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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李秀文是那种让男人一见钟情的美人。在民国初年的广州，这个执信中学的女生，就是围墙里一朵盛开的校花。所以，风流倜傥的青年军官叶挺，见到李秀文的第一眼，内心的平静就土崩瓦解了。
对于一个女人的美丽，文字的描述只能是雾里看花，让人信服的证据，只能出自真实的照片。幸好，李秀文生活的那个时代，已经有了照相机，后人可以在陈旧的黑白照片中，看见一个女人的风姿绰约和天姿国色。
我在东莞长安的展览馆里，见到了这个和叶挺生死与共的女子。那张八十多年前的旧照片上，西装革履的军人风度翩翩，李秀文一身旗袍，捧着一个小孩。两个人的中间，并列着五个孩子，全家人站立在民国的背影中。后人用简略准确的文字，记录下了一个历史的瞬间：
叶挺将军的夫人李秀文是长安镇乌沙李屋人。
李秀文和叶挺的姻缘，从一个隔窗相望的细节开始。
所有的文献资料和民间口传，都将一个美好的爱情细节安放在李章达家中，将两个人的美好婚姻归于李章达这个男性媒人。
九十五年过去，所有的在场者都已经离开了人世，只有蒋柳的证词，留在了《喋血淞沪》这本人物传记中。
李章达任大总统府警卫团副团长的时候，他和蒋光鼐、袁煦圻、黄侠毅、叶挺等一批警卫团的年轻军官住在广州云台里的一幢大屋子里，每人只有一个小房间，大家共用一间厨房。蒋光鼐时任警卫团副官，他的夫人谭妙南和保姆从虎门乡下来到广州之后，就搬到了音荣誉二巷一幢很小的二层楼房里。
音荣誉二巷与云台里环境不同，后人文章中“这是一条其貌不扬的小巷。巷道很窄，两旁的房屋相距不过丈余，两边的人家可以站在自家阳台上隔街交谈”的描述，正是音荣誉二巷的准确写照，只是后人移花接木，以讹传讹，让人声嘈杂的云台里大屋取代了幽静小巷里的二层小楼。与宽广遥远的楼房相比，广州城里古老的握手楼，才是适合男女主人公隔窗相望的场所，才是爱情的传奇沃土。
蒋光鼐家的窗户对面，正是商人李少村的家。李少村家的两个女儿，如花似玉，是音荣誉二巷深处最美的风景。蒋光鼐已有妻室，目不斜视，只有独身的青年营长叶挺，经常登门蒋光鼐的小楼。叶挺来得频繁，引起了蒋家保姆蒋柳的注意。
一个人内心的秘密，被细心的蒋柳破译了。蒋柳告诉蒋光鼐，叶挺经常坐在窗前，用报纸作掩护，从报纸的孔洞中，偷看对面李家的漂亮小姐。
蒋光鼐听了哈哈大笑，他对蒋柳说，醉翁之意不在酒啊。希夷在报纸上开洞，但我们不能捅破希夷心中的纸。李少村家的姑娘值得希夷追求，让我们祝福他吧。
隔窗相望，是一个鲜为人知的情节。叶挺的动机和心思，对面窗户里的中学生，可能一无所知，但是，暴露在蒋柳和蒋光鼐面前的军情，却是叶挺爱情攻势的起点。军人的爱情，总是离不开侦察这个必要的环节。
蒋光鼐的意味深长，是有根据的。
故事的发展，完全在蒋光鼐的预料之中。
蒋光鼐的东莞同乡、大总统府警卫团副团长李章达，同李秀文的父亲李少村，都是出自东莞长安的李姓家族。亲近的血缘，让两个人突破了军人和商人的界限，成为了朋友。
叶挺和李秀文的恋情，如火如荼，但爱情的最后结合，无论如何都绕不过明媒正娶的关隘。
李章达以媒人的身份，向李少村捅破了叶挺和李秀文爱情关系的窗户纸。李章达以为，以他的双重身份和叶挺即将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的契机，李少村将会亮起放行的绿灯。谁知，处事极有主见的李少村以“我家秀文正在上学，现在不急于谈这件事。叶挺应该好好干事业，等他当了团长以后，再议婚事”的理由，筑起了拒绝的篱笆。
李章达、叶挺、李秀文，都没有将李少村的理由看作不通情理的闭门羹，他们认为，没有人比父亲更关爱自己的女儿，一个父亲的选择，是深思熟虑的。失落之时，叶挺用“叶挺此生，不会向第二个人求婚”的誓约，安慰了李秀文，义无反顾地踏上了通向异国的长路。
一生不向第二个人求婚的誓言，是所有年轻人热恋之时爱情的火花，但是，火花的生命，却短暂易逝，所以，当爱情的誓言没有走到人生终点的时候，人类曾经的许诺，常常会海枯石烂。
二十二年之后，叶挺用自己的生命，完美地体现了这句重若千钧的爱情誓言。
二
李秀文的故乡，离我居住的莞城，只有几十公里的短短距离。在广深高速公路没有开通之前的那些年，每每从国道经过，只看到了“孙中山先生先代故乡”的巨大牌坊，李秀文和叶挺的名字，却从来没有进入过我的眼睛。
长安乌沙村，已经找不到李秀文的足印。一个人的短暂生命，交付给了一生倥偬的将军，献给了多难的九个孩子。李秀文与故土的关系，只能从古老的建筑中寻找。
在高楼林立车、水马龙的中国百强名镇长安，老建筑早已成为了人们的记忆。幸運的是，在李氏后人的带领下，我在现代化建筑的夹缝中，找到了勉学祖祠。这幢摇摇欲坠的古旧危房，成为了唯一记载李秀文先祖行迹的砖瓦。
当乌沙村里所有的别墅、楼房都衣衫亮丽的时候，一幢建筑的蓬头垢面，一定是沧海桑田的遗物。勉学祖祠砖墙上“危房勿近”的红色大字和“第二批镇级文物保护单位”的蓝色保护牌，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这幢1999年4月就成为了长安镇文物保护单位的建筑，红砂岩打磨的门框，花岗石的立柱，屋檐上的精美木雕和天蓝色瓦当，还有倒塌之后露出的粗大而精致的木质构件，一齐向我这个迟到的外姓人透露了李秀文先祖的迁徙路径。
在文字记载的历史面前，所有的时光都不遥远。
在后人的记忆中，勉学祖祠是李秀文的爷爷李名涛为迎接父亲李扬陞回乡祭祖而专门建造的。为一个人回乡祭祖建造一幢气势不凡的房屋，可以想见，建筑者资财的雄厚和回乡者身份地位的崇高。
在豪华气派的勉学祖祠面前，1907年出生的李秀文，只是李氏家族的后来者。那段晚清的历史，刻在李氏二世祖祠坚硬的墙上： 个人命运的坎坷和历史的曲折，并非一次会议的过眼烟云。后来的研究者，用一段严谨的文字，为叶挺的海外十年，作了一段真实的陈述：
不久，叶挺经香港、马来亚、日本转赴苏联。在苏联，他忍受不了“政治动摇”的无端指责，一气之下离开莫斯科，从此脱离党组织。正如周恩来后来所说：“广州起义失败后，叶挺到了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还说他政治动摇。共产国际没有人理他，东方大学请他作报告，共产国际也不允许他去。这样，他就离开党跑到德国去了。这件事我们应该给叶挺申冤。”
爱情，从来就不是革命史的组成部分，即使是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对叶挺广州起义失败之后漫长十年海外生活的评价，也看不到个人的内心情感。李秀文，总是隐藏在文字后面，生儿育女，操持家务，尽自己的所能，支持丈夫。
在广州音荣誉二巷隔窗相望的初见和肇庆阅江楼的婚礼上，年轻的李秀文是否想过，出生入死，是军人的本分。如果叶挺有流血牺牲的一天，自己的未来，将如何寄托？还有，爱情只是一朵带露的鲜花，如果太阳升起，如果花期已过，她的理想，将如何保鲜？
时光久远，已经没有人知道漫长的十年中，李秀文的颠沛流离，为了支持丈夫，那些异国时光里开餐馆、打零工的艰辛。更没有人考证和揣摩，一个富商之女，在远离祖国、远离父母亲人的艰难困苦中，她是否有过内心的挣扎？在中药一般苦涩的岁月中，她与叶挺的爱情，是否有过动摇？
我所有看到的文献，都回避了这些情感生活，后人在写作的误区中，总是以为英雄天生属于钢铁，属于不食人间烟火的空中楼阁。一个人的七情六欲，一个人的家国情怀，不仅被研究者忽略，即使与亲情密切关联的乌沙村李屋的勉学祖祠和李氏二世祖祠，也都遗落了这些柔软的细节。
那些由于远离祖国而被疏忽了的艰难困苦，生活其实也给出了答案。李秀文和叶挺的一生，如同一条清澈的河流，他们的一生，都未曾有过污染，在他们身后，后人看见了河中的水草和鱼虾。所以，许多文章，都把“李秀文与叶挺结婚后，几乎没有过上几天安逸的日子，可是她对叶挺情深似海，志坚如钢。无论生活怎样艰难凄苦，环境何等险恶恐怖，她没有流过眼泪，没有一句怨言”的赞美送给了这个美丽的女子。
五
如果将一个百岁之人的生命分成十个等份，那么，十年时间可以用短暂来形容;然而，对于李秀文和叶挺短暂的一生来说，十年，占去了他们一生中最宝贵最美好的光阴。李秀文和叶挺的海外十年，是流落的岁月，是艰难的日子，那是如今我们这个用“留学”“绿卡”“移民”“签证”等名词粉饰的出国潮时期，无法理解的特殊年代。
如果不是日本侵华、抗日战争爆发，叶挺回到中国大陆的时间，可能还要推迟，李秀文则要在她出生的澳门，继续煎熬下去。
西安事变之后国共两党的和谈，促成了新四军的诞生。而英勇善战的叶挺，则成了国共两党都能够接受的军长人选。鲜为人知的是，“新四军”的番号，源自叶挺的建议。叶挺一辈子都没有忘记北伐，国民革命第四军的所向无敌，成就了“铁军”这个不朽的称号。而独立团，则是第四军一个锋锐的箭头。新四军，在叶挺的心目中，应该是一支继承和光大北伐时期老四军光荣传统的抗日武装。
李秀文的命运，就在此时同新四军紧紧绑在了一起。
一个富商家庭出身的美丽女性，不可能是沙场上冲锋陷阵的战士。但是，为了新四军，为了丈夫的理想，她用自己的方式，有力地支持了一支刚刚组建的军队。
八十多年之后，后人无法知道李秀文动用了父母养老金中的多少钱，也不可能知道李秀文跑了广东和香港的多少地方，如何秘密地购买军火。我们只有从流传的文献中了解，李秀文拿出了自己所有的积蓄，又说服父母拿出他们的养老金，购买了3600支手枪，然后亲自押送，运往新四军所在地的皖南。
从广东到安徽的长路，在李秀文的那个年代，不仅遥远，而且凶险。山重水复，盗贼出没，3600支手枪，就是《水浒传》中的花石纲，不知有多少歹人暗中觊觎。而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就是一个埋伏在松林深处的花石纲的翦径者。
在江西上饶通往皖南的公路上，一群荷枪实弹的士兵拦下了这批军火。
一个手无寸铁的女子，是无法同粗野蛮横的士兵讲理的，无奈之下，李秀文只好拍发电报，向叶挺求援。
第二天一早，叶挺的汽车直接开到了第三战区司令部的门口，叶挺的愤怒让顾祝同感到了心虚。
《叶挺与李秀文相濡以沫夫妻情》一文中，描述了这场交锋：
在顾祝同的办公室里叶挺据理力争：“顾祝同，你想搞什么名堂！请扪心自问一下：司令官所属之国军部队，究竟和日本人打过多少仗？究竟为抗日做过什么贡献？新四军日以继夜和日本人搏斗，你们又给过新四军多少枪？多少子弹？我们自己设法解决一部分武器，你们还要扣留，难道叫我们赤手空拳去抗击日本侵略者不成！请问你们如此对待新四军，心怀何意？
读到这段文字的时候，我能够想象得到顾祝同的哑口无言，想象得到李秀文的高兴和暗喜，因为事件的结局完全是按照李秀文的想法进展。
叶挺与夫人李秀文带着3600支枪，回到了皖南军中。那时正是1938年夏季，军长的警卫员、勤务员纷纷拥到门口欢迎。只见叶挺军长穿着白色的西装，系着领带，穿着皮鞋，十分英俊潇洒。叶夫人则穿着学生装，朴素大方。此后李秀文就留下来照顾叶挺的生活。
李秀文运送枪支来到新四军总部的时候，离皖南事变还有两年多的时间。在战争的间歇中，军长叶挺变成了一个种菜的能手。一个便衣赤脚的男人，将屋后的荒地开辟成了一个菜园，豌豆、西红柿、黄瓜、青菜，轮番展示着土地的馈赠和汗水的回报。叶挺还在菜地旁边，挖了两个粪池，那些有机肥料，源源不断地供给蔬菜的养分。每当新鲜蔬菜采摘的时候，军长便会邀请参谋处、副官处的人来家做客，共同分享一个劳动者的喜悦。在军人和农民之间，叶挺将两种身份画上了等号。
李秀文不会种菜，她就在军营里练习书法。放下毛笔之后，她就同勤务员一起打扫卫生，她将家里整理得井井有条，一尘不染。警卫员出身贫穷，没有上过学，李秀文悄悄地买来了铅笔和本子，耐心地教他识字。军长夫人以教师的姿态给警卫战士上课，成了新四军流传的佳话。士兵们对李秀文发自内心的尊敬和爱戴，远远超出了军长夫人的身份，那是一个女性自身魅力的体现。 六
如果说，新四军时期的皖南生活，是李秀文和叶挺的蜜月时光，那么，一对恩爱夫妻的蜜月，永远是短暂的。
战争，永远不会有固定的战场。1940年秋季来临的时候，新四军已经将北上抗日作为一个重要议程摆在了战争的首位。叶挺认为，在急剧变化的战争环境中，李秀文回去南方，更有利于工作和家庭。
离开了叶挺，李秀文的心就空了。在遥远的南方，李秀文的思念和牵挂，被千山万水阻隔，她常常生出心惊肉跳的感觉。
皖南事变，终于成了李秀文的噩梦。新四军在泾县茂林地区被国民党军队七个师突然袭击。叶挺被俘的消息传到香港的时候，李秀文遭遇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个晴天霹雳，她倒下了，卧床三天，难进饮食。一个坚强的女性，终日以泪洗面，丈夫的安危，此刻就成了她生命的全部。
在叶挺被国民党囚禁的漫长岁月里，探监，就成了李秀文竭尽所能的努力。叶挺被囚禁的地点，在上饶、重庆、恩施、柳州、桂林等多地转移，在崎岖曲折的千里长路上，李秀文争得了三次探望丈夫的机会。
夫妻，是比喻中的同林鸟。没有人可以掌握共同的生死，但是却可以安排一生的患难。湖北恩施，是陈诚管辖的第六战区，李秀文知道，叶挺与陈诚是保定军官学校的同学。毕业后，一同在粤军第一师任职，李秀文面见陈诚，要求进入监狱照顾叶挺。经过多方说情，在李济深的帮助下，李秀文获准带着女儿扬眉，和丈夫一起生活。见到丈夫的那一刻，李秀文情不自禁地想起了广州，想起了音荣誉二巷的小楼和隔窗相望的初恋，还有肇庆阅江楼上的婚礼以及蒋介石的祝福。这个世界上，除了愛情，没有什么是不能背信弃义的。
没有人身自由的监狱，成了见证夫妻情深最特殊的场所。
不久之后，情况又一次变化，叶挺被转移到桂林软禁，李秀文带着母亲和几个孩子随同。一家十几口人的一举一动，都在特务的严密监视之下。在桂林，一家人的生活，成了李秀文最大的负担和压力。
生活的苦难，是李秀文从一个富家子女成为家庭主妇的原因。在无尽的波折面前，后人已经无从知道李秀文角色身份转变的艰难过程，也难以揣测她内心的煎熬。但是，从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当中，历史却记录了她的坚强和对爱情的忠贞不渝。
为了生存，李秀文变卖了自己的首饰，从市场上买回了十几只山羊和四头小猪。李秀文在房前屋后开荒种菜的时候，孩子们就在后山上放羊、采猪草，而李秀文的姐夫，则去市场上摆地摊。那些失去了自由的苦难日子里，李秀文卖掉了从澳门娘家带来的生活用品，让一家人维持了最低水平的生活。
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恶劣条件下，叶挺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信念，他无数次地拒绝“悔过”，严词斥责特务的卑鄙。而爱情和亲情，则始终是他政治信念的坚硬支撑。在妻子艰难劳作的背影中，叶挺经常带着孩子们到野外挖地瓜、拣菜根、摘野菜，有时候，叶挺还用竹竿、棉线做成工具，带领孩子们到池塘里钓田鸡，让孩子们尝到了久违的荤腥。
这个时候，李秀文的身边已经有了八个孩子。日军的战火，逐渐蔓延，生存的重负，让叶挺和李秀文再一次分开。叶挺带着三个孩子，去往恩施，李秀文则带着十几口人，开始了逃难。在成都郊外的一个破庙里，李秀文带着家人，每天靠野菜和红薯度日。幸好联系上了李济深，才在别人的帮助下，辗转回到了广州。
身边没有了丈夫，颠沛流离中的李秀文吃尽了一生中的苦难。
七
李秀文一生中最大的喜讯，在1946年3月降临。这一天，中共广州地下党派人来到了李秀文家中，告诉了她叶挺出狱的消息。
“欣喜”，这两个普通的汉字，已经不能描述李秀文的心情，后人只有在李秀文不顾特务的盯梢和跟踪，收拾了简单的行装，毅然出门，去往重庆这个义无反顾的情节中，看到她的意外、惊喜、高兴、急迫等交织的复杂心情。
在广州飞往重庆的飞机上，李秀文终于可以将心情平静下来，想一想日夜思念的丈夫，想一想那几个不在自己身边的孩子。丈夫瘦了没有？孩子们长高没有？
叶挺出狱的那天是1946年的3月4日，国民党当局派人送来了一套崭新的呢制将军服。叶挺不屑一顾，他拒绝脱下已经破烂不堪了的灰布新四军军装。他说，只有这套衣服，才能证明我的身份。
走出牢房的叶挺，他唯一的目的地，是中共代表团驻地曾家岩。在热烈的鞭炮声中，叶挺看到了欢迎他的标语，看到了他的女儿扬眉。
这个情节，飞机上的李秀文是想象不到的。
飞机降落之后，急迫的李秀文一眼就看到了日思夜想的丈夫。刚刚理发剃须，换上了崭新军服的叶挺，在李秀文眼里，一点都不显老态，岁月的沧桑，并没有在他身上留下太深的影子。而在叶挺的眼中，饱经岁月风霜、已经生育了九个孩子的李秀文，依然年轻。
1946年3月7日，历经苦难之后的夫妻重逢，被邓发用照相机记录下来。叶挺抱着阿九，李秀文紧紧拥着小扬眉，一个残破的家庭，终于以叶挺和李秀文的相见，定格在重庆曾家岩中共代表团驻地的院子里。
照片中的扬眉，此时已经十三岁了。她穿着蓝色的工装，天真活泼，圆圆的脸上，大眼睛炯炯有神，人见人爱。扬眉和两个哥哥都在延安公学读书。为了迎接叶挺出狱，周恩来趁回延安汇报工作的机会，把她接到了重庆。没有人能够想到，回到了父母身边的小扬眉，小鸟一样地活泼，然而，她的生命，同父母团聚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
李秀文到达重庆的那天，毛泽东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的电报也同时到达。这封电报，是叶挺前往延安的指引。
亲爱的叶挺同志：
五日电悉，欣闻出狱，万众欢腾，你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进行了二十余年的奋斗，经历了种种严重的考验，全中国都已经熟知你对民族与人民的无限忠诚。兹决定接受你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党员，并向你致热烈的慰问与欢迎之忱。
中共中央3月7日
中共中央的电报，让叶挺心潮澎湃，夜不能寐。在为叶挺饯行的宴席上，郭沫若、阳翰笙和作陪的董必武、王若飞、邓颖超等人，都看到了叶挺的迫切心情。一个在黑暗的牢房里度过了五年苦难岁月的人，他对光阴与自由的向往超越了常人。 李秀文的一生，用一个贤妻良母的角色抚养了九个孩子，在这个革命家庭中，她永远是一个不可缺少的配角，她永远是叶挺身边坚强的精神支柱。在告别重庆的晚宴上，李秀文依然寡言少语，但是，她对延安的向往，和叶挺一样急迫。她盼望启程的时间早点到来，然而，她不可能想到，由于国民党特务的破坏，她和丈夫的光明行程，将会通向人生最黑暗的地方——死亡。
1946年4月8日早上，叶挺的飞机从重庆起飞。而在目的地的延安，中共领袖毛泽东和朱德、任弼时等领导人及机关、部队、群众团体的代表们，早早等候在机场。叶挺的两个儿子，被朱德总司令派车从学校接来机场，迎接他们的父母。
延安机场的所有接机者，都没有等到叶挺飞机的降落。从早到晚，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望穿秋水，他们的心头，渐渐笼罩着不祥的预感。
这个噩耗，直到两天之后才得到证实。叶挺乘坐的飞机，在山西兴县东南八十里处，不幸撞上了海拔两千多米的黑茶山，飞机爆炸起火，机上所有人员，全部蒙难。年轻的李秀文，将她的生命，永远固定在了三十九岁。
十五年之后的1951年，周恩来请叶挺将军的儿子叶正大、叶正明到家中吃饭，提到了令兄弟俩悲痛的往事：
关于你爸爸的座机为什么會出事，过去说是因浓雾撞山失事。今天我可以告诉你们，肯定是国民党特务做了手脚。机上的乘客全是我们的人，其中还有我们党的王若飞、秦邦宪、邓发那样的重要负责同志，当然，还有你们的父亲叶挺同志。国民党关了他5年，他出狱的第二天就给党中央写报告要加入共产党，这就触犯了蒋介石。蒋介石是什么人？我跟他打交道多年，可以说对他的个性我基本了解。这个人排除政敌无所不用其极。他利用特务在飞机仪表上做点手脚很容易。当时延安只下点小雨，飞机已到延安上空，我们已听到飞机的声音了，为什么一转眼就飞黑茶山？这不是国民党特务做了手脚又是什么！
周恩来的话，是建立在对蒋介石本质了解基础之上的分析和判断，真正的证据，数十年后，才水落石出。许多年之后，曾经担任重庆中美特别合作所军统特工队长的台湾老兵，在他垂暮之后，写文章忏悔了当年他参与军统策划谋害叶挺将军的罪恶。
事件的真相是，特务装扮成飞机的检修工人，跟随检修员一同进入飞机检修场，偷偷进入C—47运输机驾驶舱，将一块磁铁安放在飞机仪表盘的背后。
除了叶挺、李秀文夫妇之外，撞山爆炸的C—47运输机上，还有叶挺的女儿扬眉、小儿子阿九和保姆。而同行的王若飞、秦邦宪、邓发，则是在重庆参加国共和谈和政协会议后返回延安的中共代表。
八
第一次知道叶挺，是在小学语文课本上。《囚歌》让一个少年知道了重庆渣滓洞，记住了一个军人信念理想的坚贞。叶挺的形象，从此在一首诗中永生。
狭小简陋的教室，严重约束了一个少年的想象力。在成人并且从事文学创作之后，我忍不住一次次地想，渣滓洞，是一座什么样的人间地狱？在牢房里，叶挺用什么工具写出这首让后人广泛传诵的诗？《囚歌》是怎样躲过监狱的严格检查，通过刊物的传播产生巨大影响？
在这个复杂的过程中，李秀文，完美地扮演了一个排球二传手的角色。
最早的《囚歌》，是叶挺用毛笔写在二号牢房墙上的文字，由于被高墙阻隔，被电网禁锢，《囚歌》成了没有读者的文字，和它的主人一样，是失去了自由的心声。
李秀文进入渣滓洞集中营探监，面对那堵愤怒的墙壁，她成了《囚歌》的第一个读者。这个《囚歌》的最好读者，面无表情，仿佛一个目不识丁的文盲。她离开的时候，却将《囚歌》的手稿，藏到了衣服之中。监视的特务，没有看出任何的破绽。
李秀文将《囚歌》的接力棒，交到了郭沫若的手中。“他的诗是用生命和热血写成的，他的诗就是他自己。”郭沫若用这句话，表达了一个文人的内心感受和高度评价。
1946年3月4日，是叶挺走出牢房的日子，当天晚上，郭沫若在灯下奋笔疾书，写下了《叶挺将军的诗》。4月6日，《唯民周刊》创刊，叶挺的《囚歌》和郭沫若的文章，通过《唯民周刊》插上了翅膀。一首诗和一篇文章的传播，让人看到了铁骨铮铮的叶挺，而少有人看见背后的李秀文。
李秀文第一次回到家乡，是在七十多年之后，她以一种最为独特的方式，让长安的父老乡亲，看到了她的音容笑貌。
一台名为《浴火凤凰》的粤剧，风靡了长安的大街小巷。作为一个不懂粤语方言的东莞市民，我依然被舞台上的形象打动。一台大戏，重现了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复活了一个隔窗相望的爱情故事。同生死，共患难，一句老话，成了李秀文和叶挺一生最真实的描述。
责任编辑：杨 希
作者简介
詹谷丰，中国作协会员、文学创作一级，现居东莞。散文代表作有《书生的骨头》《坐立谁安》《一幢祠堂的重量》。
李秀文是那种让男人一见钟情的美人。在民国初年的广州，这个执信中学的女生，就是围墙里一朵盛开的校花。所以，风流倜傥的青年军官叶挺，见到李秀文的第一眼，内心的平静就土崩瓦解了。
对于一个女人的美丽，文字的描述只能是雾里看花，让人信服的证据，只能出自真实的照片。幸好，李秀文生活的那个时代，已经有了照相机，后人可以在陈旧的黑白照片中，看见一个女人的风姿绰约和天姿国色。
我在东莞长安的展览馆里，见到了这个和叶挺生死与共的女子。那张八十多年前的旧照片上，西装革履的军人风度翩翩，李秀文一身旗袍，捧着一个小孩。两个人的中间，并列着五个孩子，全家人站立在民国的背影中。后人用简略准确的文字，记录下了一个历史的瞬间：
叶挺将军的夫人李秀文是长安镇乌沙李屋人。
李秀文和叶挺的姻缘，从一个隔窗相望的细节开始。
所有的文献资料和民间口传，都将一个美好的爱情细节安放在李章达家中，将两个人的美好婚姻归于李章达这个男性媒人。
九十五年过去，所有的在场者都已经离开了人世，只有蒋柳的证词，留在了《喋血淞沪》这本人物传记中。
李章达任大总统府警卫团副团长的时候，他和蒋光鼐、袁煦圻、黄侠毅、叶挺等一批警卫团的年轻军官住在广州云台里的一幢大屋子里，每人只有一个小房间，大家共用一间厨房。蒋光鼐时任警卫团副官，他的夫人谭妙南和保姆从虎门乡下来到广州之后，就搬到了音荣誉二巷一幢很小的二层楼房里。
音荣誉二巷与云台里环境不同，后人文章中“这是一条其貌不扬的小巷。巷道很窄，两旁的房屋相距不过丈余，两边的人家可以站在自家阳台上隔街交谈”的描述，正是音荣誉二巷的准确写照，只是后人移花接木，以讹传讹，让人声嘈杂的云台里大屋取代了幽静小巷里的二层小楼。与宽广遥远的楼房相比，广州城里古老的握手楼，才是适合男女主人公隔窗相望的场所，才是爱情的传奇沃土。
蒋光鼐家的窗户对面，正是商人李少村的家。李少村家的两个女儿，如花似玉，是音荣誉二巷深处最美的风景。蒋光鼐已有妻室，目不斜视，只有独身的青年营长叶挺，经常登门蒋光鼐的小楼。叶挺来得频繁，引起了蒋家保姆蒋柳的注意。
一个人内心的秘密，被细心的蒋柳破译了。蒋柳告诉蒋光鼐，叶挺经常坐在窗前，用报纸作掩护，从报纸的孔洞中，偷看对面李家的漂亮小姐。
蒋光鼐听了哈哈大笑，他对蒋柳说，醉翁之意不在酒啊。希夷在报纸上开洞，但我们不能捅破希夷心中的纸。李少村家的姑娘值得希夷追求，让我们祝福他吧。
隔窗相望，是一个鲜为人知的情节。叶挺的动机和心思，对面窗户里的中学生，可能一无所知，但是，暴露在蒋柳和蒋光鼐面前的军情，却是叶挺爱情攻势的起点。军人的爱情，总是离不开侦察这个必要的环节。
蒋光鼐的意味深长，是有根据的。
故事的发展，完全在蒋光鼐的预料之中。
蒋光鼐的东莞同乡、大总统府警卫团副团长李章达，同李秀文的父亲李少村，都是出自东莞长安的李姓家族。亲近的血缘，让两个人突破了军人和商人的界限，成为了朋友。
叶挺和李秀文的恋情，如火如荼，但爱情的最后结合，无论如何都绕不过明媒正娶的关隘。
李章达以媒人的身份，向李少村捅破了叶挺和李秀文爱情关系的窗户纸。李章达以为，以他的双重身份和叶挺即将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的契机，李少村将会亮起放行的绿灯。谁知，处事极有主见的李少村以“我家秀文正在上学，现在不急于谈这件事。叶挺应该好好干事业，等他当了团长以后，再议婚事”的理由，筑起了拒绝的篱笆。
李章达、叶挺、李秀文，都没有将李少村的理由看作不通情理的闭门羹，他们认为，没有人比父亲更关爱自己的女儿，一个父亲的选择，是深思熟虑的。失落之时，叶挺用“叶挺此生，不会向第二个人求婚”的誓约，安慰了李秀文，义无反顾地踏上了通向异国的长路。
一生不向第二个人求婚的誓言，是所有年轻人热恋之时爱情的火花，但是，火花的生命，却短暂易逝，所以，当爱情的誓言没有走到人生终点的时候，人类曾经的许诺，常常会海枯石烂。
二十二年之后，叶挺用自己的生命，完美地体现了这句重若千钧的爱情誓言。
二
李秀文的故乡，离我居住的莞城，只有几十公里的短短距离。在广深高速公路没有开通之前的那些年，每每从国道经过，只看到了“孙中山先生先代故乡”的巨大牌坊，李秀文和叶挺的名字，却从来没有进入过我的眼睛。
长安乌沙村，已经找不到李秀文的足印。一个人的短暂生命，交付给了一生倥偬的将军，献给了多难的九个孩子。李秀文与故土的关系，只能从古老的建筑中寻找。
在高楼林立车、水马龙的中国百强名镇长安，老建筑早已成为了人们的记忆。幸運的是，在李氏后人的带领下，我在现代化建筑的夹缝中，找到了勉学祖祠。这幢摇摇欲坠的古旧危房，成为了唯一记载李秀文先祖行迹的砖瓦。
当乌沙村里所有的别墅、楼房都衣衫亮丽的时候，一幢建筑的蓬头垢面，一定是沧海桑田的遗物。勉学祖祠砖墙上“危房勿近”的红色大字和“第二批镇级文物保护单位”的蓝色保护牌，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这幢1999年4月就成为了长安镇文物保护单位的建筑，红砂岩打磨的门框，花岗石的立柱，屋檐上的精美木雕和天蓝色瓦当，还有倒塌之后露出的粗大而精致的木质构件，一齐向我这个迟到的外姓人透露了李秀文先祖的迁徙路径。
在文字记载的历史面前，所有的时光都不遥远。
在后人的记忆中，勉学祖祠是李秀文的爷爷李名涛为迎接父亲李扬陞回乡祭祖而专门建造的。为一个人回乡祭祖建造一幢气势不凡的房屋，可以想见，建筑者资财的雄厚和回乡者身份地位的崇高。
在豪华气派的勉学祖祠面前，1907年出生的李秀文，只是李氏家族的后来者。那段晚清的历史，刻在李氏二世祖祠坚硬的墙上： 个人命运的坎坷和历史的曲折，并非一次会议的过眼烟云。后来的研究者，用一段严谨的文字，为叶挺的海外十年，作了一段真实的陈述：
不久，叶挺经香港、马来亚、日本转赴苏联。在苏联，他忍受不了“政治动摇”的无端指责，一气之下离开莫斯科，从此脱离党组织。正如周恩来后来所说：“广州起义失败后，叶挺到了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还说他政治动摇。共产国际没有人理他，东方大学请他作报告，共产国际也不允许他去。这样，他就离开党跑到德国去了。这件事我们应该给叶挺申冤。”
爱情，从来就不是革命史的组成部分，即使是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对叶挺广州起义失败之后漫长十年海外生活的评价，也看不到个人的内心情感。李秀文，总是隐藏在文字后面，生儿育女，操持家务，尽自己的所能，支持丈夫。
在广州音荣誉二巷隔窗相望的初见和肇庆阅江楼的婚礼上，年轻的李秀文是否想过，出生入死，是军人的本分。如果叶挺有流血牺牲的一天，自己的未来，将如何寄托？还有，爱情只是一朵带露的鲜花，如果太阳升起，如果花期已过，她的理想，将如何保鲜？
时光久远，已经没有人知道漫长的十年中，李秀文的颠沛流离，为了支持丈夫，那些异国时光里开餐馆、打零工的艰辛。更没有人考证和揣摩，一个富商之女，在远离祖国、远离父母亲人的艰难困苦中，她是否有过内心的挣扎？在中药一般苦涩的岁月中，她与叶挺的爱情，是否有过动摇？
我所有看到的文献，都回避了这些情感生活，后人在写作的误区中，总是以为英雄天生属于钢铁，属于不食人间烟火的空中楼阁。一个人的七情六欲，一个人的家国情怀，不仅被研究者忽略，即使与亲情密切关联的乌沙村李屋的勉学祖祠和李氏二世祖祠，也都遗落了这些柔软的细节。
那些由于远离祖国而被疏忽了的艰难困苦，生活其实也给出了答案。李秀文和叶挺的一生，如同一条清澈的河流，他们的一生，都未曾有过污染，在他们身后，后人看见了河中的水草和鱼虾。所以，许多文章，都把“李秀文与叶挺结婚后，几乎没有过上几天安逸的日子，可是她对叶挺情深似海，志坚如钢。无论生活怎样艰难凄苦，环境何等险恶恐怖，她没有流过眼泪，没有一句怨言”的赞美送给了这个美丽的女子。
五
如果将一个百岁之人的生命分成十个等份，那么，十年时间可以用短暂来形容;然而，对于李秀文和叶挺短暂的一生来说，十年，占去了他们一生中最宝贵最美好的光阴。李秀文和叶挺的海外十年，是流落的岁月，是艰难的日子，那是如今我们这个用“留学”“绿卡”“移民”“签证”等名词粉饰的出国潮时期，无法理解的特殊年代。
如果不是日本侵华、抗日战争爆发，叶挺回到中国大陆的时间，可能还要推迟，李秀文则要在她出生的澳门，继续煎熬下去。
西安事变之后国共两党的和谈，促成了新四军的诞生。而英勇善战的叶挺，则成了国共两党都能够接受的军长人选。鲜为人知的是，“新四军”的番号，源自叶挺的建议。叶挺一辈子都没有忘记北伐，国民革命第四军的所向无敌，成就了“铁军”这个不朽的称号。而独立团，则是第四军一个锋锐的箭头。新四军，在叶挺的心目中，应该是一支继承和光大北伐时期老四军光荣传统的抗日武装。
李秀文的命运，就在此时同新四军紧紧绑在了一起。
一个富商家庭出身的美丽女性，不可能是沙场上冲锋陷阵的战士。但是，为了新四军，为了丈夫的理想，她用自己的方式，有力地支持了一支刚刚组建的军队。
八十多年之后，后人无法知道李秀文动用了父母养老金中的多少钱，也不可能知道李秀文跑了广东和香港的多少地方，如何秘密地购买军火。我们只有从流传的文献中了解，李秀文拿出了自己所有的积蓄，又说服父母拿出他们的养老金，购买了3600支手枪，然后亲自押送，运往新四军所在地的皖南。
从广东到安徽的长路，在李秀文的那个年代，不仅遥远，而且凶险。山重水复，盗贼出没，3600支手枪，就是《水浒传》中的花石纲，不知有多少歹人暗中觊觎。而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就是一个埋伏在松林深处的花石纲的翦径者。
在江西上饶通往皖南的公路上，一群荷枪实弹的士兵拦下了这批军火。
一个手无寸铁的女子，是无法同粗野蛮横的士兵讲理的，无奈之下，李秀文只好拍发电报，向叶挺求援。
第二天一早，叶挺的汽车直接开到了第三战区司令部的门口，叶挺的愤怒让顾祝同感到了心虚。
《叶挺与李秀文相濡以沫夫妻情》一文中，描述了这场交锋：
在顾祝同的办公室里叶挺据理力争：“顾祝同，你想搞什么名堂！请扪心自问一下：司令官所属之国军部队，究竟和日本人打过多少仗？究竟为抗日做过什么贡献？新四军日以继夜和日本人搏斗，你们又给过新四军多少枪？多少子弹？我们自己设法解决一部分武器，你们还要扣留，难道叫我们赤手空拳去抗击日本侵略者不成！请问你们如此对待新四军，心怀何意？
读到这段文字的时候，我能够想象得到顾祝同的哑口无言，想象得到李秀文的高兴和暗喜，因为事件的结局完全是按照李秀文的想法进展。
叶挺与夫人李秀文带着3600支枪，回到了皖南军中。那时正是1938年夏季，军长的警卫员、勤务员纷纷拥到门口欢迎。只见叶挺军长穿着白色的西装，系着领带，穿着皮鞋，十分英俊潇洒。叶夫人则穿着学生装，朴素大方。此后李秀文就留下来照顾叶挺的生活。
李秀文运送枪支来到新四军总部的时候，离皖南事变还有两年多的时间。在战争的间歇中，军长叶挺变成了一个种菜的能手。一个便衣赤脚的男人，将屋后的荒地开辟成了一个菜园，豌豆、西红柿、黄瓜、青菜，轮番展示着土地的馈赠和汗水的回报。叶挺还在菜地旁边，挖了两个粪池，那些有机肥料，源源不断地供给蔬菜的养分。每当新鲜蔬菜采摘的时候，军长便会邀请参谋处、副官处的人来家做客，共同分享一个劳动者的喜悦。在军人和农民之间，叶挺将两种身份画上了等号。
李秀文不会种菜，她就在军营里练习书法。放下毛笔之后，她就同勤务员一起打扫卫生，她将家里整理得井井有条，一尘不染。警卫员出身贫穷，没有上过学，李秀文悄悄地买来了铅笔和本子，耐心地教他识字。军长夫人以教师的姿态给警卫战士上课，成了新四军流传的佳话。士兵们对李秀文发自内心的尊敬和爱戴，远远超出了军长夫人的身份，那是一个女性自身魅力的体现。 六
如果说，新四军时期的皖南生活，是李秀文和叶挺的蜜月时光，那么，一对恩爱夫妻的蜜月，永远是短暂的。
战争，永远不会有固定的战场。1940年秋季来临的时候，新四军已经将北上抗日作为一个重要议程摆在了战争的首位。叶挺认为，在急剧变化的战争环境中，李秀文回去南方，更有利于工作和家庭。
离开了叶挺，李秀文的心就空了。在遥远的南方，李秀文的思念和牵挂，被千山万水阻隔，她常常生出心惊肉跳的感觉。
皖南事变，终于成了李秀文的噩梦。新四军在泾县茂林地区被国民党军队七个师突然袭击。叶挺被俘的消息传到香港的时候，李秀文遭遇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个晴天霹雳，她倒下了，卧床三天，难进饮食。一个坚强的女性，终日以泪洗面，丈夫的安危，此刻就成了她生命的全部。
在叶挺被国民党囚禁的漫长岁月里，探监，就成了李秀文竭尽所能的努力。叶挺被囚禁的地点，在上饶、重庆、恩施、柳州、桂林等多地转移，在崎岖曲折的千里长路上，李秀文争得了三次探望丈夫的机会。
夫妻，是比喻中的同林鸟。没有人可以掌握共同的生死，但是却可以安排一生的患难。湖北恩施，是陈诚管辖的第六战区，李秀文知道，叶挺与陈诚是保定军官学校的同学。毕业后，一同在粤军第一师任职，李秀文面见陈诚，要求进入监狱照顾叶挺。经过多方说情，在李济深的帮助下，李秀文获准带着女儿扬眉，和丈夫一起生活。见到丈夫的那一刻，李秀文情不自禁地想起了广州，想起了音荣誉二巷的小楼和隔窗相望的初恋，还有肇庆阅江楼上的婚礼以及蒋介石的祝福。这个世界上，除了愛情，没有什么是不能背信弃义的。
没有人身自由的监狱，成了见证夫妻情深最特殊的场所。
不久之后，情况又一次变化，叶挺被转移到桂林软禁，李秀文带着母亲和几个孩子随同。一家十几口人的一举一动，都在特务的严密监视之下。在桂林，一家人的生活，成了李秀文最大的负担和压力。
生活的苦难，是李秀文从一个富家子女成为家庭主妇的原因。在无尽的波折面前，后人已经无从知道李秀文角色身份转变的艰难过程，也难以揣测她内心的煎熬。但是，从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当中，历史却记录了她的坚强和对爱情的忠贞不渝。
为了生存，李秀文变卖了自己的首饰，从市场上买回了十几只山羊和四头小猪。李秀文在房前屋后开荒种菜的时候，孩子们就在后山上放羊、采猪草，而李秀文的姐夫，则去市场上摆地摊。那些失去了自由的苦难日子里，李秀文卖掉了从澳门娘家带来的生活用品，让一家人维持了最低水平的生活。
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恶劣条件下，叶挺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信念，他无数次地拒绝“悔过”，严词斥责特务的卑鄙。而爱情和亲情，则始终是他政治信念的坚硬支撑。在妻子艰难劳作的背影中，叶挺经常带着孩子们到野外挖地瓜、拣菜根、摘野菜，有时候，叶挺还用竹竿、棉线做成工具，带领孩子们到池塘里钓田鸡，让孩子们尝到了久违的荤腥。
这个时候，李秀文的身边已经有了八个孩子。日军的战火，逐渐蔓延，生存的重负，让叶挺和李秀文再一次分开。叶挺带着三个孩子，去往恩施，李秀文则带着十几口人，开始了逃难。在成都郊外的一个破庙里，李秀文带着家人，每天靠野菜和红薯度日。幸好联系上了李济深，才在别人的帮助下，辗转回到了广州。
身边没有了丈夫，颠沛流离中的李秀文吃尽了一生中的苦难。
七
李秀文一生中最大的喜讯，在1946年3月降临。这一天，中共广州地下党派人来到了李秀文家中，告诉了她叶挺出狱的消息。
“欣喜”，这两个普通的汉字，已经不能描述李秀文的心情，后人只有在李秀文不顾特务的盯梢和跟踪，收拾了简单的行装，毅然出门，去往重庆这个义无反顾的情节中，看到她的意外、惊喜、高兴、急迫等交织的复杂心情。
在广州飞往重庆的飞机上，李秀文终于可以将心情平静下来，想一想日夜思念的丈夫，想一想那几个不在自己身边的孩子。丈夫瘦了没有？孩子们长高没有？
叶挺出狱的那天是1946年的3月4日，国民党当局派人送来了一套崭新的呢制将军服。叶挺不屑一顾，他拒绝脱下已经破烂不堪了的灰布新四军军装。他说，只有这套衣服，才能证明我的身份。
走出牢房的叶挺，他唯一的目的地，是中共代表团驻地曾家岩。在热烈的鞭炮声中，叶挺看到了欢迎他的标语，看到了他的女儿扬眉。
这个情节，飞机上的李秀文是想象不到的。
飞机降落之后，急迫的李秀文一眼就看到了日思夜想的丈夫。刚刚理发剃须，换上了崭新军服的叶挺，在李秀文眼里，一点都不显老态，岁月的沧桑，并没有在他身上留下太深的影子。而在叶挺的眼中，饱经岁月风霜、已经生育了九个孩子的李秀文，依然年轻。
1946年3月7日，历经苦难之后的夫妻重逢，被邓发用照相机记录下来。叶挺抱着阿九，李秀文紧紧拥着小扬眉，一个残破的家庭，终于以叶挺和李秀文的相见，定格在重庆曾家岩中共代表团驻地的院子里。
照片中的扬眉，此时已经十三岁了。她穿着蓝色的工装，天真活泼，圆圆的脸上，大眼睛炯炯有神，人见人爱。扬眉和两个哥哥都在延安公学读书。为了迎接叶挺出狱，周恩来趁回延安汇报工作的机会，把她接到了重庆。没有人能够想到，回到了父母身边的小扬眉，小鸟一样地活泼，然而，她的生命，同父母团聚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
李秀文到达重庆的那天，毛泽东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的电报也同时到达。这封电报，是叶挺前往延安的指引。
亲爱的叶挺同志：
五日电悉，欣闻出狱，万众欢腾，你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进行了二十余年的奋斗，经历了种种严重的考验，全中国都已经熟知你对民族与人民的无限忠诚。兹决定接受你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党员，并向你致热烈的慰问与欢迎之忱。
中共中央3月7日
中共中央的电报，让叶挺心潮澎湃，夜不能寐。在为叶挺饯行的宴席上，郭沫若、阳翰笙和作陪的董必武、王若飞、邓颖超等人，都看到了叶挺的迫切心情。一个在黑暗的牢房里度过了五年苦难岁月的人，他对光阴与自由的向往超越了常人。 李秀文的一生，用一个贤妻良母的角色抚养了九个孩子，在这个革命家庭中，她永远是一个不可缺少的配角，她永远是叶挺身边坚强的精神支柱。在告别重庆的晚宴上，李秀文依然寡言少语，但是，她对延安的向往，和叶挺一样急迫。她盼望启程的时间早点到来，然而，她不可能想到，由于国民党特务的破坏，她和丈夫的光明行程，将会通向人生最黑暗的地方——死亡。
1946年4月8日早上，叶挺的飞机从重庆起飞。而在目的地的延安，中共领袖毛泽东和朱德、任弼时等领导人及机关、部队、群众团体的代表们，早早等候在机场。叶挺的两个儿子，被朱德总司令派车从学校接来机场，迎接他们的父母。
延安机场的所有接机者，都没有等到叶挺飞机的降落。从早到晚，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望穿秋水，他们的心头，渐渐笼罩着不祥的预感。
这个噩耗，直到两天之后才得到证实。叶挺乘坐的飞机，在山西兴县东南八十里处，不幸撞上了海拔两千多米的黑茶山，飞机爆炸起火，机上所有人员，全部蒙难。年轻的李秀文，将她的生命，永远固定在了三十九岁。
十五年之后的1951年，周恩来请叶挺将军的儿子叶正大、叶正明到家中吃饭，提到了令兄弟俩悲痛的往事：
关于你爸爸的座机为什么會出事，过去说是因浓雾撞山失事。今天我可以告诉你们，肯定是国民党特务做了手脚。机上的乘客全是我们的人，其中还有我们党的王若飞、秦邦宪、邓发那样的重要负责同志，当然，还有你们的父亲叶挺同志。国民党关了他5年，他出狱的第二天就给党中央写报告要加入共产党，这就触犯了蒋介石。蒋介石是什么人？我跟他打交道多年，可以说对他的个性我基本了解。这个人排除政敌无所不用其极。他利用特务在飞机仪表上做点手脚很容易。当时延安只下点小雨，飞机已到延安上空，我们已听到飞机的声音了，为什么一转眼就飞黑茶山？这不是国民党特务做了手脚又是什么！
周恩来的话，是建立在对蒋介石本质了解基础之上的分析和判断，真正的证据，数十年后，才水落石出。许多年之后，曾经担任重庆中美特别合作所军统特工队长的台湾老兵，在他垂暮之后，写文章忏悔了当年他参与军统策划谋害叶挺将军的罪恶。
事件的真相是，特务装扮成飞机的检修工人，跟随检修员一同进入飞机检修场，偷偷进入C—47运输机驾驶舱，将一块磁铁安放在飞机仪表盘的背后。
除了叶挺、李秀文夫妇之外，撞山爆炸的C—47运输机上，还有叶挺的女儿扬眉、小儿子阿九和保姆。而同行的王若飞、秦邦宪、邓发，则是在重庆参加国共和谈和政协会议后返回延安的中共代表。
八
第一次知道叶挺，是在小学语文课本上。《囚歌》让一个少年知道了重庆渣滓洞，记住了一个军人信念理想的坚贞。叶挺的形象，从此在一首诗中永生。
狭小简陋的教室，严重约束了一个少年的想象力。在成人并且从事文学创作之后，我忍不住一次次地想，渣滓洞，是一座什么样的人间地狱？在牢房里，叶挺用什么工具写出这首让后人广泛传诵的诗？《囚歌》是怎样躲过监狱的严格检查，通过刊物的传播产生巨大影响？
在这个复杂的过程中，李秀文，完美地扮演了一个排球二传手的角色。
最早的《囚歌》，是叶挺用毛笔写在二号牢房墙上的文字，由于被高墙阻隔，被电网禁锢，《囚歌》成了没有读者的文字，和它的主人一样，是失去了自由的心声。
李秀文进入渣滓洞集中营探监，面对那堵愤怒的墙壁，她成了《囚歌》的第一个读者。这个《囚歌》的最好读者，面无表情，仿佛一个目不识丁的文盲。她离开的时候，却将《囚歌》的手稿，藏到了衣服之中。监视的特务，没有看出任何的破绽。
李秀文将《囚歌》的接力棒，交到了郭沫若的手中。“他的诗是用生命和热血写成的，他的诗就是他自己。”郭沫若用这句话，表达了一个文人的内心感受和高度评价。
1946年3月4日，是叶挺走出牢房的日子，当天晚上，郭沫若在灯下奋笔疾书，写下了《叶挺将军的诗》。4月6日，《唯民周刊》创刊，叶挺的《囚歌》和郭沫若的文章，通过《唯民周刊》插上了翅膀。一首诗和一篇文章的传播，让人看到了铁骨铮铮的叶挺，而少有人看见背后的李秀文。
李秀文第一次回到家乡，是在七十多年之后，她以一种最为独特的方式，让长安的父老乡亲，看到了她的音容笑貌。
一台名为《浴火凤凰》的粤剧，风靡了长安的大街小巷。作为一个不懂粤语方言的东莞市民，我依然被舞台上的形象打动。一台大戏，重现了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复活了一个隔窗相望的爱情故事。同生死，共患难，一句老话，成了李秀文和叶挺一生最真实的描述。
责任编辑：杨 希
作者简介
詹谷丰，中国作协会员、文学创作一级，现居东莞。散文代表作有《书生的骨头》《坐立谁安》《一幢祠堂的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