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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译者风格是近年来语料库翻译学研究的新方向和趋势。本文对近年来国内基于语料库的译者风格研究进行回顾，重点关注国内学者在此领域的研究视角与研究模式，希望对为今后相关的研究提供启示。
关键词：语料库翻译学；译者风格；研究回顾
[中图分類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06--03
1.相关概念
1.1 语料库翻译学
“语料库翻译研究是运用语料库的技术和统计方法，在考察了大量的翻译事实或翻译现象的基础之上，系统分析和解释翻译现象和翻译过程，揭示翻译本质的研究”（胡开宝、毛鹏飞，2012）。
Mona Baker（1993）认为语料库的将给翻译研究带来新的研究思路，也给翻译理论家观察翻译现象与翻译行为提供独特的机会。在语料库方法尚未运用于翻译研究前，研究者只能局限于对小范围的译文进行观察，举例说理，多属于定性研究。
Baker（1996）明确提出“基于语料库的翻译研究（Corpus-based Translation Study）”这一概念。
1.2译者风格
译者风格是“留在文本中的一系列语言和非语言的个性特征”（Baker 2000：245），是指译者在语言应用方面所表现出的典型特征以及包括作为翻译对象的文本选择、翻译策略和方法的选用、前言、后记和译注等在内的非语言特征。
在传统的观念看来，翻译是创造性活动的衍生活动。译者被认为没有，也不应该有自己的风格。译者的任务就是尽可能以目标语重现原作。Baker（2000）认为“就如同握住一个物体不可能不留下指纹，我们也不可能说出或写出一段文字而不带有个人风格。译者风格或许包括译者选择何种类型的材料进行翻译，译者一直惯用的特定翻译策略”。对译者风格的研究必须抓住译者语言使用的特点，确定译者语言使用的模式，使其与其他译者区别开来。
Venuti（1995）提出了“译者声音”（translator’s voice）的概念，认为译者在译本中“无处不在”。
Hermans（1996）认为，当我们阅读翻译的叙事文章时，不仅能感觉到源文的作者的声音，也能辨别出译者的声音，译者的声音存在于译文的字里行间。“译者声音”反映了研究者开始关注译者存在于译本中的“第二种声音”（second voice），即译者的风格。译者风格的显露表现在译者对译本的公开干预，包括译者在翻译准文本层面的一系列表达。
2.Mona Baker的研究
最早提出运用语料库方法研究译者风格的是Mona Baker。
Baker（2000）从类符/形符比，平均句长，英文中最常见的报道性动词SAY（say，says，said）等几方面切入，运用Wordsmith检索翻译英语语料库（Translational English Corpus），研究两位英国翻译家Peter Bush和Peter Clark的翻译风格。数据统计分析表明，Clark的译文形符/类符比 Bush的译文低，Clark的译文丰富程度不及Bush；Clark的译文的平均句长也比Bush的短。Clark的译文中报道性动词出现频率很高，尤其是过去式said，Clark比较偏好使用过去时态，即使有时源语文本是现在时态。
Bush喜欢用says，能将读者拉近作者的世界，让读者觉得如同亲身经历了书里的事件。Clark喜欢用直接引语而Bush喜欢用间接引语。Baker讨论了两位译者的风格存在差异由于各自的翻译策略，目的以及源语文本对于目标语读者来说难易度不一样。
3.国内研究回顾
笔者以“语料库”和“译者风格”或“译者文体”为主题词检索中国知网期刊全文数据库（2010年至2016年），共检索到48篇文章，其中有9篇是研究英翻汉之汉语译本的译者风格，其余39篇是都是研究汉翻英之英文译本的译者风格。本文主要关注的是英译本的译者风格的文章。下表1.归纳了39篇汉翻英译者风格文章的语料选取。
从上表1.可以看到，比较多的学者在研究译者风格的语料选取上倾向于小说，其次是散文。在小说中又以经典小说《红楼梦》为最多，而散文中选择儒家经典《论语》为语料的最多。原因是《红楼梦》与《论语》都是中国经典文学的代表，其译者和译本最为丰富，较易取材，也比较有研究价值。
此外，从2010年到2016年发表在国内14种外语类核心期刊上以语料库方法研究译者风格的文章有21篇。有2篇是评介，其余19篇都是都对具体的译本运用语料库进行译者风格的实证研究。文章发表的年份分布如下图所示：
从上图中可以看出，基于语料库的译者风格研究，总体呈上升的趋势。2014年发表的文章篇数是6年中最多的，为5篇。而2015年与2016年文章篇数都只有3篇。笔者认为以下两个原因造成文章数量没有持续增长：一是大规模的双语平行语料库创建需要较长的时间，因而研究周期比较长；二是语料库的译者风格研究似乎遇到了瓶颈，多是围绕译本的类符/形符、词汇密度、词长、句长、叙事结构等几个方面进行数据统计。
国内学者们运用语料库方法研究译者风格，最早的对象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的众多英译本。刘泽权、闫继苗（2010）从报道动词“道”，即原文中的“某人道”等的翻译切入，对《红楼梦》的三个英译本，分别是乔利的译本、霍克斯和闵福德的译本和杨宪译、戴乃迭夫妇的译本进行译者风格调查。研究发现，霍译对“道的翻译”多使用said，比较单一；杨译多省略；乔译则使用了多种词汇对“道”进行翻译。三位译者在句式使用方面也不尽相同，彰显了各自的翻译风格。
另外，刘泽权、刘超明、朱虹（2011）运用语料库检索工具WordSmith，从词汇密度、词长、平均句长等数据统计中考察《红楼梦》的四个译本之间的译者风格差异。这四个译本分别为乔利，传教士邦斯尔，霍克斯和闵德福，杨宪益及夫人戴乃迭的译本。研究发现，杨译的词汇密度最大，邦译的词汇密度最小，并且，杨译的词汇长度明显高于其他三个译本，故认为杨的译本阅读难度是最达的。在句长方面，杨译和邦译的平均句长较短，比较忠实地反映源语汉语作为意合语言的特点。 美国汉学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是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的作品的英文译者。莫言作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其作品的英译多是由葛浩文完成。莫言作品能为西方国家所认可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葛氏的翻译。因此，在莫言獲奖之后，有一些学者就开始着手研究葛浩文的译者风格。
黄立波，朱志瑜（2012）从标准类符/形符比、平均句长、叙事结构使用的转述动词SAY切入，研究葛文浩的译者风格。与刘泽权等人做法不同的是，黄立波，朱志瑜（2012）并不是比较同一作品的不同英译本。其语料库组成是来自葛氏独译的17部译著与戴乃迭翻译的10部译著，从而比较两位的译者风格。黄立波等（2012）认为单纯统计译本的某些参数，并不能很有效地区分不同译者的风格；提出学界在识别译者风格的方法上还有待创新，识别译者风格的标准也需统一，考察译者风格时需要将源文本的特点考虑进去。
赵颖（2015）对中国古代典籍《道德经》的吴经熊和阿瑟·韦利所译的两个译本进行比较分析，考察二者的译者风格。在语篇层面，从叙述人称“you”与“he”入手，发现韦氏使用第三人称“he”的次数远高于吴氏，而韦氏使用第二人称“you”的次数却明显少于吴氏。赵颖（2015）认为韦氏的译文与读者有距离感，而吴氏的译文则营造了与读者平等对话的氛围。
通过梳理近几年国内基于语料库的译者风格研究相关文章，学界主要运用的研究模式有单语类比与双语平行对比的研究模式，如下表所示：
如表2.所示，单语类比语料库研究模式就是对不同译者的翻译文本进行比较，并运用参考语料库，讨论不同译本的翻译显化程度的差异。这种研究模式没有将源语文本的风格考虑在内，源语文本的风格会影响译文的风格，表现的差异并不能算是译者的风格，故此研究模式在区分译者风格方面的说服力不强。双语平行对比模式是将源语文本与目标语文本一起组成双语平行语料库，在区别译者风格方面能剔除源语文本的影响。这种研究模式是目前最常用的，也比较有说服力。
而在分析模式方面，现行的语料库方法考察译者风格的研究主要从词汇、句子、语篇层面切入，进行数据统计和翻译策略差异的探讨。词汇层面可以利用参照语料库，考察目标语文本，即译本的主题词表，比较不同译本的主题词表差异。常用的词汇层面考察方法还有统计不同译本标准形符/类符比（即词汇密度）、词长、词性、文化特有词、情态动词等。句子层面的分析常常统计译本的句子数目，平均句长，句子类型。语篇层面的分析则从多从叙事方式和话语方式着手。
4.结束语
语料库作为研究语言现象的方法，亦可研究翻译现象，随着语料库翻译学的不断进步和改善，通过语料库对译本进行数据统计与分析解释，译者风格的研究从纯粹的定性举例研究发展为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译者风格研究变得更加客观和科学，有利于研究者发现以往没发现的翻译事实。然而，运用语料库方法研究译者风格的理论框架还有待进一步丰富，译者风格的标准还有待统一的界定。译本语料的选取上没有统一的规范，有些研究的译本语料库选取比较随意。此外，学界多限于对语料库的数据统计，描写和归纳不同译者风格，但较少讨论造成不同译者风格背后的社会、时代背景等因素。
参考文献：
[1]Baker， M. Corpus Linguistics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Implication and Application[A].In M. Baker， G. Francis
关键词：语料库翻译学；译者风格；研究回顾
[中图分類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06--03
1.相关概念
1.1 语料库翻译学
“语料库翻译研究是运用语料库的技术和统计方法，在考察了大量的翻译事实或翻译现象的基础之上，系统分析和解释翻译现象和翻译过程，揭示翻译本质的研究”（胡开宝、毛鹏飞，2012）。
Mona Baker（1993）认为语料库的将给翻译研究带来新的研究思路，也给翻译理论家观察翻译现象与翻译行为提供独特的机会。在语料库方法尚未运用于翻译研究前，研究者只能局限于对小范围的译文进行观察，举例说理，多属于定性研究。
Baker（1996）明确提出“基于语料库的翻译研究（Corpus-based Translation Study）”这一概念。
1.2译者风格
译者风格是“留在文本中的一系列语言和非语言的个性特征”（Baker 2000：245），是指译者在语言应用方面所表现出的典型特征以及包括作为翻译对象的文本选择、翻译策略和方法的选用、前言、后记和译注等在内的非语言特征。
在传统的观念看来，翻译是创造性活动的衍生活动。译者被认为没有，也不应该有自己的风格。译者的任务就是尽可能以目标语重现原作。Baker（2000）认为“就如同握住一个物体不可能不留下指纹，我们也不可能说出或写出一段文字而不带有个人风格。译者风格或许包括译者选择何种类型的材料进行翻译，译者一直惯用的特定翻译策略”。对译者风格的研究必须抓住译者语言使用的特点，确定译者语言使用的模式，使其与其他译者区别开来。
Venuti（1995）提出了“译者声音”（translator’s voice）的概念，认为译者在译本中“无处不在”。
Hermans（1996）认为，当我们阅读翻译的叙事文章时，不仅能感觉到源文的作者的声音，也能辨别出译者的声音，译者的声音存在于译文的字里行间。“译者声音”反映了研究者开始关注译者存在于译本中的“第二种声音”（second voice），即译者的风格。译者风格的显露表现在译者对译本的公开干预，包括译者在翻译准文本层面的一系列表达。
2.Mona Baker的研究
最早提出运用语料库方法研究译者风格的是Mona Baker。
Baker（2000）从类符/形符比，平均句长，英文中最常见的报道性动词SAY（say，says，said）等几方面切入，运用Wordsmith检索翻译英语语料库（Translational English Corpus），研究两位英国翻译家Peter Bush和Peter Clark的翻译风格。数据统计分析表明，Clark的译文形符/类符比 Bush的译文低，Clark的译文丰富程度不及Bush；Clark的译文的平均句长也比Bush的短。Clark的译文中报道性动词出现频率很高，尤其是过去式said，Clark比较偏好使用过去时态，即使有时源语文本是现在时态。
Bush喜欢用says，能将读者拉近作者的世界，让读者觉得如同亲身经历了书里的事件。Clark喜欢用直接引语而Bush喜欢用间接引语。Baker讨论了两位译者的风格存在差异由于各自的翻译策略，目的以及源语文本对于目标语读者来说难易度不一样。
3.国内研究回顾
笔者以“语料库”和“译者风格”或“译者文体”为主题词检索中国知网期刊全文数据库（2010年至2016年），共检索到48篇文章，其中有9篇是研究英翻汉之汉语译本的译者风格，其余39篇是都是研究汉翻英之英文译本的译者风格。本文主要关注的是英译本的译者风格的文章。下表1.归纳了39篇汉翻英译者风格文章的语料选取。
从上表1.可以看到，比较多的学者在研究译者风格的语料选取上倾向于小说，其次是散文。在小说中又以经典小说《红楼梦》为最多，而散文中选择儒家经典《论语》为语料的最多。原因是《红楼梦》与《论语》都是中国经典文学的代表，其译者和译本最为丰富，较易取材，也比较有研究价值。
此外，从2010年到2016年发表在国内14种外语类核心期刊上以语料库方法研究译者风格的文章有21篇。有2篇是评介，其余19篇都是都对具体的译本运用语料库进行译者风格的实证研究。文章发表的年份分布如下图所示：
从上图中可以看出，基于语料库的译者风格研究，总体呈上升的趋势。2014年发表的文章篇数是6年中最多的，为5篇。而2015年与2016年文章篇数都只有3篇。笔者认为以下两个原因造成文章数量没有持续增长：一是大规模的双语平行语料库创建需要较长的时间，因而研究周期比较长；二是语料库的译者风格研究似乎遇到了瓶颈，多是围绕译本的类符/形符、词汇密度、词长、句长、叙事结构等几个方面进行数据统计。
国内学者们运用语料库方法研究译者风格，最早的对象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的众多英译本。刘泽权、闫继苗（2010）从报道动词“道”，即原文中的“某人道”等的翻译切入，对《红楼梦》的三个英译本，分别是乔利的译本、霍克斯和闵福德的译本和杨宪译、戴乃迭夫妇的译本进行译者风格调查。研究发现，霍译对“道的翻译”多使用said，比较单一；杨译多省略；乔译则使用了多种词汇对“道”进行翻译。三位译者在句式使用方面也不尽相同，彰显了各自的翻译风格。
另外，刘泽权、刘超明、朱虹（2011）运用语料库检索工具WordSmith，从词汇密度、词长、平均句长等数据统计中考察《红楼梦》的四个译本之间的译者风格差异。这四个译本分别为乔利，传教士邦斯尔，霍克斯和闵德福，杨宪益及夫人戴乃迭的译本。研究发现，杨译的词汇密度最大，邦译的词汇密度最小，并且，杨译的词汇长度明显高于其他三个译本，故认为杨的译本阅读难度是最达的。在句长方面，杨译和邦译的平均句长较短，比较忠实地反映源语汉语作为意合语言的特点。 美国汉学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是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的作品的英文译者。莫言作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其作品的英译多是由葛浩文完成。莫言作品能为西方国家所认可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葛氏的翻译。因此，在莫言獲奖之后，有一些学者就开始着手研究葛浩文的译者风格。
黄立波，朱志瑜（2012）从标准类符/形符比、平均句长、叙事结构使用的转述动词SAY切入，研究葛文浩的译者风格。与刘泽权等人做法不同的是，黄立波，朱志瑜（2012）并不是比较同一作品的不同英译本。其语料库组成是来自葛氏独译的17部译著与戴乃迭翻译的10部译著，从而比较两位的译者风格。黄立波等（2012）认为单纯统计译本的某些参数，并不能很有效地区分不同译者的风格；提出学界在识别译者风格的方法上还有待创新，识别译者风格的标准也需统一，考察译者风格时需要将源文本的特点考虑进去。
赵颖（2015）对中国古代典籍《道德经》的吴经熊和阿瑟·韦利所译的两个译本进行比较分析，考察二者的译者风格。在语篇层面，从叙述人称“you”与“he”入手，发现韦氏使用第三人称“he”的次数远高于吴氏，而韦氏使用第二人称“you”的次数却明显少于吴氏。赵颖（2015）认为韦氏的译文与读者有距离感，而吴氏的译文则营造了与读者平等对话的氛围。
通过梳理近几年国内基于语料库的译者风格研究相关文章，学界主要运用的研究模式有单语类比与双语平行对比的研究模式，如下表所示：
如表2.所示，单语类比语料库研究模式就是对不同译者的翻译文本进行比较，并运用参考语料库，讨论不同译本的翻译显化程度的差异。这种研究模式没有将源语文本的风格考虑在内，源语文本的风格会影响译文的风格，表现的差异并不能算是译者的风格，故此研究模式在区分译者风格方面的说服力不强。双语平行对比模式是将源语文本与目标语文本一起组成双语平行语料库，在区别译者风格方面能剔除源语文本的影响。这种研究模式是目前最常用的，也比较有说服力。
而在分析模式方面，现行的语料库方法考察译者风格的研究主要从词汇、句子、语篇层面切入，进行数据统计和翻译策略差异的探讨。词汇层面可以利用参照语料库，考察目标语文本，即译本的主题词表，比较不同译本的主题词表差异。常用的词汇层面考察方法还有统计不同译本标准形符/类符比（即词汇密度）、词长、词性、文化特有词、情态动词等。句子层面的分析常常统计译本的句子数目，平均句长，句子类型。语篇层面的分析则从多从叙事方式和话语方式着手。
4.结束语
语料库作为研究语言现象的方法，亦可研究翻译现象，随着语料库翻译学的不断进步和改善，通过语料库对译本进行数据统计与分析解释，译者风格的研究从纯粹的定性举例研究发展为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译者风格研究变得更加客观和科学，有利于研究者发现以往没发现的翻译事实。然而，运用语料库方法研究译者风格的理论框架还有待进一步丰富，译者风格的标准还有待统一的界定。译本语料的选取上没有统一的规范，有些研究的译本语料库选取比较随意。此外，学界多限于对语料库的数据统计，描写和归纳不同译者风格，但较少讨论造成不同译者风格背后的社会、时代背景等因素。
参考文献：
[1]Baker， M. Corpus Linguistics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Implication and Application[A].In M. Baker， G. Franc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