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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三地功能定位应重点考虑三大因素：协同发展战略目标、京津冀三地比较优势和首都非核心功能疏解的要求
京津冀地区被公认是继长三角、珠三角之后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三极”。如何更好、更有效地推进协同发展，打造中国经济增长“第三极”，是亟待解决的重大现实课题和战略任务。只有在京津冀内部各地区明确自身发展定位，并有效开展区域合作的前提下，京津冀协同发展才能更好地实现。
京津冀三地功能定位
目前北京、天津、河北的既有功能定位尚不清晰，空间格局尚不明确，还不能很好地服务于京津冀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因此，需要重新探讨京津冀三地的功能定位及空间布局，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协同发展的战略举措。
未来京津冀协同发展主要有三大核心目标，即打造世界级城市群、推进经济创新发展和承载首都功能疏解。其中，打造世界级城市群目的在于在提升国际化水平的基础上，着力推进国际高端要素向京津冀集聚，增强该区域在全球的资源配置能力和经济控制能力。推进经济创新发展即加快区域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推进京津冀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由原有的要素驱动和资本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而承载首都功能疏解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最现实的要求，即通过科学定位和优化空间布局，推进北京非核心功能和产业向周边地区有序转移，以缓解北京的人口、资源、环境压力。遵循这一发展思路，京津冀三地的功能定位也必须服务于以上三大目标，突出功能定位高端化、产业创新转型升级和科学优化的产业空间布局。
要实现上述发展目标，北京应定位为“四大中心”，即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天津应在先进制造业研发与转化、金融创新与运营、国际航运与贸易，以及综合改革等方面走在全国前列。河北省总体上是京津冀地区打造全球影响力城市群的战略支撑区，应在先进制造业、产业转型升级和京津冀生态安全屏障方面发挥独有作用。
京津冀空间发展格局
按照“机制合理、形态优良、科学持续和优势互补”的发展思路，借鉴多中心网络型世界级城市群空间结构发展的经验，可以将京津冀地区经济活动空间格局概括为以“两核两心四带多节点”为协作载体的空间布局。
“两核”是京津冀区域的中心，指北京和天津。北京应突出国家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的“四心定位”，强化北京原有的政治、历史、文化及国际交往等职能，推进北京科技创新中心职能建设，推进首都非核心功能向周边区域疏解，强化首都的核心功能。天津应依托北方第一大港的港口优势、京津两地便捷的交通条件，充分利用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天津滨海新区国家级新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自由贸易园区建设等机遇，积极在创新创业及体制机制等方面推行先行先试政策。同时，在京津两地差别化职能定位的基础上，加快推进京津两地产业、基础设施、环境治理、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对接合作，打造城市共同体和区域创新共同体。
“两心”是京津冀区域副中心（次中心），即石家庄和唐山。立足石家庄和唐山的人口集聚及交通区位优势，充分发挥两地区域次中心职能，进一步提升城市综合承载力和服务能力，加快产业和人口集聚，带动周边区域协调发展。积极推进石家庄商贸物流产业发展，将石家庄打造成为冀中南区域中心，辐射华北的区域商贸物流中心城市。强化唐山的冀北区域中心职能，推进唐山现代临港制造业基地建设，辐射秦皇岛和承德等地。
“四带”是京津冀区域的产业带、城市带，即京津高新技术产业带、滨海发展带、京保石发展带和京唐秦产业带。其中，京津高新技术产业应重点依托京津发展带上丰富的智力、人才、科教创新资源，利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天津滨海新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等产学研基地，重点引导科教创新资源进一步向该地区集聚，加快发展以科教研发、高新技术、商务休闲为主体功能的京津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区。滨海发展带伴随曹妃甸工业区、天津滨海新区、沧州渤海新区等环渤海区域的开发建设，其区位优势和政策优势将进一步凸显，未来将形成装备制造、石化等重工业与航空航天、海洋经济、港口物流等新兴产业相结合的滨海新兴产业集聚带。京保石发展带地处京津冀内陆地区，同时也是人口高度密集的地区，应积极承接首都非核心功能疏解，重点发展商贸物流等现代服务业和生物、新能源等战略新兴产业，注重科技成果转化，形成京津冀重要的产业转型升级发展带。京唐秦产业带未来应逐步壮大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等先进制造业，形成京津冀先进制造产业带。
“多节点”指的是沧州、保定、廊坊、张家口、承德、秦皇岛、邢台、衡水、邯郸9个对京津冀具有重要支撑作用的地级市。其中，沧州应依托亚欧大陆桥新起点的战略区位优势、黄骅优良的港口条件以及沿海丰富的土地、水等资源条件，将自身打造成京津冀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和港口物流枢纽。保定市应充分利用其邻近京津、交通便利的区位优势，重点提升涿州、白沟、高碑店等重点城镇的产业承载能力，逐步推进国家低碳经济综合实验区、中国电谷和新能源等先进制造业基地以及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建设。廊坊地处“京津高新技术产业带”，区位优势明显，未来应抓住京冀共建北京第二机场和临空经济区的机遇，加快推进距北京50-100公里的固安、大厂、三河、永清、霸州等地区承接首都非核心功能疏解，将廊坊建设成为京津发展带上的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和现代服务业基地。张家口和承德总体处于京津冀生态涵养区，生态涵养、休闲旅游及农副产品供应是两地应承担的主体功能。两地应以加强生态功能区保护与建设，有效恢复和提升生态功能为主，有序推进人口向城镇和沿海区域有序转移，在产业方面积极发展生态旅游、休闲、保健康复、特色农业等优势产业，以及环境友好、污染小的高科技服务业和科教服务业。秦皇岛应立足于滨海旅游资源优势，抓住北戴河新区开发建设机遇，打造全国著名的滨海休闲城市。地处河北南部的邢台、衡水和邯郸三市则应重点突出其对京津冀的产业支撑和保障作用。 除此之外，应明确京津保三角、京津唐三角、京津廊三角、京张承三角、唐山—滨海—沧州增长带等空间结构组团与产业布局的未来方向；明确北京中关村、天津滨海新区、唐山曹妃甸区、沧州渤海新区、石家庄正定新区等战略性功能区定位；同时还要涉及诸如涿州、固安、大厂、黄骅、白沟新城、定州、任丘、迁安、武安等区位优势突出、要素禀赋明显、成长性好的中小城市和京津冀区域的新增长点。
未来京津冀协同发展应将加快培育和推进新增长极为经济空间布局和城镇空间优化的重点，以“两核两心四带多节点”为空间载体，基于京津冀地区空间承载力、发展基础、功能导向及未来开发潜力，将京津冀区域划分为分工合理、功能互补的三大功能区，即西北部生态限制开发区、中部核心优化开发区和南部重点拓展区，以推进京津冀核心功能在区域内的优化布局。
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中河北的发力点
1.交通先行。河北省应以推进京津冀建设世界级城市群、实现产业创新发展及首都功能疏解为目标，以综合交通枢纽为节点，以陆上铁路及高速公路为主体骨架，加快建成多种方式并举、网络布局完善、运输便捷高效、管理协调通畅的综合交通运输网络。重点推进首都第二机场建设，强化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区域枢纽功能，改扩建邯郸、唐山、张家口等机场，带动整个京津冀地区多功能网络化航空体系建设。加快推进津保、石济、京张、京沈、京唐等城际铁路建设，力争实现京津冀区域内主要城市2小时通达。加速推进建成唐山港、秦皇岛港、黄骅港三大港口分工合理、优势互补的现代港口群。推进北京大外环建设，加快国省干线公路改造升级，积极对接京津，打通与京津之间的“瓶颈路”和“断头路”，逐步实现互联互通的公路网络。未来实现京津冀地区铁路大网络、公路大对接、民航大联通、港口大融合的交通格局。
2.加速区域产业对接合作。紧紧抓住京津产业转移的机遇，以企业总部、高校科研机构及研发转化基地等结构转型及业务拓展为契机，以廊坊环首都新兴产业区、临空经济区、秦皇岛数据产业基地等重点项目为抓手，推动京津企业在河北直接投资或转移产业链环节，加快推进京津科技研发在河北的成果转化。依托协同发展背景下京津冀共建的自由贸易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等平台，围绕战略新兴产业、高端装备制造、现代物流等重点产业，着力推进多样化行业联盟建设，在市场机制下力促企业开展深度对接协作。依托现有高端装备、战略新兴产业及文化创意产业基地，深度开展京津冀园区合作共建，并逐步将其打造成未来京津冀产业协作的新载体。抓住首都非核心功能疏解的重大机遇，综合考虑地区自身资源禀赋、比较优势和功能要求，以县级地方政府合作平台为关键载体，着力推进符合地区功能定位的京津优质产业、设施和资源的本地化对接。以城市建设为载体，推进人口、产业、公共服务、城市基础设施协调发展。
3.构建统一区域市场。一是实现京津冀三地政策法规相互对接，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着力推进京津冀统一的制度环境建设。二是破除京津冀三地以及河北省内部各地区间各种形式的地方保护主义，大力推进 “负面清单制度”，提供投资便利化服务。三是依托金融、产权交易、技术及专利服务、碳排放等交易平台，逐步推进开放统一的资金市场、劳动力市场、技术市场和企业产权市场建设，从而更有利于跨地区产业分工合作和规模效益的实现。四是以京津冀协同发展为契机，推进户籍等相关制度改革，逐步实现社会政策跨区域衔接。
4.提升自身承载能力和服务。京津冀三地在政务环境、公共服务、基础设施以及人力资源等方面差距较大，这严重制约了京津地区优质产业或资源的转移。河北应联合京津冀、中央和市场“三地五方”的力量，共同完善市政基础设施等硬环境，提高商业、医疗、社保等公共服务软环境。一是从园区建设入手，完善国家级或省级开发区软硬件环境，促进京津冀园区环境均等化，从而提升河北与京津产业资源的对接层次。二是着力推进河北地区地方品质建设，打造高品质生产环境和生活环境，从而提升与京津人才的对接层次。三是依托并深入挖掘地方垄断性优势资源，以独有的、特色化地方优势营造创新创业所需要的生态环境，积极培育吸引创新创业人才进入的服务环境，以更好地承接京津高端产业和人才转移。
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中河北的战略举措
实践中，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战略在促成各种协议达成和多方效益取得的同时，也存在以下几点问题：一是不知己不知彼。在产业转移与承接过程中，京津冀三地不同程度地存在既不知自己有哪些优势、哪些劣势，自己需要什么、朝何处去，又不知对方的“三有”。即不知道对方有哪些产业要转移，对方对自己有何需求，自己又能为对方做些什么。二是京津冀及三地的顶层设计姗姗来迟，地方频繁出台各种规划，形成不合理的中央与地方博弈的格局，使中央权威和地方政府公信力受损。三是各地纷纷“跑部进京”，为争抢项目相互压低“出价”，既伤害当地整体福利和长远发展，又不利于企业“落地”后的接续发展，以致又回到了20世纪80、90年代园区开发的老路上，承接不该承接的产业，偏离当初的正确“定位”，造成新一轮的产业不合理空间布局。四是北京的非首都功能疏解和产业转移不彻底、“不接地气”，疏解人口的主观愿望多于产业转移，优质功能和服务并没有足够延伸和辐射到产业地，结果是人口迁徙并没有很好地实现，产业链上下游配套和对接自然也不会有大的改善。五是希望京津冀协同发展在很短时间内有较大突破，急于求成，不分重点，全面出击。很多地方出现造城热潮，按照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区域协同发展应该在30年左右的跨度内实现，片面追求速度，结果过犹不及。六是目前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协同发展更多的是依靠政令推行，对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如何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作用认识还不足，其背后深层原因既有体制机制因素，也有惯性思维影响，更有执政能力方面的问题。
从政府维度看，应着力构建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的政策体系。
第一，产业承接应明确河北不同地区产业对接协作或承接产业转移的目标行业门类，同时制定不应承接产业的“负面清单”，并以此为指导力促形成产业分工合理、地区错位互补的产业发展格局。其中，河北沿海地区应依托曹妃甸新区和渤海新区，重点承接重化工和装备制造产业转移；相应的河北内陆，如张承地区和保定—石家庄—邯郸一线则不应过多地承担重工业职能，而应依托北京新机场、高铁铁路节点、重要港口，重点承接现代物流产业转移；河北内陆京保石沿线应依托人口集聚优势和交通优势，重点承接商贸物流产业转移；北京周边地区及京广高铁沿线节点中小城市则可重点承接都市型现代农业转移。出于整个京津冀地区生态涵养功能的需要，张承地区应重点吸引农牧产品加工、科技研发产业转移，而一批高污染、高排放、高消耗的产业则应被列入“负面清单”。
第二，综合运用财税和金融政策，保障产业协同顺利发展。从财税政策看，应有针对性地通过税收优惠、财政贴息及建立风险投资等形式对特定地区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进行扶持。探索建立产业转移的跨区利益共享机制，对政府主导的转移企业或项目，在一定期限内实行经济总量与税收分享政策，特别是对于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和知名院校、科研院所、医疗机构及其他居民生活服务业项目，自取得第一笔营业收入当年起，转出地（京津两市）按设定比例分享转出企业在转入地（河北）上缴的地方税收。从金融政策看，应积极打造各类区域合作金融平台，鼓励开展科技金融、文化金融和生态金融创新试点，在临空经济区、滨海产业区开展离岸金融试点，推进相关目标产业顺畅转移。
第三，完善各类有助于产业协同发展的保障措施。加快推进建立专门负责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的领导小组，落实工作责任，制订规划工作方案，明确工作分工，做好三地组织协调工作；着力改革官员考核体系，逐步推动考核体制由原来的GDP导向向社会民生、生态环境导向转变；加快推进京津冀三地户籍制度改革、医疗社保对接以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同城化等。
（作者单位为河北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京津冀地区被公认是继长三角、珠三角之后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三极”。如何更好、更有效地推进协同发展，打造中国经济增长“第三极”，是亟待解决的重大现实课题和战略任务。只有在京津冀内部各地区明确自身发展定位，并有效开展区域合作的前提下，京津冀协同发展才能更好地实现。
京津冀三地功能定位
目前北京、天津、河北的既有功能定位尚不清晰，空间格局尚不明确，还不能很好地服务于京津冀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因此，需要重新探讨京津冀三地的功能定位及空间布局，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协同发展的战略举措。
未来京津冀协同发展主要有三大核心目标，即打造世界级城市群、推进经济创新发展和承载首都功能疏解。其中，打造世界级城市群目的在于在提升国际化水平的基础上，着力推进国际高端要素向京津冀集聚，增强该区域在全球的资源配置能力和经济控制能力。推进经济创新发展即加快区域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推进京津冀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由原有的要素驱动和资本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而承载首都功能疏解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最现实的要求，即通过科学定位和优化空间布局，推进北京非核心功能和产业向周边地区有序转移，以缓解北京的人口、资源、环境压力。遵循这一发展思路，京津冀三地的功能定位也必须服务于以上三大目标，突出功能定位高端化、产业创新转型升级和科学优化的产业空间布局。
要实现上述发展目标，北京应定位为“四大中心”，即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天津应在先进制造业研发与转化、金融创新与运营、国际航运与贸易，以及综合改革等方面走在全国前列。河北省总体上是京津冀地区打造全球影响力城市群的战略支撑区，应在先进制造业、产业转型升级和京津冀生态安全屏障方面发挥独有作用。
京津冀空间发展格局
按照“机制合理、形态优良、科学持续和优势互补”的发展思路，借鉴多中心网络型世界级城市群空间结构发展的经验，可以将京津冀地区经济活动空间格局概括为以“两核两心四带多节点”为协作载体的空间布局。
“两核”是京津冀区域的中心，指北京和天津。北京应突出国家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的“四心定位”，强化北京原有的政治、历史、文化及国际交往等职能，推进北京科技创新中心职能建设，推进首都非核心功能向周边区域疏解，强化首都的核心功能。天津应依托北方第一大港的港口优势、京津两地便捷的交通条件，充分利用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天津滨海新区国家级新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自由贸易园区建设等机遇，积极在创新创业及体制机制等方面推行先行先试政策。同时，在京津两地差别化职能定位的基础上，加快推进京津两地产业、基础设施、环境治理、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对接合作，打造城市共同体和区域创新共同体。
“两心”是京津冀区域副中心（次中心），即石家庄和唐山。立足石家庄和唐山的人口集聚及交通区位优势，充分发挥两地区域次中心职能，进一步提升城市综合承载力和服务能力，加快产业和人口集聚，带动周边区域协调发展。积极推进石家庄商贸物流产业发展，将石家庄打造成为冀中南区域中心，辐射华北的区域商贸物流中心城市。强化唐山的冀北区域中心职能，推进唐山现代临港制造业基地建设，辐射秦皇岛和承德等地。
“四带”是京津冀区域的产业带、城市带，即京津高新技术产业带、滨海发展带、京保石发展带和京唐秦产业带。其中，京津高新技术产业应重点依托京津发展带上丰富的智力、人才、科教创新资源，利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天津滨海新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等产学研基地，重点引导科教创新资源进一步向该地区集聚，加快发展以科教研发、高新技术、商务休闲为主体功能的京津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区。滨海发展带伴随曹妃甸工业区、天津滨海新区、沧州渤海新区等环渤海区域的开发建设，其区位优势和政策优势将进一步凸显，未来将形成装备制造、石化等重工业与航空航天、海洋经济、港口物流等新兴产业相结合的滨海新兴产业集聚带。京保石发展带地处京津冀内陆地区，同时也是人口高度密集的地区，应积极承接首都非核心功能疏解，重点发展商贸物流等现代服务业和生物、新能源等战略新兴产业，注重科技成果转化，形成京津冀重要的产业转型升级发展带。京唐秦产业带未来应逐步壮大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等先进制造业，形成京津冀先进制造产业带。
“多节点”指的是沧州、保定、廊坊、张家口、承德、秦皇岛、邢台、衡水、邯郸9个对京津冀具有重要支撑作用的地级市。其中，沧州应依托亚欧大陆桥新起点的战略区位优势、黄骅优良的港口条件以及沿海丰富的土地、水等资源条件，将自身打造成京津冀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和港口物流枢纽。保定市应充分利用其邻近京津、交通便利的区位优势，重点提升涿州、白沟、高碑店等重点城镇的产业承载能力，逐步推进国家低碳经济综合实验区、中国电谷和新能源等先进制造业基地以及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建设。廊坊地处“京津高新技术产业带”，区位优势明显，未来应抓住京冀共建北京第二机场和临空经济区的机遇，加快推进距北京50-100公里的固安、大厂、三河、永清、霸州等地区承接首都非核心功能疏解，将廊坊建设成为京津发展带上的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和现代服务业基地。张家口和承德总体处于京津冀生态涵养区，生态涵养、休闲旅游及农副产品供应是两地应承担的主体功能。两地应以加强生态功能区保护与建设，有效恢复和提升生态功能为主，有序推进人口向城镇和沿海区域有序转移，在产业方面积极发展生态旅游、休闲、保健康复、特色农业等优势产业，以及环境友好、污染小的高科技服务业和科教服务业。秦皇岛应立足于滨海旅游资源优势，抓住北戴河新区开发建设机遇，打造全国著名的滨海休闲城市。地处河北南部的邢台、衡水和邯郸三市则应重点突出其对京津冀的产业支撑和保障作用。 除此之外，应明确京津保三角、京津唐三角、京津廊三角、京张承三角、唐山—滨海—沧州增长带等空间结构组团与产业布局的未来方向；明确北京中关村、天津滨海新区、唐山曹妃甸区、沧州渤海新区、石家庄正定新区等战略性功能区定位；同时还要涉及诸如涿州、固安、大厂、黄骅、白沟新城、定州、任丘、迁安、武安等区位优势突出、要素禀赋明显、成长性好的中小城市和京津冀区域的新增长点。
未来京津冀协同发展应将加快培育和推进新增长极为经济空间布局和城镇空间优化的重点，以“两核两心四带多节点”为空间载体，基于京津冀地区空间承载力、发展基础、功能导向及未来开发潜力，将京津冀区域划分为分工合理、功能互补的三大功能区，即西北部生态限制开发区、中部核心优化开发区和南部重点拓展区，以推进京津冀核心功能在区域内的优化布局。
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中河北的发力点
1.交通先行。河北省应以推进京津冀建设世界级城市群、实现产业创新发展及首都功能疏解为目标，以综合交通枢纽为节点，以陆上铁路及高速公路为主体骨架，加快建成多种方式并举、网络布局完善、运输便捷高效、管理协调通畅的综合交通运输网络。重点推进首都第二机场建设，强化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区域枢纽功能，改扩建邯郸、唐山、张家口等机场，带动整个京津冀地区多功能网络化航空体系建设。加快推进津保、石济、京张、京沈、京唐等城际铁路建设，力争实现京津冀区域内主要城市2小时通达。加速推进建成唐山港、秦皇岛港、黄骅港三大港口分工合理、优势互补的现代港口群。推进北京大外环建设，加快国省干线公路改造升级，积极对接京津，打通与京津之间的“瓶颈路”和“断头路”，逐步实现互联互通的公路网络。未来实现京津冀地区铁路大网络、公路大对接、民航大联通、港口大融合的交通格局。
2.加速区域产业对接合作。紧紧抓住京津产业转移的机遇，以企业总部、高校科研机构及研发转化基地等结构转型及业务拓展为契机，以廊坊环首都新兴产业区、临空经济区、秦皇岛数据产业基地等重点项目为抓手，推动京津企业在河北直接投资或转移产业链环节，加快推进京津科技研发在河北的成果转化。依托协同发展背景下京津冀共建的自由贸易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等平台，围绕战略新兴产业、高端装备制造、现代物流等重点产业，着力推进多样化行业联盟建设，在市场机制下力促企业开展深度对接协作。依托现有高端装备、战略新兴产业及文化创意产业基地，深度开展京津冀园区合作共建，并逐步将其打造成未来京津冀产业协作的新载体。抓住首都非核心功能疏解的重大机遇，综合考虑地区自身资源禀赋、比较优势和功能要求，以县级地方政府合作平台为关键载体，着力推进符合地区功能定位的京津优质产业、设施和资源的本地化对接。以城市建设为载体，推进人口、产业、公共服务、城市基础设施协调发展。
3.构建统一区域市场。一是实现京津冀三地政策法规相互对接，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着力推进京津冀统一的制度环境建设。二是破除京津冀三地以及河北省内部各地区间各种形式的地方保护主义，大力推进 “负面清单制度”，提供投资便利化服务。三是依托金融、产权交易、技术及专利服务、碳排放等交易平台，逐步推进开放统一的资金市场、劳动力市场、技术市场和企业产权市场建设，从而更有利于跨地区产业分工合作和规模效益的实现。四是以京津冀协同发展为契机，推进户籍等相关制度改革，逐步实现社会政策跨区域衔接。
4.提升自身承载能力和服务。京津冀三地在政务环境、公共服务、基础设施以及人力资源等方面差距较大，这严重制约了京津地区优质产业或资源的转移。河北应联合京津冀、中央和市场“三地五方”的力量，共同完善市政基础设施等硬环境，提高商业、医疗、社保等公共服务软环境。一是从园区建设入手，完善国家级或省级开发区软硬件环境，促进京津冀园区环境均等化，从而提升河北与京津产业资源的对接层次。二是着力推进河北地区地方品质建设，打造高品质生产环境和生活环境，从而提升与京津人才的对接层次。三是依托并深入挖掘地方垄断性优势资源，以独有的、特色化地方优势营造创新创业所需要的生态环境，积极培育吸引创新创业人才进入的服务环境，以更好地承接京津高端产业和人才转移。
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中河北的战略举措
实践中，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战略在促成各种协议达成和多方效益取得的同时，也存在以下几点问题：一是不知己不知彼。在产业转移与承接过程中，京津冀三地不同程度地存在既不知自己有哪些优势、哪些劣势，自己需要什么、朝何处去，又不知对方的“三有”。即不知道对方有哪些产业要转移，对方对自己有何需求，自己又能为对方做些什么。二是京津冀及三地的顶层设计姗姗来迟，地方频繁出台各种规划，形成不合理的中央与地方博弈的格局，使中央权威和地方政府公信力受损。三是各地纷纷“跑部进京”，为争抢项目相互压低“出价”，既伤害当地整体福利和长远发展，又不利于企业“落地”后的接续发展，以致又回到了20世纪80、90年代园区开发的老路上，承接不该承接的产业，偏离当初的正确“定位”，造成新一轮的产业不合理空间布局。四是北京的非首都功能疏解和产业转移不彻底、“不接地气”，疏解人口的主观愿望多于产业转移，优质功能和服务并没有足够延伸和辐射到产业地，结果是人口迁徙并没有很好地实现，产业链上下游配套和对接自然也不会有大的改善。五是希望京津冀协同发展在很短时间内有较大突破，急于求成，不分重点，全面出击。很多地方出现造城热潮，按照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区域协同发展应该在30年左右的跨度内实现，片面追求速度，结果过犹不及。六是目前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协同发展更多的是依靠政令推行，对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如何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作用认识还不足，其背后深层原因既有体制机制因素，也有惯性思维影响，更有执政能力方面的问题。
从政府维度看，应着力构建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的政策体系。
第一，产业承接应明确河北不同地区产业对接协作或承接产业转移的目标行业门类，同时制定不应承接产业的“负面清单”，并以此为指导力促形成产业分工合理、地区错位互补的产业发展格局。其中，河北沿海地区应依托曹妃甸新区和渤海新区，重点承接重化工和装备制造产业转移；相应的河北内陆，如张承地区和保定—石家庄—邯郸一线则不应过多地承担重工业职能，而应依托北京新机场、高铁铁路节点、重要港口，重点承接现代物流产业转移；河北内陆京保石沿线应依托人口集聚优势和交通优势，重点承接商贸物流产业转移；北京周边地区及京广高铁沿线节点中小城市则可重点承接都市型现代农业转移。出于整个京津冀地区生态涵养功能的需要，张承地区应重点吸引农牧产品加工、科技研发产业转移，而一批高污染、高排放、高消耗的产业则应被列入“负面清单”。
第二，综合运用财税和金融政策，保障产业协同顺利发展。从财税政策看，应有针对性地通过税收优惠、财政贴息及建立风险投资等形式对特定地区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进行扶持。探索建立产业转移的跨区利益共享机制，对政府主导的转移企业或项目，在一定期限内实行经济总量与税收分享政策，特别是对于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和知名院校、科研院所、医疗机构及其他居民生活服务业项目，自取得第一笔营业收入当年起，转出地（京津两市）按设定比例分享转出企业在转入地（河北）上缴的地方税收。从金融政策看，应积极打造各类区域合作金融平台，鼓励开展科技金融、文化金融和生态金融创新试点，在临空经济区、滨海产业区开展离岸金融试点，推进相关目标产业顺畅转移。
第三，完善各类有助于产业协同发展的保障措施。加快推进建立专门负责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的领导小组，落实工作责任，制订规划工作方案，明确工作分工，做好三地组织协调工作；着力改革官员考核体系，逐步推动考核体制由原来的GDP导向向社会民生、生态环境导向转变；加快推进京津冀三地户籍制度改革、医疗社保对接以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同城化等。
（作者单位为河北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