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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与“话语”是一组叙事学概念，最早由法国叙事学家托多罗夫提出。“故事”，涉及叙述了什么，包括事件、人物以及背景等。“话语”涉及如何叙述，包括各种叙述形式和技巧。叙事学视野中，叙事虚构作品——包括小說、电影等艺术在内——是相对独立自足的整体。因此，叙事学家在叙述虚构作品内部区分了“故事”与“话语”这组概念，将研究的目光集中于作品本身，对于创作者以及外部影响相对忽视。叙事学由此不免与语境有些脱离。但是专注于文本，也解决了一个广大读者更为关心的问题：这篇小说到底写得好不好？作家对于素材的处理方式在叙事学分析中一览无佘，因此可以直观地分析这种处理方式，是否合适，是否达到了作家预期的效果。
谢国兵的短篇小说《黑鲤》在“故事”维度中，是颇为吸引人的。小说以名为“黑鲤”的缅甸船员出逃为主线进行叙述。小说的主要叙事眼光集中于“我”，远洋船上的三副，是“黑鲤”的主管。“黑鲤”的伙伴不明原因地长期高烧，在船上引起了恐慌。“黑鲤”为了救助伙伴，不惜多次违反规定，尝试强行带伙伴下船。“我”则负责破坏“黑鲤”的计划。故事最后以船长受其感动，网开一面放其逃跑收尾。
然而，纵观作家对于素材的处理，并没有很好地发挥其潜力。作者本身就是远洋船长，对于出海途中发生的各种事件自然了然于心。本篇小说，作者意图突破以往创作的模式，着力于人物的描写，以人物带动情节。但是作者对于“黑鲤”的塑造并不成功。作家使用过分直接的形容词来描写“黑鲤”，说其具有“野性而内敛的力量”，描写其内心“有一套自己的规则”。小说开头就讲述“黑鲤”对伙伴大打出手，作家描述其“打得毫不手软、理直气壮”，实际上已经反映出“黑鲤”的无视规则与野性特征，作者不需要在后文中特意点出。汪曾祺在论及人物塑造时认为，“人物的身上没有作者为了外在的目的强加于他身上的东西”，人物塑造才算成功。“黑鲤”是一个缅甸船员，缺少现代文明的洗礼，因此保留了人的原始野性。而对于这种野性的挖掘，应该通过作者细致入微的细节与情节描述来达成，而不是作者直接告诉读者。由于作家过早地在文本中使用“野性”、“野性地”等词汇，“黑鲤”的人物形象迅速变得刻板。他在拯救伙伴中表现出可贵的人道主义情怀，却在野性的描述里荡然无存。
本篇小说的叙事结构也存在瑕疵。小说采用的是倒叙，以“我”在海上追逐“黑鲤”的场景作为引子，回忆“黑鲤”来到船上之后的种种表现。按照小说已经呈现的结构，大致推测作家的意图在于先制造悬疑的开头（“我”为什么要追“黑鲤”），然后逐步建构“黑鲤”的性格，最后读者恍然大悟，感叹“黑鲤”野性的力量。然而，在小说倒叙与正叙即将缝合的关键之处，作家却插入了一段关于“黑鲤”逃跑的原因论述（“黑鲤”是因为伙伴高烧无法得到救治所以试图离开）。至此，作家前文精心布置的悬疑气息戛然而止，而小说实际上还有很大的篇幅。事实上，当读者无法理解“黑鲤”的行为动机之时，才是野性最强的表现时刻。何为野性？就是与主流的文明相异，然而作家迫不及待地为“黑鲤”洗清了“罪过”，让野性的发生，失去了根源。如若这论述能够放在小说的结尾，以“我”的视角轻描淡写地提一笔，效果或许会更好。
叙事结构层面还存在一个小问题，作家疏于把握好作家与文本的关系，以致破坏了结构的完整性。“话语”层面作家要考虑的是如何叙述“故事”，但不意味着作家要直接来到情节之中。小说的叙事视角是“我”，船上的船员，事件的亲历者。但是小说在倒叙结束的时候，加入了一句“这样就出现了文章开头时的情节”，此句直接破坏了小说整体的叙事结构。第一人称的“我”在任何隋况下都不会完成如此的表述。作家的形象在此略显喧宾夺主，读者阅读至此，猛然意识到在“我”的叙事者之外，还有真实的作家在操控这一切。小说的真实感完全丧失了。事实上此句话若是能够直接去掉，倒叙与正叙之间的缝合，本身是非常合理的。
前文提及，小说的“故事”层面，即情节是比较吸引人的。但是在人物的塑造层面，尚可商榷。“我”的叙事视角，是作家在创作时非常成功的选择。疑问在于，是否有必要对“我”也进行人物形象的塑造。“黑鲤”第一次逃跑被抓后，被关在密室里，而后再次逃脱。“黑鲤”如何从密室逃脱，是小说中的疑点之一。作家将“我”处理成帮助他逃脱的人。小说结尾“黑鲤”的彻底逃脱，也是“我”协助的。作家还通过“我”的言语，表达船长与公司不是对“黑鲤”的伙伴置之不理，反而是“大伤脑筋”。这类描写似乎有些多余，甚至让人觉得“黑鲤”是无理取闹。毕竟小说的目的在于塑造“黑鲤”的人物形象，“我”其实仅仅充当叙事者即可，不要与叙述的对象有太多的距离感。
概而言之，《黑鲤》小说在“话语”层面，即如何叙述以“黑鲤”为主的素材时，部分考虑尚可斟酌。作家在描述人物，推进情节发展以及人物的设置方面，都含有太多自己不合时宜的介入，以致于没有能够“贴近人物来写”，小说的“故事”与“话语”不免显得割裂。小说创作聚焦于人物，将人物视为小说的核心是非常不错的想法，但是在创作方式的选择与使用层面，作家还可以更多构思，让小说的“话语”与“故事”完美相衬。
谢国兵的短篇小说《黑鲤》在“故事”维度中，是颇为吸引人的。小说以名为“黑鲤”的缅甸船员出逃为主线进行叙述。小说的主要叙事眼光集中于“我”，远洋船上的三副，是“黑鲤”的主管。“黑鲤”的伙伴不明原因地长期高烧，在船上引起了恐慌。“黑鲤”为了救助伙伴，不惜多次违反规定，尝试强行带伙伴下船。“我”则负责破坏“黑鲤”的计划。故事最后以船长受其感动，网开一面放其逃跑收尾。
然而，纵观作家对于素材的处理，并没有很好地发挥其潜力。作者本身就是远洋船长，对于出海途中发生的各种事件自然了然于心。本篇小说，作者意图突破以往创作的模式，着力于人物的描写，以人物带动情节。但是作者对于“黑鲤”的塑造并不成功。作家使用过分直接的形容词来描写“黑鲤”，说其具有“野性而内敛的力量”，描写其内心“有一套自己的规则”。小说开头就讲述“黑鲤”对伙伴大打出手，作家描述其“打得毫不手软、理直气壮”，实际上已经反映出“黑鲤”的无视规则与野性特征，作者不需要在后文中特意点出。汪曾祺在论及人物塑造时认为，“人物的身上没有作者为了外在的目的强加于他身上的东西”，人物塑造才算成功。“黑鲤”是一个缅甸船员，缺少现代文明的洗礼，因此保留了人的原始野性。而对于这种野性的挖掘，应该通过作者细致入微的细节与情节描述来达成，而不是作者直接告诉读者。由于作家过早地在文本中使用“野性”、“野性地”等词汇，“黑鲤”的人物形象迅速变得刻板。他在拯救伙伴中表现出可贵的人道主义情怀，却在野性的描述里荡然无存。
本篇小说的叙事结构也存在瑕疵。小说采用的是倒叙，以“我”在海上追逐“黑鲤”的场景作为引子，回忆“黑鲤”来到船上之后的种种表现。按照小说已经呈现的结构，大致推测作家的意图在于先制造悬疑的开头（“我”为什么要追“黑鲤”），然后逐步建构“黑鲤”的性格，最后读者恍然大悟，感叹“黑鲤”野性的力量。然而，在小说倒叙与正叙即将缝合的关键之处，作家却插入了一段关于“黑鲤”逃跑的原因论述（“黑鲤”是因为伙伴高烧无法得到救治所以试图离开）。至此，作家前文精心布置的悬疑气息戛然而止，而小说实际上还有很大的篇幅。事实上，当读者无法理解“黑鲤”的行为动机之时，才是野性最强的表现时刻。何为野性？就是与主流的文明相异，然而作家迫不及待地为“黑鲤”洗清了“罪过”，让野性的发生，失去了根源。如若这论述能够放在小说的结尾，以“我”的视角轻描淡写地提一笔，效果或许会更好。
叙事结构层面还存在一个小问题，作家疏于把握好作家与文本的关系，以致破坏了结构的完整性。“话语”层面作家要考虑的是如何叙述“故事”，但不意味着作家要直接来到情节之中。小说的叙事视角是“我”，船上的船员，事件的亲历者。但是小说在倒叙结束的时候，加入了一句“这样就出现了文章开头时的情节”，此句直接破坏了小说整体的叙事结构。第一人称的“我”在任何隋况下都不会完成如此的表述。作家的形象在此略显喧宾夺主，读者阅读至此，猛然意识到在“我”的叙事者之外，还有真实的作家在操控这一切。小说的真实感完全丧失了。事实上此句话若是能够直接去掉，倒叙与正叙之间的缝合，本身是非常合理的。
前文提及，小说的“故事”层面，即情节是比较吸引人的。但是在人物的塑造层面，尚可商榷。“我”的叙事视角，是作家在创作时非常成功的选择。疑问在于，是否有必要对“我”也进行人物形象的塑造。“黑鲤”第一次逃跑被抓后，被关在密室里，而后再次逃脱。“黑鲤”如何从密室逃脱，是小说中的疑点之一。作家将“我”处理成帮助他逃脱的人。小说结尾“黑鲤”的彻底逃脱，也是“我”协助的。作家还通过“我”的言语，表达船长与公司不是对“黑鲤”的伙伴置之不理，反而是“大伤脑筋”。这类描写似乎有些多余，甚至让人觉得“黑鲤”是无理取闹。毕竟小说的目的在于塑造“黑鲤”的人物形象，“我”其实仅仅充当叙事者即可，不要与叙述的对象有太多的距离感。
概而言之，《黑鲤》小说在“话语”层面，即如何叙述以“黑鲤”为主的素材时，部分考虑尚可斟酌。作家在描述人物，推进情节发展以及人物的设置方面，都含有太多自己不合时宜的介入，以致于没有能够“贴近人物来写”，小说的“故事”与“话语”不免显得割裂。小说创作聚焦于人物，将人物视为小说的核心是非常不错的想法，但是在创作方式的选择与使用层面，作家还可以更多构思，让小说的“话语”与“故事”完美相衬。