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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以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为背景，基于上海农民工问卷调查数据，实证分析社会保障因素对农民工回流意愿的影响，并得出以下结论：社会保障因素对农民工回流意愿有重要影响，参加城镇养老保险、城镇医疗保险、城镇失业保险的农民工回流意愿较弱；控制经济因素和个人因素后，参加农村养老保险、农村医疗保险的农民工回流意愿明显增强，参加城镇工伤保险的农民工回流意愿明显减弱，而参加城镇养老保险、城镇医疗保险对农民工回流意愿的影响程度下降。个人及家庭因素中，新生代农民工、教育程度较高者、子女在本地上学者的回流意愿较弱；经济因素中，收入水平较高者回流意愿较弱。
关键词：农民工；回流意愿；社会保障
中图分类号：D63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49（2014）06-0102-07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4.06.010
Can Social Security Influence Migrant Workers’ Return Intention？：
An Analysis Based on Shanghai Survey Data
YU Yunjiang1， SUN Bindong 1， SUN Xu 2
（1. Center for Modern Chinese City Studie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China； 2.School of Management，Shangha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Science，Shanghai 201620，China ）
Abstract：In two urban and rural household register system as the background， this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migrant workers social security return intention based on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f the Shanghai migrant workers. We got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 social security factors have important influence on migrant workers’ return intention， the migrants with weak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in oldage insurance， medical insurance， unemployment insurance have stronger intention to return； take the economic factors and personal factors into consideration， to participate in oldage insurance and medical insurance in rural areas increased the migrant workers’ return intention and decreased the migrant workers’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of the industrial injury insurance， oldage insurance and medical insurance in the town.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s weak return intention， the higher level of education， children in the local scholars. The migrants with higher income have lower return intention.
Keywords：migrant workers； return intention； social security
一、引言
2013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指出：推进城镇化是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力支撑，是扩大内需和促进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其核心是要以人为本，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把实现农民工市民化作为首要任务。在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农村劳动力到外地务工就业的同时一直存在着大量的农民工回流现象，这对促进农民工市民化带来了挑战。2013年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显示：近年来，中西部外出农民工正在从东南沿海回流，并集中流向中西部中心城市；同时，中国制造业中流动人口占比正在快速下降，2010年中国制造业工人中，流动人口占比为40.4%，到2011年，该比例下降到37.3%，2012年则继续降至35.2%，2013年的数据显示，制造业从业人员比例已经下降至33.3%。在这种背景下，研究农民工回流的原因对国家推进城镇化、农民工市民化和沿海地区产业结构调整都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中国农村迁移劳动力是收入和消费同长期保障或者养老保障相分离的特殊群体，他们在城市里赚取工资并在城市消费，但还是需要农村家庭为其提供保障支持系统[1]。因此，我国城乡分离的二元户籍制度特别是其背后的“隐形社会保障制度”对劳动力回流决策也会产生重大影响[2]，而国内相关研究很少从实证层面分析社会保障制度对劳动力回流的影响。农民工参加城镇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社保制度是否对其回流意愿有影响？参加农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是否对农民工回流产生引力？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的类型是否对回流产生影响？哪种社会保险对农民工回流影响最大？这些是本文需要研究和回答的重要问题。 二、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农民工回流是劳动力流动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关于农民工回流决策的相关理论与模型，国内学者从不同学科的视角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主要包括古典经济学理论、新迁移经济学理论、生命周期理论、社会网络理论、人力资本理论、劳动力流动的制度理论等[3]。古典经济学理论的核心假设是劳动力流动决策是个人效用最大化的结果，收入水平或者预期收入的差距是农民工回流的主要原因，典型代表为：刘易斯的“二元经济发展”理论、“拉尼斯—费景汉”模型以及“托达罗”模型[4～7]。在借鉴古典经济学理论的核心假设的基础上，生命周期理论将农民工流动简化为两个阶段：农民工年轻时外出打工，年龄大了自然而然返乡务农，生命周期到了，农民工就会回流[8]。新迁移经济学理论与古典经济学理论的最大区别在于把家庭看作追求收益最大化的主体，农民工根据家庭预期收入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的原则决定外出还是回流，当家庭预期收入较小而流动风险较大时，农民工就会选择回流[9]。社会网络理论认为，农民工回流的决策除了上述的个人、经济、家庭等原因外，还受社会关系网络的影响：由于农村地区“熟人”社会的特征尤其明显，当农民工在城市的社会关系网络或社会资本下降时，会做出回流的决策[10]。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受教育程度和人力资本在劳动力回流决策中有重要影响，人力资本较低的农民工在工资、福利等方面处于不利地位，容易产生回流决策[11]。上述理论都是以国外经济发展背景为基础建立的经典理论，但制度理论认为，由于我国特殊的转轨过程和城乡二元结构，户籍制度及隐含在背后的工资、福利、子女教育、社会保障等是导致农民工回流的深层次原因[12]。
实证研究方面，国内学者从微观层面论证了农民工回流产生的原因。石智雷、杨云彦基于新迁移经济学理论，从家庭禀赋的角度分析劳动力回流产生的原因，认为家庭人力资本和家庭社会资本是农民工回流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13～14]。白南生等人的研究认为，生命周期对我国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具有重要影响，此外，婚姻、子女教育等非经济性因素对回流决策也具有重要影响[15]。林善浪等人运用多元有序Logit模型，从家庭生命周期的角度对农村劳动力回流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家庭生命周期对农村劳动力回流具有显著的影响[16]。除传统的推力、拉力对农民工回流决策有重要影响外，心理因素和自身能力因素对农民工的回流决策也存在重要影响[17]。李强等人认为，影响农民工回流意愿的诸多因素中，教育的作用最为明显，农民工人力资本水平越高，留在城市的意愿就越强，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于在城市生活，在外工作时间越长的农民工留在城市生活的意愿越强，农民工留城和返乡的意愿同时受到婚姻状况与是否举家迁移的制约，举家迁移的农民工更偏好城市生活[18]。刘铮的研究认为，刘易斯的劳动力转移模型对我国的解释力是有限的，农村劳动力并非可以无限供给，过低的工资和日益恶化的就业环境将导致农村劳动力产生回流[19]。罗明忠认为，农民工由于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的缺失，导致其过着无法融入城市的生活是造成农村劳动力回流的一个重要因素[20]。纵观劳动力回流的实证研究，多以国外劳动力流动的经典理论为视角，关注个人特征（教育程度、性别、年龄等）、经济条件（工资水平、预期收入、住房状况等）、家庭层面（家庭禀赋、家庭风险、子女教育等）、社会网络（社会信任、社会资本等）对劳动力回流决策的影响。户籍制度及隐含在背后的城乡二元社会保障制度对劳动力回流决策有重要影响，但国内定量分析社会保障因素对农民工回流意愿的研究几乎为空白，这给本文的研究提供了方向与启示。
三、研究设计
1.数据来源及基本情况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源于2010年华东师范大学流动人口课题组搜集的上海市静安区、黄浦区、徐汇区、金山区、普陀区、长宁区、宝山区、浦东新区等区县的农民工调查数据。调查数据由各个区县的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采用PPS抽样调查法（Probability Proportionate to Size Sampling）选取符合条件的农民工，并向其发放自填式问卷。PPS抽样调查法能够使调查问卷具有很强的代表性而且减少了问卷发放时的抽样误差。
本次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3219份，有效问卷2978份，有效回收率达到92.5%。从被调查者年龄看，15～30岁的农民工占46.8%，30～50岁的农民工占38.3%，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农民工主力。从婚姻状况看，52.7%的人为已婚者，40.1%的人为未婚者，其他的有7.2%。从性别状况看，女性占47.9%，男性占52.1%，男性比例略高于女性。从在流入地的居住时间看，43.2%的农民工居住时间为1～3年，30.3%的人居住时间为3年以上，居住长期化的趋势明显。从收入水平看，63.7%的农民工月收入在3500元以下，只有6.8%的人月收入在10000元以上。从教育程度看，被调查者以初中文化程度为主，占39.8%，其次为小学文化程度占31.6%，具有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者只有28.6%，说明农民工的文化程度普遍较低。
2.变量解释
本研究将农民工的回流意愿作为因变量。问卷中对农民工询问“你本人希望继续在城市居住还是回到老家”，将答案为“想回老家”的编码为0（即回流意愿明显），而将答案为“不清楚”或者“继续在城市居住”的编码为1（即无回流意愿）。将近41.21%的农民工希望继续在城市定居而不是回到老家，31.74%的农民工有回流意愿，27.05%的农民工回答为不清楚。
根据文献综述中涉及的可能会影响到农民工回流决策的因素，以及结合调查问卷自身的特点，自变量包括经济因素（收入水平、是否有住房）、个人及家庭因素（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子女是否在本地上学）、社会保障制度因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农村养老保险、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农村医疗保险、医疗费用报销方式、城镇失业保险、城镇工伤保险），其中代表社会保障因素的变量是本文最关心的核心变量，而代表经济因素、个人及家庭因素的变量是本文的控制变量，各个变量的详细解释如表1所示。 3.分析策略
如上所述，影响农民工回流意愿的影响因素涉及很多方面。为去除特征变量之间的交叉和叠加影响，明确影响农民工回流意愿的诸多因素中哪些因素的影响最显著，我们的分析策略如下。第一，对影响农民工回流意愿的社会保障因素变量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以分辨社会保障因素对农民工回流的影响，从而获得社会保障因素的净效应。第二，加入经济因素变量，对农民工回流意愿相应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目的是在控制经济因素后，分析社会保障因素是否对农民工回流意愿有显著影响。第三，剔除经济因素变量，加入个人及家庭因素变量，目的是在控制个人及家庭因素后，分析社会保障因素对农民工回流意愿的影响。第四，将影响农民工回流意愿的社会保障因素、经济因素、个人及家庭因素全部加入，目的是在控制经济因素变量和个人及家庭因素变量后，考察社会保障因素对农民工回流意愿的影响程度。
四、回归结果分析
模型1表示社会保障因素对农民工回流意愿的净效应，模型2控制了经济因素的作用，模型3控制了个人及家庭因素的作用，模型4同时控制了经济因素和个人及家庭因素的作用（见表2）。
模型1的结果表明，社会保障因素当中，只有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城镇失业保险对农民工回流意愿有重要影响，而农村养老保险、农村医疗保险、城镇工伤保险、医疗费用报销方式对农民工回流意愿的影响一般或不显著。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城镇失业保险均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这三种社会保障形式对农民工回流意愿具有显著影响。未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城镇失业保险者比参加者的回流意愿分别高0.240、0.299、0.178。农村养老保险和农村医疗保险对农民工回流意愿有一定影响，但只在5%的水平上显著。参加农村养老保险和农村医疗保险的农民工比未参加者回流意愿高0.098、0.071。未参加城镇工伤保险的农民工回流意愿比参加者要高0.255，但显著性水平未通过。这主要是因为调查样本中近80%的农民工都未参加城镇工伤保险。医疗费用报销方式中，付费时直接报销与先付费后报销的农民工比不清楚报销方式者的回流意愿分别高0.051、0.008，但显著性水平不通过。可能的解释是大部分外来农民工不了解医疗费用的报销方式和流程，不知道如何报销。
模型2的结果表明，在控制经济因素后，与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和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农民工相比，未参加者的回流意愿分别高0.212、0.196，且只在5%的水平上显著；而与未参加农村养老保险和农村医疗保险者相比，参加者的回流意愿上升了0.171、0.911，且显著性水平上升到1%。这主要是因为，经济条件好的农民工大部分都参加了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和城镇职工医疗保险，较少数参加了农村养老保险和农村医疗保险，因此，控制经济因素后，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和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对农民工回流意愿的影响程度和显著性水平下降了，而农村养老保险和农村医疗保险的显著性水平上升了。在影响农民工回流意愿的经济因素中，收入水平较低者比较高者的回流意愿高0.243，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在城市没有住房者比有住房者的回流意愿高0.177，但显著性水平未通过。这主要是因为，大部分农民工在城市中都没有购买自己的住房。
模型3的结果表明，个人及家庭因素中，年龄和子女是否在本地上学对农民工的回流意愿有显著影响，性别及婚姻状况对回流意愿没有显著影响，教育程度呈现非线性作用。年龄大的农民工比年龄小的农民工回流意愿高0.081，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子女不在本地上学的农民工比子女在本地上学的农民工回流意愿高0.089，并且在1%水平上显著。女性和已婚的农民工比男性和未婚者的回流意愿分别高0.042、0.054，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教育程度因素中，具有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农民工比大专及以上者的回流意愿高0.119，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而中专或高中文化程度的农民工同大专以上者的回流意愿没有显著区别，仅在10%的水平上显著。原因可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农民工更容易在城市里找到较好的工作，城市融入度较高，调查样本显示，受过高中或中专及以上教育者的平均工资约为初中及以下者的1.8倍，并且高中或中专及以上文化程度者的工资离散程度很小。在控制个人及家庭因素后，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城镇失业保险对农民工回流意愿的显著性水平都下降了，原因可能是农民工个体参与社会保险的差异很大。
模型4中，控制个人及家庭因素、经济因素后，社会保障因素对农民工回流意愿的影响仍然具有重要作用，但显著性水平有所下降。经济因素中的收入水平与个人及家庭因素中的教育程度、子女是否在本地上学等对农民工回流意愿的作用显著性水平也下降了。这说明社会保障因素、经济因素、个人及家庭因素对于农民工回流意愿都有重要作用，但这几种因素相互作用，密切关联，并且社会保障因素对农民工回流意愿的影响部分是通过经济因素、个人及家庭因素起作用的。
五、结论与讨论
完善的农民工社会保障系统是农民工在城市生存的“安全网”和“稳定器”。本文基于上海农民工的调查数据，对农民工回流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系统的定量分析，特别是着重分析了社会保障因素对于农民工回流意愿的作用。综合上述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是否参与城镇养老保险、城镇医疗保险、城镇失业保险对于农民工的回流意愿有显著的影响。上述四个模型均显示社会保障因素对农民工回流意愿具有稳健的显著影响。因此，当地政府应当加快完善社会保障政策，让更多的外来农民工能够和本地居民平等地参与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等，降低外来农民工的回流意愿。
第二，经济因素中，收入水平对农民工回流意愿有显著影响。收入水平高的农民工回流意愿更弱，控制经济因素后，社会保障因素对农民工回流意愿的作用有所减弱，说明社会保障因素对农民工回流意愿的影响部分是通过经济因素起作用的。 第三，个人及家庭因素中，年龄、教育程度、子女是否在本地上学对农民工回流意愿有稳健的显著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教育程度较高者、子女在本地上学者的回流意愿较弱。控制个人及家庭因素后，社会保障因素对农民工回流意愿作用减弱，说明社会保障因素对农民工回流意愿的影响部分是通过个人及家庭因素起作用的。因此，针对提升农民工就业能力的人力资本开发（如正规继续教育、培训等），及政府部门的就业指导和信息提供等相关政策和举措都会降低其回流意愿。
第四，虽然本文采用定量的研究方法对农民工回流意愿的影响因素，特别是社会保障因素进行了较为详尽的研究，但在行文中，笔者感到回流意愿的研究还有许多值得进一步探讨商榷的地方。首先，由于缺乏对于居留时间等时间因素的设问，农民工回流意愿和居留时间之间究竟是单向还是双向关系无法论证；其次，由于数据是截面数据，无法对农民工回流意愿的动态变化进行分析，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民工回流意愿可能会发生变化，只有通过对农民工回流意愿的纵向跟踪研究才能明确这个问题；最后，本文主要是从社会保障因素、个人及家庭因素、经济因素三方面分析农民工回流意愿的影响因素，并着重分析社会保障因素的作用，但农民工回流意愿作为个人心理活动，主观能动性很大，因而无法全面把握所有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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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罗明忠.农村劳动力转移后回流的原因：逻辑推理及实证检验[J]. 经济学动态，2008，（1）.
[责任编辑冯乐]
关键词：农民工；回流意愿；社会保障
中图分类号：D63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49（2014）06-0102-07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4.06.010
Can Social Security Influence Migrant Workers’ Return Intention？：
An Analysis Based on Shanghai Survey Data
YU Yunjiang1， SUN Bindong 1， SUN Xu 2
（1. Center for Modern Chinese City Studie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China； 2.School of Management，Shangha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Science，Shanghai 201620，China ）
Abstract：In two urban and rural household register system as the background， this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migrant workers social security return intention based on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f the Shanghai migrant workers. We got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 social security factors have important influence on migrant workers’ return intention， the migrants with weak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in oldage insurance， medical insurance， unemployment insurance have stronger intention to return； take the economic factors and personal factors into consideration， to participate in oldage insurance and medical insurance in rural areas increased the migrant workers’ return intention and decreased the migrant workers’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of the industrial injury insurance， oldage insurance and medical insurance in the town.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s weak return intention， the higher level of education， children in the local scholars. The migrants with higher income have lower return intention.
Keywords：migrant workers； return intention； social security
一、引言
2013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指出：推进城镇化是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力支撑，是扩大内需和促进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其核心是要以人为本，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把实现农民工市民化作为首要任务。在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农村劳动力到外地务工就业的同时一直存在着大量的农民工回流现象，这对促进农民工市民化带来了挑战。2013年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显示：近年来，中西部外出农民工正在从东南沿海回流，并集中流向中西部中心城市；同时，中国制造业中流动人口占比正在快速下降，2010年中国制造业工人中，流动人口占比为40.4%，到2011年，该比例下降到37.3%，2012年则继续降至35.2%，2013年的数据显示，制造业从业人员比例已经下降至33.3%。在这种背景下，研究农民工回流的原因对国家推进城镇化、农民工市民化和沿海地区产业结构调整都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中国农村迁移劳动力是收入和消费同长期保障或者养老保障相分离的特殊群体，他们在城市里赚取工资并在城市消费，但还是需要农村家庭为其提供保障支持系统[1]。因此，我国城乡分离的二元户籍制度特别是其背后的“隐形社会保障制度”对劳动力回流决策也会产生重大影响[2]，而国内相关研究很少从实证层面分析社会保障制度对劳动力回流的影响。农民工参加城镇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社保制度是否对其回流意愿有影响？参加农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是否对农民工回流产生引力？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的类型是否对回流产生影响？哪种社会保险对农民工回流影响最大？这些是本文需要研究和回答的重要问题。 二、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农民工回流是劳动力流动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关于农民工回流决策的相关理论与模型，国内学者从不同学科的视角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主要包括古典经济学理论、新迁移经济学理论、生命周期理论、社会网络理论、人力资本理论、劳动力流动的制度理论等[3]。古典经济学理论的核心假设是劳动力流动决策是个人效用最大化的结果，收入水平或者预期收入的差距是农民工回流的主要原因，典型代表为：刘易斯的“二元经济发展”理论、“拉尼斯—费景汉”模型以及“托达罗”模型[4～7]。在借鉴古典经济学理论的核心假设的基础上，生命周期理论将农民工流动简化为两个阶段：农民工年轻时外出打工，年龄大了自然而然返乡务农，生命周期到了，农民工就会回流[8]。新迁移经济学理论与古典经济学理论的最大区别在于把家庭看作追求收益最大化的主体，农民工根据家庭预期收入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的原则决定外出还是回流，当家庭预期收入较小而流动风险较大时，农民工就会选择回流[9]。社会网络理论认为，农民工回流的决策除了上述的个人、经济、家庭等原因外，还受社会关系网络的影响：由于农村地区“熟人”社会的特征尤其明显，当农民工在城市的社会关系网络或社会资本下降时，会做出回流的决策[10]。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受教育程度和人力资本在劳动力回流决策中有重要影响，人力资本较低的农民工在工资、福利等方面处于不利地位，容易产生回流决策[11]。上述理论都是以国外经济发展背景为基础建立的经典理论，但制度理论认为，由于我国特殊的转轨过程和城乡二元结构，户籍制度及隐含在背后的工资、福利、子女教育、社会保障等是导致农民工回流的深层次原因[12]。
实证研究方面，国内学者从微观层面论证了农民工回流产生的原因。石智雷、杨云彦基于新迁移经济学理论，从家庭禀赋的角度分析劳动力回流产生的原因，认为家庭人力资本和家庭社会资本是农民工回流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13～14]。白南生等人的研究认为，生命周期对我国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具有重要影响，此外，婚姻、子女教育等非经济性因素对回流决策也具有重要影响[15]。林善浪等人运用多元有序Logit模型，从家庭生命周期的角度对农村劳动力回流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家庭生命周期对农村劳动力回流具有显著的影响[16]。除传统的推力、拉力对农民工回流决策有重要影响外，心理因素和自身能力因素对农民工的回流决策也存在重要影响[17]。李强等人认为，影响农民工回流意愿的诸多因素中，教育的作用最为明显，农民工人力资本水平越高，留在城市的意愿就越强，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于在城市生活，在外工作时间越长的农民工留在城市生活的意愿越强，农民工留城和返乡的意愿同时受到婚姻状况与是否举家迁移的制约，举家迁移的农民工更偏好城市生活[18]。刘铮的研究认为，刘易斯的劳动力转移模型对我国的解释力是有限的，农村劳动力并非可以无限供给，过低的工资和日益恶化的就业环境将导致农村劳动力产生回流[19]。罗明忠认为，农民工由于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的缺失，导致其过着无法融入城市的生活是造成农村劳动力回流的一个重要因素[20]。纵观劳动力回流的实证研究，多以国外劳动力流动的经典理论为视角，关注个人特征（教育程度、性别、年龄等）、经济条件（工资水平、预期收入、住房状况等）、家庭层面（家庭禀赋、家庭风险、子女教育等）、社会网络（社会信任、社会资本等）对劳动力回流决策的影响。户籍制度及隐含在背后的城乡二元社会保障制度对劳动力回流决策有重要影响，但国内定量分析社会保障因素对农民工回流意愿的研究几乎为空白，这给本文的研究提供了方向与启示。
三、研究设计
1.数据来源及基本情况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源于2010年华东师范大学流动人口课题组搜集的上海市静安区、黄浦区、徐汇区、金山区、普陀区、长宁区、宝山区、浦东新区等区县的农民工调查数据。调查数据由各个区县的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采用PPS抽样调查法（Probability Proportionate to Size Sampling）选取符合条件的农民工，并向其发放自填式问卷。PPS抽样调查法能够使调查问卷具有很强的代表性而且减少了问卷发放时的抽样误差。
本次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3219份，有效问卷2978份，有效回收率达到92.5%。从被调查者年龄看，15～30岁的农民工占46.8%，30～50岁的农民工占38.3%，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农民工主力。从婚姻状况看，52.7%的人为已婚者，40.1%的人为未婚者，其他的有7.2%。从性别状况看，女性占47.9%，男性占52.1%，男性比例略高于女性。从在流入地的居住时间看，43.2%的农民工居住时间为1～3年，30.3%的人居住时间为3年以上，居住长期化的趋势明显。从收入水平看，63.7%的农民工月收入在3500元以下，只有6.8%的人月收入在10000元以上。从教育程度看，被调查者以初中文化程度为主，占39.8%，其次为小学文化程度占31.6%，具有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者只有28.6%，说明农民工的文化程度普遍较低。
2.变量解释
本研究将农民工的回流意愿作为因变量。问卷中对农民工询问“你本人希望继续在城市居住还是回到老家”，将答案为“想回老家”的编码为0（即回流意愿明显），而将答案为“不清楚”或者“继续在城市居住”的编码为1（即无回流意愿）。将近41.21%的农民工希望继续在城市定居而不是回到老家，31.74%的农民工有回流意愿，27.05%的农民工回答为不清楚。
根据文献综述中涉及的可能会影响到农民工回流决策的因素，以及结合调查问卷自身的特点，自变量包括经济因素（收入水平、是否有住房）、个人及家庭因素（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子女是否在本地上学）、社会保障制度因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农村养老保险、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农村医疗保险、医疗费用报销方式、城镇失业保险、城镇工伤保险），其中代表社会保障因素的变量是本文最关心的核心变量，而代表经济因素、个人及家庭因素的变量是本文的控制变量，各个变量的详细解释如表1所示。 3.分析策略
如上所述，影响农民工回流意愿的影响因素涉及很多方面。为去除特征变量之间的交叉和叠加影响，明确影响农民工回流意愿的诸多因素中哪些因素的影响最显著，我们的分析策略如下。第一，对影响农民工回流意愿的社会保障因素变量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以分辨社会保障因素对农民工回流的影响，从而获得社会保障因素的净效应。第二，加入经济因素变量，对农民工回流意愿相应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目的是在控制经济因素后，分析社会保障因素是否对农民工回流意愿有显著影响。第三，剔除经济因素变量，加入个人及家庭因素变量，目的是在控制个人及家庭因素后，分析社会保障因素对农民工回流意愿的影响。第四，将影响农民工回流意愿的社会保障因素、经济因素、个人及家庭因素全部加入，目的是在控制经济因素变量和个人及家庭因素变量后，考察社会保障因素对农民工回流意愿的影响程度。
四、回归结果分析
模型1表示社会保障因素对农民工回流意愿的净效应，模型2控制了经济因素的作用，模型3控制了个人及家庭因素的作用，模型4同时控制了经济因素和个人及家庭因素的作用（见表2）。
模型1的结果表明，社会保障因素当中，只有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城镇失业保险对农民工回流意愿有重要影响，而农村养老保险、农村医疗保险、城镇工伤保险、医疗费用报销方式对农民工回流意愿的影响一般或不显著。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城镇失业保险均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这三种社会保障形式对农民工回流意愿具有显著影响。未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城镇失业保险者比参加者的回流意愿分别高0.240、0.299、0.178。农村养老保险和农村医疗保险对农民工回流意愿有一定影响，但只在5%的水平上显著。参加农村养老保险和农村医疗保险的农民工比未参加者回流意愿高0.098、0.071。未参加城镇工伤保险的农民工回流意愿比参加者要高0.255，但显著性水平未通过。这主要是因为调查样本中近80%的农民工都未参加城镇工伤保险。医疗费用报销方式中，付费时直接报销与先付费后报销的农民工比不清楚报销方式者的回流意愿分别高0.051、0.008，但显著性水平不通过。可能的解释是大部分外来农民工不了解医疗费用的报销方式和流程，不知道如何报销。
模型2的结果表明，在控制经济因素后，与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和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农民工相比，未参加者的回流意愿分别高0.212、0.196，且只在5%的水平上显著；而与未参加农村养老保险和农村医疗保险者相比，参加者的回流意愿上升了0.171、0.911，且显著性水平上升到1%。这主要是因为，经济条件好的农民工大部分都参加了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和城镇职工医疗保险，较少数参加了农村养老保险和农村医疗保险，因此，控制经济因素后，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和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对农民工回流意愿的影响程度和显著性水平下降了，而农村养老保险和农村医疗保险的显著性水平上升了。在影响农民工回流意愿的经济因素中，收入水平较低者比较高者的回流意愿高0.243，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在城市没有住房者比有住房者的回流意愿高0.177，但显著性水平未通过。这主要是因为，大部分农民工在城市中都没有购买自己的住房。
模型3的结果表明，个人及家庭因素中，年龄和子女是否在本地上学对农民工的回流意愿有显著影响，性别及婚姻状况对回流意愿没有显著影响，教育程度呈现非线性作用。年龄大的农民工比年龄小的农民工回流意愿高0.081，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子女不在本地上学的农民工比子女在本地上学的农民工回流意愿高0.089，并且在1%水平上显著。女性和已婚的农民工比男性和未婚者的回流意愿分别高0.042、0.054，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教育程度因素中，具有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农民工比大专及以上者的回流意愿高0.119，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而中专或高中文化程度的农民工同大专以上者的回流意愿没有显著区别，仅在10%的水平上显著。原因可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农民工更容易在城市里找到较好的工作，城市融入度较高，调查样本显示，受过高中或中专及以上教育者的平均工资约为初中及以下者的1.8倍，并且高中或中专及以上文化程度者的工资离散程度很小。在控制个人及家庭因素后，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城镇失业保险对农民工回流意愿的显著性水平都下降了，原因可能是农民工个体参与社会保险的差异很大。
模型4中，控制个人及家庭因素、经济因素后，社会保障因素对农民工回流意愿的影响仍然具有重要作用，但显著性水平有所下降。经济因素中的收入水平与个人及家庭因素中的教育程度、子女是否在本地上学等对农民工回流意愿的作用显著性水平也下降了。这说明社会保障因素、经济因素、个人及家庭因素对于农民工回流意愿都有重要作用，但这几种因素相互作用，密切关联，并且社会保障因素对农民工回流意愿的影响部分是通过经济因素、个人及家庭因素起作用的。
五、结论与讨论
完善的农民工社会保障系统是农民工在城市生存的“安全网”和“稳定器”。本文基于上海农民工的调查数据，对农民工回流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系统的定量分析，特别是着重分析了社会保障因素对于农民工回流意愿的作用。综合上述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是否参与城镇养老保险、城镇医疗保险、城镇失业保险对于农民工的回流意愿有显著的影响。上述四个模型均显示社会保障因素对农民工回流意愿具有稳健的显著影响。因此，当地政府应当加快完善社会保障政策，让更多的外来农民工能够和本地居民平等地参与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等，降低外来农民工的回流意愿。
第二，经济因素中，收入水平对农民工回流意愿有显著影响。收入水平高的农民工回流意愿更弱，控制经济因素后，社会保障因素对农民工回流意愿的作用有所减弱，说明社会保障因素对农民工回流意愿的影响部分是通过经济因素起作用的。 第三，个人及家庭因素中，年龄、教育程度、子女是否在本地上学对农民工回流意愿有稳健的显著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教育程度较高者、子女在本地上学者的回流意愿较弱。控制个人及家庭因素后，社会保障因素对农民工回流意愿作用减弱，说明社会保障因素对农民工回流意愿的影响部分是通过个人及家庭因素起作用的。因此，针对提升农民工就业能力的人力资本开发（如正规继续教育、培训等），及政府部门的就业指导和信息提供等相关政策和举措都会降低其回流意愿。
第四，虽然本文采用定量的研究方法对农民工回流意愿的影响因素，特别是社会保障因素进行了较为详尽的研究，但在行文中，笔者感到回流意愿的研究还有许多值得进一步探讨商榷的地方。首先，由于缺乏对于居留时间等时间因素的设问，农民工回流意愿和居留时间之间究竟是单向还是双向关系无法论证；其次，由于数据是截面数据，无法对农民工回流意愿的动态变化进行分析，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民工回流意愿可能会发生变化，只有通过对农民工回流意愿的纵向跟踪研究才能明确这个问题；最后，本文主要是从社会保障因素、个人及家庭因素、经济因素三方面分析农民工回流意愿的影响因素，并着重分析社会保障因素的作用，但农民工回流意愿作为个人心理活动，主观能动性很大，因而无法全面把握所有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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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冯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