剃头的行业是大清入关以后才兴起的。前明时代是汉人当朝，崇尚儒教，讲的是以孝治天下。“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为不伤父母之心，连头发也不能剪。大清是金国女真人的后代，是游牧和半游牧民族。过去中原人称他们为断发文身，不尊教化。但等到大清铁骑长驱入关，大清国摄政王多尔衮下“削发令”，留发不留头！那时节无论是江南的学子，还是北京的遗臣，凡男子个个都是热水快刀，一秃噜一个，人人都“扫平四夷，定鼎中原”，梳起了长辫子。如今港台演员饰演清朝戏，爱惜自己的形象不剃发，只是用发胶把脑门和鬓角的头发向后粘在头皮上。再加上说的一口广东或台湾普通话，撇着京腔，不伦不类。内地演员相对敬业，不论是张铁林、王刚、张国立这等“大腕儿”（江湖春点应作“万儿”，是为名号之意，当下约定俗成，姑且将错就错），还是北影门口拉来的群众演员，只要是清朝戏，一律剃发，让人看着像那么回子事。
　　今天要讲的就是《残冬京华图》里剃头匠的故事。《残冬京华图》里不只有一处剃头匠的身影。在东单不远的是一处理发店，里面几位理发师在忙活着，理发、刮脸，还有一门绝活——捶背，南方也有叫松骨的。理发的老师傅都有这一手，有的还会治落枕、脱臼。捶背、推拿、扳筋、松骨、按头、掏耳，整得你是浑身松软，受用非常。有好事的文人还给理发店做过对联，“虽属雕虫小技，确是顶上功夫。”倒也说得一点不假。据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在未起事时做过剃头匠，曾自制一联“磨砺以须，问天下头颅几许；及锋而试，看老夫手段如何”。听起来就脑后发凉，怪吓人的。去理发店的多是讲究体面卫生的有钱人。咱这里说的不是这种理发店，而是走街串巷的剃头匠。所谓匠是指有一门专业手艺的人，如铁匠、木匠、瓦匠等。剃头是一门手艺，文人称呼他们剃头匠，北京老百姓不叫剃头匠，而是直呼“剃头的”。这种剃头匠有的是挑着挑子，一边是一个小坐柜，上边能坐人，下边有小抽屉，放着一应的理发工具；另一边是一个小炭火炉，上边放着铜盆和水，理发刮脸的时候随时有热水。所谓“剃头挑子一头热”正是拿它作比喻。这种剃头挑子常停放在庙会、桥头、胡同口，热天找大树底下背阴凉的地方，秋冬之际安放在墙根背风向阳之处。接待的都是贩夫走卒普通大众。也有一路剃头的师傅，把理发工具包个布包夹在腋下，走街串巷，到老百姓家里为老人孩子服务。剃头的不讲究吆喝，手里都拿着一样专用的响器，来召唤人们理发。把窄长钢板对弯，两头锉尖靠拢，形同镊子，底下焊上一个把手。用的时候左手持把儿，右手用一个钢棍于钢板之间由下向上滑动，冲开两个靠拢的尖头，由于钢棍与钢板之间的摩擦和钢板的颤动共鸣，产生出一种“锵啷啷……”的音响。虽然不甚响亮，却也余音袅袅，半条胡同都能听到，任你是深宅大院也能把主顾唤出来。因此它有一个专用的名字叫“唤头”。 这种东西现在已不常见，只有少数民俗收藏家把他当作宝贝。
　　《残冬京华图》里把这个打着唤头的剃头匠画得惟妙惟肖，不为别的，他正是画家的儿时玩伴——“骡子”。
　　“骡子”——不知道他的大号，只是因为他爱打架，打起架来横冲直撞，又踢又咬，粗野得像头骡子。所以玩伴们送他一个外号叫“骡子”。“骡子”一家五口，祖孙三代，租住在大杂院一间小南屋里。他爺爷和父亲都是剃头的，指着手艺走街串巷给人剃头养家糊口。奶奶和娘给人家缝补浆洗，也能贴补家用。虽是贫苦人家，倒也能吃饱穿暖。“骡子”家里三代单传，到了“骡子”这儿，更是“千顷地里一棵苗，好吃不好刨”的独子，爷爷奶奶娘老子视若掌上明珠一般。虽是小户人家，娇养惯纵一点不差。
　　这年年下，我的二舅和三舅（画家王大观的二哥、三哥）穿着姥姥做的新棉袄在胡同里玩耍，不知怎的和“骡子”发生了冲突，动起手来。都是十来岁的小子，正是三天不打上房揭瓦的时候，仨人在胡同里就打成了一锅粥。要说是打虎的亲兄弟，上阵的父子兵，可顶不住“骡子”凶狠健壮，俩打一个愣没占着便宜。混战之后，二位舅舅灰头土脸不说，身上的新棉袄也被撕咬出了几个大口子，露出了崭新的棉花。那时穷人家的孩子过年能穿上新棉袄实属不易，头一回上身就被撕出了大口子，可算是出了大事。二舅为人老实憨厚，挨了打往家里跑。姥姥一见浑身是土一脸伤痕不说，新做的棉袄也撕破了，知道又是跟人家打架了，不容分说就是一顿好打。三舅自幼为人狡猾，从不吃眼前亏。一见棉袄撕破了，哪敢回家呀，扭头就往“骡子”家跑。一进门就哭着叫奶奶、大妈，你们家“骡子”打我，还把我娘新做的棉袄给咬破了。“骡子”平常在外边没少惹祸，娘老子虽说娇惯，却从来不护犊子。一见三舅一身是土、满脸泪痕，袄袖子上撕了个大口子，露着棉花，就知道是“骡子”干的好事。赶紧过来哄着，紧着说：“骡子”太浑，小兄弟在一起玩，哪能动手啊！等他回来大妈打他给你出气！说着奶奶把棉袄给脱下来，细针密线地缝好，不仔细看都看不出是补过的。大妈给洗干净了手脸，穿上棉袄。奶奶和大妈一边一个，领着给送回了家。一进门就赔不是，我们“骡子”不听话，把您家老二、老三打了，还把棉袄撕破了。我们穷人家赔不起，给您细细地缝补上了，您可多担待，回头我们好好管教他。我姥姥本就是个热心肠，再加上北京人讲理讲面，立马就说：都是街里街坊住着，您可千万别提“赔”字，那么说就外道了。孩子在一块玩儿，打闹也是常事，您可千万别难为孩子。说着还把人家的针线活计夸赞了一番。自此，一天乌云全飘散，三舅也没挨上打。只可怜我二舅，里外不是人，吃亏带挨打，都占齐了。要不怎么说性格决定命运呢！
　　光阴荏苒，日月如梭。转眼之间，半大小子长成了大人，儿时的玩伴各自都有了自个的营生。“骡子”继承祖业，干起了剃头匠，依旧是走街串巷。二舅到车行学徒，学着修理汽车，夏天一身臭汗，冬天一身油泥。用老人家自己的话说，老实人就是受罪的命。不过在那个年头，能学修汽车已经是不错的职业了，得找买卖人家作铺保才能进去学徒。三舅聪明，书也读得好，考进了铁路，在北京火车站做站夫。这在那年头可是铁杆庄稼，铁路制服一穿，别提多神气了。那年头穷人都是租房住，我姥爷又经常失业，家里孩子多，付不起房租就得搬家。我们家四九城搬了好多次家，和“骡子”一家也就慢慢失去了联系。 　　话说就到了1942年了，正是小日本侵略中国的第5个年头。古老而美丽的北京城也笼罩在一片恐怖与灰暗的气氛中，膏药旗、刺刀枪、大狼狗是北京街头最刺眼的东西。中国的好东西都被小日本掳走了，老百姓连混合面都吃不上。有人得了“霍痢拉”，没等断气就被日本鬼子拉到城外活埋了。这一天，我三舅正在火车站外铁道边查车，忽然听见有人叫“三兄弟！三兄弟！”声音特别耳熟。寻声找去，在紧锁的闷罐车厢门缝里伸出一只手，压低声音喊着“三兄弟！三兄弟！我是骡子！”三舅这才发现闷罐车敢情拉的是一车人！抬头看去，门缝里“骡子”虽然身量五大三粗，可声音相貌依然儿时模样，忙着问：“哎呦！您这是怎么话说的？”“骡子”带着哭腔说：“我一早出来做活，走在胡同里就让日本鬼子抓了劳工了。听说是要送到日本去，我们家还不知道呢！三兄弟，劳您驾给我爷爷、奶奶、爹妈送个信儿吧！我们家还在老地方住。”话音未落，那边有鬼子和警察走过来了，三舅赶紧装着继续查车走开了。回头望着那一节节闷罐车，里面装的全是抓来的劳工，都是像“骡子”这样的普通老百姓。谁没有父母妻子？这一去不要说骨肉分离，到了日本哪还有个好儿呀！心里难过，可是没办法，自己没这份能耐，救不了他们。
　　到晚上下班，赶紧奔到老院，找到“骡子”的家。这一家人听到信儿都傻了，撕心裂肺地哭啊。三舅没法儿劝，说什么都多余。从此之后直到日本投降，就再也没有听到过“骡子”的音信。就这样生生让日本鬼子把这千顷地的一棵苗给毁了，把这一家子老实巴交北京人一生的希望给毁了。后来听说，“骡子”的爷爷没过多久就死了，奶奶哭瞎了眼睛，他父亲得了疯病，成天价在胡同里找儿子。一家人只靠他母亲缝穷养活，没多久就死的死亡的亡，没了音信。
　　何止這一家人呀！日本鬼子在中国，在亚洲，烧杀淫掠干尽了伤天害理的事。直到今天，这些日本鬼子仍然狼性不改，不但不认罪，还要占我们的钓鱼岛。它们的政客还要求世界上的人们，以后不要叫它们“小日本”。我看这些视人命如草芥，淫妇女作游戏，劫掠烧杀无恶不作，只向强权低头，不向良善让步的东西，一天不洗心革面，一天就不具人格。它们只能在人格以下，甚至不如畜生，永远是“日本鬼子”。
　　可怜这位老实善良的剃头匠——让日本鬼子折磨死在异国他乡。他被抓走时还没成亲，更别提后代了，连个大号后人都不知道。谨以此文纪念这位普通善良的北京人，并以此警醒我们的后人。
　　编辑/宋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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