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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春秋决狱，是以儒家思想为断狱的指导思想，其提出于汉朝时代，其推行主要运用“原心定罪”原则和“亲亲相首匿”原则，春秋决狱是统治者推行儒家理论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吸收其它各家学说，开始了我国法律儒家化的进程，法律的儒家化由此发端。其后，在唐朝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完全形成。
【关键词】：春秋决狱;法律;儒家化;古代
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是中国法律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对中国法律的影响极为深远。
在战国和秦朝，起主导作用的是法家思想，以法为本是法家思想的核心。秦自商鞅变法以来，一直奉行法家思想，“法令由一统，事皆决于法”，这对秦的繁荣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却又为秦王朝的覆灭埋下了伏笔。汉朝建立以后，儒家思想逐渐深入人心，汉武帝独尊儒术，董仲舒提出“春秋决狱”， 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由此发端，并开始对中国法律产生无法估量的深远影响。
一、“春秋决狱”的提出
春秋决狱，又称“引经断狱”，是以儒家思想为断狱的指导思想，要求司法官吏在审判案件的时候，用儒家经典，特别是《春秋》作为分析案情、认定犯罪的根据，解释和适用法律。
汉王朝建立政权以后，面临着战乱后社会生产被严重破坏、经济凋敝、国库枯竭的局面。为了巩固胜利、发展生产，汉统治者在吸取秦灭亡经验的基础上，采取“无为而治”的政策策略，轻徭薄役，约法省刑，缓和社会矛盾。经过“文景之治”等几十年的发展，汉王朝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基础，政权得以巩固。随着“无为而治”的推行，也使得各诸侯王国的财力得到积累，实力不断增强，竭力想要摆脱中央的控制;边疆地区，匈奴频频入侵，“无为而治”的策略很难适应新的形式，汉武帝采纳董仲舒提出的维护封建大一统和专制王权的儒学，法律指导思想开始转型，春秋决狱制度的确立就是典型表现。
二、“春秋决狱”的推行
董仲舒倡导的“春秋决狱”，一般用在复杂、疑难案件的审理中，或者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案件适用儒家经典义理决断，但即使法律有明文规定时，如果某个案件的审判如果适用法律时与儒家经典义理相违背，那么，儒家经典义理就有高于法律的权威。这些儒家经典著作主要有《易经》、《诗经》、《书经》、《仪礼》、《春秋经》等，其中放在特别重要位置的是《春秋经》。为了后人决断案件的方便，董仲舒精选232个典型案例编辑《春秋决事比》，司法官以《春秋决事比》作为审判案件的标准，在《春秋决事比》中没有类似案件时，再以儒家经典义理判决。
“春秋决狱”的运用原则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原心定罪”。在犯罪事实清楚的前提下，主要考察犯罪者的动机，如果一个人的行为符合仁、忠、孝等儒家精神，那么即使他的行为产生了社会危害，也可以减轻处罚;如果一个人的行为违背了儒家的仁义精神，即使造成的社会危害不大，仍然可以处以重刑。例如，某人的父亲和别人发生口角而斗殴，对方用刀刺杀父亲，这时，儿子用棍子相救，本来要打对方，却误伤了自己的父亲。在这件案件的审判中，司法官间产生了意见分歧，有司法官认为儿子犯了殴打父亲的重罪，当时的法律规定殴打父亲必须处死，因此这件案件中的儿子应判处死刑，而有的司法官认为儿子的本意并不是要故意殴打父亲，儿子不应该被判处死刑。这样的案件放在今天是很好判的，但古人不会有“正当防卫”、“过失伤害”等思维，司法官们觉得很为难，因此把这个案件作为一个疑难案件报给董仲舒来处理。董仲舒以“原心定罪”为原则，认为儿子的动机不是打父亲，相反是为了救父亲，还很符合儒家的孝道精神，所以免其罪。二是“亲亲相首匿”，即近亲属之间可以相互隐匿其犯罪行为，除非是严重破坏了当时的封建统治秩序或者侵犯了皇权。《春秋决事比》中的案例是：甲没有儿子，从路上拣了个婴儿乙并把他养大，乙长大后杀了人，甲把乙藏匿起来。按照当时法律，藏匿杀人犯要受到重罚。可董仲舒按照《春秋》中提倡父子一方犯罪可互相藏匿，董仲舒认为他们是父子关系，所以不判甲的罪。到了唐代，法律明确规定父子互相藏匿罪行的行为不属于犯罪。
三、“春秋决狱”后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的发展及影响
（一）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的发展
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由两汉发起，经过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发展，到隋唐最终定型。
春秋决狱是统治者推行儒家理论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时诸侯割据、战乱频繁的年代，起到了稳定政治局面、维护天下统一的重要作用。结束了长期以来的法家指导思想为主的局面，将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有机结合起来，同时吸收其它各家学说，开始了我国法律儒家化的进程，法律的儒家化由此发端。
魏晋南北朝时期，法律进一步儒家化。从西汉的“纳礼入律”到这时期的“礼律并重”，古代法律的儒家化已经走过了500多年的历程。这一时期，儒家的思想体系和道德觀念从影响司法实践到全面融入律法当中，例如将“五服制罪”入律。五服制度是儒家文化的主要标志之一，它规定，血缘关系亲疏不同的亲属间，服丧期间，所穿丧服的缝制方法及服丧期间应遵守的礼仪规则有很大不同，关系越亲的服制越重，关系越疏的服制越轻。这一制度的产生，是由于氏族门阀势力的发展，统治阶级非常重视尊卑名分和礼教的作用，因而首次把“五服”制度纳入法典中，作为定罪量刑的重要标准，这就是所谓“峻礼教之防，准五服以制罪”。五服制罪的实质是儒家伦理观念在刑罚上的体现。
隋唐时期，法律儒家化最终完成。隋文帝所制定的《开皇律》，使中国法律儒家化在法典形式方面初步定型。它确定了封建法典体例、确立封建五刑、定型“十恶”、进一步扩大贵族官僚特权。
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完全形成则在唐朝。唐朝法律的最大特点在于“德主刑辅、礼法并用”，而《唐律》更被称为“一准乎礼”。唐朝统治者在修订法律时，始终坚持以礼为纲的指导原则。《唐律》十分重视以礼为立法依据，严格维护父权、夫权、族权。此外，《唐律》在以礼注释经典、完善司法原则与制度方面都将法律儒家化完善地巩固下来。礼是唐律的灵魂，唐律是礼的法律表现。唐律处处渗透着礼教色彩，儒家伦理道德在唐代已成为人们的行为规范。唐律的“礼法合一”是两汉以来儒家引经断狱、以礼入法的必然结果，它标志着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的最终完成。
（二）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的影响
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为中国古代法制的建立、封建秩序的巩固、封建社会的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使“礼”成为了中国封建社会制定法律的依据。儒家思想不但成为封建法律的正统思想，而且自此以后历朝历代均沿袭不变，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华法系”，对封建社会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关键词】：春秋决狱;法律;儒家化;古代
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是中国法律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对中国法律的影响极为深远。
在战国和秦朝，起主导作用的是法家思想，以法为本是法家思想的核心。秦自商鞅变法以来，一直奉行法家思想，“法令由一统，事皆决于法”，这对秦的繁荣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却又为秦王朝的覆灭埋下了伏笔。汉朝建立以后，儒家思想逐渐深入人心，汉武帝独尊儒术，董仲舒提出“春秋决狱”， 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由此发端，并开始对中国法律产生无法估量的深远影响。
一、“春秋决狱”的提出
春秋决狱，又称“引经断狱”，是以儒家思想为断狱的指导思想，要求司法官吏在审判案件的时候，用儒家经典，特别是《春秋》作为分析案情、认定犯罪的根据，解释和适用法律。
汉王朝建立政权以后，面临着战乱后社会生产被严重破坏、经济凋敝、国库枯竭的局面。为了巩固胜利、发展生产，汉统治者在吸取秦灭亡经验的基础上，采取“无为而治”的政策策略，轻徭薄役，约法省刑，缓和社会矛盾。经过“文景之治”等几十年的发展，汉王朝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基础，政权得以巩固。随着“无为而治”的推行，也使得各诸侯王国的财力得到积累，实力不断增强，竭力想要摆脱中央的控制;边疆地区，匈奴频频入侵，“无为而治”的策略很难适应新的形式，汉武帝采纳董仲舒提出的维护封建大一统和专制王权的儒学，法律指导思想开始转型，春秋决狱制度的确立就是典型表现。
二、“春秋决狱”的推行
董仲舒倡导的“春秋决狱”，一般用在复杂、疑难案件的审理中，或者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案件适用儒家经典义理决断，但即使法律有明文规定时，如果某个案件的审判如果适用法律时与儒家经典义理相违背，那么，儒家经典义理就有高于法律的权威。这些儒家经典著作主要有《易经》、《诗经》、《书经》、《仪礼》、《春秋经》等，其中放在特别重要位置的是《春秋经》。为了后人决断案件的方便，董仲舒精选232个典型案例编辑《春秋决事比》，司法官以《春秋决事比》作为审判案件的标准，在《春秋决事比》中没有类似案件时，再以儒家经典义理判决。
“春秋决狱”的运用原则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原心定罪”。在犯罪事实清楚的前提下，主要考察犯罪者的动机，如果一个人的行为符合仁、忠、孝等儒家精神，那么即使他的行为产生了社会危害，也可以减轻处罚;如果一个人的行为违背了儒家的仁义精神，即使造成的社会危害不大，仍然可以处以重刑。例如，某人的父亲和别人发生口角而斗殴，对方用刀刺杀父亲，这时，儿子用棍子相救，本来要打对方，却误伤了自己的父亲。在这件案件的审判中，司法官间产生了意见分歧，有司法官认为儿子犯了殴打父亲的重罪，当时的法律规定殴打父亲必须处死，因此这件案件中的儿子应判处死刑，而有的司法官认为儿子的本意并不是要故意殴打父亲，儿子不应该被判处死刑。这样的案件放在今天是很好判的，但古人不会有“正当防卫”、“过失伤害”等思维，司法官们觉得很为难，因此把这个案件作为一个疑难案件报给董仲舒来处理。董仲舒以“原心定罪”为原则，认为儿子的动机不是打父亲，相反是为了救父亲，还很符合儒家的孝道精神，所以免其罪。二是“亲亲相首匿”，即近亲属之间可以相互隐匿其犯罪行为，除非是严重破坏了当时的封建统治秩序或者侵犯了皇权。《春秋决事比》中的案例是：甲没有儿子，从路上拣了个婴儿乙并把他养大，乙长大后杀了人，甲把乙藏匿起来。按照当时法律，藏匿杀人犯要受到重罚。可董仲舒按照《春秋》中提倡父子一方犯罪可互相藏匿，董仲舒认为他们是父子关系，所以不判甲的罪。到了唐代，法律明确规定父子互相藏匿罪行的行为不属于犯罪。
三、“春秋决狱”后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的发展及影响
（一）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的发展
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由两汉发起，经过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发展，到隋唐最终定型。
春秋决狱是统治者推行儒家理论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时诸侯割据、战乱频繁的年代，起到了稳定政治局面、维护天下统一的重要作用。结束了长期以来的法家指导思想为主的局面，将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有机结合起来，同时吸收其它各家学说，开始了我国法律儒家化的进程，法律的儒家化由此发端。
魏晋南北朝时期，法律进一步儒家化。从西汉的“纳礼入律”到这时期的“礼律并重”，古代法律的儒家化已经走过了500多年的历程。这一时期，儒家的思想体系和道德觀念从影响司法实践到全面融入律法当中，例如将“五服制罪”入律。五服制度是儒家文化的主要标志之一，它规定，血缘关系亲疏不同的亲属间，服丧期间，所穿丧服的缝制方法及服丧期间应遵守的礼仪规则有很大不同，关系越亲的服制越重，关系越疏的服制越轻。这一制度的产生，是由于氏族门阀势力的发展，统治阶级非常重视尊卑名分和礼教的作用，因而首次把“五服”制度纳入法典中，作为定罪量刑的重要标准，这就是所谓“峻礼教之防，准五服以制罪”。五服制罪的实质是儒家伦理观念在刑罚上的体现。
隋唐时期，法律儒家化最终完成。隋文帝所制定的《开皇律》，使中国法律儒家化在法典形式方面初步定型。它确定了封建法典体例、确立封建五刑、定型“十恶”、进一步扩大贵族官僚特权。
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完全形成则在唐朝。唐朝法律的最大特点在于“德主刑辅、礼法并用”，而《唐律》更被称为“一准乎礼”。唐朝统治者在修订法律时，始终坚持以礼为纲的指导原则。《唐律》十分重视以礼为立法依据，严格维护父权、夫权、族权。此外，《唐律》在以礼注释经典、完善司法原则与制度方面都将法律儒家化完善地巩固下来。礼是唐律的灵魂，唐律是礼的法律表现。唐律处处渗透着礼教色彩，儒家伦理道德在唐代已成为人们的行为规范。唐律的“礼法合一”是两汉以来儒家引经断狱、以礼入法的必然结果，它标志着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的最终完成。
（二）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的影响
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为中国古代法制的建立、封建秩序的巩固、封建社会的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使“礼”成为了中国封建社会制定法律的依据。儒家思想不但成为封建法律的正统思想，而且自此以后历朝历代均沿袭不变，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华法系”，对封建社会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