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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某一节课上，教师在讲完明朝废丞相、设内阁的内容后指出：宰相一定程度上能制约君权，而内阁不能对皇权构成制约。事实上，历史上君权与相权的关系，合作、协调是主要的，而且相权对君权的制约是很脆弱的。说阁权不能制约君权也不符合史实。只有把相权、阁权与君权的关系放在官僚制度的大背景下考察，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关键词：历史教学；官僚制度；君权；相权；阁权
在一节内容是人教版必修一第4课《明清君主专制的加强》的课堂上，教师在讲完明朝废丞相、设立内阁的内容后，引导学生从权力来源、职责、对皇权的影响等方面对相权与阁权进行了比较，最后得出结论：在宰相制下，宰相被制度赋予决策大权，位高权重，一定程度上能制约君权；而内阁始终不是法定的中央一级的行政机构和决策机构，只是为皇帝提供顾问的内侍机构。阁臣的升降由皇帝决定，职权大小依皇帝旨意而定，是君主专制强化的产物，不能对皇权构成制约。
听课结束后，笔者觉得这样讲有些不妥当。众所周知，宰相制度在从秦朝正式确立到明太祖废除的一千多年里，是不断变化的。就是在同一个朝代，宰相的名称、职权也是一变再变，而内阁制度也有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也就是说，宰相制度和内阁制度都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止的。所以笼统地以相权与阁权相比较是不妥的。本文拟就此问题谈一点浅见，以求教于同人。
一、历史上君权与相权的关系
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专题教学中，许多教师过于强调君权与相权的斗争，认为君主专制下君权与相权的矛盾是主要矛盾，专制主义发展的过程就是君主权力不断加强，相权不断削弱的过程。这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也符合某些历史事实，但不是问题的本质。从理论上说，皇帝作为统治阶级的最高政治代表，其利益与体现统治阶级整体利益的宰相制度是一致的，两者并无根本利害冲突。“无论从理论或历史事实看，宰相制度的发展变化的主要原因，主要是为了在新形势下更有效地进行统治。在发展、变化过程中，君主、宰相的协调、统一是基本的。”[1]因此，把君主专制发展、演变的过程，视为主要是君主、宰相权力之争，是君主防范宰相、削弱相权的结果，是片面的。如果斗争是主流的话，拥有绝对权力的君主会让宰相制度存在一千多年吗？这一思想在中学历史教学和考核中已有所体现。比如，以江苏省2008年历史高考第3题为例。
唐太宗说：“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须合变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筹划，于事稳便，方可奏行。岂得以一日万机，独断一人之虑也。”材料表明他主张 （ ）
A. 发挥宰相等大臣的议政权
B. 君权与相权相互制衡
C. 中央权力重心应当下移
D. 君主不应实现专制统治
这就表明唐太宗完善三省六部制的做法并不是仅仅为了分散相权，加强皇权，而主要是为了发挥宰相们参政、议政的职能，提高统治效率，从总体上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 因此，过于强调君权与相权的矛盾与斗争是不符合事实的。
二、相权真能制约君权吗？
在中国古代君主专制的背景下，相权对君权的制约是很脆弱的。“相权既直接出于君授，自不足以成为君权之限制。君主专制制度从其建立起，其基本点便是君主享有至高无上，超越一切制度、法律的权力。来自臣下的任何限制，如果他想拒绝，都有权拒绝；他的任何荒谬决定，只要坚持，臣下都不得不执行。这一权力并不因宰相权力的大小，宰相对百官控制的强弱，而发生变化。”[2]在“君尊臣卑”的原则之下，君权与相权从来就不是平行的……君权是绝对的（absolute）、最后的（ultimate）；相权则是孳生的（derivative），它直接来自皇帝。换言之，与君尊臣卑相应，君权与相权是有上下之别的[3]。 人们常用“掌丞天子，助理万机”来说明宰相位高权重。实际上“助理万机”恰恰说明宰相只是皇帝的助理，宰相不通过皇帝，没有皇帝的批准，是不能处理和决定任何国家大事的。这就是说，宰相并无最后决定权和否决权。宰相名义上“助理万机”，但实际上只是一种笼统的说法，除了谋议、选举这些职责比较固定外，并没有规定其它具体任务 [4]。
也有不少教师用黄宗羲的“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也”来论证相权对君权的制约。按照黄氏之意，朝代有宰相就政治清明，没有宰相就治理不好。这明显与史实不合。清朝就没有宰相，但统治却没有明朝那么荒唐，这如何解释呢？所以，笔者认为这只是黄宗羲一时的激愤之语，黄氏的宰相情结只是传统儒生的一种理想和期待而已。有教师说，在内阁制下，阁臣权力大小、任期长短完全由皇帝决定，还以张居正死后被抄家为例加以说明。这诚然不错，但是宰相何尝不也是如此呢？ 历史上宰相或罢或杀，死于非命的不知有几。汉武帝对丞相动辄斥责甚至处死，公孙弘后6位丞相，获罪自杀2人，下狱处死3人，以至公孙贺在拜相时不受印绶而顿首涕泣，视丞相为畏途，如此宰相又何谈对皇权的制约呢？当然，历史上也有宰相权力比较大的时候，比如西汉初年、元朝末年等，但这些都有其特殊的背景，并不是宰相本身的职权大，此不赘述。
三、内阁真不能对皇权构成制约吗？
内阁始终不是法定的中央一级的行政机构或决策机构，而只是皇帝的内侍机构，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内阁的权力有两种含义：一是内阁结构的权力，一是阁臣所具有的实际权力。[5]从内阁的权力结构来说，内阁是废除宰相的产物，明代皇帝在制度设计中不可能再赋予内阁以宰相的权力，而把它限制在秘书型、顾问型机构的水平上。内阁所有拟议必须经过皇帝的“批红”才能成为决策，而内阁亦无权对六部诸司发号施令。这就是明代制度上对内阁职权的规定。从这个意义上说，内阁不能制约君权是对的。但另一方面，随着内阁制的发展，内阁的实际权力越来越大，内阁首辅俨然是宰相再世。“至仁宗而后，诸大学士历晋尚书、师、保、傅，品位尊崇，地居近密，而纶言批答，裁决机宜，悉由票拟，阁权之重偃然汉唐宰辅，特不居丞相名耳。诸辅之中，尤以首揆为重。夫治道得失，人才用舍，理乱兴衰，繄宰臣是系。”[6]这表明内阁首辅实际上承担了宰相的职能。万历末年任内阁首辅的方从哲也曾说：“我朝阁臣虽无宰相之名，实有赞襄之责。自朝廷大礼规定以及人才进退、民生休戚，举天下国家之势，无钜无细，有一不问阁臣者乎！” [7] 特别是内阁在获得“票拟”之权后，对皇权的限制，甚至超过了过去的宰相。这是由于票拟要比以往各朝辅佐君主处理政务的制度更加细致、周到，特别是过去（如唐、宋）草拟下行诏令和审核上行奏章的机构，有中书，有门下，有翰林院，比较分散，明代全都归口于内阁，这就给大多数君主单纯倚靠内阁票拟，自己可以不怎么关心政事，提供了极大方便。其结果便是：表面上宰相废去，皇帝直接指挥六部、百司政务；实际上多半依靠“票拟”定夺，皇帝的意志和权力受到内阁诸臣极大的限制。
在《万历十五年》一书中，黄仁宇对主人公充满了同情：“身为天子的万历，在另一种意义上讲，他不过是紫禁城中的一名囚徒。他的权力大多带有被动性。”[8]131万历皇帝在立储问题上与以内阁为首的官僚集团相持不下，以致20多年不上朝，成为典型的怠政之君。甚至有皇帝（景泰帝、明世宗）为了达到个人目的而不惜对内阁大臣进行贿赂和恫吓，这在以前是闻所未闻的，所以说内阁不能制约君权是不符合史实的。
四、应把相权、阁权与君权的关系放在官僚制度的背景下考察
考察相权、阁权与皇权的关系，不能就事论事，而应把其放在皇权与官僚制度的大背景下考察，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中国古代的官僚政治是对以分封制为基础的贵族政治的否定，是伴随着专制君主同时出现的，从属并服务于皇权是它首要的特征。但另一方面，它也具有自主性的政治目标，有强调公共服务和自我扩张的趋势。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自主性趋势会在适度范围内逐渐强化，与专制皇权形成一定程度的对立。君权可以随时削弱（如汉武帝）以至废除（如明太祖）相权，但它不可能毁灭整个官僚制度。官僚制度是治理帝国所必不可少的一套行政机器，没有这套机器君权本身即无法发挥。专制皇权“……无论是经济权力或政治权力，离开了他的官僚机构和官僚系统，都将变成空无所有的抽象”[9]。所以明代可以废掉宰相，但不能并六部而去之，而且在废相之后仍得代之以内阁。官僚制度仍然在发挥作用。
黄仁宇认为：多少年来，文官已经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力量，强迫坐在宝座上的皇帝在处理政务时摈斥他个人的意志。皇帝没有办法抵御这种力量，因为他的权威产生于百官的俯伏跪拜之中。他实际上所能控制的则至为微薄。名义上他是天子，实际上他受制于廷臣。[8]122
万历年间在华传教士利玛窦经过观察，也认为：“虽然所有由大臣制定的法规必须经皇帝在呈交给他的奏折上加以书面批准，但是如没有与大臣磋商或考虑他们的意见，皇帝本人对国家大事就不能做出最后的决定”，“皇帝无权封任何人的官或增加对任何人的赐钱，或增大其权力，除非根据某个大臣提出的要求这样做。” [10]
由此可知，一定程度上能对皇权构成制约的，是中国古代的官僚制度，至于这个官僚制度的领袖是宰相还是内阁大臣，那是无关紧要的。
五、教学启示
历史本身是复杂的、多维的，充满了偶然和变数。而且随着新史料的发现和史观的进步，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在不断地变化，这正是历史充满魅力的原因所在。但在中学历史教学中，不少教师却把复杂的历史简单化甚至庸俗化了。比如把“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内因决定外因”等结论到处乱套，用“历史不能假设”来否定历史的多样性和偶然性等，这就失去了历史的灵性，使历史学习变得教条和僵化。就本文而言，现在很多学者一致认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和官僚制度是古代中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的三大要素，而不是仅如教材所讲的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两方面内容。不少教师在教学中不能把相权、阁权与君权的关系放在中国官僚制度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而只是笼统地拿相权与阁权进行比较，结果只能是就事论事，不能反映历史的本来面貌。
苏联大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应当在你所教的那门科学领域里，使学校教科书里包含的那点科学基础知识，对你来说只不过是入门的常识。在你的科学知识的大海里，你所教给学生的教科书里的那点基础知识，应当只是沧海之一粟” ，“只有当教师的知识视野比学校大纲宽广得无可比拟的时候，教师才能成为教育过程的真正能手、艺术家和诗人。” [11]据此，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历史教师，需要不断地学习，善于吸取史学研究新成果，拓宽自己的知识视野。只有这样，我们对历史的认识才能更深刻，才能更符合历史事实，否则就只能是隔靴搔痒，雾里看花。
参考文献：
[1] 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18.
[2] 祝总斌.试论我国封建君主专制权力发展的总趋势——附论古代的人治与法治[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2）：11.
[3] 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103-104.
[4] 吴宗国.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序言7.
[5] 谭天星.明代内阁政治[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前言13-14.
[6] 张廷玉.明史（11册109卷，表第十，宰辅年表一）[M].北京：中华书局，1977：3305.
[7] 王其榘.明代内阁制度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9：302.
[8]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M].北京：三联书店，2008.
[9] 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62.
[10] 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上册）[M].何高济，等编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48.
[11] 苏霍姆林斯基﹒给教师的建议[M].杜殿坤，编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7-8、412-413.
关键词：历史教学；官僚制度；君权；相权；阁权
在一节内容是人教版必修一第4课《明清君主专制的加强》的课堂上，教师在讲完明朝废丞相、设立内阁的内容后，引导学生从权力来源、职责、对皇权的影响等方面对相权与阁权进行了比较，最后得出结论：在宰相制下，宰相被制度赋予决策大权，位高权重，一定程度上能制约君权；而内阁始终不是法定的中央一级的行政机构和决策机构，只是为皇帝提供顾问的内侍机构。阁臣的升降由皇帝决定，职权大小依皇帝旨意而定，是君主专制强化的产物，不能对皇权构成制约。
听课结束后，笔者觉得这样讲有些不妥当。众所周知，宰相制度在从秦朝正式确立到明太祖废除的一千多年里，是不断变化的。就是在同一个朝代，宰相的名称、职权也是一变再变，而内阁制度也有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也就是说，宰相制度和内阁制度都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止的。所以笼统地以相权与阁权相比较是不妥的。本文拟就此问题谈一点浅见，以求教于同人。
一、历史上君权与相权的关系
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专题教学中，许多教师过于强调君权与相权的斗争，认为君主专制下君权与相权的矛盾是主要矛盾，专制主义发展的过程就是君主权力不断加强，相权不断削弱的过程。这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也符合某些历史事实，但不是问题的本质。从理论上说，皇帝作为统治阶级的最高政治代表，其利益与体现统治阶级整体利益的宰相制度是一致的，两者并无根本利害冲突。“无论从理论或历史事实看，宰相制度的发展变化的主要原因，主要是为了在新形势下更有效地进行统治。在发展、变化过程中，君主、宰相的协调、统一是基本的。”[1]因此，把君主专制发展、演变的过程，视为主要是君主、宰相权力之争，是君主防范宰相、削弱相权的结果，是片面的。如果斗争是主流的话，拥有绝对权力的君主会让宰相制度存在一千多年吗？这一思想在中学历史教学和考核中已有所体现。比如，以江苏省2008年历史高考第3题为例。
唐太宗说：“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须合变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筹划，于事稳便，方可奏行。岂得以一日万机，独断一人之虑也。”材料表明他主张 （ ）
A. 发挥宰相等大臣的议政权
B. 君权与相权相互制衡
C. 中央权力重心应当下移
D. 君主不应实现专制统治
这就表明唐太宗完善三省六部制的做法并不是仅仅为了分散相权，加强皇权，而主要是为了发挥宰相们参政、议政的职能，提高统治效率，从总体上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 因此，过于强调君权与相权的矛盾与斗争是不符合事实的。
二、相权真能制约君权吗？
在中国古代君主专制的背景下，相权对君权的制约是很脆弱的。“相权既直接出于君授，自不足以成为君权之限制。君主专制制度从其建立起，其基本点便是君主享有至高无上，超越一切制度、法律的权力。来自臣下的任何限制，如果他想拒绝，都有权拒绝；他的任何荒谬决定，只要坚持，臣下都不得不执行。这一权力并不因宰相权力的大小，宰相对百官控制的强弱，而发生变化。”[2]在“君尊臣卑”的原则之下，君权与相权从来就不是平行的……君权是绝对的（absolute）、最后的（ultimate）；相权则是孳生的（derivative），它直接来自皇帝。换言之，与君尊臣卑相应，君权与相权是有上下之别的[3]。 人们常用“掌丞天子，助理万机”来说明宰相位高权重。实际上“助理万机”恰恰说明宰相只是皇帝的助理，宰相不通过皇帝，没有皇帝的批准，是不能处理和决定任何国家大事的。这就是说，宰相并无最后决定权和否决权。宰相名义上“助理万机”，但实际上只是一种笼统的说法，除了谋议、选举这些职责比较固定外，并没有规定其它具体任务 [4]。
也有不少教师用黄宗羲的“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也”来论证相权对君权的制约。按照黄氏之意，朝代有宰相就政治清明，没有宰相就治理不好。这明显与史实不合。清朝就没有宰相，但统治却没有明朝那么荒唐，这如何解释呢？所以，笔者认为这只是黄宗羲一时的激愤之语，黄氏的宰相情结只是传统儒生的一种理想和期待而已。有教师说，在内阁制下，阁臣权力大小、任期长短完全由皇帝决定，还以张居正死后被抄家为例加以说明。这诚然不错，但是宰相何尝不也是如此呢？ 历史上宰相或罢或杀，死于非命的不知有几。汉武帝对丞相动辄斥责甚至处死，公孙弘后6位丞相，获罪自杀2人，下狱处死3人，以至公孙贺在拜相时不受印绶而顿首涕泣，视丞相为畏途，如此宰相又何谈对皇权的制约呢？当然，历史上也有宰相权力比较大的时候，比如西汉初年、元朝末年等，但这些都有其特殊的背景，并不是宰相本身的职权大，此不赘述。
三、内阁真不能对皇权构成制约吗？
内阁始终不是法定的中央一级的行政机构或决策机构，而只是皇帝的内侍机构，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内阁的权力有两种含义：一是内阁结构的权力，一是阁臣所具有的实际权力。[5]从内阁的权力结构来说，内阁是废除宰相的产物，明代皇帝在制度设计中不可能再赋予内阁以宰相的权力，而把它限制在秘书型、顾问型机构的水平上。内阁所有拟议必须经过皇帝的“批红”才能成为决策，而内阁亦无权对六部诸司发号施令。这就是明代制度上对内阁职权的规定。从这个意义上说，内阁不能制约君权是对的。但另一方面，随着内阁制的发展，内阁的实际权力越来越大，内阁首辅俨然是宰相再世。“至仁宗而后，诸大学士历晋尚书、师、保、傅，品位尊崇，地居近密，而纶言批答，裁决机宜，悉由票拟，阁权之重偃然汉唐宰辅，特不居丞相名耳。诸辅之中，尤以首揆为重。夫治道得失，人才用舍，理乱兴衰，繄宰臣是系。”[6]这表明内阁首辅实际上承担了宰相的职能。万历末年任内阁首辅的方从哲也曾说：“我朝阁臣虽无宰相之名，实有赞襄之责。自朝廷大礼规定以及人才进退、民生休戚，举天下国家之势，无钜无细，有一不问阁臣者乎！” [7] 特别是内阁在获得“票拟”之权后，对皇权的限制，甚至超过了过去的宰相。这是由于票拟要比以往各朝辅佐君主处理政务的制度更加细致、周到，特别是过去（如唐、宋）草拟下行诏令和审核上行奏章的机构，有中书，有门下，有翰林院，比较分散，明代全都归口于内阁，这就给大多数君主单纯倚靠内阁票拟，自己可以不怎么关心政事，提供了极大方便。其结果便是：表面上宰相废去，皇帝直接指挥六部、百司政务；实际上多半依靠“票拟”定夺，皇帝的意志和权力受到内阁诸臣极大的限制。
在《万历十五年》一书中，黄仁宇对主人公充满了同情：“身为天子的万历，在另一种意义上讲，他不过是紫禁城中的一名囚徒。他的权力大多带有被动性。”[8]131万历皇帝在立储问题上与以内阁为首的官僚集团相持不下，以致20多年不上朝，成为典型的怠政之君。甚至有皇帝（景泰帝、明世宗）为了达到个人目的而不惜对内阁大臣进行贿赂和恫吓，这在以前是闻所未闻的，所以说内阁不能制约君权是不符合史实的。
四、应把相权、阁权与君权的关系放在官僚制度的背景下考察
考察相权、阁权与皇权的关系，不能就事论事，而应把其放在皇权与官僚制度的大背景下考察，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中国古代的官僚政治是对以分封制为基础的贵族政治的否定，是伴随着专制君主同时出现的，从属并服务于皇权是它首要的特征。但另一方面，它也具有自主性的政治目标，有强调公共服务和自我扩张的趋势。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自主性趋势会在适度范围内逐渐强化，与专制皇权形成一定程度的对立。君权可以随时削弱（如汉武帝）以至废除（如明太祖）相权，但它不可能毁灭整个官僚制度。官僚制度是治理帝国所必不可少的一套行政机器，没有这套机器君权本身即无法发挥。专制皇权“……无论是经济权力或政治权力，离开了他的官僚机构和官僚系统，都将变成空无所有的抽象”[9]。所以明代可以废掉宰相，但不能并六部而去之，而且在废相之后仍得代之以内阁。官僚制度仍然在发挥作用。
黄仁宇认为：多少年来，文官已经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力量，强迫坐在宝座上的皇帝在处理政务时摈斥他个人的意志。皇帝没有办法抵御这种力量，因为他的权威产生于百官的俯伏跪拜之中。他实际上所能控制的则至为微薄。名义上他是天子，实际上他受制于廷臣。[8]122
万历年间在华传教士利玛窦经过观察，也认为：“虽然所有由大臣制定的法规必须经皇帝在呈交给他的奏折上加以书面批准，但是如没有与大臣磋商或考虑他们的意见，皇帝本人对国家大事就不能做出最后的决定”，“皇帝无权封任何人的官或增加对任何人的赐钱，或增大其权力，除非根据某个大臣提出的要求这样做。” [10]
由此可知，一定程度上能对皇权构成制约的，是中国古代的官僚制度，至于这个官僚制度的领袖是宰相还是内阁大臣，那是无关紧要的。
五、教学启示
历史本身是复杂的、多维的，充满了偶然和变数。而且随着新史料的发现和史观的进步，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在不断地变化，这正是历史充满魅力的原因所在。但在中学历史教学中，不少教师却把复杂的历史简单化甚至庸俗化了。比如把“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内因决定外因”等结论到处乱套，用“历史不能假设”来否定历史的多样性和偶然性等，这就失去了历史的灵性，使历史学习变得教条和僵化。就本文而言，现在很多学者一致认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和官僚制度是古代中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的三大要素，而不是仅如教材所讲的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两方面内容。不少教师在教学中不能把相权、阁权与君权的关系放在中国官僚制度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而只是笼统地拿相权与阁权进行比较，结果只能是就事论事，不能反映历史的本来面貌。
苏联大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应当在你所教的那门科学领域里，使学校教科书里包含的那点科学基础知识，对你来说只不过是入门的常识。在你的科学知识的大海里，你所教给学生的教科书里的那点基础知识，应当只是沧海之一粟” ，“只有当教师的知识视野比学校大纲宽广得无可比拟的时候，教师才能成为教育过程的真正能手、艺术家和诗人。” [11]据此，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历史教师，需要不断地学习，善于吸取史学研究新成果，拓宽自己的知识视野。只有这样，我们对历史的认识才能更深刻，才能更符合历史事实，否则就只能是隔靴搔痒，雾里看花。
参考文献：
[1] 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18.
[2] 祝总斌.试论我国封建君主专制权力发展的总趋势——附论古代的人治与法治[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2）：11.
[3] 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103-104.
[4] 吴宗国.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序言7.
[5] 谭天星.明代内阁政治[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前言13-14.
[6] 张廷玉.明史（11册109卷，表第十，宰辅年表一）[M].北京：中华书局，1977：3305.
[7] 王其榘.明代内阁制度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9：302.
[8]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M].北京：三联书店，2008.
[9] 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62.
[10] 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上册）[M].何高济，等编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48.
[11] 苏霍姆林斯基﹒给教师的建议[M].杜殿坤，编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7-8、412-4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