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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1日,四天前刚度过90岁寿辰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位于曼哈顿中城公园大道的办公室内接受《财经》记者专访,已届耄耋之龄的他精神矍铄,思路敏锐。
被誉为“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美国政治家”的基辛格在访谈中说,尽管不少人担心中美关系前景,认为两国冲突难以避免,但能够左右对华政策的美国主流圈子对于中美的未来却不悲观。
犹太裔的基辛格在15岁时为躲避纳粹迫害,跟随父母从德国移民至美国纽约。幼时的经历让他对战争心怀畏惧,他对《财经》记者表示:“中美的军事对抗不会有任何赢家,只会带来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相似的一幕,彼此耗尽自身力量,两败俱伤,但没有任何人受益。”
基辛格90大寿的宴会场面盛大,冠盖云集,包括前总统克林顿在内的300名嘉宾齐集纽约瑞吉酒店为他贺寿,还有现任国务卿克里和五位卸任国务卿到场。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参议员麦凯恩在致辞中表示,自尼克松总统以来,历任美国总统,不分党派,全都在外交事务上广泛征询基辛格的意见。
基辛格长盛不衰的影响力不但超越党派,同时也跨越国界。自1971年7月9日作为尼克松总统特使秘密访华以来,基辛格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力在太平洋两岸无人能及。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4月24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基辛格,与中国历届领导人都打过数次交道的基辛格对习近平的印象是:果断、深思熟虑、对于大局能有通盘考量、性格坚强。
数十年来,基辛格持续为中美之间的沟通贡献心力,多次在僵局期间穿梭往来。他表示,“我最感自豪的不是某一件事,而是我曾努力与中国人建立互信关系。我相信目前我最适合扮演的角色就是担任中美两国之间的桥梁,竭尽所能向双方阐明我所理解的状况。”
《财经》:你将习近平和奥巴马的会面称为中美关系史上开创性的事件,为何作出如此判断?
基辛格:习近平主席提出建立中美新关系的目标——把发展中美关系作为大国间发展新型关系的典范。奥巴马总统在上次胡锦涛来访时,也表达过类似的想法。根据我在中国和华盛顿得到的印象,我认为,当前正是规划中美两国合作的契机,我们不仅可以解决眼前的摩擦,还应探讨双方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远景。
《财经》:你曾同习近平就新型大国关系进行探讨,这种所谓的新型关系是怎样一种设计?
基辛格:我在过去的会面当中,有几次机会与习主席交谈。我的印象是,他对此问题的态度是严肃而认真的,也愿意探索如何处理具体问题。我认为应就此展开持续对话,不可能仅靠一次会面就解决所有问题。
美方至少在观念上接受中国的提法。对于这套理论如何实施,还需要更多讨论。但如果奥巴马总统根本不认同这套说法,那么也就不会如此热衷于邀请习近平顺访美国。
《财经》:崛起大国与现有大国之间将发生不可避免的冲突,这是现实主义的经典观点,最近哈佛大学在一项报告中对历史上15个新兴力量如何与既有力量相处进行了观察研究,发现其中有11个都以冲突结局。在这种悲观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和美国如何能避免冲突?
基辛格:我们无法避免意见相左,但可以避免冲突,实际上是必须避免冲突。世事已变。旧日的一场战争之后,总会有一个国家是赢家。但现在要扪心自问的是,当中国和美国发生了战争,谁会是赢家?这么一场战争中,又能获益什么呢?
我们不能总是强调冲突不可避免,如果大家陷入这样的思维模式,也许就真的会走向冲突。
《财经》:你认为经济第一大国和第二大国并不一定会冲突?
基辛格:你很难用一种方式来判断国家的排位。在某些方面,这个国家可能做得比其他国家好,而在另一些方面上就没那么好。这不是一场体育比赛。
从根本上来说,中美关系在过去的40年中相当稳定,其间经历了来自两党的八届政府,每个总统虽然各有特色,但都相信与中国维持密切关系的重要性。
克林顿政府初期试图采取对立的路线,中方强势回应,克林顿后来摒弃了对立路线,并在第二任期内对中国进行了非常成功的访问。从那时起,两国一直不乏认定冲突无可避免的声音,但是美国主流并不持这样的观点,至少在能够左右对华政策的美国主流圈子,并不是这么看。
《财经》:你提到中美需要对世界秩序有一套共同的远景。但现在在亚太地区,美国重返亚太的政策在中国很多人眼中被视为遏制,或者说包围中国的图谋,当然美国对此多次否认。你认为如何能够解开双方各说各话的状况?
基辛格:中国和美国都应把政策建立在一个认识之上,那就是以军事力量对抗对方将是一场灾难,无论是对世界还是对两国人民。
这样的对抗不会有任何赢家,只会带来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相似的一幕,彼此耗尽自身力量,两败俱伤,但没有任何人受益。
胡锦涛主席此前访问美国时,曾表示他认同美国也是一支亚洲力量,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表态,他也表示美国也应该接受中国的崛起。中美双方会在各个领域都有所互动,磕磕碰碰在所难免。不过,基本的原则应该是,在世界上很多地区,例如东亚地区,两国在政治和经济方面都可以非常活跃,但不应该用军事力量来相互威胁。
当然美国在这个地区部署了军事力量,但是不应该在靠近中国边界之处发展可能导致长久冲突的军事部署。
当美国讲亚洲优先时,我们主要应着重在经济和社会领域,而且与中国的合作也必须是其中一个方面。
《财经》:在南中国海,各国之间的主权争执已经持续相当一段时间;美国介入后,事态变得更加复杂。你怎么评判各方被迫进行更进一步对抗的可能性?
基辛格:如果各国国家领导人能够以负责任的态度行事,那么冲突完全是不必要的。我个人认为,如果能够把航海自由和领土争端予以区分,解决航海自由的问题,就自然能够化解一些顾虑。另一方面,这些问题应该通过谈判协商解决,或者应该推动共同对海洋资源进行开发。 《财经》:中美战略不信任被视为两国关系的一大症结,布鲁金斯学会的李侃如和北京大学的王缉思曾经就此进行深入探讨,并认为两国的这种不信任到了一个危险的地步。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基辛格:在中国和美国,总有一批人对对方有着根本性的不信任。当然,当你是一国领导人时,你不能仅以最好的预期来制定政策,所以总是会有一些不信任存在,这是不可能彻底根除的。
但在放眼未来时,你必须有一些远见,要为达成宏伟的目标而努力。一旦清楚自己的目标,你就会明白需要克服不信任的因素,而且有些不信任并非空穴来风,是需要认真对待的。我认为重要的是,现在这个时刻中美两方至少是愿意努力,探讨两国共同的未来。
《财经》:你认为经过几十年的磨合,中美之间仍然还有提升的空间?
基辛格:我认为目前的中美关系足以解决当下面临的问题,但若能规划出未来的共同远景,还可进一步改善关系。
我有幸参加近来的一些讨论,这些讨论的基调让我回想起了中美在建交初期的一些讨论——当时的双边关系就像一张白纸,等待挥洒。虽然现在我们已经积累了无数的文件和对话,但双方都有意愿共同探讨未来。中美两国关系从未交恶,总是能够解决问题,现在面临的机会是前所未有的。
一次会谈不可能解决所有事情,但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方向可在一次会谈中定案。
《财经》:你曾在“亚洲协会”演讲时称,中美没有一个共同的敌人,但有一系列共同的问题。具体有哪些问题?
基辛格:现在中国和美国都没有直接的敌人,而且很显然两国也没有把对方视为对手,但我们确实需要解决一系列全球性问题,例如能源、环境和恐怖主义,这些都不是我们造成的,但确是双方需要共同应对的问题。另外,我们需要联手在全球防止核扩散,特别是在东北亚。
《财经》:你认为在未来10年、20年的时间里两国都会面临的挑战是什么?
基辛格:两国共同面临的一个挑战是,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出现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地球社区。此前历史上有欧洲帝国、中华帝国,也有着其他帝国,但它们彼此隔离,互不往来。就是在最近的100年里,尤其中国再次崛起也不过是最近一代人的事情,不同的地区虽各有独立的政策,但全球化是大势所趋。
在这个全球化世界里,欧洲人正在试图超越民族国家;亚洲的民族国家概念仍然根深蒂固,而这些国家的范围要比欧洲国家大得多;然后还有正在经历革命的中东。
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发展套路,但这些套路又不一定适合这个区域里的所有人。我想,这是中国和美国可以有所作为、扮演建设性角色的领域。
被誉为“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美国政治家”的基辛格在访谈中说,尽管不少人担心中美关系前景,认为两国冲突难以避免,但能够左右对华政策的美国主流圈子对于中美的未来却不悲观。
犹太裔的基辛格在15岁时为躲避纳粹迫害,跟随父母从德国移民至美国纽约。幼时的经历让他对战争心怀畏惧,他对《财经》记者表示:“中美的军事对抗不会有任何赢家,只会带来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相似的一幕,彼此耗尽自身力量,两败俱伤,但没有任何人受益。”
基辛格90大寿的宴会场面盛大,冠盖云集,包括前总统克林顿在内的300名嘉宾齐集纽约瑞吉酒店为他贺寿,还有现任国务卿克里和五位卸任国务卿到场。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参议员麦凯恩在致辞中表示,自尼克松总统以来,历任美国总统,不分党派,全都在外交事务上广泛征询基辛格的意见。
基辛格长盛不衰的影响力不但超越党派,同时也跨越国界。自1971年7月9日作为尼克松总统特使秘密访华以来,基辛格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力在太平洋两岸无人能及。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4月24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基辛格,与中国历届领导人都打过数次交道的基辛格对习近平的印象是:果断、深思熟虑、对于大局能有通盘考量、性格坚强。
数十年来,基辛格持续为中美之间的沟通贡献心力,多次在僵局期间穿梭往来。他表示,“我最感自豪的不是某一件事,而是我曾努力与中国人建立互信关系。我相信目前我最适合扮演的角色就是担任中美两国之间的桥梁,竭尽所能向双方阐明我所理解的状况。”
美国接受这个理念
《财经》:你将习近平和奥巴马的会面称为中美关系史上开创性的事件,为何作出如此判断?
基辛格:习近平主席提出建立中美新关系的目标——把发展中美关系作为大国间发展新型关系的典范。奥巴马总统在上次胡锦涛来访时,也表达过类似的想法。根据我在中国和华盛顿得到的印象,我认为,当前正是规划中美两国合作的契机,我们不仅可以解决眼前的摩擦,还应探讨双方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远景。
《财经》:你曾同习近平就新型大国关系进行探讨,这种所谓的新型关系是怎样一种设计?
基辛格:我在过去的会面当中,有几次机会与习主席交谈。我的印象是,他对此问题的态度是严肃而认真的,也愿意探索如何处理具体问题。我认为应就此展开持续对话,不可能仅靠一次会面就解决所有问题。
美方至少在观念上接受中国的提法。对于这套理论如何实施,还需要更多讨论。但如果奥巴马总统根本不认同这套说法,那么也就不会如此热衷于邀请习近平顺访美国。
《财经》:崛起大国与现有大国之间将发生不可避免的冲突,这是现实主义的经典观点,最近哈佛大学在一项报告中对历史上15个新兴力量如何与既有力量相处进行了观察研究,发现其中有11个都以冲突结局。在这种悲观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和美国如何能避免冲突?
基辛格:我们无法避免意见相左,但可以避免冲突,实际上是必须避免冲突。世事已变。旧日的一场战争之后,总会有一个国家是赢家。但现在要扪心自问的是,当中国和美国发生了战争,谁会是赢家?这么一场战争中,又能获益什么呢?
我们不能总是强调冲突不可避免,如果大家陷入这样的思维模式,也许就真的会走向冲突。
《财经》:你认为经济第一大国和第二大国并不一定会冲突?
基辛格:你很难用一种方式来判断国家的排位。在某些方面,这个国家可能做得比其他国家好,而在另一些方面上就没那么好。这不是一场体育比赛。
从根本上来说,中美关系在过去的40年中相当稳定,其间经历了来自两党的八届政府,每个总统虽然各有特色,但都相信与中国维持密切关系的重要性。
克林顿政府初期试图采取对立的路线,中方强势回应,克林顿后来摒弃了对立路线,并在第二任期内对中国进行了非常成功的访问。从那时起,两国一直不乏认定冲突无可避免的声音,但是美国主流并不持这样的观点,至少在能够左右对华政策的美国主流圈子,并不是这么看。
军事对抗双输
《财经》:你提到中美需要对世界秩序有一套共同的远景。但现在在亚太地区,美国重返亚太的政策在中国很多人眼中被视为遏制,或者说包围中国的图谋,当然美国对此多次否认。你认为如何能够解开双方各说各话的状况?
基辛格:中国和美国都应把政策建立在一个认识之上,那就是以军事力量对抗对方将是一场灾难,无论是对世界还是对两国人民。
这样的对抗不会有任何赢家,只会带来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相似的一幕,彼此耗尽自身力量,两败俱伤,但没有任何人受益。
胡锦涛主席此前访问美国时,曾表示他认同美国也是一支亚洲力量,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表态,他也表示美国也应该接受中国的崛起。中美双方会在各个领域都有所互动,磕磕碰碰在所难免。不过,基本的原则应该是,在世界上很多地区,例如东亚地区,两国在政治和经济方面都可以非常活跃,但不应该用军事力量来相互威胁。
当然美国在这个地区部署了军事力量,但是不应该在靠近中国边界之处发展可能导致长久冲突的军事部署。
当美国讲亚洲优先时,我们主要应着重在经济和社会领域,而且与中国的合作也必须是其中一个方面。
《财经》:在南中国海,各国之间的主权争执已经持续相当一段时间;美国介入后,事态变得更加复杂。你怎么评判各方被迫进行更进一步对抗的可能性?
基辛格:如果各国国家领导人能够以负责任的态度行事,那么冲突完全是不必要的。我个人认为,如果能够把航海自由和领土争端予以区分,解决航海自由的问题,就自然能够化解一些顾虑。另一方面,这些问题应该通过谈判协商解决,或者应该推动共同对海洋资源进行开发。 《财经》:中美战略不信任被视为两国关系的一大症结,布鲁金斯学会的李侃如和北京大学的王缉思曾经就此进行深入探讨,并认为两国的这种不信任到了一个危险的地步。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基辛格:在中国和美国,总有一批人对对方有着根本性的不信任。当然,当你是一国领导人时,你不能仅以最好的预期来制定政策,所以总是会有一些不信任存在,这是不可能彻底根除的。
但在放眼未来时,你必须有一些远见,要为达成宏伟的目标而努力。一旦清楚自己的目标,你就会明白需要克服不信任的因素,而且有些不信任并非空穴来风,是需要认真对待的。我认为重要的是,现在这个时刻中美两方至少是愿意努力,探讨两国共同的未来。
从白纸开始
《财经》:你认为经过几十年的磨合,中美之间仍然还有提升的空间?
基辛格:我认为目前的中美关系足以解决当下面临的问题,但若能规划出未来的共同远景,还可进一步改善关系。
我有幸参加近来的一些讨论,这些讨论的基调让我回想起了中美在建交初期的一些讨论——当时的双边关系就像一张白纸,等待挥洒。虽然现在我们已经积累了无数的文件和对话,但双方都有意愿共同探讨未来。中美两国关系从未交恶,总是能够解决问题,现在面临的机会是前所未有的。
一次会谈不可能解决所有事情,但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方向可在一次会谈中定案。
《财经》:你曾在“亚洲协会”演讲时称,中美没有一个共同的敌人,但有一系列共同的问题。具体有哪些问题?
基辛格:现在中国和美国都没有直接的敌人,而且很显然两国也没有把对方视为对手,但我们确实需要解决一系列全球性问题,例如能源、环境和恐怖主义,这些都不是我们造成的,但确是双方需要共同应对的问题。另外,我们需要联手在全球防止核扩散,特别是在东北亚。
《财经》:你认为在未来10年、20年的时间里两国都会面临的挑战是什么?
基辛格:两国共同面临的一个挑战是,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出现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地球社区。此前历史上有欧洲帝国、中华帝国,也有着其他帝国,但它们彼此隔离,互不往来。就是在最近的100年里,尤其中国再次崛起也不过是最近一代人的事情,不同的地区虽各有独立的政策,但全球化是大势所趋。
在这个全球化世界里,欧洲人正在试图超越民族国家;亚洲的民族国家概念仍然根深蒂固,而这些国家的范围要比欧洲国家大得多;然后还有正在经历革命的中东。
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发展套路,但这些套路又不一定适合这个区域里的所有人。我想,这是中国和美国可以有所作为、扮演建设性角色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