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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贫困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重要的基础性和阶段性目标，也是当前中国社会最核心的集体目标。在历经多次政策调整后，“精准扶贫”被作为核心举措加以实践，而这一措施只有当贫困人口逐步减少到一定程度之后才有效。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财富的积累和分配一直沿着“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大部分地区，然后达到共同富裕”的路子进行，精准扶贫正是在改革开放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其最终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在这一过程中，数量庞大的农民群体是脱贫攻坚的主要对象和主力军。
文学作为现实生活的反映，忠实地表征着社会之变，中国人民从“一穷二白”到逐步解决温饱问题再到“奔小康”，这一伟大的民族自强过程鲜活地投射在文学书写中。乡土文学之所以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主流，根源在于中国有着深远的农耕文明传统，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大国，农村和农民是社会的主体;即使进入新世纪，“农业结构依然是中国社会的主体结构”。随着中国现代化程度的不断加深，虽然“传统乡土社会的生活方式和价值系统大面积解体了”，甚至有些学者提出乡土叙事已经“终结”了的论断，但是关于乡村的书写显然没有、也不可能“终结”，农村题材或与乡村生活有关的作品仍然大量出现在作家笔下。
这其中，农民生存问题一直是作家关注的焦点，也成为一些作品的叙事语境和叙事目标。从延安时期以来至“十七”年时期，中国文学力主反映不断“进步”的农村生活，通过新旧时代的对比，呈现新政权、新社会的建立给农民和农村带来的巨大变化，表明道路选择的必要性和正确性。受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指引和鼓舞，解放区出现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暴风骤雨》《白毛女》《王贵和李香香》《漳河水》等一大批作品;建国初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被确立为文学创作的基本原则，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下，书写农村阶级斗争成为农村题材创作的基本范式，先后出现了《三里湾》《李双双小传》《山乡巨变》《创业史》等作品。这些作品在政治主题要义的背后，都隐含着另外一个命题，即农民的生存和生活问题，在被称作“三红一创”“保山青林”的八部革命题材小说中，有六部同时表达着这一主题，比如《红旗谱》中的“反割头税”运动，表现的就是旧时代农民的悲苦生活。进入新时期之后，一大批充满农村生活气息的作品出现在文坛上，如《新星》《李顺大造物》《陈奂生上城》《古船》《白鹿原》等，它们无不全部或部分聚焦农民的命运。
切入文本内部分析，在上述这些作品中，农民虽然获得了“当代文学的主体地位”，这只是因为他们的身份和贡献获得了肯定，但反映出的生活境遇并没有大的改观：对他们在旧社会的生活描写中，他们是社会的最底层，缺乏基本的生产生活资料，没有土地，很多乡土小说围绕土地问题产生的矛盾展开故事;农民始终处在为温饱、疾病、人身安全等生存问题担忧、奔波的境遇中，命途多舛。进入新社会，由于社会生产力低下，又伴随城乡差距的不断拉大，他们仍然面临比较严峻的生存压力，由此也激发出改变命运的迫切愿望和行动。在铁凝的《哦，香雪》中，北方山村台儿沟的小姑娘香雪和凤娇，通过以物易物的方式用山里产的核桃、鸡蛋、大枣换回山村少见的挂面、火柴，以及自己喜欢的发卡、香皂等物品;香雪为了换到一个铅笔盒坐过了站，却没有钱买回程车票，不得不走三十里路回家。香雪这个形象表达了山里人对山外文明的向往，以及摆脱山村封闭落后贫穷的迫切心情，但其家庭的经济背景和经历也反映了当时农民的生活状况。
近几年来，伴随着农村形势的变化和农民生活的改变，在有关乡村的书写中出现新的趋势。
首先，对农民精神世界的探求让位于对新生活方式的表现。《哦，香雪》更大的价值在于借台儿沟的一角，反映进入改革开放的中国社会走出历史的阴影，摆脱封闭、愚昧和落后，迈向开放、文明与进步的痛苦与喜悦，小说旨在以唯美的风格探讨人物幽微而又热烈的精神世界。乡村的现代化显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了不断尝试和探索，在强大的传统力量的影响下，农民对新生活到来时的不理解、不适应迟滞了这一进程，《陈奂生上城》里的主角陈奂生入住招待所一节堪称典范。在文学书写中，农民精神和心理的细微感受通过他们与城市或新生活方式的接触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和充分，因此，描写农民进城后的所闻、所感和所做所为的作品大量出现，这一主题几乎被类型化。“打工文学”中有大量这一题材的作品，王十月的《关卡》讲述农民进城的经历，以此质疑城市限制农民工进城的种种制度，作者借人物之口直白表现农民工对幸福生活的向往：“谁也无权指责我们这种行为，谁都有过上幸福生活的权利。”表达了农民的心声。如果说新时期对农民面对新生活的描写侧重于探究精神层面的变化，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城乡一体化步伐的加快，无论从生活方式、生活条件和思想观念方面，城乡之间的差距不断缩小，农民在时代生活中的身份焦慮感在降低。尽管现实的变化与传统伦理道德的规范并不一致，但他们仍然在矛盾和纠结中走向开放，表现在文本中，改变命运的强烈愿望被改善生活的日常实践所代替，文学书写更多地将视角转向他们对新生活的接受和顺从。
付秀莹的《陌上》将人物的日常生活行动作为小说的结构性支撑，将现实生活中人的生活目标作为人物的奋斗方向，从而使人物的愿望与现实生活中农民的理想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促进农民持续增收是国家的大政方针，更是农民的具体追求。可以说，在当下的农村，发家致富是每一个、每一户农民的梦想，无论是经商办企业、种植养殖或者外出打工，农民莫不是围绕这一点来谋划自己的人生。在小说中，大全、增志创办了皮具厂，难看一家人则开了小饭馆，会开懂医术办起了诊所，秋保和国欣夫妇开了小卖铺，小鸾则利用自己的手艺揽裁缝活，就是师婆小别扭媳妇“叫银花的”也利用迷信赚些进项，香罗则在城里开起了发廊，每个人都在为了生计而拼搏。香罗在外开发廊，在村子里与大全保持着瞹昧关系，小说并没有直写她如何经营发廊，但是笔墨之间隐隐透出她做一些见不得人的生意，“发廊白天做头发，晚上就神秘了”，因此在村子里并没有好名声。这样一个背离传统道德的女性，芳村人却不自觉地向往起她的生活：“芳村的女人们，鸡一嘴鸭一嘴的，是说笑的口气，听上去，仿佛是看不上，却又有那么一点酸溜溜的味道。香罗的衣裳，是引领芳村时尚新潮流的。香罗的头发，香罗的首饰，香罗的化妆品，都是芳村女人们学习的榜样。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芳村女人们的语气，都渐渐一致了，话里话外，全是奉承的意思。” 其次，用现代意识反思农民生活成为写作的价值选择。乡村题材写作极少有在乡者的表达，真正以农民身份从事文学创作的少之又少，大部分熟悉乡村生活的写作者已经是“农裔城籍”，接受了城市现代生活的写作者“努力尝试探索新的城乡观念和叙述姿态”。他们从乡村现场抽离出来，以历史的眼光看到了农民的思想变化，因此为他们笔下的人物注入了现代意识。当下文学作品中的农民已不再是保守、愚昧、狭隘的形象了，他们在剧烈变化的日常中对环境、自我和传统表达着个人的意见。在很多文本中，这种反思主动而又明显，显现出作者对日渐衰败的乡村生活急迫的痛惜和吊挽情绪。
经济发展、农村生活水平提高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突出矛盾是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反思发展对环境的破坏成为乡村题材写作中的基本价值立场。叶炜的《富矿》有深刻的现实依据，毫无节制的矿业开发对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造成无法挽回的毁坏，再加上开发者一味追求经济效益忽视矿工安全等原因，在前几年，“带血的煤炭”已成举国之痛。在苏北鲁南的煤矿被采挖一百年后，麻庄人深刻感受到了潜在的威胁：“那些密密麻麻的巷道，走也走不到头，像一个个巨大的迷宫和陷阱。咱们麻庄人每天都生活在陷阱之上。”这种状况终于受到客观规律的责罚，连续几年干旱，连女人的乳汁也变成了黑色。随之而来的，是极具象征意义的官婆在求雪仪式中倒地身亡。小说在表达乡村文化传统衰败的同时，深刻批判了“竭泽而渔”式的开发造成的环境灾难。蔡家园的《松垮纪事》是一部回忆故乡的长篇散文，作者在回忆童年的美好经历时将故乡现在的面貌作为参照系，作品中描写了乡村环境被破坏后的惨状：“玉带一样的秀溪干枯了，河床上堆满了各种颜色的塑料袋、瓶子、罐子，就像一条又脏又皱的抹布。池塘里的水发绿了，别说喝，就连涮衣服都有一股臭味。”上文提到的《陌上》也不乏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庄稼变成厂房、树木变成汽车”一直让作者耿耿于怀。
乡村书写中的另一个重要方向是对乡村政治生态的反思。现代性思潮逐渐影响到乡村，农民的人本思想和自我意识不断提升，他们开始通过反思个人在社会尤其是乡村基层权力结构中的位置来确认自我的权益，这反映在对基层政治生态的描写上。《陌上》将乡村权力运作纳入批判的视阈中，同时也表达了个体在其中的无力感。春米与村干部建信的关系事实上以“权色交易”的方式存在，为了维系与村干部——意即权力的关系，公婆居然鼓动自己的儿媳与其他男人发生不正当关系，这是严重违反乡村伦理道德的行为。为了利益不择手段，弃人性与乡约而不顾，这从一个侧面折射出经济利益引导下的乡村变革面临巨大的道德危机。而作为春米个人，她之所以能够放下自己，除了自身的懦弱性格，还有建信可以满足自己作为女人正常心理和生理需求的一面，这似乎可以被看作人本觉醒的表现。
此外，乡村生活被纳入“文化化”的过程，对农民生活愿景的表达超越了对艰苦生活的记忆。在城与乡二元对立的观念框架下，对乡村的书写尽管有田园牧歌式的向往和怀恋，但农民生存的艰难和生活的艰辛是隐藏在优美画面背后的潜台词：在上世纪四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之间出现的文本中，农民几乎是所有“苦难叙事”中的主角，对苦难的记忆和对原因的批判彰显着对新生活道路的信心。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的进步，农村状况得到根本改善，饥饿、疾病和不安全感都不再对大部分农民的生存和生活构成威胁，贫困局限在了少数人中，社会对苦难和贫穷的集体记忆已经淡化。由于隔了时间和历史的屏障，作家对历史的想象已经脱离了个人经验和个人感受，更多地将乡村当作传统文化的承袭之地，乡村生活成为传统文化的象征，过去的苦难和贫困经历时间的沉积后一并成为“传统文化”的内容。
张好好的《布尔津光谱》和《禾木》借回忆在地处边疆的故乡的童年生活展开故事，作者使用了唯美、抒情的笔调，将边疆开发的苦难经历消解在优美的自然风光和尽管复杂但却充满温馨的亲情中。过去的贫苦生活被审美化，成为构成故乡历史和个人心灵成长史的文化元素。叶炜的另一部作品《后土》是展望农村生活前景的作品，书写了四代村干部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艰苦历程。小说通过不同人物之间的对立，反映了当下农村的复杂矛盾，并试图为新农村建设的政策增添注解。尽管有批判性成分在，但小说将农村当下的变化看作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四代干部之间存在着精神上的联系，在第四代身上将农村引向了新时代。刘青松是一个传统道义的维护者，曹东风则是一个投机主义和利己主义者，前任村支书王远是一个腐败分子;上一代的矛盾纠葛与异见在下一代得到化解，麻庄获得了无限生机。小说还通过知识分子的堕落（大学生的混乱生活、小学教师道德败坏）和外来宗教在农村活动中对传统信仰的冲击表达了作者的担忧，但最终作者通过旅游项目开发、新民居工程建设等提供了关于新农村的近景想象。
脫离贫困，衣食无忧，像城里人那样过上小康生活是农民世代的梦想，如今这一梦想已成既定现实。这一伟大的社会进步实践为文学提供了丰富的“源头活水”，当代文学史也以其审美的方式反映和建构起了一幅中国农民依靠勤劳的双手改变命运的壮阔历史。脱贫攻坚进入“精准扶贫”阶段，关于乡村的书写以现实主义精神观照现实生活和农民的精神世界，必将获得新的主题和内容，创作出新的篇章。
文学作为现实生活的反映，忠实地表征着社会之变，中国人民从“一穷二白”到逐步解决温饱问题再到“奔小康”，这一伟大的民族自强过程鲜活地投射在文学书写中。乡土文学之所以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主流，根源在于中国有着深远的农耕文明传统，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大国，农村和农民是社会的主体;即使进入新世纪，“农业结构依然是中国社会的主体结构”。随着中国现代化程度的不断加深，虽然“传统乡土社会的生活方式和价值系统大面积解体了”，甚至有些学者提出乡土叙事已经“终结”了的论断，但是关于乡村的书写显然没有、也不可能“终结”，农村题材或与乡村生活有关的作品仍然大量出现在作家笔下。
这其中，农民生存问题一直是作家关注的焦点，也成为一些作品的叙事语境和叙事目标。从延安时期以来至“十七”年时期，中国文学力主反映不断“进步”的农村生活，通过新旧时代的对比，呈现新政权、新社会的建立给农民和农村带来的巨大变化，表明道路选择的必要性和正确性。受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指引和鼓舞，解放区出现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暴风骤雨》《白毛女》《王贵和李香香》《漳河水》等一大批作品;建国初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被确立为文学创作的基本原则，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下，书写农村阶级斗争成为农村题材创作的基本范式，先后出现了《三里湾》《李双双小传》《山乡巨变》《创业史》等作品。这些作品在政治主题要义的背后，都隐含着另外一个命题，即农民的生存和生活问题，在被称作“三红一创”“保山青林”的八部革命题材小说中，有六部同时表达着这一主题，比如《红旗谱》中的“反割头税”运动，表现的就是旧时代农民的悲苦生活。进入新时期之后，一大批充满农村生活气息的作品出现在文坛上，如《新星》《李顺大造物》《陈奂生上城》《古船》《白鹿原》等，它们无不全部或部分聚焦农民的命运。
切入文本内部分析，在上述这些作品中，农民虽然获得了“当代文学的主体地位”，这只是因为他们的身份和贡献获得了肯定，但反映出的生活境遇并没有大的改观：对他们在旧社会的生活描写中，他们是社会的最底层，缺乏基本的生产生活资料，没有土地，很多乡土小说围绕土地问题产生的矛盾展开故事;农民始终处在为温饱、疾病、人身安全等生存问题担忧、奔波的境遇中，命途多舛。进入新社会，由于社会生产力低下，又伴随城乡差距的不断拉大，他们仍然面临比较严峻的生存压力，由此也激发出改变命运的迫切愿望和行动。在铁凝的《哦，香雪》中，北方山村台儿沟的小姑娘香雪和凤娇，通过以物易物的方式用山里产的核桃、鸡蛋、大枣换回山村少见的挂面、火柴，以及自己喜欢的发卡、香皂等物品;香雪为了换到一个铅笔盒坐过了站，却没有钱买回程车票，不得不走三十里路回家。香雪这个形象表达了山里人对山外文明的向往，以及摆脱山村封闭落后贫穷的迫切心情，但其家庭的经济背景和经历也反映了当时农民的生活状况。
近几年来，伴随着农村形势的变化和农民生活的改变，在有关乡村的书写中出现新的趋势。
首先，对农民精神世界的探求让位于对新生活方式的表现。《哦，香雪》更大的价值在于借台儿沟的一角，反映进入改革开放的中国社会走出历史的阴影，摆脱封闭、愚昧和落后，迈向开放、文明与进步的痛苦与喜悦，小说旨在以唯美的风格探讨人物幽微而又热烈的精神世界。乡村的现代化显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了不断尝试和探索，在强大的传统力量的影响下，农民对新生活到来时的不理解、不适应迟滞了这一进程，《陈奂生上城》里的主角陈奂生入住招待所一节堪称典范。在文学书写中，农民精神和心理的细微感受通过他们与城市或新生活方式的接触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和充分，因此，描写农民进城后的所闻、所感和所做所为的作品大量出现，这一主题几乎被类型化。“打工文学”中有大量这一题材的作品，王十月的《关卡》讲述农民进城的经历，以此质疑城市限制农民工进城的种种制度，作者借人物之口直白表现农民工对幸福生活的向往：“谁也无权指责我们这种行为，谁都有过上幸福生活的权利。”表达了农民的心声。如果说新时期对农民面对新生活的描写侧重于探究精神层面的变化，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城乡一体化步伐的加快，无论从生活方式、生活条件和思想观念方面，城乡之间的差距不断缩小，农民在时代生活中的身份焦慮感在降低。尽管现实的变化与传统伦理道德的规范并不一致，但他们仍然在矛盾和纠结中走向开放，表现在文本中，改变命运的强烈愿望被改善生活的日常实践所代替，文学书写更多地将视角转向他们对新生活的接受和顺从。
付秀莹的《陌上》将人物的日常生活行动作为小说的结构性支撑，将现实生活中人的生活目标作为人物的奋斗方向，从而使人物的愿望与现实生活中农民的理想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促进农民持续增收是国家的大政方针，更是农民的具体追求。可以说，在当下的农村，发家致富是每一个、每一户农民的梦想，无论是经商办企业、种植养殖或者外出打工，农民莫不是围绕这一点来谋划自己的人生。在小说中，大全、增志创办了皮具厂，难看一家人则开了小饭馆，会开懂医术办起了诊所，秋保和国欣夫妇开了小卖铺，小鸾则利用自己的手艺揽裁缝活，就是师婆小别扭媳妇“叫银花的”也利用迷信赚些进项，香罗则在城里开起了发廊，每个人都在为了生计而拼搏。香罗在外开发廊，在村子里与大全保持着瞹昧关系，小说并没有直写她如何经营发廊，但是笔墨之间隐隐透出她做一些见不得人的生意，“发廊白天做头发，晚上就神秘了”，因此在村子里并没有好名声。这样一个背离传统道德的女性，芳村人却不自觉地向往起她的生活：“芳村的女人们，鸡一嘴鸭一嘴的，是说笑的口气，听上去，仿佛是看不上，却又有那么一点酸溜溜的味道。香罗的衣裳，是引领芳村时尚新潮流的。香罗的头发，香罗的首饰，香罗的化妆品，都是芳村女人们学习的榜样。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芳村女人们的语气，都渐渐一致了，话里话外，全是奉承的意思。” 其次，用现代意识反思农民生活成为写作的价值选择。乡村题材写作极少有在乡者的表达，真正以农民身份从事文学创作的少之又少，大部分熟悉乡村生活的写作者已经是“农裔城籍”，接受了城市现代生活的写作者“努力尝试探索新的城乡观念和叙述姿态”。他们从乡村现场抽离出来，以历史的眼光看到了农民的思想变化，因此为他们笔下的人物注入了现代意识。当下文学作品中的农民已不再是保守、愚昧、狭隘的形象了，他们在剧烈变化的日常中对环境、自我和传统表达着个人的意见。在很多文本中，这种反思主动而又明显，显现出作者对日渐衰败的乡村生活急迫的痛惜和吊挽情绪。
经济发展、农村生活水平提高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突出矛盾是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反思发展对环境的破坏成为乡村题材写作中的基本价值立场。叶炜的《富矿》有深刻的现实依据，毫无节制的矿业开发对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造成无法挽回的毁坏，再加上开发者一味追求经济效益忽视矿工安全等原因，在前几年，“带血的煤炭”已成举国之痛。在苏北鲁南的煤矿被采挖一百年后，麻庄人深刻感受到了潜在的威胁：“那些密密麻麻的巷道，走也走不到头，像一个个巨大的迷宫和陷阱。咱们麻庄人每天都生活在陷阱之上。”这种状况终于受到客观规律的责罚，连续几年干旱，连女人的乳汁也变成了黑色。随之而来的，是极具象征意义的官婆在求雪仪式中倒地身亡。小说在表达乡村文化传统衰败的同时，深刻批判了“竭泽而渔”式的开发造成的环境灾难。蔡家园的《松垮纪事》是一部回忆故乡的长篇散文，作者在回忆童年的美好经历时将故乡现在的面貌作为参照系，作品中描写了乡村环境被破坏后的惨状：“玉带一样的秀溪干枯了，河床上堆满了各种颜色的塑料袋、瓶子、罐子，就像一条又脏又皱的抹布。池塘里的水发绿了，别说喝，就连涮衣服都有一股臭味。”上文提到的《陌上》也不乏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庄稼变成厂房、树木变成汽车”一直让作者耿耿于怀。
乡村书写中的另一个重要方向是对乡村政治生态的反思。现代性思潮逐渐影响到乡村，农民的人本思想和自我意识不断提升，他们开始通过反思个人在社会尤其是乡村基层权力结构中的位置来确认自我的权益，这反映在对基层政治生态的描写上。《陌上》将乡村权力运作纳入批判的视阈中，同时也表达了个体在其中的无力感。春米与村干部建信的关系事实上以“权色交易”的方式存在，为了维系与村干部——意即权力的关系，公婆居然鼓动自己的儿媳与其他男人发生不正当关系，这是严重违反乡村伦理道德的行为。为了利益不择手段，弃人性与乡约而不顾，这从一个侧面折射出经济利益引导下的乡村变革面临巨大的道德危机。而作为春米个人，她之所以能够放下自己，除了自身的懦弱性格，还有建信可以满足自己作为女人正常心理和生理需求的一面，这似乎可以被看作人本觉醒的表现。
此外，乡村生活被纳入“文化化”的过程，对农民生活愿景的表达超越了对艰苦生活的记忆。在城与乡二元对立的观念框架下，对乡村的书写尽管有田园牧歌式的向往和怀恋，但农民生存的艰难和生活的艰辛是隐藏在优美画面背后的潜台词：在上世纪四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之间出现的文本中，农民几乎是所有“苦难叙事”中的主角，对苦难的记忆和对原因的批判彰显着对新生活道路的信心。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的进步，农村状况得到根本改善，饥饿、疾病和不安全感都不再对大部分农民的生存和生活构成威胁，贫困局限在了少数人中，社会对苦难和贫穷的集体记忆已经淡化。由于隔了时间和历史的屏障，作家对历史的想象已经脱离了个人经验和个人感受，更多地将乡村当作传统文化的承袭之地，乡村生活成为传统文化的象征，过去的苦难和贫困经历时间的沉积后一并成为“传统文化”的内容。
张好好的《布尔津光谱》和《禾木》借回忆在地处边疆的故乡的童年生活展开故事，作者使用了唯美、抒情的笔调，将边疆开发的苦难经历消解在优美的自然风光和尽管复杂但却充满温馨的亲情中。过去的贫苦生活被审美化，成为构成故乡历史和个人心灵成长史的文化元素。叶炜的另一部作品《后土》是展望农村生活前景的作品，书写了四代村干部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艰苦历程。小说通过不同人物之间的对立，反映了当下农村的复杂矛盾，并试图为新农村建设的政策增添注解。尽管有批判性成分在，但小说将农村当下的变化看作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四代干部之间存在着精神上的联系，在第四代身上将农村引向了新时代。刘青松是一个传统道义的维护者，曹东风则是一个投机主义和利己主义者，前任村支书王远是一个腐败分子;上一代的矛盾纠葛与异见在下一代得到化解，麻庄获得了无限生机。小说还通过知识分子的堕落（大学生的混乱生活、小学教师道德败坏）和外来宗教在农村活动中对传统信仰的冲击表达了作者的担忧，但最终作者通过旅游项目开发、新民居工程建设等提供了关于新农村的近景想象。
脫离贫困，衣食无忧，像城里人那样过上小康生活是农民世代的梦想，如今这一梦想已成既定现实。这一伟大的社会进步实践为文学提供了丰富的“源头活水”，当代文学史也以其审美的方式反映和建构起了一幅中国农民依靠勤劳的双手改变命运的壮阔历史。脱贫攻坚进入“精准扶贫”阶段，关于乡村的书写以现实主义精神观照现实生活和农民的精神世界，必将获得新的主题和内容，创作出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