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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政黨十八大的召開和結束，標誌著中國一個新的發展時期的開始。在沒有民主選舉的制度安排下，党和國家領導人的產生一直是國家的最高機密，是在極其有限的範圍內被醞釀和討論，最後是在黨的代表大會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通過象徵性的程序被認可。這種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產生方式，長期以來一直被人民所理解和接受，實際構成了中國統一、穩定和發展的現實基礎，也是中國三十多年來改革開放取得重要成績的一個制度保障。鑒於中國目前面臨著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問題，以及現有黨和國家制度所遇到的根本挑戰，人民真誠期待執政黨新的一代領導人，與時俱進，順應民意，迎合歷史潮流，及時進行憲政導向的政治改革，為建設一個自由、民主、法治和富強的中國而進行開創性的工作。
中國當前的問題及其原因
中國目前面臨的問題不是局部性的、暫時性的和體制性的問題，而是總體性的、長期性的和制度性的問題，這些問題如果不能得到有效解決，執政黨必將重蹈蘇聯亡黨亡國的覆轍。
上述判斷絕非危言聳聽。近十年來，在缺失制度約束、法律約束和道德約束的條件下，經濟的高速增長並未緩解而是不斷加劇了社會深層結構中的各種矛盾，權貴階層與既得利益集團高度壟斷政治和經濟機會，社會分配不公和貧富差距日趨擴大，党和政府官員的大範圍腐敗已無法遏制，官民對立和衝突日益嚴重，民眾維權意識不斷高漲，群體性事件此起彼伏。尤其是薄熙來和王立軍事件，充分暴露出執政黨內不受約束的高級幹部，利用公權力在破壞法治、貪污腐化、道德淪喪等方面已經完全突破了人性底線，突破了人民可以容忍的底線。他們的所作所為極大地摧毀了執政黨的公信力，使執政黨遭遇了空前的政治信用危機。當政府發言人和官方媒體一起公開撒謊時，當真相只能以所謂“謠言”方式傳播時，當人民不再相信和理解政府所講的一切時，執政黨的執政基礎實際上已經動搖，其執政的合法性已經陷入在深刻的危機之中。一個失去了人民信任和支持的政權，一定無法長治久安，這是被歷史反復證明過的真理。
造成中國目前這種局面的原因並不難以發現，學者們持續發聲，呼籲新的改革；民間議論洶湧，直指制度弊端。黨內黨外的絕大數人，實際上都普遍認識到了，中國各種現實的和潛在的危機，是不民主的制度造成的，是改革長期停滯造成的，是完全脫離法治軌道的維穩體制造成的。
鄧小平在1980年《党和國家領導制度改革》這篇綱領性文獻中，對執政黨高度集權的制度弊端是有深刻的剖析，他指出：“從党和國家的領導制度、幹部制度方面來說，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義現象，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家長制現象，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現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權現象。”“它的主要表現和危害是：高高在上，濫用權力，脫離實際，脫離群眾，好擺門面，好說空話，思想僵化，墨守陳規，機構臃腫，人浮於事，辦事拖拉，不講效率，不負責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諉，以至官氣十足，動輒訓人，打擊報復，壓制民主，欺上瞞下，專橫跋扈，徇私行賄，貪贓枉法，等等。這無論在我們的內部事務中，或是在國際交往中，都已達到令人無法容忍的地步。”現在重溫小平的這個講話，他所提到的這些問題，在三十多年的時間裡，何曾解決了幾個？現在問題的嚴重性何止“令人無法容忍”，實際上已經到了亡黨亡國的程度。僅從薄熙來一案中就可看出，一個政治局委員，寡廉鮮恥，為所欲為，無惡不作，可謂喪盡天良。這樣一個道德品質極其惡劣的人，居然一路高升，其治下的重慶，肆無忌憚的“黑打”居然引來無數高官前去站台捧場，整個國家機器均被其公然踐踏法律的行為所綁架。此種現象，難道不是文革再現？難道不是法治的大倒退？難道能讓人民長期容忍？
鄧小平明確提出的党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本來是解決上述制度性問題的根本途徑，也是防止出現薄熙來式腐敗分子敗壞執政黨合法性和純潔性的惟一正確方式。按照鄧小平的設想，“在經濟上，迅速發展社會生產力，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在政治上，充分發揚人民民主，保證全體人民真正享有通過各種有效形式管理國家、特別是管理基層地方政權和各項企業事業的權力，享有各項公民權利，健全革命法制。”執政黨只要真正做到了這兩點，何愁不能獲得人民的信任和支持？何至於會遭遇現在這種喪盡民心的局面？恰恰是因為在近二十年裡，執政黨沒有全面貫徹鄧小平的改革思想，沒有繼續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更沒有及時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尤其是沒有進行党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才導致目前權力失控、腐敗惡性膨脹、社會不公加劇和民怨沸騰的危機狀態。執政黨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如此脫離人民群眾，如此害怕人民群眾，如此不敢向人民群眾講真話。在十八大召開前夕，全國到處都進入了公安武警誓死保衛的總動員，在以前何曾有過這種情況？難道現在已經是臨戰狀態，要與人民為敵？如果說共產黨現在還是在野黨，還像六十多年前那樣在國民黨的統治之下，它一定會說，這已經是革命的前夜了。
當制度弊端引發的各種深層矛盾不斷表面化和公開化之後，執政黨不是以客觀理性的態度去正視這些矛盾，不是以全面改革的方式去轉化或改造產生這些矛盾的基本機制，不是以法治的方式去滿足人民合理正當的訴求，反而是以暴力鎮壓、封殺輿論、強制民意、金錢收買等極端手段，建立起一個所謂的“維穩”體制，試圖以傳統的專政方式強行壓制矛盾，控制一切群體性事件，以維持表面的穩定和繁榮。“維穩”體制，沒有民主，沒有法治，沒有正義，沒有道德，沒有人性；它只能依靠暴力平息事態而不能從根本上解決矛盾，它是在積累矛盾、激化矛盾、培養更大範圍和更加激烈的矛盾衝突；它前所未有地製造了人民和執政黨的對立情緒，引發人民對政府的不滿、不信任和不合作，甚至引發人民對政府的仇視和反抗。
“維穩”體制和執政黨的腐敗，雙重地製造了執政黨的合法性危機，完全和改革背道而馳，和民主化與法治化背道而馳，和世界潮流背道而馳。
憲政民主改革的時機
已經成熟
党和國家領導制度的固有弊端，沒有全面改革的勇氣、綱領和具體行動，以暴力控制為主的“維穩”體制，是中國目前腐敗難以遏制、執政黨公信力下降和社會矛盾不斷激化的三個主要原因。這表明，按照執政黨傳統的統治方式，已經無法有效合理地管理國家和社會，它不能公平公正地實現人民的各項經濟權利，也不能合法地保證人民的人身安全和財產安全，更不能滿足人民當家作主的政治要求。因此，必須尋求党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根本改革，必須進行以憲政民主為導向的政治體制改革。 現行党和國家領導制度，作為執政黨暴力奪取政權的產物，有歷史賦予的合法性和正當性。在國民黨的專制統治之下，中國共產黨以武裝鬥爭、統一戰線和群眾路線為三大法寶，最終從小到大，從弱到強，戰勝國民黨，取得全國政權，表明在戰爭的特殊選擇機制下，勝王敗寇取決於人心向背，取決於人民的支持。說歷史選擇了共產黨，這話沒有錯。但是，共產黨成為執政黨之後，其施政路線、政策和措施是否符合人民的利益，是否符合歷史發展的正確方向，最終還是要有人民來評價，由人民來選擇。
中國共產黨連續執政已有六十餘年的歷史了，人民共同經歷和見證了它給人民所帶來的輝煌、曲折、災難和復興，不管在何種情況下，人民始終給予執政黨以理解和支持。尤其是對於文革這場民族災難，人民和執政黨一起在反思，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了文革的產生，使黨、國家和人民遭到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執政黨對此是有深刻的總結，《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我們沒有能把黨內民主和國家政治社會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雖然制定了法律，卻沒有應有的權威。這就提供了一種條件，使黨的權力過分集中於個人，黨內個人專斷和個人崇拜現象滋長起來，也就使黨和國家難於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和發展。”
正是基於文革的沉痛教訓，執政黨十一屆三中全會，著重提出了健全社會主義民主和加強社會主義法制的任務。1980年，鄧小平關於党和國家領導制度改革的講話，明確提出：“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小平還提出了這樣的問題：為什麼資本主義制度所能解決的一些問題，社會主義制度反而不能解決呢？“斯大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制，毛澤東同志就說過，這樣的事件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在小平看來，“這個教訓是極其深刻的。不是說個人沒有責任，而是說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域性、穩定性和長期性。這種制度問題，關係到黨和國家是否改變顏色，必須引起全黨的高度重視。”小平還特別提到：“只有對這些弊端進行有計劃、有步驟而又堅決徹底的改革，人民才會信任我們的領導，才會信任黨和社會主義，我們的事業才有無限的希望。”
無庸諱言，鄧小平關於党和國家領導制度的講話，迄今並未實際地轉化為一場政治體制改革。近三十年來，經濟的市場化改革已經完全破局，趨勢已經無法逆轉，但是，政治的民主化和法治化仍然步履維艱，政治體制改革完全沒有破局。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社會的穩定和秩序，先經濟後政治的發展順序，公民社會的培養，政治民主的社會條件和文化條件，這些都是必須首先考慮的因素。從東亞威權國家的轉型歷史來看，威權體制下發展市場經濟，亦有成功的經驗。因此，自1992年小平“南巡講話”以來，中國實際上實行的是“國家主導的社會（市場）發展模式”。國家的主導作用，不僅體現在國家對經濟的調控能力、資源整合能力和發展能力上，而且還體現在對政治的高度控制和壟斷上，以威權化的方式管理社會，形成了現在的“維穩”體制。
“國家主導的社會（市場）發展模式”，在近二十年裡，取得了驚人的經濟績效，在國家和市場的雙重動力之下，經濟迅速發展，經濟總量已躍居世界第二。這不能不說，這種發展模式是有巨大的合理性和有效性，看不到這一點，不是實事求是的應有態度。但是，同時也應該看到的是，在這個模式下所取得的發展成績，是付出了許多重大代價，包括資源的耗竭，環境的破壞，人權的損失；更重要的是，它引發了一系列制度性問題，官員腐敗、社會不公、貧富差距、道德淪喪、群體性事件，均是這個模式發展的必然後果，是不受約束的國家權力和不受節制的資本高度結合的產物。所有這些問題和後果，長期被掩蓋在經濟繁榮的表像之中，執政者看不到或不想看，以為這樣的發展模式可以長期持續下去。但是，問題的存在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制度內在的弊端，如同人的身體，在致命疾患的潛伏期間，根本無從發現和感受其痛苦，一旦意識到自己身體出了問題時，或許已到了疾患的晚期。從這個意義上說，近二十年來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在積聚國家財富和國民財富的同時，其實也在積聚著一系列制度性和社會性的問題。尤其是在近十年裡，原來潛伏在體制深層的矛盾正在不斷地暴露出來，以前可以視而不見或可以暫時擱置的問題，現在已經無法回避。尋求新的制度安排和新的發展模式，已經迫在眉睫。
不管從政治學的原理來看，還是從現代社會轉型的歷史來看，面向現代化的各種威權型體制，本質上都是一種過渡性體制，它們最終都要被民主的憲政的政治制度所取代。在過渡期裡，執政黨必須考慮威權化的治理能否長期有效，前所未有的社會矛盾能否按以往的方式加以化解，以及如何在舊制度失效的前提下尋求新的制度安排；而民間的力量則必須考慮在現有威權體制下如何促成新的制度要素的生長，以何種方式構建社會良性互動的格局。如果兩者思考的方向是一致的，社會的轉型將自然導向改良的或改革的方式，否則，執政黨和民間力量的雙重失控必將為中國帶來災難性的後果。
臺灣的民主經驗值得總結和借鑒，這是威權主義體制在執政黨的主動開放和引領下，逐步從一黨專制轉變為憲政體制，經過兩輪政黨輪替，已基本確立了民主的政治制度安排和社會秩序，期間建立了對歷史遺留問題的解決補償機制，鼓勵社會和族群的和解，避免社會陷入清算和報復的軌道，通過民主的方式解決政治權力的來源和制約等根本性問題。當然，臺灣的經驗不可能現成地搬到中國大陸，中國的確存在著其它任何一個國家或地區都無法構成的特殊性：廣大的國土，眾多的人口，發展不平衡的區域，複雜的民族關係，脆弱的資源條件，競爭日趨激烈的國際關係。但是，經過了三十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已經具備了憲政改革的有利條件。經濟的發展，人民的良知和善良，中產階級和知識分子的理性，社會普遍要求憲政改革的共識，已經形成了推動中國社會轉型的積極力量。執政黨只要因勢利導，主動領導改革，充分調動各種優勢，整合各方資源，是一定能夠在改革中重塑合法性，成為憲政民主事業的領導力量。
中國當前的問題及其原因
中國目前面臨的問題不是局部性的、暫時性的和體制性的問題，而是總體性的、長期性的和制度性的問題，這些問題如果不能得到有效解決，執政黨必將重蹈蘇聯亡黨亡國的覆轍。
上述判斷絕非危言聳聽。近十年來，在缺失制度約束、法律約束和道德約束的條件下，經濟的高速增長並未緩解而是不斷加劇了社會深層結構中的各種矛盾，權貴階層與既得利益集團高度壟斷政治和經濟機會，社會分配不公和貧富差距日趨擴大，党和政府官員的大範圍腐敗已無法遏制，官民對立和衝突日益嚴重，民眾維權意識不斷高漲，群體性事件此起彼伏。尤其是薄熙來和王立軍事件，充分暴露出執政黨內不受約束的高級幹部，利用公權力在破壞法治、貪污腐化、道德淪喪等方面已經完全突破了人性底線，突破了人民可以容忍的底線。他們的所作所為極大地摧毀了執政黨的公信力，使執政黨遭遇了空前的政治信用危機。當政府發言人和官方媒體一起公開撒謊時，當真相只能以所謂“謠言”方式傳播時，當人民不再相信和理解政府所講的一切時，執政黨的執政基礎實際上已經動搖，其執政的合法性已經陷入在深刻的危機之中。一個失去了人民信任和支持的政權，一定無法長治久安，這是被歷史反復證明過的真理。
造成中國目前這種局面的原因並不難以發現，學者們持續發聲，呼籲新的改革；民間議論洶湧，直指制度弊端。黨內黨外的絕大數人，實際上都普遍認識到了，中國各種現實的和潛在的危機，是不民主的制度造成的，是改革長期停滯造成的，是完全脫離法治軌道的維穩體制造成的。
鄧小平在1980年《党和國家領導制度改革》這篇綱領性文獻中，對執政黨高度集權的制度弊端是有深刻的剖析，他指出：“從党和國家的領導制度、幹部制度方面來說，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義現象，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家長制現象，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現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權現象。”“它的主要表現和危害是：高高在上，濫用權力，脫離實際，脫離群眾，好擺門面，好說空話，思想僵化，墨守陳規，機構臃腫，人浮於事，辦事拖拉，不講效率，不負責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諉，以至官氣十足，動輒訓人，打擊報復，壓制民主，欺上瞞下，專橫跋扈，徇私行賄，貪贓枉法，等等。這無論在我們的內部事務中，或是在國際交往中，都已達到令人無法容忍的地步。”現在重溫小平的這個講話，他所提到的這些問題，在三十多年的時間裡，何曾解決了幾個？現在問題的嚴重性何止“令人無法容忍”，實際上已經到了亡黨亡國的程度。僅從薄熙來一案中就可看出，一個政治局委員，寡廉鮮恥，為所欲為，無惡不作，可謂喪盡天良。這樣一個道德品質極其惡劣的人，居然一路高升，其治下的重慶，肆無忌憚的“黑打”居然引來無數高官前去站台捧場，整個國家機器均被其公然踐踏法律的行為所綁架。此種現象，難道不是文革再現？難道不是法治的大倒退？難道能讓人民長期容忍？
鄧小平明確提出的党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本來是解決上述制度性問題的根本途徑，也是防止出現薄熙來式腐敗分子敗壞執政黨合法性和純潔性的惟一正確方式。按照鄧小平的設想，“在經濟上，迅速發展社會生產力，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在政治上，充分發揚人民民主，保證全體人民真正享有通過各種有效形式管理國家、特別是管理基層地方政權和各項企業事業的權力，享有各項公民權利，健全革命法制。”執政黨只要真正做到了這兩點，何愁不能獲得人民的信任和支持？何至於會遭遇現在這種喪盡民心的局面？恰恰是因為在近二十年裡，執政黨沒有全面貫徹鄧小平的改革思想，沒有繼續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更沒有及時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尤其是沒有進行党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才導致目前權力失控、腐敗惡性膨脹、社會不公加劇和民怨沸騰的危機狀態。執政黨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如此脫離人民群眾，如此害怕人民群眾，如此不敢向人民群眾講真話。在十八大召開前夕，全國到處都進入了公安武警誓死保衛的總動員，在以前何曾有過這種情況？難道現在已經是臨戰狀態，要與人民為敵？如果說共產黨現在還是在野黨，還像六十多年前那樣在國民黨的統治之下，它一定會說，這已經是革命的前夜了。
當制度弊端引發的各種深層矛盾不斷表面化和公開化之後，執政黨不是以客觀理性的態度去正視這些矛盾，不是以全面改革的方式去轉化或改造產生這些矛盾的基本機制，不是以法治的方式去滿足人民合理正當的訴求，反而是以暴力鎮壓、封殺輿論、強制民意、金錢收買等極端手段，建立起一個所謂的“維穩”體制，試圖以傳統的專政方式強行壓制矛盾，控制一切群體性事件，以維持表面的穩定和繁榮。“維穩”體制，沒有民主，沒有法治，沒有正義，沒有道德，沒有人性；它只能依靠暴力平息事態而不能從根本上解決矛盾，它是在積累矛盾、激化矛盾、培養更大範圍和更加激烈的矛盾衝突；它前所未有地製造了人民和執政黨的對立情緒，引發人民對政府的不滿、不信任和不合作，甚至引發人民對政府的仇視和反抗。
“維穩”體制和執政黨的腐敗，雙重地製造了執政黨的合法性危機，完全和改革背道而馳，和民主化與法治化背道而馳，和世界潮流背道而馳。
憲政民主改革的時機
已經成熟
党和國家領導制度的固有弊端，沒有全面改革的勇氣、綱領和具體行動，以暴力控制為主的“維穩”體制，是中國目前腐敗難以遏制、執政黨公信力下降和社會矛盾不斷激化的三個主要原因。這表明，按照執政黨傳統的統治方式，已經無法有效合理地管理國家和社會，它不能公平公正地實現人民的各項經濟權利，也不能合法地保證人民的人身安全和財產安全，更不能滿足人民當家作主的政治要求。因此，必須尋求党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根本改革，必須進行以憲政民主為導向的政治體制改革。 現行党和國家領導制度，作為執政黨暴力奪取政權的產物，有歷史賦予的合法性和正當性。在國民黨的專制統治之下，中國共產黨以武裝鬥爭、統一戰線和群眾路線為三大法寶，最終從小到大，從弱到強，戰勝國民黨，取得全國政權，表明在戰爭的特殊選擇機制下，勝王敗寇取決於人心向背，取決於人民的支持。說歷史選擇了共產黨，這話沒有錯。但是，共產黨成為執政黨之後，其施政路線、政策和措施是否符合人民的利益，是否符合歷史發展的正確方向，最終還是要有人民來評價，由人民來選擇。
中國共產黨連續執政已有六十餘年的歷史了，人民共同經歷和見證了它給人民所帶來的輝煌、曲折、災難和復興，不管在何種情況下，人民始終給予執政黨以理解和支持。尤其是對於文革這場民族災難，人民和執政黨一起在反思，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了文革的產生，使黨、國家和人民遭到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執政黨對此是有深刻的總結，《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我們沒有能把黨內民主和國家政治社會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雖然制定了法律，卻沒有應有的權威。這就提供了一種條件，使黨的權力過分集中於個人，黨內個人專斷和個人崇拜現象滋長起來，也就使黨和國家難於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和發展。”
正是基於文革的沉痛教訓，執政黨十一屆三中全會，著重提出了健全社會主義民主和加強社會主義法制的任務。1980年，鄧小平關於党和國家領導制度改革的講話，明確提出：“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小平還提出了這樣的問題：為什麼資本主義制度所能解決的一些問題，社會主義制度反而不能解決呢？“斯大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制，毛澤東同志就說過，這樣的事件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在小平看來，“這個教訓是極其深刻的。不是說個人沒有責任，而是說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域性、穩定性和長期性。這種制度問題，關係到黨和國家是否改變顏色，必須引起全黨的高度重視。”小平還特別提到：“只有對這些弊端進行有計劃、有步驟而又堅決徹底的改革，人民才會信任我們的領導，才會信任黨和社會主義，我們的事業才有無限的希望。”
無庸諱言，鄧小平關於党和國家領導制度的講話，迄今並未實際地轉化為一場政治體制改革。近三十年來，經濟的市場化改革已經完全破局，趨勢已經無法逆轉，但是，政治的民主化和法治化仍然步履維艱，政治體制改革完全沒有破局。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社會的穩定和秩序，先經濟後政治的發展順序，公民社會的培養，政治民主的社會條件和文化條件，這些都是必須首先考慮的因素。從東亞威權國家的轉型歷史來看，威權體制下發展市場經濟，亦有成功的經驗。因此，自1992年小平“南巡講話”以來，中國實際上實行的是“國家主導的社會（市場）發展模式”。國家的主導作用，不僅體現在國家對經濟的調控能力、資源整合能力和發展能力上，而且還體現在對政治的高度控制和壟斷上，以威權化的方式管理社會，形成了現在的“維穩”體制。
“國家主導的社會（市場）發展模式”，在近二十年裡，取得了驚人的經濟績效，在國家和市場的雙重動力之下，經濟迅速發展，經濟總量已躍居世界第二。這不能不說，這種發展模式是有巨大的合理性和有效性，看不到這一點，不是實事求是的應有態度。但是，同時也應該看到的是，在這個模式下所取得的發展成績，是付出了許多重大代價，包括資源的耗竭，環境的破壞，人權的損失；更重要的是，它引發了一系列制度性問題，官員腐敗、社會不公、貧富差距、道德淪喪、群體性事件，均是這個模式發展的必然後果，是不受約束的國家權力和不受節制的資本高度結合的產物。所有這些問題和後果，長期被掩蓋在經濟繁榮的表像之中，執政者看不到或不想看，以為這樣的發展模式可以長期持續下去。但是，問題的存在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制度內在的弊端，如同人的身體，在致命疾患的潛伏期間，根本無從發現和感受其痛苦，一旦意識到自己身體出了問題時，或許已到了疾患的晚期。從這個意義上說，近二十年來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在積聚國家財富和國民財富的同時，其實也在積聚著一系列制度性和社會性的問題。尤其是在近十年裡，原來潛伏在體制深層的矛盾正在不斷地暴露出來，以前可以視而不見或可以暫時擱置的問題，現在已經無法回避。尋求新的制度安排和新的發展模式，已經迫在眉睫。
不管從政治學的原理來看，還是從現代社會轉型的歷史來看，面向現代化的各種威權型體制，本質上都是一種過渡性體制，它們最終都要被民主的憲政的政治制度所取代。在過渡期裡，執政黨必須考慮威權化的治理能否長期有效，前所未有的社會矛盾能否按以往的方式加以化解，以及如何在舊制度失效的前提下尋求新的制度安排；而民間的力量則必須考慮在現有威權體制下如何促成新的制度要素的生長，以何種方式構建社會良性互動的格局。如果兩者思考的方向是一致的，社會的轉型將自然導向改良的或改革的方式，否則，執政黨和民間力量的雙重失控必將為中國帶來災難性的後果。
臺灣的民主經驗值得總結和借鑒，這是威權主義體制在執政黨的主動開放和引領下，逐步從一黨專制轉變為憲政體制，經過兩輪政黨輪替，已基本確立了民主的政治制度安排和社會秩序，期間建立了對歷史遺留問題的解決補償機制，鼓勵社會和族群的和解，避免社會陷入清算和報復的軌道，通過民主的方式解決政治權力的來源和制約等根本性問題。當然，臺灣的經驗不可能現成地搬到中國大陸，中國的確存在著其它任何一個國家或地區都無法構成的特殊性：廣大的國土，眾多的人口，發展不平衡的區域，複雜的民族關係，脆弱的資源條件，競爭日趨激烈的國際關係。但是，經過了三十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已經具備了憲政改革的有利條件。經濟的發展，人民的良知和善良，中產階級和知識分子的理性，社會普遍要求憲政改革的共識，已經形成了推動中國社會轉型的積極力量。執政黨只要因勢利導，主動領導改革，充分調動各種優勢，整合各方資源，是一定能夠在改革中重塑合法性，成為憲政民主事業的領導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