时候，猛烈的冷风抽打我的脸颊，耳光响亮而清澈！从摇曳的树林间，我看见明澈的星空和灰蒙蒙的原野，在身后不计后果地摊开……
是的，我想念那头奔驰的豹子！
而一头正在溶解的豹子，比黄金还要金贵。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怀念豹子。时在2000年。十五年后，我写出了20万字的《豹典——豹子的精神史》。一饮一啄，岂非前定。
值得一说的，是我这台老机车，还载过一次惊慌失措的周晓枫。她是平生第一次、估计也是最后一次乘坐摩托车。后座上的她，严肃得一言不发。哦，那可是我的摩托车唯一载过的名人。
对于很多玩车族而言，摩托往往是最后的情人，一个人到了不再需要这些风花雪月的程度，就要断然放弃。2005年，我购买了一辆普通轿车，至今更换到第三辆了。我对轿车的呵护远不及摩托。那辆性能优异的摩托车后来送人了。来人骑走摩托的那个傍晚，我站在路口，长亭送别，我觉得自己就是杨白劳啊。只是，我没有出卖，而是白送。
鉴于成都市区停车过于艰难，我这几年又买了一大一小两台电动车，小的可以折叠放入轿车的后备箱。在市区不但可以用来迎送女读者，而且我是四川的作家里，唯一敢骑车去参加会议和宴会的。偌大一个酒店里，就我一个人敢于骑电动车而来，而且很多高档酒店并没有停放非机动车的位置。作家们衣冠楚楚排闼而入，谈笑风生，我在某个角落停好电动车。我知道，我与他们还是不同路。既不同于来路，也不同于去向。在他们眼里，一个获过国家级文学奖的人，才是著名作家，才配当领导。至于写作本身，我以为他们并不關心，他们关心自己进入会场的显赫座位、签到顺序、研讨会和雷鸣般的掌声。
电动车不过是对摩托车的一种拟真，进而成为了我的超级真实。尽管骑电动车的我，在他人眼里是“虚拟的摩托骑士”。有时我骑着折叠电动车而去，他们会把我当作游弋在停车场的“代驾”司机，就像曾经那位坐台女把我当作“摩的”司机一样。当作家们开车飞驰而去之际，在反光镜里我看到他们向我挥手道别，我则在非机动车道上踽踽独行，与我落在地面的车影一路前行。遇到几个飙车的小青年，把铝罐绑在摩托车排气筒上，发出的声音搅动骨髓……驾车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我想，沿着非机动车道而行，估计不容易抵达江湖地界了。但也许我会遭遇到曾经猛轰油门的那个自己，把我载到另外的地界。也就是说，我是一个没有面子的人，但会为别人留面子。
2017年4月24日，美国作家、哲学家罗伯特·梅纳德·波西格在缅因州家中去世，享年八十八岁。波西格最著名的作品，是他创作于20世纪70年代的《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书的结尾处，波西格与儿子克里斯有几句对话：
“我要是岁数足够大了，能不能有一辆摩托车？”
“只要你能照管好它。”
“你得做点什么呢？”
“很多很多事，你一直看我在做的那些事。”
“你能把所有要做的都演示给我吗？”
“当然了。”
“很难吗？”
“只要你态度正确就不难。难的是态度正确。”
在我看来，这仿佛是我与曾经的自己在窃窃私语。
责任编辑：姚陌尘
蒋蓝，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获人民文学奖、朱自清散文奖、四川文学奖、中国新闻奖副刊金奖等。已出版《黄虎张献忠》《豹典》《媚骨之书》等多部著作。
切！
美国人马修·克劳福德，政治哲学博士，酷爱摩托车，终于摆脱烦恼成为了摩托车修理工，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喜爱哲学。他的跨界之作《摩托车修理店的未来工作哲学》，汉译本推出之后，颇有叫好声。叫什么好呢？“他对现代的工作场所进行控诉，细数它让我们麻木不仁、死气沉沉的种种罪行……”其实，中国只是进入了劳动力密集的时代，我们还没有那种机器装配取代手工的大面积沮丧感，没有感觉到由此失去了那种一试身手、维修机器的心灵快感，我们仅仅是在欢呼人力的解放。所以在我看来，为之叫好的文人五谷不分，而且声音细弱，早就被摩托车的引擎嘶吼肢解了。
如果说冷兵器时代的官宦主要骑马，那么，古代文人的坐骑一般都是毛驴，因为马匹的购买价格与饲养成本要大大高于皮实的毛驴。摩托车就是一头犟驴，它不走寻常路，不受体制中人或绅士的青睐，它服务于青春、酒精、探险、性欲与狂放不羁，在人流、车流夹缝里寻找出路，在无路可走的空间杀出血路，在逆风狂奔与顶风作案之中，一骑绝红尘。
我骑过三辆摩托车，有时候补胎、更换刹车片、缩短链条，还拆卸过发动机，这得益于我年轻时当过几年机修工。一次一个齿轮打断了，我摆弄了两天制作不了，跑去找父亲。父亲是钻井工程师，他迅速用油标卡测量了全部尺寸，绘制了剖面图，拿到车间找人帮忙加工。一个小时后，齿轮制作出来了，代价是给师傅送了两包烟。维修过程与谈恋爱完全一致，口水、汗水、薪水流干后，又可以上路了。
这里可以透露一下一直流传在我家乡的小道消息，真实情况是：我在一个名叫尖山的风景区喝完烧酒，决定打道回府。但切·格瓦拉没有保佑我，他决定狠狠教训我一次。我发动机车，载上一个没有与我一起喝酒的美女，在深夜的山道上左右盘旋。夜雾浓稠，看不见地面，车灯射出去达到没有发光的程度，最后直接冲下了六七米高的土坎。美女比我更为沉着，见我的脚崴了，她直接站在公路上挥手拦车，请路人把摩托车抬起来。我用石头敲正了轮毂，扳正龙头，尽管摩托车电路全斷了，病人骑瞎马，还是把她送回了家。当然，这一段往事是高度危险的，雾大是一个原因，但我从此以后绝不敢酒后驾车。
马修·克劳福德的目的是：远离“伪工作”，回到真正的工作过程，要“成为一名独立的工匠”。我后来把这一手工技能移来维修诗歌与散文，大卸八块，重新组合。这不可能出现高级别的弗兰肯斯坦，只要能够发动、上路、轰鸣……夫复何言。
手工的意义是亲手而为，在一种绝对实证的过程里，去感受、去觉悟那些高蹈的东西，那些不付出智慧与体能就绝对触及不到的东西。哲学点说，要发现常人不可见之物。更重要的事实是，进而还可以看见不可见之物的不可见性。
但我以为我可以维修自己的人生，但人生不是仅仅依凭维修就能一帆风顺的。
我可以维修诗歌、散文，但这并不证明我可以创造韵律。
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总穿着印有切·格瓦拉头像的T恤和牛仔裤，牛逼哄哄的，发动我的摩托。“切”是一个惊叹词，在阿根廷是朋友或亲人间用来打招呼的用语，后来古巴人用这个绰号称呼参加他们事业的格瓦拉。卡斯特罗曾经说：“这个名字后来出了名，成了一个象征。”切·格瓦拉是摩托车的深度爱好者，1951年他和朋友阿尔贝托·格拉纳多，两度依靠摩托车或者在公路上拦便车，实现了在南美洲五国的长距离漫游。两位年轻人在旅程中体味到拉丁美洲的社会与政治问题，尘土飞扬的旅途中所感受到的各种事物不断地改变着他们的看法，犹如飞起的沙子冲进了眼睛，切·格瓦拉渴望一振山河。
据说，他在智利矿区一对矿工夫妇家过夜时，发现他们盖的被子根本无法御寒，就把自己随身带的被子给他们盖上。后来切回忆道：“那夜我虽然被冻得发抖，但我感到了自己是全世界被压迫者的兄弟。”实事求是地说，格瓦拉的确目睹了人间的哀鸿遍野，他悟出了生命的方向。就在这场摩托之旅后，他毅然加入了革命。
但置身丛林的革命不是偶然的选择。沿途之中，他手工记录的骑行记《摩托日记——拉丁美洲游记》（亦名《南美丛林日记》）里承认：“一枚硬币抛到空中，经过多次旋转之后，落地时既可能是正面，也可能是反面。贵为万物之灵的人类在这里通过我的嘴巴，用我的语言，将我的所见所闻娓娓道来。掷硬币的时候，很可能抛了十次正面后才看到一次反面，也可能抛了十次反面后才看到一次正面。实际上，这种情况一点也不稀奇，而且没有必要找任何托辞，因为嘴巴只能道出眼睛实实在在看到的东西。”
其实，现实应该是可以解释的。看看诗人马拉美在名诗《骰子一掷不会破坏偶然》里是怎么说的：“骰子一掷绝不会/当正好被置于永恒的/境地……警惕、怀疑、翻滚、闪亮与沉思/全都发生在停留于/最后献身的落点之前/骰子一掷散落一切思想。”
骰子一掷就不是偶然。这一点，不是依靠手工维修机车能够触及的。
我注意到一条后来的新闻报道。
英国《电讯卫报》2014年12月报道称：切·格瓦拉与第二个夫人所生的小儿子恩内斯托·格瓦拉（时年49岁），于本月初开办了一家旅游网站，旅行社的名字为La Poderosa Tours。 Poderosa一词是他父亲切·格瓦拉于1952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医学院毕业前夕，在九个月期间里进行南美旅行所乘坐的500CC摩托车的名字。恩内斯托一共推出了两条旅游路线，分别是乘坐摩托车进行环岛六日游和环岛九日游，也称为Fuser1和Fuser2。
Fuser是切·格瓦拉儿时的别名。摩托旅游，同样是一种亲身经历的“手工”实践。旅游观光者不会想到那一个神奇的丛林革命者，他们只是贪恋原始风光而已。所以我想说，《摩托车修理店的未来工作哲学》一书，与骑行者随身携带的扳手、解刀、打气筒、胶水一样，不过是抵达目标之前的准备。对于没有目标的人而言，就不好再说什么了。 我说：切！
五十步与百步的区别
與乡村不同，在城市里骑摩托的人，人们不会对之有好感。不是噪声，也不是危险，而在骑自行车、电动车的，往往是劳动人民。一旦跨上摩托，这个人就是逸出人民阵营者。
到2000年，我已骑了六年摩托车——这就是我的“世纪末回想”。但是某一天，摩托车突然从古老的盐都一条曲曲折折的巷道里，拐弯、颠簸、加速，把我从堵塞的体制内载到了江湖地界，所以，我对摩托车有特殊的感情。
20世纪80年代某天，我到同学家玩，见到一台没有上锁的嘉陵70CC——我们俗称为“小毛驴”，停在过道上。我一时兴起，一脚踩燃，骑了十公里回来后，警察来了。原来车主去报了盗窃案。其实，这种没有挡位、依靠油门控制速度的“小毛驴”，是不配这一名字的，在于它很不皮实。有一次，我借了朋友的“小毛驴”外出兜风，半路没油了。那个年代郊外根本没有加油站，最后我加了两斤菜油，在巨大的黑烟伴随下，竟安全返回了，但化油器几乎堵死。我后来讲给玩车的朋友听，他们根本不相信这等奇事。我说，你真可以加两斤菜油试验一次！
经常借朋友的“小毛驴”穿梭，我的邻居就认为我在跑生意。那个年代的确很神奇，满世界的人都在谈论钢材、麻袋、纯碱、彩电、冰箱、车皮，他们抽着两毛钱一包的卷烟，在一人三元的卡拉OK茶座与五毛钱门票的舞厅打进打出，在贴面舞的间歇，热烈讨论着皮包里，或臆想中的生意。人人似乎都掌握有内部调拨物资的高层批条，五官挪位，都是一副对利润兴趣盎然的表情。在奥拓、夏利轿车尚未成为第一代民用车之前，“小毛驴”就是建筑包工头以及皮包公司经理们的坐骑，它们被招摇地停放在广场中间，鹤立鸡群。在我看来，处于中国改革发展史上，应该有“小毛驴”时速三十公里的娇小身影。
后来我购买了一辆嘉陵125CC摩托车。在很多劳动人民还希望在自行车上绑一个汽油机就直接驶入现代化的年月，这已经显得比较奢侈了。我的父亲骑自行车三十年上下班，他就一直渴望在自行车上加装一台小功率的汽油发动机，后来发现邻居加装的汽油机很容易出毛病，再加上交警一再制止、处罚，让他终于放弃了这一奢望。看到我买了摩托车，父亲没有说什么，他蹲在机车前深情微笑，就像在观察童年的我。他某天终于提出要试骑一下，可是一起步就倒地，从此后他再也没摸过摩托了。贫困的确限制了父亲的想象，他仅仅是以自行车来想象摩托车。他更缺乏想象力的是，即使他可以驾驭摩托车了，他也只能用于上下班。除此之外，他实在没有地方可去消遣。
我经常在东兴寺一带玩车，有时借来一辆泰山750型老款重型摩托，单是机车发出的雷鸣之声，就让人要飞起来。这一带属于盐业职工的密集住宿区，属于城郊结合部，是城市的东大门，通往云南的川云公路从我家门前穿过。我的童年几乎是在与川云公路交叉的盐分巷里奔跑而过的，捉知了、粘蜻蜓、打弹珠、滚铁环、打架、朝女同学做鬼脸……1949年之前，这里是盐商、官员的驻地，川康盐务局稽查处要员也住宿于此，我的爷爷当时是盐务稽查处主任。易旗之后的岁月里，这里是自贡市盐务管理局、贡井盐厂、大安盐厂、张家坝制盐化工厂、盐业地质钻井大队等一些职工的住宅，一里来长的巷道曲曲折折，主道有六块“六牛石”的宽度，并不断伸延出岔道，曲径通幽，花木扶疏，旁生出不少小院落与花墙掩映的官宅。由于巷道两侧住的几乎全是普通职工，建筑不断侵占道路，巷道窄得无法通行小车，但摩托可以畅行无阻。两侧房子多是砖木结构的老房子，是用以前的大盐仓分隔而成，墙壁均为“窜夹壁”，过了几十年，地基每到夏天就返盐出水，可能唯一的好处就是不生虫。“盐分”之意，就是对盐进行分隔、包装、转运的意思。我父亲曾经说，黎明时分，几百辆胶皮大车运盐而至，过秤、装仓，天明以后再出仓、装船，有条不紊。盐分巷热闹非凡，成为沿沱江而入长江一线，食盐二级批发商的常来之地。由于管理严密，赌博、烟花业被排除在外。它远远比不上盐都的王家塘街，但它们无疑都成为了往昔两条重要的盐业血脉。到2017年之前，盐分巷尽管被新建筑切断为好几截，但老房子、石板路基本保持了原样，仔细的话，还可以发现胶轮车的“尾舵”在石板上磨砺出的沟槽。这并不是政府有什么远见卓识予以保护，只是他们没有经济力量进行彻底拆除罢了。
我的摩托在盐分巷穿梭，轰鸣声经常使密集的自行车流出现混乱，紧急避让，那些行车循规蹈矩的中年人往往在摩托车的逼近状态下一阵乱颤，做出些违反交通规则的奇怪举动。自然了，我会招来一阵怨毒的目光。我认识一个叫玉莲的美女，快下岗了，她不渴望诗歌，但渴望远方。她经常坐在后座上，同我在邻居面前一道驶过，她是在暗示，她才是我的女人。她的长发在这种速度的急促变换中夸张地飞扬起来，尤其是在摩托车突然加速的时候，巨大的推力让我背部后倒，刚好触及她的前胸，她会嘤咛几声……风把她的激情全部倾泻在头发上，像一面傲慢、挑衅的旗帜……
后来呢，“摩的”大量涌现了，就像接踵而来的炒股大军。“摩的”成为了盐都这座盐化工城市大量下岗职工的主营方向。男人跑“摩的”，乘客主要是他们同样下岗的妻子们，她们往往“体健貌端”，或充当坐台小姐，或去“猫馆子”里当服务员，硬气一点的去按摩房、洗脚房、茶坊工作——这叫吃“技术饭”。20世纪90年代初的盐都黄昏，“摩的”像蝗虫一样在城市里飞舞，显示出这座城市最后的几丝活力，轻易就把我的摩托淹没了。更不幸的是，“摩的”都是嘉陵或性能更好的五羊125。这些司机是了解中国老百姓的心态的，红色跟中国民众有天然的血缘联系，因此，他们的摩托车竟然是一律的血红色。而我的车是深灰色的，这一点也不另类，而是显出了某种蓬头垢面的寒酸状。
那时，诗人杨春光应我邀请来自贡市玩几天，他一走出长途汽车站，立即被几十辆“摩的”“轰轰轰”地包围了。他的眼镜险些被撞掉，他赶紧捂紧了手提包。
“师傅，上车！”
本地浓重的卷舌音与开音节发音，乍一听就像体制中人发出的训诫。 诗人“师傅”惊吓过度，以为遭到了跟踪，他理解为“跟我們走一趟”。
其实，杨春光不明白的是，这座昔日的盐业城市里，码头林立、工业为王，男人基本上都叫“师傅”，女人则称“婆娘”，不像如今，四五十岁的都喊美女。
有一天，我正在公路上急驰，突然手机响个不停。在我停车接电话时，感觉车身一沉，一个女人猫一般跳上了摩托车后座。
“快点！快点！追上前面那辆红颜色摩的！”
她冲我大叫，呼出的热气直灌耳朵，我闻到了一股浓烈的花露水味道。哦，她把我当成了“摩的”。
这也没什么不可以的。在这个年月，总裁转眼就可能是个诈骗犯。在我加大油门时，我问她：“前面那辆摩托出了什么事？”
“狗日的！耍了半天不拿钱就想跑……”
明白了，这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小姐。不知她在骂那个男人，还是在自说自况。
对方是单车，听发动机声音是五羊125，我几乎使尽了一切办法也追不上。眼看越来越远，幸好堵车了，我终于靠了上去。车还没停稳，小姐已经弹射出去，一把将那个流亡者拽住，接着是一阵昏天黑地的争吵，言辞比诗人们的“国内流亡文学”要精彩得多。最后，那个男人摸出了一把皱巴巴的钞票。我正要走，小姐把我叫住了，要我把她送回去。
我问她收了多少钱。她说，差五块才三十元。说完，她双手很自然地搂住了我。我估计这时别人看到我和她的造型，就是一对处于高烧状态的情人了。
到达小姐的终点站，她麻利地把手伸进了乳罩，吓了我一跳。我忙说，你还没有到办公室呢！她大度地笑了，手抓着那把烂钞票抽了出来，哦，原来乳罩还有钱包的功能。
她给了我一张最破的五元票，我更大度地拒绝了。告诉她，就当我为那个男人补了她五元，凑个整数嘛。
小姐直夸今天遇到好人了，叫我去玩……
有了这样的经历，我决定把这台破车处理掉。真是老天有眼，没过几天车就被偷了。偷车贼竟然将单位的螺纹钢大门生生撬断，才把这辆不值几个钱的摩托车抬出去，看得出偷车贼是穷疯了。但我估计偷车贼不会有我这样的好运，他至多是那个逃亡者。
我买了一辆250型的进口机车，由于大功率的摩托车不准上户，退车后只好选择一台进口雅马哈150型摩托。此种型号的机车其实是警务摩托，至今仍在使用。不料，招来女朋友的责备，主要理由是我已经不年轻了，已经超过了“奔驰”的年龄。想想也对，好像我应该开小车才合适。
因缘际会，我单位有台奥托车老掉牙了，没人开，我就时常过过车瘾。那时，我女朋友的父母见我开汽车而不是骑摩托登门，笑容都不一样了。每当他们送我上车时，透着恭敬，我从反光镜里看到他们一直伫立在汽车排气筒掀起的巨大灰尘里，还在挥手致意，就像在欢送一个官僚。与其说他们是在送我，不如说他们是在向汽车传递尊敬。其实，这台破车三千元也没人要哇。
苏联文学大师邦达列夫写有一则短文《最好闻的气味》，我以为是最佳“机车政治”的表达：
“您在说什么，亲爱的？哪有什么丁香花的香味？请告诉我，您在哪儿能感受到像您所说的那种幽雅的清新和芳香？从这种香水的香味里我一点儿也不觉得有什么好闻。多情善感，只是多情善感罢了……”
“为什么？”
“首长的汽车开走时，从轮子底下扬起的灰尘味这就是最好闻的气味。吸进这种气味是多大的享受？不然这种感觉您是不知道的！……”
可惜我无法伪装为领导或阔佬。我想，两位老人估计不会闻到世界上“最好闻的气味”。
宝马公司顶级的汽车，是跟那个永远身穿布里奥尼西装、永远喝摇匀而非搅拌的伏特加马提尼酒、永远没有尝过失败滋味的传奇人物詹姆斯·邦德联系在一起的。Z8型的豪华汽车和世界顶级的间谍，很难说是谁提升了谁的地位。汽车就是为男人发明的，它使男人不羁的本性得以体现。在没有骏马驰骋的文明时代，豪车自然也就成为男人表现勇敢和财富的最好载体。詹姆斯·邦德和Z8传递了一种暗示：这样的生活是一个男人应该追求的。华贵的跑车，每小时两百公里以上的时速，引擎疯狂的咆哮声，强劲的气流刮过耳边，还有什么比这更能激起男人的雄心，更能让男人体验成功的感觉？还有什么比它更能折磨男人的心？
中国人对四个轱辘的机器从来就是敬畏的，好像拖拉机也比一辆五百毫升的哈雷强出很多。他们是以车辆的体积和重量来换算价值，大概是从买卖废钢铁的经验中获得的积累。这就犹如他们不信任笔记本电脑而崇拜台式机一样。同样的道理，电视机生产厂家就拼命生产超大荧屏的彩电，单是它巨大的包装纸箱，卖的钱都够善良的老百姓欢喜好些日子了。
雨季来临了，我只好开汽车上下班，看见出租车司机们面露喜色，被“摩的”抢走的生意终于实至名归了。一天，路过一个公交车站，我突然看见上次坐我摩托的小姐正在候车，就把车开了过去。
她立即就认出了我，一言不发，拉开车门就坐了进来。
“到哪里？”我问她。
“随便！”她很随便地回答了一声。
那就随便吧。
“你头发剪短了，还穿西装，又有汽车，很像我们那里的客人。”
“客人们不开奥托吧，应该要好些。”
“你不懂啊，有好车的人才不开车来呢！万一被抓住，是要被当作作案工具没收的，成本就高了。”
我们有一句没一句地闲扯着，逐渐出了市区。我决定请她喝酒。
她喝的是急酒，咕咕咕地喝，半斤下肚，脸色逐渐好看起来，桃花变成了杏花。我发现她应该算是个美女，眼神里有些执傲的光，像冷金属一样，但她正在努力软化它们。她像个纺织厂里即将周末下班的女工，哼起了流行歌曲。她拿出一包烟，发了我一支，迅速把火打着了，她举着的火苗冲上了我的眉毛。
“你的摩托车呢？我还想坐！”她笑了，牙齿非常好。一些离去久远的美丽正在返回到她身上，被酒力蒸发起来，妖冶的细节表情逐一展开。 我们立即返回市区。等我把雅马哈开到她面前时，她像一层皮革紧贴在我背后。在酒意中，摩托的时速指针达到一百二十公里，泪水就被吹出来了，扬起的水雾如同夜色分离出的成分和质地。我们都没戴头盔，凛冽的风制造出的幻象，在四周不计后果地向后倒伏。我意识到，一种迥异的感觉如同飞驰而来的沙尘，开始出现了……
再后来，我就一直使用摩托。觉得以车型横向比较的话，奥托、夏利就相当于在自行车上绑个汽油机，至多是50型的助力车。当我在成都经常看到越来越多的男女挤在小车内调情时，总觉得有些好笑。他们不过是利用了小车狭小的空间来缩短彼此遥远的距离，但高高挺立的排挡杆却像一个卫道士的身躯一样，阻挡着正副驾驶员的身体熨帖的燃烧。
在我看来，手扶拖拉机无遮蔽的驾驶室，更适合他们促膝谈心。
这样一来，空间与亲密的距离关系就水落石出了——空间的狭小与亲密的程度成反比。小车、拖拉机驾驶室、摩托车后座到小姐们的办公室，这一放大的物理流程不是昭然若揭吗？反过来想，我不过是试图调整五十步笑百步的距离，车辆作为身份和情欲的载体，正在被日益庞大的有车族滥用。在这个时候，连想一想詹姆斯·邦德和Z8型的豪华轿车的勇气都没有了……
应该交代一句，那位小姐成了我的小妹儿，她经常坐我的免费“摩的”。直到我买汽车以后，摩托车和这些后座上的故事以及花露水，就被我搁置在世纪初的一个上午。车流滚滚，人海茫茫，我再也看不到她了。
记得一次山道行车，一根下垂的山藤宛如剪径强人，一股脑儿将我死死兜住，拔河一般把我扯到了空中……山藤就像世道标举的深情故事，牢牢缠定我的脖子。山藤与一些人一样，必须依靠，不能无依无靠。因为依靠才能妖冶、才能妖娆、才能妖精一生。
完全依靠自己的力气站立大地的植物，为了站立就耗去了太多的元气与美丽，所以它们看上去尽管“体健貌端”，但多少有些呆头呆脑，情商、财商均不足。这就进一步显示出软体之物的可爱之处。可一味瘫软下去，就容易成为流质之物，就有点恶心了。
停车于妖精、于流质之间，我发动机车一拉，把这根山藤彻底扯断了。
驾车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鲍德里亚说过，“断片式的文字其实就是民主的文字”。摩托车就是负载个体生命最适合的工具。
1999年，我在成都买了一套房子，把一万多册书籍和摩托车带到了成都。白天摩托车无法进入二环路以内，我只能在这一区域之外行驶。那时，成都的“摩的”已经很普遍，但还是不及我的家乡来得密集。显然，“摩的”的繁荣与一座城市的经济水平成反比。它们也是在黄昏之后才冲杀出来，此时渴望在成都街头找到一辆无人出租车，难度不亚于在九眼桥碰上一个靓女非礼你。我骑车在巷道里东摇西晃地乱窜，我终于从江湖上再次转进了体制内，成为了一家报社的编辑。
在某个星期一早晨的迷雾中，我在一个花园里停车、抽烟，看见花园里的青藤爬山虎，逐渐吞云吐雾，如何汇聚为一只平阳之虎。有一只猫蹲在我的摩托车油箱上，估计那里有热气，它向上眺望更高处的一只黑鸟。我辈无法洞悉真理，我至多可能发现一些道理，就是飘摇不定的世界相对停滞下来、让我可以清楚看上一眼的那个瞬间。
2000年元旦前的一天，我心血来潮，决定骑车从成都返回自贡市，川云中路单程二百六十公里。在三四度的气温里，我用五个半小时跑完全程。冬季的蜀地集中了全部冷气向我开火。我已经被打穿，所以每一缕寒气穿过了骨头，并彻底置换了我的骨髓。到达目的地，我喝了一斤白酒才缓过气。那年我三十五岁，体能强悍，真不是吹的。
两天后，同样是在一个大雾弥漫的早晨，我动身返回成都。不知道什么原因，那天我很焦急。摩托车的斜支腿没有收好就出发了，在一个弯道上斜支腿触地，我的车被惯性顶飞出去……狼狈倒地，膝盖全破了，并且击穿了三层裤子。有好心人把我扶起来，受伤的我却再无力气把摩托车扳正。路人告訴我，这个弯道摔死了好几个骑摩托的了。
这才叫“日怪”。
摩托车轮毂弯了，前减震漏油，车几乎无法推动。我尽力推了几百米，终于找到一家修理店。元旦节，老板不想干活，说尽好话，终于动手。维修了三个小时，我顺便买了一点消炎药包扎处理膝盖与手臂，继续赶路。几十公里后到达资中县境内，前减震再次漏油，再次维修，求人，出高价。晚上从简阳翻越龙泉山时，摩托车的灯光全灭了。我把车速降下来，慢慢走。到达家里，小区停水停电，我睡了几个小时后身体才有了些微感觉，知道这两天起不来了。受外伤后吹冷风，一定要大病一场……这次受伤，轻于我几年前的一次翻车事故，缝了十八针。那次伤及动脉，足足缝了三十针。
一天，我在城郊结合部的路边买东西，刚刚起步，一轰油门。我注意到一个骑自行车的中年人，突然横撞过来。我第一反应是，遇到碰瓷的了。强力急刹，摩托车彻底侧翻，从他身边滑过去，撞到了马路路肩才停住。碰瓷者显得有些吃惊。
我说：“你应该再勇敢一点，你就成功了。”
他目露精光，智商明显高于大众水平。没有说话，掉头而去。
我的意思是，如果撞上了，我立即会动手，把他暴打一顿。我不信这个邪。
在成都已经没有女人再乘坐我的摩托了。成都的女人都是乘轿车的，她们习惯在静谧的私人空间里享受生活与车震。家乡一位资深美女来成都学习期间，我倒是送过她几次。
资深美女坐在车后喋喋不休地谈论钱财与幸福婚姻的亲密关系。我烦，很想把她扔出去。来了几次急刹，但终于忍住了。转念一想，她已经到了资深的临界点，再不抓紧机会把自己嫁出去，就没有多少时间了。于是我心怀歉疚，继续骑车。看上去，我们很像夫妻回家。
如果说职场内的婚姻顽强地使用着两个标准，而迅疾变化的生活又为人们提供了过于广阔的驰骋空间，那么就是一个悖论的命名。当强者以世界警察的姿态规范世界格局的时候，弱势的国家不也反复强调标准的不同嘛。抬头看见一只飞翔的鹰，在空中刀锋般盘旋，切割云朵，它简直就是天空的大师！ 但资深美女吹气如兰，在我耳边说，鹰肯定没有鸽子肉好吃。
一头纵横于原野的豹子，它以剽悍的凛冽之气逼近万物、展示酣畅的动感时，资深美女又说了，豹子的身材没有树子高嘛！
说的人并没有错，这是她奇特的价值比较法。但鹰注定属于天空，而豹子的宿命就在于奔驰！鹰与豹子矗立于与蝇营狗苟的议论毫不相关的域界。
今夜，我突然怀念起以那个资深美女为代表的职场女人，想起了她对我的坦然、喜欢和严肃，想起她对我的希望，就像撒在我身上的种子，没有发芽，却发生着合理地蜕变——比如，你朝着一根木头奋力施肥、浇水，木头冷硬，拒绝发出新芽，但竟然长出了肥硕的菌子！一度时期，我与她都希望努力地靠近对方，到头来才发现，我们从来就没有靠近过，哪怕就是一步！如同我在旅途上买了一些食物，我不可能因为觉得食物可口就把小贩连同车站一起带走哇。我可以给这类人谈钱的交易，但拒绝给这类人谈论明天，可她们往往把两者视为一回事！仔细想想，绝大多数人也是这样合而为一的。这的确是我面临的课题，其实，我一直没有能力解决，估计以后也毫无指望作如是观。钱钟书的《围城》在我读起来，就还多了一层“招安”的意味。
记得那一个晚上，成都平原星空璀璨，彗星飞逝，蜀地的杜鹃在密林间发出苦闷的叫喊。我的手从资深美女的长发里最后一次穿过，擦掉她眼角的液体。那时，我几乎就快成为效忠村姑杜尔西内娅的堂吉诃德了！而当我骑上摩托车在郊区公路飞驰的时候，猛烈的冷风抽打我的脸颊，耳光响亮而清澈！从摇曳的树林间，我看见明澈的星空和灰蒙蒙的原野，在身后不计后果地摊开……
是的，我想念那头奔驰的豹子！
而一头正在溶解的豹子，比黄金还要金贵。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怀念豹子。时在2000年。十五年后，我写出了20万字的《豹典——豹子的精神史》。一饮一啄，岂非前定。
值得一说的，是我这台老机车，还载过一次惊慌失措的周晓枫。她是平生第一次、估计也是最后一次乘坐摩托车。后座上的她，严肃得一言不发。哦，那可是我的摩托车唯一载过的名人。
对于很多玩车族而言，摩托往往是最后的情人，一个人到了不再需要这些风花雪月的程度，就要断然放弃。2005年，我购买了一辆普通轿车，至今更换到第三辆了。我对轿车的呵护远不及摩托。那辆性能优异的摩托车后来送人了。来人骑走摩托的那个傍晚，我站在路口，长亭送别，我觉得自己就是杨白劳啊。只是，我没有出卖，而是白送。
鉴于成都市区停车过于艰难，我这几年又买了一大一小两台电动车，小的可以折叠放入轿车的后备箱。在市区不但可以用来迎送女读者，而且我是四川的作家里，唯一敢骑车去参加会议和宴会的。偌大一个酒店里，就我一个人敢于骑电动车而来，而且很多高档酒店并没有停放非机动车的位置。作家们衣冠楚楚排闼而入，谈笑风生，我在某个角落停好电动车。我知道，我与他们还是不同路。既不同于来路，也不同于去向。在他们眼里，一个获过国家级文学奖的人，才是著名作家，才配当领导。至于写作本身，我以为他们并不關心，他们关心自己进入会场的显赫座位、签到顺序、研讨会和雷鸣般的掌声。
电动车不过是对摩托车的一种拟真，进而成为了我的超级真实。尽管骑电动车的我，在他人眼里是“虚拟的摩托骑士”。有时我骑着折叠电动车而去，他们会把我当作游弋在停车场的“代驾”司机，就像曾经那位坐台女把我当作“摩的”司机一样。当作家们开车飞驰而去之际，在反光镜里我看到他们向我挥手道别，我则在非机动车道上踽踽独行，与我落在地面的车影一路前行。遇到几个飙车的小青年，把铝罐绑在摩托车排气筒上，发出的声音搅动骨髓……驾车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我想，沿着非机动车道而行，估计不容易抵达江湖地界了。但也许我会遭遇到曾经猛轰油门的那个自己，把我载到另外的地界。也就是说，我是一个没有面子的人，但会为别人留面子。
2017年4月24日，美国作家、哲学家罗伯特·梅纳德·波西格在缅因州家中去世，享年八十八岁。波西格最著名的作品，是他创作于20世纪70年代的《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书的结尾处，波西格与儿子克里斯有几句对话：
“我要是岁数足够大了，能不能有一辆摩托车？”
“只要你能照管好它。”
“你得做点什么呢？”
“很多很多事，你一直看我在做的那些事。”
“你能把所有要做的都演示给我吗？”
“当然了。”
“很难吗？”
“只要你态度正确就不难。难的是态度正确。”
在我看来，这仿佛是我与曾经的自己在窃窃私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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