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小农最核心的特征应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生产规模小;二是主要从事产业以农业为主;三是以家庭为主要生产单位。而小农的其他特征则与小农的外部发展环境密切相关。小农与外部发展环境互动的结果，形成了历史上不同的小农形态，从而有古典小农、宗法小农、商品小农和现代小农等形态。小农最核心的意识主要有：勤劳性、自私性、局部性、短期性、依附性、面子性、保守性、血缘性、淳朴性等。在小农的核心意识之外，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又导致了不同的小农意识表现形式。在城市经济条件下，小农意识取得了小市民意识形式。小市民意识本质是小农意识的翻版，是一种更落后的意识存在。小农及其意识改造是一个长期过程，核心途径是合作化。2020年，中国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农村贫困人口要实现脱贫，贫困县要全部摘帽，积极推进农村合作化是一个重要基础。
　　[关键词] 小农特征;小农意识;小农改造
　　[作者简介] 宋圭武（1964—），男，甘肃靖远人，甘肃省委党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理论和中国经          济改革问题。
　　[中图分类号] D4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98X（2016）01-0016-04  [收稿日期] 2015-11-09
　　一、小农特征
　　什么是小农？恩格斯将“小农”定义为“小块土地的所有者或租佃者——尤其是所有者，这块土地既不大于他以自己全家的力量通常所能耕种的限度，也不小于足以养活他的家口的限度”1。伯恩斯坦（Henry Bernstein）认为，小农生产有别于资本主义，因为它没有剩余价值的占用和实现，也没有资本的积累。它的目的就是满足家庭生产，而不是获得利润。伯恩斯坦还指出，小农并不是一种无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因为个体对生产资料还保有一些控制权。因此，小农生产中的两个核心要素就是：以生存为导向的驱动逻辑，对生产方式的某种控制2约翰逊（Kirsten Johnson）等强调指出，在界定小农的时候，重要的一点是明确小农有哪些共同点，即他们的一些关键特征。第一，小农生产单元总是包含着小农消费，这同时体现了经济和道义维度。第二，总是有围绕小农“剩余”的索取，这些索取往往侵害了小农的“生存权”，也是冲突、抵抗和反叛的来源。第三，小农创造了微观生态，其中所嵌入的知识是在家庭和农民社区内部产生和传播的。第四，小农具有一种弹性和抗压力，使其比历史敌对阶级存续得更加长久3。
　　从各国小农经济发展具体形式看，小农最核心的特征应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生产规模小;二是主要从事产业以农业为主;三是以家庭为主要生产单位。而小农的其他特征则与小农的外部发展环境密切相关。当小农所处政治经济环境是专制主义加自然经济时，小农必然在政治上是人身依附的，在经济上必然更多是自给自足和缺乏交换的;当小农所处政治经济环境是民主政治加市场经济时，小农虽然在政治上具有了一定的独立性，但在经济上，却是依附的，本质上是依附于市场的，是受市场的剥削的。
　　小农与外部发展环境互动的结果，最终形成了历史上不同的小农形态。从而有古典小农、宗法小农、商品小农和现代小农等形态。随着未来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小农未来的形态应是现代小农。现代小农虽然可能仍会具有规模小、家庭经营、以土地为基本生产资料等特征，但现代小农是建立在自由人联合体基础上的小农。它彻底打破了宗法共同体的桎梏，彻底摆脱了“物的依赖”。现代小农可以是个体经营的但绝不会是孤立的;可以是联合起来的但绝不是依附的。
　　二、小农意识及其翻版
　　意识总离不开生产方式这个基础。小农意识也离不开小农生产方式。笔者认为，小农最核心的意识应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勤劳性。勤劳性与小农经济利润的微薄性紧密相关。由于小农经济本质是糊口经济，又加上资本稀缺，这客观需要小农更多通过投入劳动力来增加收入。二是自私性。小农的自私性既是天然的，也是后天的。由于缺乏分工，自私是天然的;由于规模小，后天也需要自私。三是局部性。所谓局部性，就是看问题没有整体观念，只看到自家的一亩三分地，看不到更广阔的世界。具体表现就是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这种情况是自私性和局部性的一种结合。四是短期性。就是只顾短期利益，不顾长期利益。这本质也与缺乏交换有关。五是依附性。由于生产规模小，小农天然是依附的。不仅是政治上，经济上也是如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小农的经济依附性更强。面对市场的巨大波动性，若失去国家保护，小农将会面临更大风险。六是面子性。爱面子是对小农的一种心理补充，同时也是应对社会交往的一种客观需要。七是保守性。小农一般面临的经济环境是收益小、风险大，长期的这种环境也容易养成一种保守人格。八是血缘性。这是由小农的生产单位是家庭所决定的。九是淳朴性。淳朴性与农业生产的自然性密切相关。自然的淳朴性也养育了农民的淳朴性。
　　在小农的核心意识之外，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又与小农核心意识互相影响，最终又导致了不同的小农意识表现形式。从中国历史看，政治上的专制制度，加上儒家文化，最终让中国的小农意识除了具有小农最核心的意识外，还更多具有了世俗性、等级性等意识特点。另外，长期的专制集权统治加世俗性的文化约束也让中国小农更多具有了一种双重意识人格特征。主要表现有：一是既柔弱又残暴;二是既自尊又自卑;三是既胆小又胆大;四是既迷信又自信;五是既节俭又奢华;六是既勤劳又懒惰;七是既淳朴又狡猾。
　　在城市经济条件下，小农意识取得了小市民意识形式。小市民意识本质是小农意识的翻版，是一种更落后的意识存在。
　　所谓“小市民”主要包括小商人、小官吏、手工业者、一般城市居民等。为什么小市民意识本质是小农意识的翻版，因为在城市社会，仔细深入分析小市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其实跟农村社会小农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本质上是没有大区别的，有区别也更多是形式而已，其运转灵魂有许多方面都有相似之处。 　　现代城市社会中的单位，类似于中国古代社会的村庄。一个单位几百号人，几十年基本在一起，虽有流动性，但也不是太大。单位与单位之间的关系，也跟古代村庄与村庄之间的关系接近，因为一个单位的人与另一个单位的人，也并不是经常互相来往的。另外，一个单位内部家庭与家庭之间的关系，也跟古代一个村庄内部家庭与家庭之间的关系雷同。邻居之间虽然地理距离近在咫尺，要比古代村庄内部家庭与家庭的距离少很多，但心理距离并没有缩短，互相之间的心理距离仍相距甚远，邻居之间互相来往也很少。这跟古代村庄邻居之间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也有类似之处。另外，一个人在城市某一单位上班，大部分人基本一辈子或几十年所从事的工作也就是固定在某一个专门领域中的一个狭小的领域，这跟小农在自己的同一块土地上几十年一直耕作并无本质区别，区别只是工作对象名称不同而已。
　　从勤劳性看，小市民的勤劳性并不比小农弱，小市民也是勤劳的。从自私性看，小市民的自私性也不比小农弱，甚至更强。从局部性和短期性看，小市民也不比小农弱。从依附性看，小市民是既依附于分工的权力，同时也依附于政治的权力，是一种双重依附。从面子性看，城里人的爱品牌和好炫富也不比小农差。从保守性看，小市民总体也是保守的，而且多了一层封闭性。小市民的封闭性不仅表现在心理层面，而且也表现在物质层面。如楼房建筑，城里人是防护装置加了一层又一层，而农村人防护装置要少许多，相比城里人，农村人要更开放一些。比如，农村人一般可以允许陌生人进入自己家看看，但城里人是不可能随便让陌生人进入自己家的。从血缘性看，城里人只不过是将血缘意识变成了圈子意识而已。而圈子意识更少了人情味，更多了世俗和功利的因素。另外，从淳朴性看，由于城市社会生活和生产节奏更快，更多具有市场交易性和变化性，所以，小市民意识要比小农意识更具机会主义倾向，更具算计性，更少淳朴性。所以，从道德角度看，小市民意识总体要比小农意识更差一个等级，是一种更落后的意识存在。
　　三、小农及其意识改造
　　小农及其意识的改造是一个长期过程，也是一个总体性建构的过程，其中核心途径是合作化。
　　从经济角度看，合作化是提高小农经济效率的重要途径。著名经济学家程恩富认为：有两条根本因素决定我国农业必须走合作化集体化道路：一是配合工业现代化的需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大幅度提高农业生产力;二是避免农村两极分化，实现农村共同富裕。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概念。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解决农村贫困问题是关键。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到2020年在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要实现这个目标，关键是要激活农村贫困地区的内生动力。要激活内在动力，应着力提高贫困农户的生产收益水平，对此，笔者认为，大力推进贫困农户的合作化是重要手段。从农户实际情况看，小农经济生产方式是导致生产收益低下的基础性因素。由于生产规模小，家家分散经营，没有很好体现社会化大分工优势，导致生产效益低下，生产成本高，很难面对市场大风险，最终让大多数农户只能是一种维持简单再生产的格局，甚至有时连简单再生产也维持不了。在这样一种状态下，农户一旦家中有人发生疾病等情况，就马上进入贫困状态，所以，小农经济生产方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最终取得了异化形式。一方面，是生产方式的异化。这种小而分散的生产方式，在市场经济大框架下，最终走向了自身对自身的否定。另一方面，是生活方式的异化。由于贫困，让生命的价值更低，让货币的价值更高，生活否定了生活真正的价值。好多悲惨的故事，大多发生在贫困家庭中。留守儿童的故事，只是其中一个方面。要克服这种异化，必须要依靠合作的力量。
　　从精神角度看，合作化也是改造小农意识的重要途径。长期以来，中国两千多年的小农经济模式和专制主义制度结合，衍生了浓厚的家族主义精神，同时，也让农村社会公共精神、民主精神、平等精神稀薄。让农民在合作中进行生产和生活，这有利于培育农村社会的合作精神、公共精神、民主精神和平等精神。而合作精神、公共精神、民主精神和平等精神，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精神基础。建设现代国家，没有合作精神、公共精神、民主精神、平等精神，是不可能的。
　　从分配角度看，合作也有利于更好实现共同富裕境界。因为在合作的过程中，强者对弱者的带动作用更好，而且更有利于实现收入分配有效调节。
　　至于合作的具体形式，应是多元的。可以是纵向合作，也可以是横向合作。可以是生产领域合作，也可以是流通领域合作。可以是龙头企业带动型，也可以是能人带动型。具体形式要根据具体生产环境而选择，不应要求统一模式。
　　有效推进小农合作化进程，需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因为由于历史惯性，长期的小农经济模式也让中国农民养成了一种善分不善合的意识习惯，所以，依靠市场自发推进农村合作必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是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前提，这一观点也被主流经济学所认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形成了一个名为“发展型政府”的理论流派。所谓“发展型政府”，意指一种特定的政府行为、政策和制度模式，这样的政府拥有一批具有强烈发展意愿的精英，他们超脱于社会力量或利益集团的左右，有能力自主地制定高瞻远瞩的国家或地区发展战略，挑选出未来的“赢家”（即产业发展的战略制高点），并最终将有限的资源动员起来通过产业政策的实施推动所管辖地区的产业发展和经济成长。“发展型政府”的概念一经提出，马上在国际学术界引起广泛关注。在初期发展阶段，这一理论还局限于对东亚发展模式的解释。然而，这一学派的视野很快就超越了东亚案例，从区域性经济的研究框架发展成为一般性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但政府的主导作用又离不开市场规律的引导。也就是说，政府作用的发挥，应建立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不能政府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参考文献]
　　[1] 秦晖.田园诗与狂想曲[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6.
　　[2] 潘璐.“小农”思潮回顾及其当代论辩[J].中国农业大学 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2（2）.
　　[3] 宋圭武.中国乡村发展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4.
　　[4] 宋圭武.小农问题研究[J].中国农村观察，1999（6）.
　　[5] 宋圭武.农户经济研究若干问题述评[J].农业技术经济，
　　20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