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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周恩来身边工作
1937年我高中毕业时,爆发了卢沟桥事变。很快北平沦陷了,很多大学南迁。燕京大学因为是美国教会学校,一时没有迁走。就这样,我考上了燕京大学。在燕京大学读了两年书后, 1939年我随在西南联大工学院当助教的哥哥到了昆明,在西南联大师范学院教育系继续学习。1940年,我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初皖南事变后,由于国民党反共的形势很严峻,组织上决定让我们疏散到云南各地。我在泸西师范学校和小学教了一年书以后,因为党内发现一个有内奸嫌疑的人,云南省工委让我离开云南,到重庆红岩村找中共南方局分配工作。我到南方局后,见到组织部部长钱瑛大姐,她让我通过自己的社会关系找个职业,站稳脚跟,开展工作。正好我有一个本家哥哥在国民党一个兵工厂工作。我就通过他的帮忙,在这个厂的子弟小学当了教师。一年后,由于是兵工厂的子弟学校,统治得特别严,连小学教师都被要求加入国民党。我就到红岩村找钱瑛大姐,请示怎么办。她说:你能不能再上学呀?这时,燕京大学已经搬迁到成都。于是,1943年春天我到了成都,继续在燕京大学学习。1945年,我大学毕业后,先是到美国战时新闻处工作,后日本宣布投降,新闻处随之撤销。由于我的党组织关系在重庆的南方局,上级领导要我回重庆找南方局分配工作。
我到重庆的红岩村后,南方局外事组的王炳南、龚澎接待了我,考了考我的英语能力,就同意我留在南方局外事组做翻译工作,主要是把《新华日报》的消息翻译成英文,散发出去。我记得很清楚,当时翻译的第一篇稿子是关于昆明一二一惨案的消息。
与周恩来副主席第一次见面是在1945年底。当时正赶上他才从延安回来,在红岩刚作完报告,外事组的领导罗清就带我去见他。他问了我是不是跟龚澎一起工作等问题。这是我初次见到久仰大名的周恩来副主席,终生难忘。
1946年4月底,我们中共代表团的人乘美军飞机从重庆到了南京。5月3日,钱瑛大姐和我爱人李晨也乘飞机到了南京。中共代表团驻地在梅园新村,这个地方离国民政府的总统府不远,受到国民党特务机关的严密监视,因而我们一般不随便外出。李晨负责联系中央大学等学校的进步青年,有时必须出去,就得和特务周旋。我在梅园新村南方局外事组继续从事翻译工作,将翻译好的消息和传单等散发给外国友好人士和记者。
1946年10月,国共谈判破裂,中共代表团开始从梅园新村撤退。周恩来副主席安排我和李晨于10月16日飞回延安,是代表团中第一批撤退的。11月19日,周恩来副主席、邓颖超大姐和董必武等也飞回延安。
在延安时,我们住在杨家岭,常见到毛泽东主席出来散步,他也知道我们是从南京回来的,有时候打打招呼。回到延安没多久,胡宗南就要进攻延安了,我随单位疏散到王家沟。周恩来副主席从南京一回到延安,就将我调回,因为我正保管着在南京时外事组的档案资料。这时我主要做秘书工作,曾帮周恩来副主席给宋庆龄写信,还给一些外国朋友回过信。
1947年二三月间,胡宗南进攻延安了。3月11日,我跟随机要部门的队伍撤离延安。到了绥德,我与在中共中央青委工作的李晨会合,又一起往东行军,准备渡过黄河到山西。正当我们走在山西静乐县境时接到县委通知说,周恩来副主席发电报要静乐县委通知我和李晨停止前进,到兴县去找邓大姐。于是我们调头往西走了两天,到了兴县贺老总(贺龙)部队的总部蔡家崖,见到了邓大姐。我们在兴县休息了几天后,就奉命到临县三交镇,向中央后委报到。我仍在外事组工作,李晨在城工部参加李维汉主持的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总结工作。
当时,外事组的工作主要是为党中央了解世界提供信息和参考意见,对外宣传解放区。另外,外事组的同志还根据周恩来副主席的指示,参加土地改革,到群众中去锻炼自己,同时加强政治和业务学习。1948年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从陕北东渡黄河,到达河北平山西柏坡,与刘少奇、朱德汇合。外事组也随即离开山西临县,于5月进驻西柏坡附近的陈家峪村。由于这时我个人承担的工作不多,就到李晨所在的城工部帮着做些事情。
1948年12月平津战役胜利进行时,接管北平提上日程。1949年1月,我随李晨回到北平,他当时带领一支青年学生队伍参加接管工作。从1939年我离开北平算起,已经整整10年过去了。这10年间,我只在1946年父亲去世后回来过。这次回来,心情完全不一样,用当时的流行语来说,就是“解放”了,迎接解放的心情,那是多么好啊!
记忆深刻的几件大事
回北平后,我依旧回到中央外事组工作,当时在和平门松树胡同一个很普通的小房子里办公。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外事组划归了外交部,我在由杨刚(曾任《大公报》驻美国特派记者,杰出作家和国际问题专家)负责的外交部政策委员会工作。
有一天,周总理到外交部作报告时见到我,说:“你在这儿啊。”周总理为何这样说呢?因为自从撤离延安后,我们已经有两年多没见面了,他也不知道我在哪个部门工作。当时,新生的共和国在外交方面的工作很多。周总理兼任外交部长,需要有个人在他和外交部之间跑联络,他认为我还合适,于是就让我到周总理办公室工作了。
1949年12月1日,我到周总理办公室正式上班,办公地点在中南海西花厅。当时,周总理办公室初建,机构很简单,于刚(曾任重庆《新华日报》党支部书记,1952年调到中央统战部,长期做统战工作)管统战,李琦(曾任周总理办公室主任、文化部副部长、教育部副部长、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管政法等,还有就是我们外事组,负责联系外交部。之后,总理办公室才逐渐扩大。
当时,周总理选驻外大使的重要考虑是找一些打过仗的将军。原因很简单,这些将军久经沙场,做事有谋略,很硬气,腰杆直,能维护国家利益,周总理称他们为“文装的解放军”。周总理对他们说:群众工作出了错,别人还能原谅,但外事工作无小事。周总理为外事工作干部制定了16字守则,就是:站稳立场,掌握政策,钻研业务,遵守纪律。他要求外事干部首先要牢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要热爱自己的祖国,维护国家的主权,执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朝鲜停战谈判的时候,李克农、乔冠华、伍修权都在开城,周总理在国内运筹帷幄。那时,开城天天都来电报。前方来了电报以后,周总理办公室负责此事的杨刚先起草复电稿,送给周总理审阅,周总理批改、同意之后再给毛主席看。周总理如果还有斗争策略等其他想法,就和杨刚商量,再起草后发出。每次回复电报,虽然是用毛主席的名义给金日成、彭德怀的,但都是周总理首先考虑各种情况和政策、起草电报,给毛主席审阅、修定。如果事情特别紧急,就等不及毛主席、刘少奇、朱德、陈毅等都传阅,只要毛主席同意就直接发出了。
1954年4月,周总理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日内瓦会议,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参加的首个重大国际会议。我作为代表团的工作人员随同前往,主要负责内勤及秘书工作。周总理是中国代表团的首席代表,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为副代表。当时,周总理非常忙,除参加会议外,还要接触各国的代表。他不光接触大国的代表,还会见一些小国的代表,这使得小国的代表非常感动。此外,周总理与英国外交大臣兼副首相艾登举行了多次谈判,达成了中英两国在北京和伦敦互派代办的协议,创造性地建立了半外交关系。
为宣传新中国,我们还把我国的电影拿出去播放。本来准备放新中国初期群众游行的影片,后来有的国家代表团说希望了解中国文化,周总理就安排播放《梁山伯和祝英台》。《梁山伯和祝英台》是中国最初的彩色影片,这些国家代表团看完之后反映很好,认为新中国刚成立,艺术上就有这样的成就,是相当不错的。到会议后期,时间较宽裕的时候,周总理还会见了电影艺术家卓别林和加拿大友好人士朗宁等,并征求卓别林对《梁山伯和祝英台》的意见。尽管瑞士的风景很美,但周总理没有抽出时间去游览。6月下旬,日内瓦会议休会期间,其他国家的代表团团长休假去了,周总理却冒着酷暑,风尘仆仆地访问了印度和缅甸,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然后,又赶回国内,与当时在我国休假的越南胡志明主席讨论印支问题。
周总理非常维护下属。7月21日,在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日内瓦会议闭幕那天,因为事先知道要通过最后宣言,周总理嘱咐负责会议新闻的李慎之(时任新华社国际部编辑组组长)不用去会场,而是拿着最后宣言的初稿在别墅里等会场的通知,每通过一段就交给电台向北京发一段,会议对初稿有什么修改就照改。当时,他每等来一个电话,就改正一段,然后用剪刀剪下来,送到电台。没有想到的是,由于稿子放在窗户边,有几张被风刮走了。稿子发回国内后,人民日报社的同志跟其他国家发送的稿子一对,发现接不上,少了好几段。周总理也知道是下边工作人员出了差错,但他还是赶紧向中央承认了错误,将这个责任承担下来。李慎之发现是自己的工作疏忽,也赶紧将缺少的内容补发了,所以那天的《人民日报》到下午才出版。虽然只是耽误了几个小时,没有造成大的影响,但周总理还是向中央作检讨,并自请处分。李慎之本来以为自己捅这么大娄子可不得了,结果什么事也没有。
1955年4月在印尼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我没有跟随周总理前往,但对这件事还是了解的。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对这次会议十分仇视,千方百计地进行阻挠和破坏。蒋介石派了暗杀人员,形势比较紧张。我国租借印度的大型客机克什米尔公主号被炸,幸好因缅甸总理吴努事先邀请周总理商谈万隆会议的提案,周总理临时更改了行程。否则,后果真是不敢想象。在这种情况下,同志们都十分担忧周总理出国后的安全。所以,陈老总(陈毅)对代表团的人说,“我们就是要保护周总理”,“我也是周总理的警卫员!”当时在印尼的安全保卫工作主要由印尼方面负责,华侨看到中国代表团来了,都非常热情,自动组织起来,为中国代表团服务,做保卫工作。
在万隆会议的整整一个星期,周总理一共休息了13个小时,每天睡眠不足2个小时。那个有名的补充发言,是周总理利用中午时间临时起草的,写出一页就马上交给翻译译出。当时的局势复杂,时间紧促,周总理能作出那样扭转大局的精彩发言,反映出周总理不光有艰苦奋斗的精神,更有超人的才智。
离开周总理办公室后的情况
1957年底,中央要求精简机构,号召干部支援文教卫生战线。周总理就在国务院办公会议上说:“好,我带头。”这样,我们5个在周总理办公室工作的秘书被充实到文教卫生战线。我们临走时,10月27日,周总理和邓大姐还与我们一起照了相。我们5个人都表示:我们是从总理办公室出来到基层去的,一定要把工作做好,绝不能给周总理丢人。这样,我离开了周总理办公室,被派到北京儿童医院任党委书记。
我在儿童医院工作了3年后,又被调到友谊医院任党委书记。1961年,著名中医杜自明在友谊医院病故,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周总理前去凭吊。当时,周总理很重视中医的工作,提倡中西医结合,发扬传统文化。看到周总理,我就问他身体怎么样。他说,身体倒是还好,就是最近开会讲话多,嗓子哑了。
1964年,周总理把我调回国务院外事办公室(简称国务院外办)工作。为什么我回去没继续做秘书呢?因为那时中央正在酝酿机构改革和精简。周总理为推动国务院系统的精简工作,就从自身做起,在1965年2月将总理办公室撤销,只留下一两个秘书。可是,他作为这么大国家的“大管家”,事情那么多,还得负责外事工作。这种情况下,周总理就在国务院外办成立了五人小组(包括我在内),帮助他把着外事口,有什么紧急情况随时向他反映。调回国务院外办之后,有一次周总理召集五人小组到他办公室研究工作。开会前,人还未到齐,周总理看见我就亲切地问:“你走了10年了吧?”我说:“还不到,7年。”周总理看着我说:“你的精神面貌不错啊。”当时马上要开会了,没再谈下去。
因为我曾在北京市工作,所以“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说我是从“黑窝”(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宣布以彭真为首的中共北京市委是“黑”的,予以打倒)来的,我就“靠边站”了。1969年,我随国务院外办的同志被下放到宁夏平罗县的五七干校,进行劳动锻炼和学习。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我们一些人被从干校调回。我回到北京后,被分配到外交部翻译室任副主任,不从事具体的翻译工作,相当于做政治工作。1975年,我突然被调离外交部,到下属的国际问题研究所。1976年1月周总理逝世,我们被允许去瞻仰他的遗容,当得知周总理被癌症折磨得体重只剩下30.5公斤时,我们难过极了。十里长街送总理的时候,我也跟普通市民一起,伫立在长安街上,目送周总理的灵车通过。整个天空都好像笼罩在沉重、悲伤之中。那么多人伫立在寒风中,泪流满面,久久不肯离去
1937年我高中毕业时,爆发了卢沟桥事变。很快北平沦陷了,很多大学南迁。燕京大学因为是美国教会学校,一时没有迁走。就这样,我考上了燕京大学。在燕京大学读了两年书后, 1939年我随在西南联大工学院当助教的哥哥到了昆明,在西南联大师范学院教育系继续学习。1940年,我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初皖南事变后,由于国民党反共的形势很严峻,组织上决定让我们疏散到云南各地。我在泸西师范学校和小学教了一年书以后,因为党内发现一个有内奸嫌疑的人,云南省工委让我离开云南,到重庆红岩村找中共南方局分配工作。我到南方局后,见到组织部部长钱瑛大姐,她让我通过自己的社会关系找个职业,站稳脚跟,开展工作。正好我有一个本家哥哥在国民党一个兵工厂工作。我就通过他的帮忙,在这个厂的子弟小学当了教师。一年后,由于是兵工厂的子弟学校,统治得特别严,连小学教师都被要求加入国民党。我就到红岩村找钱瑛大姐,请示怎么办。她说:你能不能再上学呀?这时,燕京大学已经搬迁到成都。于是,1943年春天我到了成都,继续在燕京大学学习。1945年,我大学毕业后,先是到美国战时新闻处工作,后日本宣布投降,新闻处随之撤销。由于我的党组织关系在重庆的南方局,上级领导要我回重庆找南方局分配工作。
我到重庆的红岩村后,南方局外事组的王炳南、龚澎接待了我,考了考我的英语能力,就同意我留在南方局外事组做翻译工作,主要是把《新华日报》的消息翻译成英文,散发出去。我记得很清楚,当时翻译的第一篇稿子是关于昆明一二一惨案的消息。
与周恩来副主席第一次见面是在1945年底。当时正赶上他才从延安回来,在红岩刚作完报告,外事组的领导罗清就带我去见他。他问了我是不是跟龚澎一起工作等问题。这是我初次见到久仰大名的周恩来副主席,终生难忘。
1946年4月底,我们中共代表团的人乘美军飞机从重庆到了南京。5月3日,钱瑛大姐和我爱人李晨也乘飞机到了南京。中共代表团驻地在梅园新村,这个地方离国民政府的总统府不远,受到国民党特务机关的严密监视,因而我们一般不随便外出。李晨负责联系中央大学等学校的进步青年,有时必须出去,就得和特务周旋。我在梅园新村南方局外事组继续从事翻译工作,将翻译好的消息和传单等散发给外国友好人士和记者。
1946年10月,国共谈判破裂,中共代表团开始从梅园新村撤退。周恩来副主席安排我和李晨于10月16日飞回延安,是代表团中第一批撤退的。11月19日,周恩来副主席、邓颖超大姐和董必武等也飞回延安。
在延安时,我们住在杨家岭,常见到毛泽东主席出来散步,他也知道我们是从南京回来的,有时候打打招呼。回到延安没多久,胡宗南就要进攻延安了,我随单位疏散到王家沟。周恩来副主席从南京一回到延安,就将我调回,因为我正保管着在南京时外事组的档案资料。这时我主要做秘书工作,曾帮周恩来副主席给宋庆龄写信,还给一些外国朋友回过信。
1947年二三月间,胡宗南进攻延安了。3月11日,我跟随机要部门的队伍撤离延安。到了绥德,我与在中共中央青委工作的李晨会合,又一起往东行军,准备渡过黄河到山西。正当我们走在山西静乐县境时接到县委通知说,周恩来副主席发电报要静乐县委通知我和李晨停止前进,到兴县去找邓大姐。于是我们调头往西走了两天,到了兴县贺老总(贺龙)部队的总部蔡家崖,见到了邓大姐。我们在兴县休息了几天后,就奉命到临县三交镇,向中央后委报到。我仍在外事组工作,李晨在城工部参加李维汉主持的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总结工作。
当时,外事组的工作主要是为党中央了解世界提供信息和参考意见,对外宣传解放区。另外,外事组的同志还根据周恩来副主席的指示,参加土地改革,到群众中去锻炼自己,同时加强政治和业务学习。1948年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从陕北东渡黄河,到达河北平山西柏坡,与刘少奇、朱德汇合。外事组也随即离开山西临县,于5月进驻西柏坡附近的陈家峪村。由于这时我个人承担的工作不多,就到李晨所在的城工部帮着做些事情。
1948年12月平津战役胜利进行时,接管北平提上日程。1949年1月,我随李晨回到北平,他当时带领一支青年学生队伍参加接管工作。从1939年我离开北平算起,已经整整10年过去了。这10年间,我只在1946年父亲去世后回来过。这次回来,心情完全不一样,用当时的流行语来说,就是“解放”了,迎接解放的心情,那是多么好啊!
记忆深刻的几件大事
回北平后,我依旧回到中央外事组工作,当时在和平门松树胡同一个很普通的小房子里办公。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外事组划归了外交部,我在由杨刚(曾任《大公报》驻美国特派记者,杰出作家和国际问题专家)负责的外交部政策委员会工作。
有一天,周总理到外交部作报告时见到我,说:“你在这儿啊。”周总理为何这样说呢?因为自从撤离延安后,我们已经有两年多没见面了,他也不知道我在哪个部门工作。当时,新生的共和国在外交方面的工作很多。周总理兼任外交部长,需要有个人在他和外交部之间跑联络,他认为我还合适,于是就让我到周总理办公室工作了。
1949年12月1日,我到周总理办公室正式上班,办公地点在中南海西花厅。当时,周总理办公室初建,机构很简单,于刚(曾任重庆《新华日报》党支部书记,1952年调到中央统战部,长期做统战工作)管统战,李琦(曾任周总理办公室主任、文化部副部长、教育部副部长、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管政法等,还有就是我们外事组,负责联系外交部。之后,总理办公室才逐渐扩大。
当时,周总理选驻外大使的重要考虑是找一些打过仗的将军。原因很简单,这些将军久经沙场,做事有谋略,很硬气,腰杆直,能维护国家利益,周总理称他们为“文装的解放军”。周总理对他们说:群众工作出了错,别人还能原谅,但外事工作无小事。周总理为外事工作干部制定了16字守则,就是:站稳立场,掌握政策,钻研业务,遵守纪律。他要求外事干部首先要牢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要热爱自己的祖国,维护国家的主权,执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朝鲜停战谈判的时候,李克农、乔冠华、伍修权都在开城,周总理在国内运筹帷幄。那时,开城天天都来电报。前方来了电报以后,周总理办公室负责此事的杨刚先起草复电稿,送给周总理审阅,周总理批改、同意之后再给毛主席看。周总理如果还有斗争策略等其他想法,就和杨刚商量,再起草后发出。每次回复电报,虽然是用毛主席的名义给金日成、彭德怀的,但都是周总理首先考虑各种情况和政策、起草电报,给毛主席审阅、修定。如果事情特别紧急,就等不及毛主席、刘少奇、朱德、陈毅等都传阅,只要毛主席同意就直接发出了。
1954年4月,周总理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日内瓦会议,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参加的首个重大国际会议。我作为代表团的工作人员随同前往,主要负责内勤及秘书工作。周总理是中国代表团的首席代表,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为副代表。当时,周总理非常忙,除参加会议外,还要接触各国的代表。他不光接触大国的代表,还会见一些小国的代表,这使得小国的代表非常感动。此外,周总理与英国外交大臣兼副首相艾登举行了多次谈判,达成了中英两国在北京和伦敦互派代办的协议,创造性地建立了半外交关系。
为宣传新中国,我们还把我国的电影拿出去播放。本来准备放新中国初期群众游行的影片,后来有的国家代表团说希望了解中国文化,周总理就安排播放《梁山伯和祝英台》。《梁山伯和祝英台》是中国最初的彩色影片,这些国家代表团看完之后反映很好,认为新中国刚成立,艺术上就有这样的成就,是相当不错的。到会议后期,时间较宽裕的时候,周总理还会见了电影艺术家卓别林和加拿大友好人士朗宁等,并征求卓别林对《梁山伯和祝英台》的意见。尽管瑞士的风景很美,但周总理没有抽出时间去游览。6月下旬,日内瓦会议休会期间,其他国家的代表团团长休假去了,周总理却冒着酷暑,风尘仆仆地访问了印度和缅甸,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然后,又赶回国内,与当时在我国休假的越南胡志明主席讨论印支问题。
周总理非常维护下属。7月21日,在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日内瓦会议闭幕那天,因为事先知道要通过最后宣言,周总理嘱咐负责会议新闻的李慎之(时任新华社国际部编辑组组长)不用去会场,而是拿着最后宣言的初稿在别墅里等会场的通知,每通过一段就交给电台向北京发一段,会议对初稿有什么修改就照改。当时,他每等来一个电话,就改正一段,然后用剪刀剪下来,送到电台。没有想到的是,由于稿子放在窗户边,有几张被风刮走了。稿子发回国内后,人民日报社的同志跟其他国家发送的稿子一对,发现接不上,少了好几段。周总理也知道是下边工作人员出了差错,但他还是赶紧向中央承认了错误,将这个责任承担下来。李慎之发现是自己的工作疏忽,也赶紧将缺少的内容补发了,所以那天的《人民日报》到下午才出版。虽然只是耽误了几个小时,没有造成大的影响,但周总理还是向中央作检讨,并自请处分。李慎之本来以为自己捅这么大娄子可不得了,结果什么事也没有。
1955年4月在印尼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我没有跟随周总理前往,但对这件事还是了解的。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对这次会议十分仇视,千方百计地进行阻挠和破坏。蒋介石派了暗杀人员,形势比较紧张。我国租借印度的大型客机克什米尔公主号被炸,幸好因缅甸总理吴努事先邀请周总理商谈万隆会议的提案,周总理临时更改了行程。否则,后果真是不敢想象。在这种情况下,同志们都十分担忧周总理出国后的安全。所以,陈老总(陈毅)对代表团的人说,“我们就是要保护周总理”,“我也是周总理的警卫员!”当时在印尼的安全保卫工作主要由印尼方面负责,华侨看到中国代表团来了,都非常热情,自动组织起来,为中国代表团服务,做保卫工作。
在万隆会议的整整一个星期,周总理一共休息了13个小时,每天睡眠不足2个小时。那个有名的补充发言,是周总理利用中午时间临时起草的,写出一页就马上交给翻译译出。当时的局势复杂,时间紧促,周总理能作出那样扭转大局的精彩发言,反映出周总理不光有艰苦奋斗的精神,更有超人的才智。
离开周总理办公室后的情况
1957年底,中央要求精简机构,号召干部支援文教卫生战线。周总理就在国务院办公会议上说:“好,我带头。”这样,我们5个在周总理办公室工作的秘书被充实到文教卫生战线。我们临走时,10月27日,周总理和邓大姐还与我们一起照了相。我们5个人都表示:我们是从总理办公室出来到基层去的,一定要把工作做好,绝不能给周总理丢人。这样,我离开了周总理办公室,被派到北京儿童医院任党委书记。
我在儿童医院工作了3年后,又被调到友谊医院任党委书记。1961年,著名中医杜自明在友谊医院病故,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周总理前去凭吊。当时,周总理很重视中医的工作,提倡中西医结合,发扬传统文化。看到周总理,我就问他身体怎么样。他说,身体倒是还好,就是最近开会讲话多,嗓子哑了。
1964年,周总理把我调回国务院外事办公室(简称国务院外办)工作。为什么我回去没继续做秘书呢?因为那时中央正在酝酿机构改革和精简。周总理为推动国务院系统的精简工作,就从自身做起,在1965年2月将总理办公室撤销,只留下一两个秘书。可是,他作为这么大国家的“大管家”,事情那么多,还得负责外事工作。这种情况下,周总理就在国务院外办成立了五人小组(包括我在内),帮助他把着外事口,有什么紧急情况随时向他反映。调回国务院外办之后,有一次周总理召集五人小组到他办公室研究工作。开会前,人还未到齐,周总理看见我就亲切地问:“你走了10年了吧?”我说:“还不到,7年。”周总理看着我说:“你的精神面貌不错啊。”当时马上要开会了,没再谈下去。
因为我曾在北京市工作,所以“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说我是从“黑窝”(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宣布以彭真为首的中共北京市委是“黑”的,予以打倒)来的,我就“靠边站”了。1969年,我随国务院外办的同志被下放到宁夏平罗县的五七干校,进行劳动锻炼和学习。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我们一些人被从干校调回。我回到北京后,被分配到外交部翻译室任副主任,不从事具体的翻译工作,相当于做政治工作。1975年,我突然被调离外交部,到下属的国际问题研究所。1976年1月周总理逝世,我们被允许去瞻仰他的遗容,当得知周总理被癌症折磨得体重只剩下30.5公斤时,我们难过极了。十里长街送总理的时候,我也跟普通市民一起,伫立在长安街上,目送周总理的灵车通过。整个天空都好像笼罩在沉重、悲伤之中。那么多人伫立在寒风中,泪流满面,久久不肯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