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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宙，全球最大电信运营商中国移动的前董事长，退休后俨然成了互联网的信徒。
11月15日，在中信书院的一个论坛上，王建宙和周鸿祎多次“交锋”。“我们刚刚在会客厅已经吵起来了，”周鸿祎形容微信和苹果的应用商店等正在把传统运营商逼上梁山，而运营商想要转型，无异于“让鲨鱼去爬树”。
王建宙停顿了几秒才回答，运营商就像是公路，以前跑的是马车，现在跑的数据、流量，是汽车，这意味着需要更宽的路，互联网公司与电信运营商可以实现双赢。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运营商如何避免沦为“管道”？王建宙给出的建议是，运营商应该果断从话音经营转向流量经营，同时也不放弃“应用服务”。但是每当问及移动和联通的具体问题，王建宙又三缄其口。
在电信业从业数十年，王建宙作出的最正确的决定，或许是在十年前排除众议，大举进入农村市场。
2004年，担任中国移动总经理兼党委书记之初，王建宙就提出了开发农村市场的建议。当时分析师们对此纷纷给出负面评价，理由不外乎建设成本太高，市场前景堪忧。王建宙认准这件事，“即使我们不做，别人也会去做;即使今天不做，明天也一定会做。”
结果，中国移动与中国联通的差距由此拉开。当中国移动向着全球最大用户数、最高市值的运营商的目标狂奔时，背后站着的正是中国农村市场的庞大用户。
外界对他的评价大多是远见卓识，同时占尽了中国电信行业大发展的“天时”“地利”“人和”。
1978年，王建宙进入电信业工作，在邮电部门工作二十多年后，他历任中国联通与中国移动的董事长。他的职业生涯几乎就是一部中国电信行业的发展史。
这曾经是中国最辉煌的产业之一。1990年，中国内地的移动电话用户总数是2万，8年过后，这个数字变为了2357万。即便如此，王建宙说，那时最大胆的预言家也不会想到，二十多年后移动电话会成为每一个人的生活必需品。
用户数量发展到一定规模后，王建宙开始深耕增值业务的价值。
在微信已经深入人心的时代，人们还是能够想起短信、彩铃、手机报这些曾风靡一时的业务。在高峰时期，短信收入曾占到中国移动全部主营业务收入的10%，每天平均的短信量曾达到过20亿条，直到移动互联网快速发展，分流了这一业务，比重才下降。
在王建宙的任期内，中国移动的收入、净利润和用户数从2004年到2011年增长了近三倍。2006年8月，其市值超过沃达丰，成为全球市值最大的电信运营公司。王建宙在其新书《移动时代生存》中将其形容为“大象快跑”。
王建宙。摄影/董洁旭
五年前，3G牌照颁发后的某一天，王建宙站在金融街29号中国移动总部大楼7楼办公室内，隔着玻璃幕墙看着金融街两旁林立的写字楼，看着匆匆忙忙行走的人群。他心里有些沉重，“这是自中国移动成立以来所承担的最艰巨的任务。”
这个被王建宙视为最艰巨的任务是，中国移动被分配到中国自主3G标准TD-SCDMA，联通和电信则分别获得WCDMA和CDMA2000这些与欧美、日本通行的3G标准。为了建设TD网络，中国移动付出了巨大的代价。TD-SCDMA 技术先天不足，此前没有任何商用化的先例，而在后期，没有相应制式手机匹配的问题也越发突出。
如果说这个网络建设是“不得不为”，那么与iPhone谈判其实可以主动选择。
早在2007年，中国移动就已开始与苹果公司进行商谈，二者的2G模式相符，但始终因“收入分成问题无法达成一致”。2008年，苹果不再与运营商实行收入分成的模式，运营商可按常规的手机采购方式向苹果订购iPhone，但二者的合作仍然没有达成。王建宙透露原因，“iPhone的采购方式包含了许多特别的条件，包括采购数量、用户补贴、广告等多个方面，同时，中国移动希望苹果也能推出具有TD-SCDMA功能的iPhone的3G版本。”
2008年初，王建宙对外界表示称，过去18个月中，中国移动已经与苹果CEO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和首席运营官蒂姆·库克（Tim Cook）等高管进行了三轮谈判。
后经多方消息人士披露，由于苹果坚持通过在线商店直接向客户出售iPhone应用程序，导致双方谈判最终破裂。当时的媒体报道转述王建宙话称，这一要约会对中国移动在国内手机互联网行业中的主导地位造成威胁。此时，王建宙已经意识到如果运营商不把住“应用商城”的入口，终将沦为“管道”。而中国移动当时正在制定自己的战略，将提供用于智能手机的应用程序。
多年在中国大陆市场占据垄断地位的中国移动，当时还难以放下身段啃下这块坚硬的苹果。最终，2009年，中国联通率先与iPhone达成了合作，成为苹果在华的唯一合作伙伴。为了这场3G时代的豪赌，中国联通做出了巨大让利。
联通版iPhone4上市的头几个月，每个月的用户增长都在数十万以上，其中多数来自中国移动前用户，凭借WCDMA的先天优势和与苹果的合作，联通在3G领域一度赶超中国移动。
2012年，中国电信也顺利引入iPhone4S。中国移动和苹果的谈判屡次无果而终。王建宙退休后，2013年12月23日，中国移动和苹果公司终于宣布达成长期协议，推出适合中国移动2G、3G和4G网络的iPhone，中国移动和苹果于2014年1月17日正式发售iPhone 5s和iPhone 5c，不仅支持中国移动的4G（TD-LTE） 服务，也支持中国移动的3G（TD-SCDMA）服务。至此，中国移动终于顺利联姻苹果。尽管在国货手机制造商崛起的今天，这看起来似乎已经太迟。
王建宙卸任前的最后几年，互联网如旋风一般在传统领域攻城略地。微信的诞生，一度被视为是运营商语音业务的终结者。
时任谷歌首席执行官的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几年前来访中国移动时，曾很认真地问王建宙一个问题：“有没有可能让用户免费使用话音，你们靠数据收入来生存？” 王建宙的回答是，“不可能，这样公司会破产的，因为我们70%的收入来自话音。”
从2009年起，中国移动的主营业务利润增幅大跌至个位数，到2011年增幅只有不到一成，到2013年，中国移动首次出现了全年净利润下滑。另一方面，中国移动的每月每用户平均收入（ARPU）也跌至两位数，这和国际上的约200到300元平均值相去甚远。
2011年，腾讯推出了手机聊天软件微信，仅14个月的时间注册用户就破亿。一边是互联网公司的狂欢，一边是电信运营商们的叫苦不迭。曾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的短信与话音业务受到严重冲击。运营商们没有想到，竞争竟然来自这样一个小小的手机软件。
王建宙并不讳言微信对运营商的杀伤力。面对媒体，他多次表示，微信、微博确实会替代一部分手机的话音和短信，这是技术发展的必然。但是微信、微博用得越多，网络的数据流量也增加得越多。“事实上，数据流量正在成为电信运营商实现业务增长的最重要的引擎。”
这还不是王建宙最担心的事情。咄咄逼人的苹果公司不只带来了iPhone，还带来了“应用商店”（app store）。2008年7月11日，苹果应用商店正式上线，3天后，可供下载的应用达到了800个，下载量达到1000万次。世界各地的电信巨头们无不感到震惊。软银董事长孙正义曾说，苹果的应用商店所产生的影响甚至有可能会超过iPhone本身。
一时间，应用商店几乎成为IT巨头的标配，谁不上马谁就落伍：谷歌推出了为安卓设备开发的在线应用程序谷歌商店（Google Play），微软则推出了Windows手机商店（Windows Phone Store）。
电信巨头们显然都意识到了，从行业生态链的角度，应用商店使手机终端制造商直接参与了应用服务的经营。而网络运营商除了提供接入服务以外，完全没有参与交易，也就是说，运营商扮演的只是“管道”角色。
王建宙也感到，“这对电信行业的震动远远超出了以往历次变化。”
与其在移动互联时代单打独斗，王建宙后来选择与国外同行抱团取暖。
2010年2月，中国移动和英国沃达丰、美国威瑞森和日本软银这四家运营商一起在纽约召开联合创新实验室（JIL）会议，主要用于推出新产品。在工作晚餐前，王建宙特意申请30分钟的发言。
“运营商如果不直接参与应用的开发和运营，我们就会变成‘哑管道’。”那时，还不流行OTT（指通过互联网向用户提供各种应用服务）的说法，他只能拿电器与电力公司的关系来做比喻，“电信公司就会变成电力公司，电力公司的责任就是提供电力，至于用户将电力用于电视机还是用于空调器，与电力公司完全无关。……长此以往电信运营商将被边缘化，效益也会随之而下降。”
王建宙看到国际同行们边听边点头，似乎很赞成自己的意见。最后，他向这几位掌管着世界主要电信行业的同行发出了疑问：“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该如何应对？”
突然就出现了冷场。沃达丰曾做过这方面的尝试，推出过名为360的手机服务，客户使用360定制手机可以获取各种移动互联网的应用服务。但是，推广并不顺利，谷歌、雅虎和诺基亚的免费地图服务很快就取而代之，沃达丰随后停止了这项服务。
事实上，王建宙不是没尝试过。中国移动的应用商城（Mobile Market）于2009年8月份就已上线，但比起已占据大部分市场份额的苹果商城与安卓商城，不过是九牛一毛。
EnfoDesk易观智库近期发布的《中国移动应用分发市场监测报告2014年第2季度》显示，拥有百度手机助手、91助手、安卓市场的百度系市场份额占比四成多;360系与腾讯系的分别各占两成多，余下的一成多则由独立第三方应用商店瓜分，其中就包含移动应用商城。
更早之前，中国移动就开始布局移动互联，建设九大基地。首个音乐基地很快取得了成功，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一度效仿跟进。在音乐、阅读、游戏、电子商务、动漫等基地中，王建宙格外重视广东互联网基地。除了移动应用商城之外，飞信、139邮箱等都是曾让人耳熟能详的产品。
当初雄心勃勃的布局，十年之后看起来却有些“大而不精、全而不实”。除音乐、视频、动漫外，其他基地业务已陷入长期亏损，靠集团“输血”维持，无法与民营互联网公司展开有效竞争。
近期，有消息称现任董事长奚国华已决定对将九大基地进行调整，拟筹建为一家新媒体公司，并力争在明年1月正式投入运营。
2013年末，腾讯市值相当于三个多中移动，比三家电信运营商之和还要大。运营商在苦苦思索转型之路的同时，互联网公司的崛起却势如破竹。
在移动互联时代谋求生存，中国移动也不是没考虑过像日本软银那样投资一些像阿里巴巴的互联网公司。王建宙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也曾想过购买一些腾讯的股份，还通过投行去找了其股东，位于南非的一家公司，带过信，但没有正式谈。
“一看到它（腾讯）当时股价100多块，我们就觉得已经不得了了。那么腾讯肯定也对我们的这个机制有顾虑，所以有过这种愿望，但是没有行动，实质性的谈判从来没有过。”
尽管业绩数据没有以前好看了，由于体量巨大，这一年中国移动仍然没少赚。全行业近七成的净利润被其拿走，约为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利润之和的五倍，这个数字也是BAT三家公司同年利润总和的两倍还多。
“一家独大”一词即使放在今天也仍然不为过。一位业内人士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中国移动显然习惯了这样的地位，此前在与互联网公司的合作上也不如其他两家态度积极。 事实上，王建宙对于“移动互联”的思考很早就开始了，他知道什么是要做的。审时度势向来是王建宙的强项，但在做与不做、如何做的抉择之间，他仍然受制于许多因素。
“中国移动布局移动互联网，可谓是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上述人士这样形容。
王建宙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对于互联网，运营商缺乏一些专业的知识或经验。“但最本质的还是DNA的不同，传统运营商跟互联网公司的基因很不相同，这在无形中增加了难度。”
对于王建宙来说，一方面要维持这个庞然大物的运转，另一方面，企业机制并不能很好地支持改革。
2012年3月22日，就在中移动宣布王建宙退任当天，中国联通发布了2011年的业绩报告。联通在2011年的收入大幅提高，增速排在了第一。
这有些讽刺。对于中国移动来说，最具优势的2G用户趋于饱和，TD-SCDMA的产业链落后于其他竞争对手的3G制式，4G的TD-LTE也尚未成气候。
中国移动在王建宙时期的高歌猛进已经一去不返了。
转型迫在眉睫。日前，工信部发放了第四批移动通信转售业务试点批文，包括小米、优酷、富士康在内的8家民营企业获得了虚拟运营商牌照，加上前三批拿到牌照的25家企业，目前国内已经获得牌照的虚拟运营商数量达到33家。
虚拟运营商的进入，被寄期望带来一定的鲶鱼效应。在许多国外运营商看来，两三张牌照的竞争就已经足够激烈了。
王建宙依然乐观，“我只能说中国的移动通讯市场产业足够大，大到你们都想象不出来。”他回忆过去，2G时代怕3G没市场，3G时又担心4G没市场，结果市场出乎意料地大，难点只是在于“怎么把它发掘出来”。
他现在更能以一个曾经的亲历者、如今的局外人来看运营商的发展。他看好虚拟运营商的加入，因为这能够把民营企业好的机制带进来，把互联网公司的创新精神带进来。
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谁将来会做的更好，就看谁从语音转到数据转型转的好。将来不光是腾讯要做IP电话，运营商的电话也要变成IP电话了，因为这是技术发展的必然趋势。谁转得快，谁将来就会取得主动。”
目前，移动互联网已经依靠网络连接、移动设备和应用服务三个环节形成了一个新的生态系统，玩法早就已经不同于过去。
在王建宙看来，运营商务必参与到应用的开发当中去。“尽管很难，但我相信电信运营商一定能够找到一种能够发挥出运营商特点的新的应用。”他还强调了一句，“企业的基因是可以改变的。”
王建宙对非洲的一家运营商印象特别深。肯尼亚的萨法瑞通信公司（SafariCom）于2007年推出了一项M-Pesa服务，可以用手机直接购物和存取现金。谈到这，王建宙的语气变得兴奋起来，“我一直认为手机是可以成为钱包的。”
在担任中国移动董事长期间，王建宙总是随身携带五个手机，方便随时做测评。退休后，他还是习惯带两个手机，一个iPhone，一个华为。在旁人看来，移动还有许多未竟事业，王建宙自己却觉得“无憾”，“在全世界全中国移动通讯发展最快的时候，你直接冲进去了，任何事情跟这个相比的话都不足为道。”
11月15日，在中信书院的一个论坛上，王建宙和周鸿祎多次“交锋”。“我们刚刚在会客厅已经吵起来了，”周鸿祎形容微信和苹果的应用商店等正在把传统运营商逼上梁山，而运营商想要转型，无异于“让鲨鱼去爬树”。
王建宙停顿了几秒才回答，运营商就像是公路，以前跑的是马车，现在跑的数据、流量，是汽车，这意味着需要更宽的路，互联网公司与电信运营商可以实现双赢。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运营商如何避免沦为“管道”？王建宙给出的建议是，运营商应该果断从话音经营转向流量经营，同时也不放弃“应用服务”。但是每当问及移动和联通的具体问题，王建宙又三缄其口。
最正确的决定
在电信业从业数十年，王建宙作出的最正确的决定，或许是在十年前排除众议，大举进入农村市场。
2004年，担任中国移动总经理兼党委书记之初，王建宙就提出了开发农村市场的建议。当时分析师们对此纷纷给出负面评价，理由不外乎建设成本太高，市场前景堪忧。王建宙认准这件事，“即使我们不做，别人也会去做;即使今天不做，明天也一定会做。”
结果，中国移动与中国联通的差距由此拉开。当中国移动向着全球最大用户数、最高市值的运营商的目标狂奔时，背后站着的正是中国农村市场的庞大用户。
外界对他的评价大多是远见卓识，同时占尽了中国电信行业大发展的“天时”“地利”“人和”。
1978年，王建宙进入电信业工作，在邮电部门工作二十多年后，他历任中国联通与中国移动的董事长。他的职业生涯几乎就是一部中国电信行业的发展史。
这曾经是中国最辉煌的产业之一。1990年，中国内地的移动电话用户总数是2万，8年过后，这个数字变为了2357万。即便如此，王建宙说，那时最大胆的预言家也不会想到，二十多年后移动电话会成为每一个人的生活必需品。
用户数量发展到一定规模后，王建宙开始深耕增值业务的价值。
在微信已经深入人心的时代，人们还是能够想起短信、彩铃、手机报这些曾风靡一时的业务。在高峰时期，短信收入曾占到中国移动全部主营业务收入的10%，每天平均的短信量曾达到过20亿条，直到移动互联网快速发展，分流了这一业务，比重才下降。
在王建宙的任期内，中国移动的收入、净利润和用户数从2004年到2011年增长了近三倍。2006年8月，其市值超过沃达丰，成为全球市值最大的电信运营公司。王建宙在其新书《移动时代生存》中将其形容为“大象快跑”。
3G与苹果
五年前，3G牌照颁发后的某一天，王建宙站在金融街29号中国移动总部大楼7楼办公室内，隔着玻璃幕墙看着金融街两旁林立的写字楼，看着匆匆忙忙行走的人群。他心里有些沉重，“这是自中国移动成立以来所承担的最艰巨的任务。”
这个被王建宙视为最艰巨的任务是，中国移动被分配到中国自主3G标准TD-SCDMA，联通和电信则分别获得WCDMA和CDMA2000这些与欧美、日本通行的3G标准。为了建设TD网络，中国移动付出了巨大的代价。TD-SCDMA 技术先天不足，此前没有任何商用化的先例，而在后期，没有相应制式手机匹配的问题也越发突出。
如果说这个网络建设是“不得不为”，那么与iPhone谈判其实可以主动选择。
早在2007年，中国移动就已开始与苹果公司进行商谈，二者的2G模式相符，但始终因“收入分成问题无法达成一致”。2008年，苹果不再与运营商实行收入分成的模式，运营商可按常规的手机采购方式向苹果订购iPhone，但二者的合作仍然没有达成。王建宙透露原因，“iPhone的采购方式包含了许多特别的条件，包括采购数量、用户补贴、广告等多个方面，同时，中国移动希望苹果也能推出具有TD-SCDMA功能的iPhone的3G版本。”
2008年初，王建宙对外界表示称，过去18个月中，中国移动已经与苹果CEO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和首席运营官蒂姆·库克（Tim Cook）等高管进行了三轮谈判。
后经多方消息人士披露，由于苹果坚持通过在线商店直接向客户出售iPhone应用程序，导致双方谈判最终破裂。当时的媒体报道转述王建宙话称，这一要约会对中国移动在国内手机互联网行业中的主导地位造成威胁。此时，王建宙已经意识到如果运营商不把住“应用商城”的入口，终将沦为“管道”。而中国移动当时正在制定自己的战略，将提供用于智能手机的应用程序。
多年在中国大陆市场占据垄断地位的中国移动，当时还难以放下身段啃下这块坚硬的苹果。最终，2009年，中国联通率先与iPhone达成了合作，成为苹果在华的唯一合作伙伴。为了这场3G时代的豪赌，中国联通做出了巨大让利。
联通版iPhone4上市的头几个月，每个月的用户增长都在数十万以上，其中多数来自中国移动前用户，凭借WCDMA的先天优势和与苹果的合作，联通在3G领域一度赶超中国移动。
2012年，中国电信也顺利引入iPhone4S。中国移动和苹果的谈判屡次无果而终。王建宙退休后，2013年12月23日，中国移动和苹果公司终于宣布达成长期协议，推出适合中国移动2G、3G和4G网络的iPhone，中国移动和苹果于2014年1月17日正式发售iPhone 5s和iPhone 5c，不仅支持中国移动的4G（TD-LTE） 服务，也支持中国移动的3G（TD-SCDMA）服务。至此，中国移动终于顺利联姻苹果。尽管在国货手机制造商崛起的今天，这看起来似乎已经太迟。
游戏规则变了
王建宙卸任前的最后几年，互联网如旋风一般在传统领域攻城略地。微信的诞生，一度被视为是运营商语音业务的终结者。
时任谷歌首席执行官的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几年前来访中国移动时，曾很认真地问王建宙一个问题：“有没有可能让用户免费使用话音，你们靠数据收入来生存？” 王建宙的回答是，“不可能，这样公司会破产的，因为我们70%的收入来自话音。”
从2009年起，中国移动的主营业务利润增幅大跌至个位数，到2011年增幅只有不到一成，到2013年，中国移动首次出现了全年净利润下滑。另一方面，中国移动的每月每用户平均收入（ARPU）也跌至两位数，这和国际上的约200到300元平均值相去甚远。
2011年，腾讯推出了手机聊天软件微信，仅14个月的时间注册用户就破亿。一边是互联网公司的狂欢，一边是电信运营商们的叫苦不迭。曾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的短信与话音业务受到严重冲击。运营商们没有想到，竞争竟然来自这样一个小小的手机软件。
王建宙并不讳言微信对运营商的杀伤力。面对媒体，他多次表示，微信、微博确实会替代一部分手机的话音和短信，这是技术发展的必然。但是微信、微博用得越多，网络的数据流量也增加得越多。“事实上，数据流量正在成为电信运营商实现业务增长的最重要的引擎。”
这还不是王建宙最担心的事情。咄咄逼人的苹果公司不只带来了iPhone，还带来了“应用商店”（app store）。2008年7月11日，苹果应用商店正式上线，3天后，可供下载的应用达到了800个，下载量达到1000万次。世界各地的电信巨头们无不感到震惊。软银董事长孙正义曾说，苹果的应用商店所产生的影响甚至有可能会超过iPhone本身。
一时间，应用商店几乎成为IT巨头的标配，谁不上马谁就落伍：谷歌推出了为安卓设备开发的在线应用程序谷歌商店（Google Play），微软则推出了Windows手机商店（Windows Phone Store）。
电信巨头们显然都意识到了，从行业生态链的角度，应用商店使手机终端制造商直接参与了应用服务的经营。而网络运营商除了提供接入服务以外，完全没有参与交易，也就是说，运营商扮演的只是“管道”角色。
王建宙也感到，“这对电信行业的震动远远超出了以往历次变化。”
大象如何跳舞
与其在移动互联时代单打独斗，王建宙后来选择与国外同行抱团取暖。
2010年2月，中国移动和英国沃达丰、美国威瑞森和日本软银这四家运营商一起在纽约召开联合创新实验室（JIL）会议，主要用于推出新产品。在工作晚餐前，王建宙特意申请30分钟的发言。
“运营商如果不直接参与应用的开发和运营，我们就会变成‘哑管道’。”那时，还不流行OTT（指通过互联网向用户提供各种应用服务）的说法，他只能拿电器与电力公司的关系来做比喻，“电信公司就会变成电力公司，电力公司的责任就是提供电力，至于用户将电力用于电视机还是用于空调器，与电力公司完全无关。……长此以往电信运营商将被边缘化，效益也会随之而下降。”
王建宙看到国际同行们边听边点头，似乎很赞成自己的意见。最后，他向这几位掌管着世界主要电信行业的同行发出了疑问：“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该如何应对？”
突然就出现了冷场。沃达丰曾做过这方面的尝试，推出过名为360的手机服务，客户使用360定制手机可以获取各种移动互联网的应用服务。但是，推广并不顺利，谷歌、雅虎和诺基亚的免费地图服务很快就取而代之，沃达丰随后停止了这项服务。
事实上，王建宙不是没尝试过。中国移动的应用商城（Mobile Market）于2009年8月份就已上线，但比起已占据大部分市场份额的苹果商城与安卓商城，不过是九牛一毛。
EnfoDesk易观智库近期发布的《中国移动应用分发市场监测报告2014年第2季度》显示，拥有百度手机助手、91助手、安卓市场的百度系市场份额占比四成多;360系与腾讯系的分别各占两成多，余下的一成多则由独立第三方应用商店瓜分，其中就包含移动应用商城。
更早之前，中国移动就开始布局移动互联，建设九大基地。首个音乐基地很快取得了成功，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一度效仿跟进。在音乐、阅读、游戏、电子商务、动漫等基地中，王建宙格外重视广东互联网基地。除了移动应用商城之外，飞信、139邮箱等都是曾让人耳熟能详的产品。
当初雄心勃勃的布局，十年之后看起来却有些“大而不精、全而不实”。除音乐、视频、动漫外，其他基地业务已陷入长期亏损，靠集团“输血”维持，无法与民营互联网公司展开有效竞争。
近期，有消息称现任董事长奚国华已决定对将九大基地进行调整，拟筹建为一家新媒体公司，并力争在明年1月正式投入运营。
“DNA不同”
2013年末，腾讯市值相当于三个多中移动，比三家电信运营商之和还要大。运营商在苦苦思索转型之路的同时，互联网公司的崛起却势如破竹。
在移动互联时代谋求生存，中国移动也不是没考虑过像日本软银那样投资一些像阿里巴巴的互联网公司。王建宙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也曾想过购买一些腾讯的股份，还通过投行去找了其股东，位于南非的一家公司，带过信，但没有正式谈。
“一看到它（腾讯）当时股价100多块，我们就觉得已经不得了了。那么腾讯肯定也对我们的这个机制有顾虑，所以有过这种愿望，但是没有行动，实质性的谈判从来没有过。”
尽管业绩数据没有以前好看了，由于体量巨大，这一年中国移动仍然没少赚。全行业近七成的净利润被其拿走，约为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利润之和的五倍，这个数字也是BAT三家公司同年利润总和的两倍还多。
“一家独大”一词即使放在今天也仍然不为过。一位业内人士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中国移动显然习惯了这样的地位，此前在与互联网公司的合作上也不如其他两家态度积极。 事实上，王建宙对于“移动互联”的思考很早就开始了，他知道什么是要做的。审时度势向来是王建宙的强项，但在做与不做、如何做的抉择之间，他仍然受制于许多因素。
“中国移动布局移动互联网，可谓是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上述人士这样形容。
王建宙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对于互联网，运营商缺乏一些专业的知识或经验。“但最本质的还是DNA的不同，传统运营商跟互联网公司的基因很不相同，这在无形中增加了难度。”
对于王建宙来说，一方面要维持这个庞然大物的运转，另一方面，企业机制并不能很好地支持改革。
2012年3月22日，就在中移动宣布王建宙退任当天，中国联通发布了2011年的业绩报告。联通在2011年的收入大幅提高，增速排在了第一。
这有些讽刺。对于中国移动来说，最具优势的2G用户趋于饱和，TD-SCDMA的产业链落后于其他竞争对手的3G制式，4G的TD-LTE也尚未成气候。
一个时代的落幕
中国移动在王建宙时期的高歌猛进已经一去不返了。
转型迫在眉睫。日前，工信部发放了第四批移动通信转售业务试点批文，包括小米、优酷、富士康在内的8家民营企业获得了虚拟运营商牌照，加上前三批拿到牌照的25家企业，目前国内已经获得牌照的虚拟运营商数量达到33家。
虚拟运营商的进入，被寄期望带来一定的鲶鱼效应。在许多国外运营商看来，两三张牌照的竞争就已经足够激烈了。
王建宙依然乐观，“我只能说中国的移动通讯市场产业足够大，大到你们都想象不出来。”他回忆过去，2G时代怕3G没市场，3G时又担心4G没市场，结果市场出乎意料地大，难点只是在于“怎么把它发掘出来”。
他现在更能以一个曾经的亲历者、如今的局外人来看运营商的发展。他看好虚拟运营商的加入，因为这能够把民营企业好的机制带进来，把互联网公司的创新精神带进来。
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谁将来会做的更好，就看谁从语音转到数据转型转的好。将来不光是腾讯要做IP电话，运营商的电话也要变成IP电话了，因为这是技术发展的必然趋势。谁转得快，谁将来就会取得主动。”
目前，移动互联网已经依靠网络连接、移动设备和应用服务三个环节形成了一个新的生态系统，玩法早就已经不同于过去。
在王建宙看来，运营商务必参与到应用的开发当中去。“尽管很难，但我相信电信运营商一定能够找到一种能够发挥出运营商特点的新的应用。”他还强调了一句，“企业的基因是可以改变的。”
王建宙对非洲的一家运营商印象特别深。肯尼亚的萨法瑞通信公司（SafariCom）于2007年推出了一项M-Pesa服务，可以用手机直接购物和存取现金。谈到这，王建宙的语气变得兴奋起来，“我一直认为手机是可以成为钱包的。”
在担任中国移动董事长期间，王建宙总是随身携带五个手机，方便随时做测评。退休后，他还是习惯带两个手机，一个iPhone，一个华为。在旁人看来，移动还有许多未竟事业，王建宙自己却觉得“无憾”，“在全世界全中国移动通讯发展最快的时候，你直接冲进去了，任何事情跟这个相比的话都不足为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